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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祖 第1831章 旧税制下的地方现状

    第1831章 旧税制下的地方现状

    “楚州如此,其他地方情况又是如何?”赵普沉默了下,不由感慨了下,语气不经意间流露出少许沉重,一边走着,一边吩咐道:“稍后你把楚州的政况民情,事无巨细,给我讲一遍!”

    赵普步伐都急切了几分,赵承宗赶忙跟上,应道:“是!”

    云楼,乃是山阳港最大的酒楼,食宿一体,档次不低,同时也是港内最高的建筑。客房之内,窗户大开,倚窗而坐,可以纵览港内的阑珊之景。

    赵普面色沉稳,一边赏景,一边饮茶,一边认真地听着赵承宗关于楚州各项事务的汇报。当然,赵承宗也是有一定聪明觉悟的,也感受到了赵普最关心的是什么,因而对楚州的土地、财税问题讲得尤其清楚。

    仅从纸面上而言,楚州的土地兼并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户们隐藏的土地几与在册相当,甚至还要超过,这已经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准。

    但是楚州在土地上的阶级与经济矛盾,并不算尖锐,这得益于楚州良好的基础条件。即便以在册田亩数量来说,人均耕地也有近七亩,虽然这个数据意义不大,但总是具备一定参考价值。

    一条运河,一条淮水,一片洪泽,带给楚州百姓的好处实在太大了,即便那些地主大户们占了大头,剩下的汤汤水水,也足够自耕农们活下去。

    当然,由于淮河不时犯病,时有天灾,再加上总有经营不善者,楚州的土地兼并趋势依旧明显,直接买卖兼并乃至强取豪夺是有的,但那些隐匿的土地,更多来源却是地主们的主动开荒。

    但即便把各种不利因素都算上,楚州的民情都还算稳定,没有地的农民,可以去当佃户,可以去务工,甚至是出海闯荡,总归有条活路。

    而在税收上,楚州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大,且不提土地的产出,一条淮扬运河就足够上全州上下的日子过得舒服了,因此转嫁给普通农户身上的压力,也就相对轻松。

    关于土地兼并的问题,楚州官府自然不可能毫无察觉,但却很少干预,不愿意去触碰利益集团是一方面,楚州政况民生没有大问题,也是一方面,正常情况下,能够相安无事,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招惹是非,这也是官僚的特征之一,维稳本就是他们治理地方的责任之一。

    而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矛盾,只要还能压制,不造成大的纷乱,那就是稳定,稳定就代表太平无事。何况,还有两税制这项法条可以解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就意味着土地兼并本就是合法的。

    仅从汉法而言,唯一可以指责的,便是土地大规模的隐匿现象,这往往意味着逃税漏税的情况,是在侵害朝廷官府的利益。

    但这个问题,对楚州而言,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些年,对于道司分配下来的税收任务,楚州往往是足额上缴,除非天灾等特殊情况,从来没短过。

    又不得不提朝廷税制的弊处了,两税法下,由中枢到地方,层层摊派,实则带有一定包税的性质。虽然朝廷制定一系列计税依据,但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完全按照朝廷那些条条框框来。

    而土地、财产之多寡,贫富之差,既然肉眼可见,但事实上很难具体量化,其参考属性自然大大降低。而各地官僚收税,最终形成了层层摊派、层层剥削的情况,而主要针对对象,自然是那些好欺负、好剥削的平民百姓,如农、牧、渔户,以及小手工业者。

    至于朝廷制定的那些计税依据,在各地具体落实之中,也渐渐形同虚设,早期在朝廷严刑峻法之下,或许还有所收敛,但官僚们的堕落速度是超乎人想象的,随着承平日久,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而地方官员掌握的治权本就不小,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抛开两税,自己另搞一套。

    这种情况,在开宝二十四年的当下,已然十分普遍,全国各地都是这般。对于此等乱象,朝廷不是不了解,也不是不管。

    只是,过去之时,朝廷最看重的就是财税,最顾忌的就是各地财税收不上来,刘皇帝当年的集权改革,财权就是一大重点。

    如今,各地官府,根据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保质保量地收缴上交,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官吏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中枢朝臣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看法,只要别搞得太过分,激出民怨,闹出乱子

    楚州这边,也不能“免俗”。开宝二十三年,由财政司制定,淮东道分派下来,楚州的税额在三十一万贯,对于寻常州县而言,这可是一笔重税。

    但偏偏楚州不是一般州县,耕地众多,地况良好,水利发达,产出巨大,同时享受着运河带来的利益,商税充足。因为临海,渔盐之利也得到一定的开发,过去这些年,占城稻以及棉花种植,都在楚州得到推广,这些都是来钱的东西。

    因此,区区三十一万贯,对楚州而言,实在不算什么,即便有困难了,地方上的“贤达”们随便挤一挤,就足够州府完成任务。

    楚州的情况这么好,道司那边自然是满意了,不会提出其他要求,至于土地问题,就更不看在眼里了。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道司分下来三十一万的税额,楚州的官僚们又岂会只收这么多?显然是不可能的。

    按照大汉最新的财税分配原则,中枢占一半,留道两成,余下三成则归下属州县的行政支用。但地方的官府们,又岂会本分地按着这个额度来?

    事实上,整个税赋链条中,出了上缴中枢的那五成外,自道司以下,全都有一个多拿多占的心理。道司觉得两成不够,要占更多,州府扛不住道司的压力,自然向下属县、乡施压,一层层压迫下来,基层收税,自然怎么高怎么来。

    而楚州这边,在去年实际收取的税钱,足足有四十万贯,刨除该上缴的中枢与道司的固定部分,剩下的也足以让州里过得滋润,而具体到县乡,真正收取的税钱,显然也远不止四十万贯。

    官僚嘛,往往就是这样的,朝廷定下一个税额,在实际征税的过程中,层层盘剥压榨下来,他能搜刮出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数量。

    赵承宗算是有一定节操的了,为政比较克制,但也不是完全按照朝制规定而来,即便他想,也挡不住全州官僚、权贵的意志,只能尽量维持,避免过度盘剥治下百姓,免生民乱。

    而楚州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下去,但其他道州可就未必了,毕竟,全天下没有多少州府能有楚州这样优渥的条件,远的不说,就淮西的那些穷困州县,那里情况才严重。

    并且,越是穷困的地方,刮起地皮来,就越狠。尤其是那些一心只顾迎合上意,完成任务,同时满足官僚、地主阶层贪欲的官僚,做起事来,就更加耸人听闻了。

    大汉的监察系统辅以两个特务组织,其监控能力是远超历朝历代的,但即便如此,难以对地方做到面面俱到的监控。

    朝廷过去即便处置一些做得过分的人,但也只是触及皮毛,大环境并未影响的。轰轰烈烈的吏治运动,处理了那么多官员,但新接替的人,仍旧按照过往的模式,治政驭民收税,同样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这样的情况下,收到的情报越多,了解的东西越多,那些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现状,如能让刘皇帝睡得安稳,又如何能不痛下决心,向财税系统动刀子,推动税制改革。

    且不管新税制会带来多少好处,又会产生什么弊处,甚至对于时下官府压榨地方的现状并不能做到根本改变,但至少通过这么一场改革,能把已经暴露出的弊端好好地清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