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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祖 世宗篇23 官钱粮盐

    如果说当今天子刘文济在帝国哪里的民意支持率最高,那么绝不是帝国最为核心的统治区域京畿,也不是山阳、燕北那些名义上有血脉联系的地方,而是东南吴会之地,尤其是江南道。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刘文济能在江浙得到这般大的民心拥护,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且绝不只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数年的蛰伏。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在江南期间,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其中有对江南文化风俗的鼓励与尊重,有对中下层僚吏士民的怜悯与体恤,还有对东南农商手工业发展的认可与支持。

    有此三者,刘文济也自然而然获得了江南道主要阶级的认同与拥护,登基以来,即便有些整饬官场、民生的动作,对地方造成了一定动荡,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当经历的阵痛。而仅仅通过废除康宗时代对东南地区的那些贡献,就足以俘获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时期帝国全面性的恢复发展中,也是江浙地区,势头最猛。当然,平心而论,这只是江浙地区多年积累后的正常爆发,而刘文济朝廷中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维持一个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够,毕竟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种“过分”的奢望。就这样,朝野之间已经有一大波人在夸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时,刘文济也是大汉帝国历代皇帝中毁誉最多的,评价之杂,甚至显得有些割裂,毕竟,朝里朝外还是有一大波人并不从心里认同并信服他这个皇帝。

    但在江浙,当銮驾降临之时,在整个东南世界引起的反响,也是极其热烈的。江浙的权贵与官僚们,明里暗里组织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没在东南士民热情洋溢的欢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只可惜,刘文济从来都是一个主意很正的人,虽感其热情,但并不为江南的喧闹与乱话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办。用刘文济的话讲,他出巡是为了视察政治民情,而非游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点关注的事务,官吏的选拔、考察与培养事宜,他过问尤多,尤其是娄江学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刘文济专门就此发表讲话,并对其中表现突出者,提出表扬与赞赏。

    在上海时,刘文济驾临江海关总税务司,亲自接见税务总监下属的税务处长的梁同海,听取他关于江海关税务政情的汇报。在这方面,刘文济可是个行家里手,当年他可是在江海关总监下挂职锻炼过的。

    这梁同海,就是娄江学院第一期毕业学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属吏,爬到江海关税务处长,正六品的官职,这已经是出类拔萃了。当然,也是此人赶上了“第一期”的时遇优势。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养选拔之外,贪腐问题也吏治管理中一个避不开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江浙的问题,严重程度同样居全国前列,这当然也是富庶地区的通病。

    经济发达、贸易旺盛的地方,权贵豪绅云集、富商大贾扎堆,也最容易滋生腐败与权钱交易。同样是在江海关,在武德司、御史监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着皇帝南巡之际,揪出了一连串的贪官污吏。

    江海关下属那些位卑权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之事,只需在进出口贸易的监管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轻易挣到“泼天财富”。

    作为大汉帝国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的风气与大汉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传统的、光怪陆离的事物在这里都能出现,就连贪污腐败,都显得“别具匠心”。

    受各种流言传说的影响,在许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着黄金的城市,商业的属性拉满,再保守的人在这里也不避讳谈钱,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已经诞生了,但那些人间罪恶、阴影与污秽,同样也笼罩着这座城市,尽松江与长江二江水都冲刷不掉。

    至于皇帝驾临前后对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顿,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在大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几个人更属正常。

    这座大汉帝国最魔幻的都市,任何个人的生死荣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这座城市还在,围绕着此城形成的那套规则还在运行,他繁荣就不会褪色。

    那场整顿过后,官场内外,相关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来职位,变化之剧如上海,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的,这不禁是机遇,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势与地位。

    论对上海市的了解,刘文济绝对是大汉帝国少数看得比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临此地,即便开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动摇。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最终会发展到怎样一种形态,而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中枢要加强对此地的监管控制。

    要说东南官场在腐败问题上,还有一点尤为突出,那就是官、义二仓的亏空,当然,这个问题非东南独有,从朝廷建立、完善并落实仓储制度开始,就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对于地方官僚来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钱粮物资在仓场里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猫见了咸鱼不伸爪子还要难受。

    关于“二仓问题”的整治,在雍熙时代伴随着“赈贷制度”的调整完善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清理行动,效果显着,最终填补了大量亏空,给国家追回了不少损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长的时间下来,也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又积累了怎样深重的弊病。贪腐亏空,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最让刘文济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为,其手段可是让人叹为观止。他们也不贪不拿,只是利用官仓公储中的粮米盐布来做生意,钱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更多价值,东西也一样。

    那些物资,如果躺在仓库里,就永远只是一堆死物,价值只会减不会增。但若是将之贩卖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价值,同时创造的额外的经济效益,还能填补衙门支出,给僚吏们发些福利。

    至于那些物资本身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与赈济责任,在没有紧急事况发生时,也凸显不出来,真有问题了,那还有其他办法解决,永远不要小看官僚开动脑筋的能力。

    至于朝廷的监察,也不必过于担心,有的是漫天过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点在于,要把财富流动起来,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至于流动过程中出现的人财物力的成本,也能轻松转嫁出去,于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顺记在行政支出下,就那粮食来说,仓库检查、陈粮翻晒,这些可都是需要付出人财物力的......

    不过,这种做法,总归是违法的,若是过去,或许只能交给一些商贾,通过他们的渠道变卖,也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东南操持此事的官僚们,也找到了一些很合适的买家。

    比如安东、高丽、日本三国,东南鱼米之乡,产自东南的精细米,在三国上层权贵阶级从来都供不应求,即便是一般的糙米,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对三国而言,这些基础的生存物资,都很稀缺。

    而对那些官府来说,只要把东西装船、运走,出港之后,风险也就迅速降到最低,毕竟出了海的东西,基本查无可差,只需把屁股底下料理干净即可......

    于是,仅仅盗卖官储这一项,就在江,浙挖出了一条庞大的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官商吏都杀了不少,朝廷执法以及幕后权贵两方一齐动手,斩断了不少链条枝节,但链条背后究竟牵扯了多少人与利益,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可谓是震动东南,甚至广传天下,然而其余道州的官僚听了,震慑于朝廷严厉惩戒的同时,内心之中也难免生出一股异样:原来,还能这么干,还得是东南那些同僚会玩,自己那些盗卖国财、挪用公款、贪污自肥的手段,实在失之简单粗暴、吃相难看,钱生出来的钱才是聪明、安稳的富贵......

    就像上海女教师事件,在全民批判指责、甚嚣尘上的同时,谁又能说得准,有多少lsp在暗地里羡慕那个男同学,把自己代入到“黄毛+学生”的角色中呢?

    于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官僚就开始发散思维,考虑如何借鉴东南之事,像闵粤这样的沿海地区,照抄即可,至于其他道州,就需要结合本地形势了。

    历史从来都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有一即有二,也不要去奢望杜绝、消灭什么的。于皇帝刘文济而言,经历东南之事后,最大的总结教训只有一点,官僚的思想教育、德行操守,还得加强,绝不能忽视罔顾这一点。除了吏部的考察培养,礼部的教育要求,宣慰司的宣扬传播,都得跟上......

    返程途中,銮驾又特地在淮南东道逗留许久,不是贪恋扬州的繁花似锦,而是一个字:盐。

    大汉帝国的盐业中心在哪里,毫无疑问在淮南东道,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河北海盐、河东矿盐、西北青白盐、剑南井盐都有所发展,并且产量获得了不小的提升,但这些地方的盐矿业加起来,也只能勉强和淮东盐打个平手。

    在淮东,有最密集的盐场、盐池,产量规模整个帝国无出其右;有最先进的制盐技术,各种新颖有效的验卤、结晶办法,各种提高生产率的工具与容器,打捞、保存、运输方面的优势,都是全国领先;还有基础庞大的经验丰富的盐民,在淮东沿海地区,得益于传统习惯,几乎每个农渔民,都有一手制盐的技术,即便很多人只掌握效率低下的煎炼法,但都为淮东盐业提供了最充足的人才资源。

    朝廷对淮东盐业也格外重视,在沿海州县盐场悉设盐监进行管理,又在杨州设立大监,进行总监、协调,“扬州总监”更是从三品的级别,只比扬州知府低一级。

    到建隆元年,天下盐池(场)共出盐七百余万石,淮东盐就占其半,这可是差不多两亿斤食盐,这样产量与规模,是亘古未有。

    朝廷通过制定盐法,对盐业实行严格控制,收获了丰富的税利,而淮东道官府,即便不提其他基础税收,仅靠盐利,日子就能过得十分滋润,何况其他农渔、水利、交通条件都不差。

    因此,伴随着盐业空前、快速、繁荣发展,再兼运河之利,淮东也一直是帝国经济版图上的一大巨头,扬州能成为排名全国前列的城市,坊间也有一种说法,说它是“淮盐”供养出来的。

    但在盐业上取得空前繁荣与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需理性地看待其中伴随着的问题,土地盐碱化这种自然环境变迁的问题就不提了,这不是当前这个时代该顾忌的东西。

    关键在于,一味的取用,而不知节制、保护、修缮,沿海堤岸又年久失修,海潮倒灌的情况时有发生,淹没田亩倒是其次,主要是对沿海农渔盐民百姓的生计,对制盐业的影响越来越重。

    面对海堰颓败的问题,刘文济曾以此问淮东布政使张纶,从他口中得知,上一次大规模修缮淮东海堤,竟是兖国公王朴在任时,而那,已经是快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便是如此,淮东百姓,广受其利,也为几十年后淮东盐业的大爆发,打下的扎实的基础。如果不仔细去了解研究,是很难想象,兖国公王朴在任的那些年间,究竟为当地做成了多少的事情,涉及的可真是方方面面。

    而即便有王朴打下的基础,七十年风雨潮涌,也足以再让淮东官民忍受堤溃潮灌之苦,对沿海堤坝的修筑,也必须提上日程了。

    于是,刘文济没有再究问以前的事,而是直接给布政使张纶下制令,要求他组织人物力,沿海筑堤,务必保障淮东百姓的正常生计,保障淮东盐业的稳定发展......

    筑堤款项的问题,由财政司与淮东道各出一部分,工程上的问题,也可寻工部支持。给足了支持,同时也给足了压力,另外,刘文济还把侍御史范仲淹留下,作为天子钦差,监督淮东海堤的工程进展,因为范仲淹乃是皇帝身边第一个向他陈述淮东海堤利害的人。

    堤岸荒废,可以修筑加固,但围绕着帝国盐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是必不可免的,而长久以来,围绕着帝国盐业(尤其是运输、销售改制之后)诞生了庞大而复杂的利益集团,也已渐渐对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官府内部的腐败堕落,来自盐商们的侵蚀,幕后权贵们的攫利,中下层“盐产业者”间的搏命与厮杀,私盐的泛滥......辉煌背后,有着数不清的乱象与利益纠缠,还有更多让人触目惊心的罪恶。

    而最直观呈现出的一点,便是即便帝国食盐产量已经很高,开历史之先河,依旧不够吃,市面上的盐价仍旧很高,比之当初盐制改革时,翻了快一倍了(斗盐110文),很多地方百姓依旧吃不起盐。

    这其中,固然有人口增长、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利益集团躺在上边吸血,显然是更为真实而深刻的原因,而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大汉朝廷......

    题外话,淮盐虽然产量冠绝天下,但帝国的上层权贵们,包括皇室在内,基本不吃,他们都吃西北的青白盐,或者河东矿盐,这些才是品质优良的精细盐。海盐?那是庶民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