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第80章 逐利而行，多生怨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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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思想长河中，孔子的言论始终如高悬的明灯，穿透历史的迷雾，为后人指引着价值选择的方向。“放于利而行，多怨”，这短短七字的箴言，以凝练而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将利益作为唯一行动准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进行行为决策敲响了警钟。在当今时代，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当逐利成为社会的普遍生存法则，由此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也如潮水般涌来，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深入挖掘这句箴言的内涵，对于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坚守本心、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儒家义利观溯源：“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思想根基
（一）义利之辨的历史脉络
儒家的义利之辨，发端于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那是一个思想激荡、学说林立的时代。不同学派围绕义与利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观点。墨家秉持 “兼相爱，交相利” 的理念，认为义与利并非对立，而是相互统一的，人们可以通过彼此关爱、相互帮助来实现共同利益，这种思想强调了群体利益的重要性；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将利益视为驱使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在他们看来，严刑峻法和利益诱惑能够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不过法家思想相对忽视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儒家在这场思想交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且影响深远的义利观。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率先提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观点将义与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孔子并非完全否定利的存在价值，他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之常情，但他着重强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义的规范和约束。“放于利而行，多怨” 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它清晰地指出，如果仅仅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和行动准则，必然会引发他人的不满与怨恨，进而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扰乱社会的稳定秩序。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提出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当梁惠王询问如何使国家获利时，孟子坚定地强调，只有推行仁义之道，才能使上下有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深刻认识到，过分追逐利益会导致人们道德观念的沦丧，进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他的这种将义置于利之上的观点，成为了儒家义利观的重要特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汉代，董仲舒对儒家义利观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提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强调道德原则的纯粹性，他认为人们应该全身心地专注于践行道义，而不应过分计较功利得失。尽管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利的合理性有所忽视，但它凸显了儒家对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将道德提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为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内涵解析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中的 “放”，意为依据、凭借。这句话的核心要义在于，当一个人在行动过程中仅仅以个人利益为导向，完全忽视道德准则、伦理规范以及他人的利益时，必然会引发他人的不满与怨恨。这种怨恨的产生，根源在于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及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破坏。
从个体层面来讲，过度逐利会使人逐渐陷入自私自利的狭隘境地。在人际交往中，那些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往往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商业合作中，有的合作方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违反合同约定，擅自降低产品质量标准，以次充好。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合作伙伴遭受经济损失，还会严重破坏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引发对方强烈的怨恨，使得原本良好的合作关系走向破裂。
从社会层面分析，当功利主义思想在整个社会中泛滥，以利为先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时，社会秩序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为了争夺利益，可能会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从而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市场过热时期，一些开发商为了获取暴利，违规囤地、恶意哄抬房价。这种行为使得普通民众难以承受高昂的房价，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活压力剧增，从而引发社会的广泛不满与抱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历史长河中的利欲沉浮：“多怨” 的生动写照
（一）古代王朝兴衰中的逐利之鉴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漫长画卷中，众多王朝的兴衰更替都与 “放于利而行” 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秦朝的崛起，得益于商鞅变法中推行的重农战、奖军功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当时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使得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秦朝完成统一大业后，统治者却逐渐陷入了过度逐利的泥潭。秦始皇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大规模修建豪华宫殿如阿房宫，以及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这两项工程耗费了难以计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此同时，秦朝还实行严苛的赋税制度，百姓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压力，生活困苦不堪。这种以利为先、不顾百姓死活的统治方式，最终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陈胜、吴广率先揭竿而起，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强大一时的秦朝在短短十几年间便走向灭亡，二世而亡的结局令人唏嘘。
西晋时期，门阀士族之间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互倾轧、争斗不休，奢靡之风盛行。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便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缩影。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通过抢劫过往客商等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生活极度奢华，用蜡烛当柴烧，用丝绸铺设长达数十里的屏障来炫耀财富；王恺则得到晋武帝的支持，与石崇展开疯狂攀比。这种无休止的逐利行为和奢靡之风，使得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逐渐丧失。最终，西晋王朝在短短几十年间便走向衰败，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最终走向灭亡。
（二）历史人物的逐利与悲剧
在历史的舞台上，因逐利而身败名裂的人物不胜枚举。南宋时期的秦桧，为了个人的权势和利益，力主与金国议和，疯狂打压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秦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甚至不惜伪造证据，以 “莫须有” 的罪名残忍杀害了岳飞。岳飞一心抗金，收复失地，却因秦桧的一己私利而含冤致死。秦桧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愤怒与怨恨。他的名字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了世世代代人的唾弃。
明朝的严嵩，同样是一位典型的逐利权臣。他凭借着皇帝的宠信，把持朝政，大肆贪污受贿。严嵩父子在朝中卖官鬻爵，公然收受贿赂，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导致官场腐败丛生，官员们纷纷效仿，以权谋私，国家的治理陷入混乱，实力逐渐衰弱。严嵩的恶行最终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不满，在被弹劾罢官后，他的家产被抄没，自己也在穷困潦倒中悲惨死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成为了历史上因逐利而走向毁灭的典型人物。
三、哲学视角下的义利之思：对 “放于利而行” 的深度剖析
（一）伦理学维度的批判与反思
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中，“放于利而行” 的行为与功利主义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功利主义强调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目标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功利主义注重的是结果的善，希望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然而，“放于利而行” 往往是以个人利益为唯一出发点，这种行为忽视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属于狭隘的功利主义。它只关注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及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功利主义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道德行为应该基于内在的道德原则和义务，而不是受到外在利益的诱惑。康德提出的 “道德律令” 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动机是否符合普遍法则。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关键在于其动机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是否能够被所有人接受和遵循。“放于利而行” 的行为，其动机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这种动机不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不符合道德的普遍法则，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例如，在商业活动中，如果企业仅仅为了追求利润而忽视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利益，但从道德层面来讲，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了道德原则和义务。
（二）心理学层面的剖析与洞察
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过度逐利的行为与人类的心理机制紧密相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细致地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当人们过度关注物质利益时，往往是在努力满足较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求，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常常忽视了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种对需求层次的失衡追求，会导致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得空虚和匮乏，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同时，“损失厌恶” 心理在逐利行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损失的痛苦感受远远大于获得同等收益时的快乐感受，这种心理使得一些人在面对利益时，变得更加贪婪和冒险。以股票市场为例，一些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不顾风险，过度投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股票中。当市场出现波动时，他们又因害怕损失而盲目抛售股票，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这种过度逐利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纠纷，招致他人的怨恨，严重影响个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
四、当代社会的逐利困局：“多怨” 现象的现实映射
（一）商业领域的利益至上与信任危机
在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利益至上的观念盛行，许多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牺牲消费者权益和商业道德。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食品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使用劣质原料，甚至添加有害添加剂。其中，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三鹿集团为了提高奶粉的蛋白质检测含量，向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这种有害物质导致众多婴幼儿患上泌尿系统疾病，给无数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危机，使得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严重受挫，也让三鹿集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破产倒闭，同时还引发了整个乳制品行业的震动和反思。
虚假广告在市场上也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为了推销产品，夸大产品功效，欺骗消费者。某些美容产品宣称可以在短时间内让皮肤变得白皙、光滑，减肥产品声称无需运动和节食就能轻松瘦身，但消费者使用后却发现毫无效果，甚至对身体造成伤害。这些企业的逐利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与怨恨，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使得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变得更加谨慎和困惑。
（二）人际交往中的功利主义与情感疏离
在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功利主义思想日益严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交行为和人际关系。一些人在交友、合作等社交活动中，首先考虑的是对方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而不是基于真诚的情感和共同的兴趣爱好。在工作场所，同事之间为了争夺晋升机会，可能会相互竞争、勾心斗角，甚至不惜诋毁他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生活中，一些人对待朋友的态度取决于朋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当朋友失去利用价值时，便会被无情地抛弃。
这种功利主义的人际交往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得冷漠和疏离。人们不再能够感受到真挚的友情和温暖，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的猜忌和防范。当一方在交往中只索取不付出，或者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对方利益时，必然会引发对方的怨恨，导致人际关系破裂。例如，在一些商业合作中，合作伙伴在获得利益后，单方面撕毁协议，独占利益，这种行为会让对方感到被背叛和伤害，从而产生强烈的怨恨，原本的合作关系也会彻底破裂，甚至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三）社会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与矛盾冲突
在社会治理领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问题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城市建设，获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被拆迁群众的利益，补偿标准过低，安置措施不到位。被拆迁群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会采取上访、抗议等方式表达不满，导致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例如，在某些城市的旧城改造项目中，由于拆迁补偿不合理，居民与拆迁方发生多次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在资源分配方面，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失衡的问题。一些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一些贫困地区则面临着资源匮乏、发展滞后的困境。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均，容易引发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怨恨，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例如，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城市地区拥有先进的教学设施和优秀的教师队伍，而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则相对落后，这种差距使得农村学生在升学和未来发展中面临更大的困难，容易引发农村地区群众的不满和抱怨。
五、破局之道：走出逐利的困境，实现义利统一
（一）个人层面：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提升道德修养
对于个人而言，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避免 “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益虽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绝不能将其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在面对利益诱惑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底线，做到 “见利思义”。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义为重，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在面对工作中的利益诱惑，如不正当的回扣、虚假报销等，要坚决拒绝，坚守职业道德和个人操守。
提升道德修养是实现义利统一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道德智慧，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诚信之德和责任感。阅读《论语》《孟子》等经典着作，深入感悟儒家的义利思想，从古人的智慧中获得启示；参加道德讲堂、志愿服务等活动，在实践中践行道德准则，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只有当个人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在面对利益时，自觉地遵循义的规范，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企业层面：践行社会责任，追求可持续发展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应该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摒弃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要把产品质量和安全放在首位，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例如，一些知名的食品企业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检测体系，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生产、销售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同时，企业要关注环境保护，积极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一些新能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清洁能源产品，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排放，实现绿色生产。此外，企业还应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回馈社会。通过捐赠资金、物资，开展志愿服务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当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实现义利统一，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还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社会层面：完善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社会层面需要完善制度建设，为实现义利统一提供制度保障。政府应该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逐利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在商业领域，加大对制假售假、虚假广告等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在社会治理方面，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缩小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企业和个人的不诚信行为纳入信用档案，使其在市场准入、贷款融资、政策扶持等方面受到限制，以此倒逼市场主体遵守规则、诚信经营。
在税收制度方面，通过实施累进税制、遗产税等政策，调节过高收入，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征收环境税，引导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激励企业主动践行社会价值。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制度，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减少因生存压力而导致的过度逐利行为。
教育作为社会的基石，肩负着培养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学校教育应将义利观教育融入课程体系，不仅在思想政治课中深入讲解儒家义利思想，还可以在语文、历史等学科教学中，通过经典文学作品、历史故事等素材，引导学生思考义与利的关系。例如，在语文课堂上分析《水浒传》中梁山好汉 “义字当头” 的行为，探讨在现代社会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在历史课上讲述张謇 “实业救国” 的事迹，让学生理解企业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开展实践活动也是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有效方式。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如关爱孤寡老人、帮扶贫困家庭等，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奉献的快乐，增强社会责任感；鼓励学生参与模拟商业活动，在实践中学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明白追求利益必须以遵守道德和法律为前提。通过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使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抵御利益诱惑，坚守道德底线。
文化舆论的引导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应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弘扬正能量，宣传践行义利统一的先进典型。报道那些坚守诚信经营、积极回馈社会的企业故事，展现企业家的社会担当；讲述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 “见利思义” 的感人事件，如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让这些正能量故事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同时，对过度逐利、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进行曝光和批判，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形成 “以义为美，以利为末” 的社会价值导向。
社交媒体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防止低俗、功利化的信息传播，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鼓励网络创作者生产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正确价值观的优质内容，通过短视频、网络文学等形式，让义利观教育以更生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例如，制作以 “义利之辨” 为主题的系列短视频，邀请专家学者、道德模范进行讲解和分享，提高公众对义利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在国际交往中，“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智慧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国家之间的交往如果只看重短期利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行为，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抵制，破坏国际合作关系。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创新发展。倡导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合作，既促进了自身发展，也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实现了义与利的统一。
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各国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缩小南北差距，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其实现绿色转型。通过这种方式，推动世界各国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避免因过度逐利而引发国际矛盾和冲突。
从个人的修身立德，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再到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实现义利统一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孔子 “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箴言，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依然在当代社会熠熠生辉。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不能忘记道德的约束和社会责任的担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逐利的困境，构建一个充满公平正义、和谐友善的美好社会，让人类在物质丰富的同时，也能拥有高尚的精神家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思想长河中，孔子的言论始终如高悬的明灯，穿透历史的迷雾，为后人指引着价值选择的方向。“放于利而行，多怨”，这短短七字的箴言，以凝练而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将利益作为唯一行动准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进行行为决策敲响了警钟。在当今时代，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当逐利成为社会的普遍生存法则，由此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也如潮水般涌来，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深入挖掘这句箴言的内涵，对于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坚守本心、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儒家义利观溯源：“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思想根基
（一）义利之辨的历史脉络
儒家的义利之辨，发端于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那是一个思想激荡、学说林立的时代。不同学派围绕义与利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观点。墨家秉持 “兼相爱，交相利” 的理念，认为义与利并非对立，而是相互统一的，人们可以通过彼此关爱、相互帮助来实现共同利益，这种思想强调了群体利益的重要性；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将利益视为驱使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在他们看来，严刑峻法和利益诱惑能够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不过法家思想相对忽视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儒家在这场思想交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且影响深远的义利观。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率先提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观点将义与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孔子并非完全否定利的存在价值，他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之常情，但他着重强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义的规范和约束。“放于利而行，多怨” 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它清晰地指出，如果仅仅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和行动准则，必然会引发他人的不满与怨恨，进而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扰乱社会的稳定秩序。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提出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当梁惠王询问如何使国家获利时，孟子坚定地强调，只有推行仁义之道，才能使上下有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深刻认识到，过分追逐利益会导致人们道德观念的沦丧，进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他的这种将义置于利之上的观点，成为了儒家义利观的重要特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汉代，董仲舒对儒家义利观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提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强调道德原则的纯粹性，他认为人们应该全身心地专注于践行道义，而不应过分计较功利得失。尽管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利的合理性有所忽视，但它凸显了儒家对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将道德提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为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内涵解析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中的 “放”，意为依据、凭借。这句话的核心要义在于，当一个人在行动过程中仅仅以个人利益为导向，完全忽视道德准则、伦理规范以及他人的利益时，必然会引发他人的不满与怨恨。这种怨恨的产生，根源在于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及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破坏。
从个体层面来讲，过度逐利会使人逐渐陷入自私自利的狭隘境地。在人际交往中，那些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往往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商业合作中，有的合作方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违反合同约定，擅自降低产品质量标准，以次充好。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合作伙伴遭受经济损失，还会严重破坏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引发对方强烈的怨恨，使得原本良好的合作关系走向破裂。
从社会层面分析，当功利主义思想在整个社会中泛滥，以利为先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时，社会秩序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为了争夺利益，可能会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从而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市场过热时期，一些开发商为了获取暴利，违规囤地、恶意哄抬房价。这种行为使得普通民众难以承受高昂的房价，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活压力剧增，从而引发社会的广泛不满与抱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历史长河中的利欲沉浮：“多怨” 的生动写照
（一）古代王朝兴衰中的逐利之鉴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漫长画卷中，众多王朝的兴衰更替都与 “放于利而行” 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秦朝的崛起，得益于商鞅变法中推行的重农战、奖军功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当时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使得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秦朝完成统一大业后，统治者却逐渐陷入了过度逐利的泥潭。秦始皇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大规模修建豪华宫殿如阿房宫，以及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这两项工程耗费了难以计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此同时，秦朝还实行严苛的赋税制度，百姓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压力，生活困苦不堪。这种以利为先、不顾百姓死活的统治方式，最终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陈胜、吴广率先揭竿而起，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强大一时的秦朝在短短十几年间便走向灭亡，二世而亡的结局令人唏嘘。
西晋时期，门阀士族之间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互倾轧、争斗不休，奢靡之风盛行。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便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缩影。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通过抢劫过往客商等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生活极度奢华，用蜡烛当柴烧，用丝绸铺设长达数十里的屏障来炫耀财富；王恺则得到晋武帝的支持，与石崇展开疯狂攀比。这种无休止的逐利行为和奢靡之风，使得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逐渐丧失。最终，西晋王朝在短短几十年间便走向衰败，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最终走向灭亡。
（二）历史人物的逐利与悲剧
在历史的舞台上，因逐利而身败名裂的人物不胜枚举。南宋时期的秦桧，为了个人的权势和利益，力主与金国议和，疯狂打压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秦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甚至不惜伪造证据，以 “莫须有” 的罪名残忍杀害了岳飞。岳飞一心抗金，收复失地，却因秦桧的一己私利而含冤致死。秦桧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愤怒与怨恨。他的名字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了世世代代人的唾弃。
明朝的严嵩，同样是一位典型的逐利权臣。他凭借着皇帝的宠信，把持朝政，大肆贪污受贿。严嵩父子在朝中卖官鬻爵，公然收受贿赂，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导致官场腐败丛生，官员们纷纷效仿，以权谋私，国家的治理陷入混乱，实力逐渐衰弱。严嵩的恶行最终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不满，在被弹劾罢官后，他的家产被抄没，自己也在穷困潦倒中悲惨死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成为了历史上因逐利而走向毁灭的典型人物。
三、哲学视角下的义利之思：对 “放于利而行” 的深度剖析
（一）伦理学维度的批判与反思
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中，“放于利而行” 的行为与功利主义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功利主义强调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目标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功利主义注重的是结果的善，希望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然而，“放于利而行” 往往是以个人利益为唯一出发点，这种行为忽视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属于狭隘的功利主义。它只关注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及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功利主义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道德行为应该基于内在的道德原则和义务，而不是受到外在利益的诱惑。康德提出的 “道德律令” 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动机是否符合普遍法则。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关键在于其动机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是否能够被所有人接受和遵循。“放于利而行” 的行为，其动机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这种动机不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不符合道德的普遍法则，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例如，在商业活动中，如果企业仅仅为了追求利润而忽视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利益，但从道德层面来讲，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了道德原则和义务。
（二）心理学层面的剖析与洞察
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过度逐利的行为与人类的心理机制紧密相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细致地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当人们过度关注物质利益时，往往是在努力满足较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求，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常常忽视了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种对需求层次的失衡追求，会导致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得空虚和匮乏，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同时，“损失厌恶” 心理在逐利行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损失的痛苦感受远远大于获得同等收益时的快乐感受，这种心理使得一些人在面对利益时，变得更加贪婪和冒险。以股票市场为例，一些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不顾风险，过度投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股票中。当市场出现波动时，他们又因害怕损失而盲目抛售股票，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这种过度逐利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纠纷，招致他人的怨恨，严重影响个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
四、当代社会的逐利困局：“多怨” 现象的现实映射
（一）商业领域的利益至上与信任危机
在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利益至上的观念盛行，许多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牺牲消费者权益和商业道德。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食品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使用劣质原料，甚至添加有害添加剂。其中，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三鹿集团为了提高奶粉的蛋白质检测含量，向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这种有害物质导致众多婴幼儿患上泌尿系统疾病，给无数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危机，使得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严重受挫，也让三鹿集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破产倒闭，同时还引发了整个乳制品行业的震动和反思。
虚假广告在市场上也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为了推销产品，夸大产品功效，欺骗消费者。某些美容产品宣称可以在短时间内让皮肤变得白皙、光滑，减肥产品声称无需运动和节食就能轻松瘦身，但消费者使用后却发现毫无效果，甚至对身体造成伤害。这些企业的逐利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与怨恨，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使得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变得更加谨慎和困惑。
（二）人际交往中的功利主义与情感疏离
在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功利主义思想日益严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交行为和人际关系。一些人在交友、合作等社交活动中，首先考虑的是对方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而不是基于真诚的情感和共同的兴趣爱好。在工作场所，同事之间为了争夺晋升机会，可能会相互竞争、勾心斗角，甚至不惜诋毁他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生活中，一些人对待朋友的态度取决于朋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当朋友失去利用价值时，便会被无情地抛弃。
这种功利主义的人际交往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得冷漠和疏离。人们不再能够感受到真挚的友情和温暖，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的猜忌和防范。当一方在交往中只索取不付出，或者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对方利益时，必然会引发对方的怨恨，导致人际关系破裂。例如，在一些商业合作中，合作伙伴在获得利益后，单方面撕毁协议，独占利益，这种行为会让对方感到被背叛和伤害，从而产生强烈的怨恨，原本的合作关系也会彻底破裂，甚至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三）社会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与矛盾冲突
在社会治理领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问题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城市建设，获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被拆迁群众的利益，补偿标准过低，安置措施不到位。被拆迁群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会采取上访、抗议等方式表达不满，导致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例如，在某些城市的旧城改造项目中，由于拆迁补偿不合理，居民与拆迁方发生多次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在资源分配方面，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失衡的问题。一些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一些贫困地区则面临着资源匮乏、发展滞后的困境。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均，容易引发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怨恨，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例如，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城市地区拥有先进的教学设施和优秀的教师队伍，而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则相对落后，这种差距使得农村学生在升学和未来发展中面临更大的困难，容易引发农村地区群众的不满和抱怨。
五、破局之道：走出逐利的困境，实现义利统一
（一）个人层面：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提升道德修养
对于个人而言，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避免 “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益虽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绝不能将其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在面对利益诱惑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底线，做到 “见利思义”。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义为重，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在面对工作中的利益诱惑，如不正当的回扣、虚假报销等，要坚决拒绝，坚守职业道德和个人操守。
提升道德修养是实现义利统一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道德智慧，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诚信之德和责任感。阅读《论语》《孟子》等经典着作，深入感悟儒家的义利思想，从古人的智慧中获得启示；参加道德讲堂、志愿服务等活动，在实践中践行道德准则，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只有当个人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在面对利益时，自觉地遵循义的规范，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企业层面：践行社会责任，追求可持续发展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应该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摒弃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要把产品质量和安全放在首位，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例如，一些知名的食品企业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检测体系，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生产、销售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同时，企业要关注环境保护，积极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一些新能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清洁能源产品，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排放，实现绿色生产。此外，企业还应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回馈社会。通过捐赠资金、物资，开展志愿服务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当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实现义利统一，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还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社会层面：完善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社会层面需要完善制度建设，为实现义利统一提供制度保障。政府应该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逐利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在商业领域，加大对制假售假、虚假广告等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在社会治理方面，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缩小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企业和个人的不诚信行为纳入信用档案，使其在市场准入、贷款融资、政策扶持等方面受到限制，以此倒逼市场主体遵守规则、诚信经营。
在税收制度方面，通过实施累进税制、遗产税等政策，调节过高收入，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征收环境税，引导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激励企业主动践行社会价值。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制度，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减少因生存压力而导致的过度逐利行为。
教育作为社会的基石，肩负着培养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学校教育应将义利观教育融入课程体系，不仅在思想政治课中深入讲解儒家义利思想，还可以在语文、历史等学科教学中，通过经典文学作品、历史故事等素材，引导学生思考义与利的关系。例如，在语文课堂上分析《水浒传》中梁山好汉 “义字当头” 的行为，探讨在现代社会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在历史课上讲述张謇 “实业救国” 的事迹，让学生理解企业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开展实践活动也是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有效方式。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如关爱孤寡老人、帮扶贫困家庭等，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奉献的快乐，增强社会责任感；鼓励学生参与模拟商业活动，在实践中学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明白追求利益必须以遵守道德和法律为前提。通过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使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抵御利益诱惑，坚守道德底线。
文化舆论的引导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应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弘扬正能量，宣传践行义利统一的先进典型。报道那些坚守诚信经营、积极回馈社会的企业故事，展现企业家的社会担当；讲述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 “见利思义” 的感人事件，如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让这些正能量故事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同时，对过度逐利、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进行曝光和批判，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形成 “以义为美，以利为末” 的社会价值导向。
社交媒体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防止低俗、功利化的信息传播，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鼓励网络创作者生产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正确价值观的优质内容，通过短视频、网络文学等形式，让义利观教育以更生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例如，制作以 “义利之辨” 为主题的系列短视频，邀请专家学者、道德模范进行讲解和分享，提高公众对义利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在国际交往中，“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智慧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国家之间的交往如果只看重短期利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行为，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抵制，破坏国际合作关系。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创新发展。倡导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合作，既促进了自身发展，也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实现了义与利的统一。
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各国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缩小南北差距，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其实现绿色转型。通过这种方式，推动世界各国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避免因过度逐利而引发国际矛盾和冲突。
从个人的修身立德，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再到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实现义利统一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孔子 “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箴言，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依然在当代社会熠熠生辉。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不能忘记道德的约束和社会责任的担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逐利的困境，构建一个充满公平正义、和谐友善的美好社会，让人类在物质丰富的同时，也能拥有高尚的精神家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