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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年代:系统每天带我寻宝 第474章 小林与别人打架

    张大叔一边忙着把刚做好的家具往宿舍里搬,一边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笑着对小林她们说:

    “这木料都是队里废弃的老榆木,结实着呢,用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阳光透过窑洞顶上的小窗斜照进来,落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

    小林蹲在地上,轻轻抚摸着炕柜上的木纹,心里像揣了个暖炉。

    她连忙从蓝布口袋里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钱,数了数递过去:

    “大叔,您算算多少钱?”高晓燕也凑了过来,手里攥着买东西的钱,眼睛里满是感激。

    张大叔憨厚地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黝黑的脸上挤出几道朴实的褶子:

    “炕柜算五块,脸盆架子三块,椅子两块,一共十块钱就行。

    木料没花钱,不能多要。”

    他接过钱,仔细数了两遍,又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布袋,把钱小心翼翼地装进去,系好揣回怀里。

    临出门前,他又回头叮嘱:“有啥不合适的、想添点啥,随时去找我,别客气。”

    说完推着吱呀作响的独轮车,身影渐渐消失在黄土坡的拐角处。

    有了新家具,原本空荡荡的窑洞顿时有了家的模样。

    炕柜上摆上了叠好的被褥,脸盆架上搭着花毛巾,椅子挨着桌子放得整整齐齐。

    傍晚时分,张队长掀开门帘走进来,手里还提着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

    他环顾四周,见屋里收拾得亮堂,满意地点点头:

    “看来你们是打算在这里好好干了,这就对了。”

    他把红薯递给小林和高晓燕,继续说:“明天开始,你们就跟着队里的社员下地学干活。

    有啥不懂的就问,大伙儿都是实在人,都会帮你们的。”

    小林她们连忙点头应着,双手捧着温热的红薯,心里既有些期待,又有些忐忑。

    夜幕降临时,女生们躺在暖和的火炕上,

    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卷过黄土坡,虽然窑洞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墙上还糊着旧报纸,

    但想着白天张大叔的热忱、张队长的关照,还有那两件崭新的家具,都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小林侧过身,望着糊着报纸的窗户,月光透过报纸的缝隙洒进来,

    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一把星星。

    她悄悄想:或许在这里的日子,真的会慢慢好起来的。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队里的哨声就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小林她们赶紧爬起来,借着煤油灯的光穿好衣服,用冻得冰凉的水匆匆洗漱完毕,就跟着张队长往地里去。

    一路上,田埂上已经有了不少社员的身影,他们扛着锄头、背着筐,见了小林她们都热情地打招呼。

    “这是城里来的娃吧?”

    “看着细皮嫩肉的,能扛住地里的活?”

    “别担心,跟着我们学,不难!”有的大叔教她们辨认绿油油的麦苗和韭菜,

    有的大婶给她们讲地里的趣事——谁家的菜地种出了半尺长的黄瓜,哪块田的谷子去年收成最好。

    原本紧张的心情,在这一声声热络的话语里渐渐放松下来。

    到了地里,张队长给她们分配了任务:

    跟着妇女队长学间苗。

    妇女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婶,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头发用红头绳扎成个髻,手脚麻利得像阵风,说话也直爽:

    “这活不难,就是把太密的苗拔掉,让剩下的能好好长。

    你们看着我做就行。”

    她弯下腰,手指在苗垄间灵活地穿梭,只见她捏住一株弱苗轻轻一拔,留下的苗子间距匀称,根部还带着湿润的泥土。

    小林她们学得认真,蹲在地上盯着苗垄,屏住呼吸分辨哪株该留、哪株该拔。

    可一开始总把壮苗当成密苗拔掉,惹得大婶直笑:

    “傻丫头,这株叶子宽、根须壮,留着才能长结实!”

    她一边笑一边教,“你看这两株挨得近,就得拔矮的那棵,养分才够分。”

    小林她们听着点拨,慢慢摸到了诀窍,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熟练。

    太阳升高时,大家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片。

    大婶让她们到地头的老槐树下歇着,自己提着水壶走过来,给每个人倒了半瓢水:

    “刚学着干活别太卖力,悠着点,慢慢就习惯了。”

    中午回窑厂吃饭时,小林发现男生宿舍那边也热闹起来。

    原来张大叔也给他们送了家具,几张粗糙的木桌拼在一起,成了大家吃饭的餐桌。

    十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捧着粗瓷大碗吃着杂粮粥,有说有笑地聊着上午干活的趣事。

    “我把玉米苗当成草拔了,被大叔笑话了半天!”

    “妇女队长教我辨苗的时候,我蹲得太久,站起来眼前发黑,差点摔进沟里!”

    原本陌生的一群人,在这些哭笑不得的糗事里,渐渐有了家人般的亲切感。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黄土坡上的日出日落重复了一次又一次,

    小林她们的手上渐渐磨出了薄茧,脚下的布鞋也沾了层厚厚的黄土。

    可她们慢慢发现,生产队长派给她们的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天天加重了。

    刚开始只是间苗、除草这类轻省活,

    后来变成了挑水、施肥,再后来要跟着男社员一起割麦子、扛土豆。

    几个在家常干农活的女生还能适应,像小林这样从小在城里长大的,渐渐有些吃不消了。

    手上的薄茧磨破了,又长出新的血泡,沾了水就钻心地疼;

    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晚上躺到炕上,翻身都觉得费劲;

    下工的脚步也从最初的轻快,变得越来越沉重,再也听不到刚来时那叽叽喳喳的欢笑声了。

    这天收工回来,小林坐在炕沿上,看着自己布满血泡的手,突然有点想家了。

    想奶奶蒸的白馒头,热气腾腾的,咬一口能尝到淡淡的甜味;

    想妈妈在灯下给她缝衣服,针脚细密,还总说“丫头片子要穿得整齐些”;

    想哥哥每次从学校回来,总会变戏法似的掏出几块水果糖,塞到她手里说

    “小妹乖,哥给你带好吃的”。

    这些以前觉得再平常不过的事,现在想起来却像裹着蜜,甜得让人心头发酸。

    更让人难熬的是,乡亲们对她们的新鲜感渐渐淡了。

    毕竟农村的日子不易,每个人都在为生计奔波,没人再有闲心天天关照几个城里来的姑娘。

    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起初还有杂粮粥和玉米面饼子,后来变成了掺着沙子的野菜粥和硬得硌牙的黑窝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