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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两晋南北朝:三百年乱炖一锅 第859章 北齐文襄帝高澄:把军功联盟改装成国家机器的暴烈天才

    序幕:食盘底下的历史

    武定七年八月,邺城东柏堂。

    高澄二十九岁,坐在主位,面前摊着新朝官仪、禅代诏书草稿,还有一份排到“受禅大典当日站位”的名单。陈元康、杨愔、崔季舒围坐,门外的侍卫被遣得干干净净——接下来要谈的话,任何一句漏出去都够砍一颗脑袋。

    高澄心情不错。他刚说了句闲话:昨夜梦见那个厨奴拿刀砍我,晦气,回头处理掉算了。

    厨奴叫兰京,此时正端着一只食盘站在门外,盘底压着一把短刀。兰京本是梁朝勇将兰钦的儿子,被俘后配到高澄府上做膳奴。兰钦多次请求用重金赎回儿子,高澄不许。兰京自己申诉,高澄让人拿棍子打他,撂下一句极其要命的话:“更诉,当杀汝。”——再啰嗦,我就杀了你。兰京于是和六个同伙密谋。

    此刻他站在门外,把高澄那句“当急杀之”听得清清楚楚。

    后面的故事史书写得很短:兰京入内,高澄喝他退下,他又来;高澄怒骂“我未索食,何遽来”,兰京抽刀说“来杀汝”;高澄跳起来,脚绊伤了,往床底下钻;兰京把床掀翻,刀落。陈元康以身遮蔽高澄,与刺客搏斗,当夜死去;杨愔跑丢了靴子;崔季舒躲进了厕所。

    一个已经把东魏朝廷捏在掌心里的人,一个收复河南、饮马长江的人,一个让皇帝挨过拳头的人——准皇帝——最后被一张床和一只食盘结束了全部故事。他生前没坐上那把椅子;死后,弟弟高洋追尊他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

    这篇文章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差一步”的人:他用两三年把父亲留下的军功联盟压成国家机器,把勋贵、皇帝、敌将一件件摆进规矩里,却忘了给一个端盘子的厨奴留条活路。

    有些人用一生准备一把椅子,最后被一把刀拦住了。椅子还在,刀也还在。

    第一幕:一个“类我”的少年,和一次差点废掉他的私通

    高澄的起点,高得让所有人眼红。他是高欢的嫡长子,母亲娄昭君,生来聪明,“对政事有独到见解”。十岁招降高敖曹,十二岁娶了东魏孝静帝的妹妹元仲华,十五岁入朝辅政。这份履历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别人家的孩子”的终极形态。

    但高澄十五岁那年,差点把这一切弄丢。史书记了一笔极其难堪的事:十四岁时,趁高欢出征,他与庶母郑大车私通。事情败露的细节很有画面感:高欢回来,一个婢女告发,另外两个婢女作证。高欢大怒,“杖澄一百而幽之”,打了整整一百棍,关了起来。母亲娄昭君也被牵连,“隔绝不得见”。高欢甚至动了废世子的念头,想改立弟弟高浟。

    高澄慌了。他去找了一个人:司马子如。司马子如是高欢的布衣之交,说话有分量。他进宫见高欢,先装糊涂,说“我怎么好久没见嫂夫人了”,把话题引到娄昭君身上,然后开始算旧账:娄妃当年拿娘家的钱财贴补你,你在怀朔被打了背无完皮,她昼夜伺候;后来逃难并州,穷得烧马粪做饭、亲手做靴子。这份恩义,你说不要就不要了?至于那个婢女的话,“婢言不必信”。高欢被说动了,让司马子如重新审。司马子如转头就去找高澄,说了一句很妙的话:“男儿何意畏威自诬!”——你一个男子汉,干嘛因为怕你爹就自己认了?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教两个作证的婢女改口,逼那个首告的婢女自缢,回去报告高欢:“果然是假的。”高欢“大悦”,一家人抱头痛哭,“复如初”。司马子如因此得了黄金一百三十斤,高欢还说了一句:“全我父子者,司马子如也。”

    这件事的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暴露了高澄性格里的一根暗线,以及这根暗线是怎么被“养”出来的:他有一种极其强烈的“越过边界”的本能。十四岁越庶母的界,二十多岁越皇帝的界,二十九岁越皇位的界。每一次越过,他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郑大车事件之后,高欢没有真正惩罚他,司马子如帮他抹平了证据,他学到的不是“不能越界”,而是“越了界也有人兜底”。那个被迫自缢的婢女,是这件事里唯一真正付了代价的人。高澄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她。

    一个从小被兜底的人,长大后下手会特别果断,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承担过“越界”的后果。直到最后那一次,兜底的人不在了,他自己也不在了。

    被兜底长大的孩子,最危险的错觉是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摔。

    第二幕:一把叫崔暹的刀,和“四贵”的一夜白发

    547年,高欢死了。高澄接手的东魏,是一个表面光鲜、内里长满蛀虫的摊子。

    蛀虫的核心,叫“四贵”: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四个人都是高欢的旧部亲信,高欢坐镇晋阳,把他们留在邺城管朝政,“权势熏灼,专恣骄贪”,把朝廷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高欢不是不知道,但他念旧,下不了手。司马子如就是当年替他摆平郑大车事件的那个人,孙腾、高岳、高隆之,哪一个不是跟着他从怀朔一路走过来的老兄弟?

    高澄下得了手。他上位后重用了一个人:崔暹,任命为御史中尉。崔暹这个人,史书说他“颇好矜夸”,但干事利落,不怕得罪人。高澄给了崔暹一把刀,崔暹就真的砍了下去。

    砍得最狠的一刀,落在了司马子如身上。司马子如当时的职务是尚书令,以“丞相故人”自居,“意气自高”,和太师咸阳王元坦一起“贪黩无厌”。崔暹弹劾的奏章“无不极笔”,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高澄把司马子如收进监狱。关了一夜,司马子如的头发全白了。他在狱中写信给高澄,信里把自己的履历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当年我拄着拐杖从夏州来投奔你爹,你爹给了我一辆露车、一头小母牛,牛犊死在路上,只剩牛角,别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办法弄来的。言下之意:我跟着你爹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高澄看了信,大概有一瞬间的恻隐。但该削的官爵还是削了。高欢也从晋阳写信来,说“司马令,吾之故旧,汝宜宽之”,高澄“驻马行街”,在街上把司马子如从枷锁里放出来。司马子如出来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谢恩,是害怕,说了一句:“非作事邪?”——这不是要搞我吧?一个跟着高欢打天下的老臣,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关了一夜,放出来之后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还要搞我”。权力的温度,在这一刻降到了冰点。

    孙腾的遭遇更有画面感。朝会上他对高澄不够恭敬,高澄直接让左右把他从座位上拖下来,“以刀镮筑之”,拿刀柄抽了一顿,罚站在门外。高隆之被弹劾,免官。元坦以王爵“还第”。侯景当时还在朝,也被崔暹弹劾,后来果然反了。

    高欢也从晋阳写了一封信给邺城的勋贵们,说:崔暹在宪台,咸阳王和司马令都是我的布衣旧交,同时获罪,我都救不了,你们自己掂量。这封信的潜台词是:不是我不护着你们,是我儿子不护着你们,你们认了吧。

    这套操作的短期效果极好,中央权威一下子立起来了,朝野“肃然”。但高澄付出的隐性成本,史书用了一句话概括:“勋贵皆怨。” 四贵不是孤立的四个人,他们背后是整个跟着高欢打天下的军功集团。高澄用汉族文官去砍鲜卑勋贵,砍的是几个脑袋,寒的是一大片人心。

    而且,他连崔暹也没有真正保全。后来侯景造反,高澄“逼于诸将”,一度想杀崔暹来向勋贵们交代。崔暹自己大概也感觉到了,有一次去见高澄,故意把名刺掉在地上,高澄问怎么了,崔暹说“未得通公主”,高澄大悦,把着他的手臂进去见公主。崔季舒在旁边看得很准,说了一句:“崔暹以前恨我谄媚,现在他自己比我还会谄。”

    高澄活着的时候,勋贵们不敢动崔暹。高澄一死,高洋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崔暹和崔季舒各鞭二百,徙边。

    用工具人干脏活,工具人的下场,取决于主人活多久。 高澄大概从来没有替崔暹想过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活着,就够了。

    第三幕:侯景、慕容绍宗,和一场“父亲留的保险”

    高欢死前,对高澄说了一段极其精确的临终安排。他先问高澄:“你脸上忧虑的神色比我的病还重,为什么?”高澄没说话。高欢说:“是担心侯景反叛吗?”高澄说:“是的。”高欢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侯景在河南独断专行十四年,骄横跋扈,我活着能养住他,你养不住。但别慌,能对付侯景的只有慕容绍宗。我故意不重用他,就是留给你用的,你要以特殊的礼遇对待他。

    这段话翻译一下:侯景这只老虎,我养得住,你养不住。但别慌,我留了一个猎人给你,慕容绍宗。我活着的时候故意压着他,就是为了让你上台之后,用他来做这件事。

    一个父亲能给儿子留下的最硬的遗产,不是一个能打的将军,是一个“现在能用、而且只有你能用”的将军。 高欢这辈子做了很多安排,这一条大概是最准的。

    高澄用了这张牌,而且用得很果断。侯景反叛后,高澄派慕容绍宗率军讨伐。侯景这个人,是东魏最能打的将领之一,他听说韩轨来讨伐,说“吃猪肠的小孩有什么作为”;听说高岳来,说“士兵精锐,将领平庸”;等到听说慕容绍宗来了,侯景“叩击马鞍有惧色”,说了一句极其生动的话:“谁教高澄这鲜卑小子派遣慕容绍宗来的?如果这样,是高王还没死吗?”一个叛将,在听到对手名字的那一刻,第一反应是怀疑老东家是不是还活着。慕容绍宗在侯景心里的分量,由此可见。

    涡阳一战,慕容绍宗以铁骑五千夹击侯景,侯景大溃,只带着几个骑兵渡过淮河,“稍收散卒,得步骑八百人,昼夜兼行”。与此同时,梁武帝派侄子萧渊明率十万大军驻扎寒山,声援侯景。慕容绍宗回师寒山,大破梁军,擒萧渊明及多名将领,随后乘胜南下,夺取淮南、江州、郢州大片土地,“南界直逼长江”。

    这是高澄执政期间最漂亮的军事操作。他用父亲留下的猎人,打掉了父亲留下的老虎,顺手还从邻居家薅了一院子篱笆。一个继承者最漂亮的一仗,往往不是自己从零打出来的,而是把上一代留下的底牌,在正确的时机、用正确的方式打出去。 高澄在这一点上做得无可挑剔。

    但他犯了一个所有“用底牌的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他以为底牌用完了,就不需要再管了。慕容绍宗后来在颍川围城时,因战船缆绳断裂,漂到城下,被西魏守军弓弩齐发,投水溺死。高澄没有来得及为这个替他打完最硬一仗的人做任何事。底牌用完就没了,高澄大概觉得,仗打赢了,就行了。

    第四幕:“狗脚朕”——一场把窗户纸撕成抹布的表演

    高澄这辈子最出名的事,不是整肃四贵,不是平定侯景,是打了皇帝。

    高欢对孝静帝元善见,至少维持着表面的恭敬。高澄不玩这套。他派崔季舒“监察动静,小大皆令季舒知”,皇帝打猎马跑快一点,有人喊“大将军怒”。在酒桌上,元善见感叹了一句“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高澄当场炸了,指着皇帝的鼻子骂:“朕!朕!狗脚朕! ”然后让崔季舒上去打了三拳,“奋衣而出”。

    “狗脚朕”这三个字,在皇帝被骂史上大概是独一份的。它不是在骂元善见个人,它是在拆“皇帝”这个符号的台。高澄的意思是:你的“朕”不是你的,是我借给你的,我随时可以把它变成狗脚。三拳打完,第二天送绢“道歉”,元善见还得笑着收下,说“亦一段耳”。

    但这件事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后续。元善见后来挖地道谋诛高澄,事泄,高澄带兵入宫,问“陛下何意反”。元善见回了一句“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高澄的反应是“下床叩头,大啼谢罪”,然后和皇帝喝了一夜酒。三天后,荀济等人被烹杀,元善见被幽禁。

    高澄的“叩头大啼”不是悔过,是一种更高级的傲慢:我可以在你面前表演忠臣,因为我知道我随时可以把表演收回去。 但这场表演也暴露了一件事:高澄对“合法性”的认知,停留在“刀把子”层面。他以为只要刀在手,跪一下、哭一下、喝顿酒,事情就过去了。他不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被撕破,就再也粘不回去了。元善见那句“亦一段耳”,看着是认了,其实是把账记在了另一个本子上。那个本子,高澄从来没有翻开过。

    第五幕:柏堂的托盘

    东柏堂是高澄在邺城北城的住所,环境幽静。他选这个地方密议受禅,是因为安静,也因为琅邪公主来去方便。“侍卫者常遣出外”,这件事在刺杀发生前就已经是常态。太史官上奏说,象征宰相的星象微弱,一个月内恐有变故。高澄说:这不过是刚挨了棍子的小人在诅咒我。

    那天晚上,灯亮着,几个人围坐,新朝的蓝图摊在案上。兰京的食盒底下藏着刀。

    高澄这辈子说过很多“当杀之”,这一次他说得最准,也最晚。一个把“杀人”当成日常管理工具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早晨,梦见自己被那个他从来没正眼看过的厨子砍死。这个梦的讽刺浓度,大概能把整个柏堂的空气都腌入味。而且,他把侍卫遣出去了,为了一个女人。兰京能端着托盘一路走到他面前,是因为柏堂的门,是高澄自己亲手关上的。

    高澄这辈子最擅长的另一件事,是“装修”。他爹交给他一个毛坯房:东魏的霸府。墙是歪的,管道是漏的,里面住着一群把公共区域当自己家客厅的老功臣。高澄拎着锤子进去,见墙砸墙,见管拆管,干得又快又狠。房子眼瞅着要按他的图纸装完了,他却在验收前一夜,被一个端菜的从背后捅了。

    装修队长死在了自己刚铺好的地板上。新房子后来被他弟弟高洋住了进去,挂了一块叫“北齐”的牌子。高澄的名字被追尊成了“文襄皇帝”,写进了房契,但他本人一天都没在里面住过。

    第六幕:历史评价——威略昭着,急于御下——被“暴烈”遮住的那半张脸

    史书给高澄的判词,是一份“功过分明、褒贬同纸”的鉴定书。

    《北史》的“史臣曰”落笔很重,也很准:“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着。内除奸逆,外拓淮夷,摈斥贪残,存情人物。”能力层几乎给满了。内整“四贵”,外破侯景、取淮南,桩桩都是硬成绩。史臣没有吝惜“威略”二字。

    但紧接着,笔锋一转,落到了性格的刀刃上:“而志在峻法,急于御下,于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这句话的潜台词,胡三省在《通鉴》注里说得更直白:“澄绳之以公法,欢接之以旧恩。”父亲用旧情当胶水,儿子用法条当锤子。胶水粘住的东西,锤子砸得开,但砸开之后,碎片不会自己拼回去。

    高澄不是不知道“旧恩”有用。他只是没有耐心。司马子如下狱一夜白头,孙腾当庭受辱,高隆之被弹劾。他用“公法”把父亲留下的老兄弟一个个按了下去,效率极高,代价是把每一个被按下去的人都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债权人。他活着的时候,债主们不敢开口;他死在东柏堂的床底下之后,这笔债转给了他弟弟高洋,高洋用北齐的招牌还了一部分,剩下的用毒酒和屠刀结了账。

    史臣没有骂他“暴虐”,也没有替他喊冤。它只是把“威略昭着”和“急于御下”并排放着,然后轻轻补了一句:“盖天意人心,良有由也。”——天意和人心,都是有来由的。来由就藏在“峻法”和“旧恩”之间的那道缝里。他砸掉的墙足够结实,但他没有算到,墙后面的人,比墙本身更难砌回去。

    吕思勉说得更直接:“北齐基业,虽创自神武,而其能整顿内治,则颇由于文襄。”高欢打下了架子,真正把里面收拾得能住人的,是高澄。高澄在制度层面的建设,比他在战场上的胜利影响更深远。他摄吏部尚书时废掉了北魏崔亮留下的“停年格”——一种纯粹论资排辈的选官制度,改为“铨擢唯在得人”。他在麟趾阁修订律法,编成《麟趾格》,后来成为《北齐律》的蓝本,而《北齐律》又是隋唐律法的源头之一。这些东西不像“狗脚朕”那么有传播力,但它们才是“国家机器”真正的传动轴。

    高澄身上有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他比同时代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国家应该怎么建”,但他用来推进这套建设的方法,恰恰是摧毁“国家赖以成立的共识”的方法。他一边修机器,一边拆自己脚下的地基。他活着的时候,这两件事还能被他个人的意志强行捏在一起。他一死,捏着的手松开了,机器和地基各走各的路。

    英明和暴虐从来不是反义词。它们经常住在同一个人身上,用同一套神经系统运转。区别只在于,这个人有没有时间学会在两者之间装一个开关。

    第七幕:现代启示录——五堂从一个托盘底下长出来的课

    第一课:“快”是一种能力,“停”是一种更稀缺的能力

    高澄这辈子所有的成就,都建立在一个“快”字上。十岁招降,十五岁辅政,二十四岁整肃四贵,二十七岁拓地淮南。他的人生没有“过渡期”,每一步都是直接跳上去的。但快刀有一个物理属性:刃口越薄,刀身越脆。一个组织里,最危险的人不是能力不足的人,是能力极强但从来没有被真正拦住过的人。因为“被拦住”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教你“什么时候该停”。高澄十四岁通庶母,被高欢打了一百棍,但司马子如帮他抹平了证据,他学到的是“有人兜底”。此后每一次越界,都没有付出过真正的代价。直到柏堂的那个早晨,兰京的刀替所有人补上了那堂课。你的长板决定了你能跑多快,你从来没有被纠正过的短板,决定了你在哪里摔。

    第二课:用工具人干脏活,就要准备好工具人被清算的那一天

    高澄整肃四贵,用的是崔暹、宋游道这些汉族文官。他给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去咬那些鲜卑勋贵,咬得越狠越好。崔暹咬得最卖力,司马子如下狱一夜白发,孙腾被当庭拖下去打。高澄活着的时候,勋贵们不敢动崔暹。高澄一死,高洋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崔暹和崔季舒各鞭二百,徙边。更早一些,侯景造反的时候,高澄“逼于诸将”,就已经动过杀崔暹来向勋贵交代的念头。在任何组织里,当一个人被指定去执行“不受欢迎的任务”时,他的安全完全取决于指定他的那个人能活多久、坐多久。高澄没有替崔暹想过这个问题。他大概觉得,自己活着,就够了。但“自己活着”从来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安全方案。

    第三课:羞辱对手的每一次成功,都在降低对手下一次反抗的门槛

    高澄骂“狗脚朕”、让崔季舒打皇帝三拳,在当时看是“立威”。但“立威”和“结仇”之间,隔着一层很薄的纸。元善见被打了三拳,笑了,说“亦一段耳”,看上去是认了。但他转头就去挖地道了。羞辱的短期效果是让对方低头,长期效果是让对方在低头的时候,把所有能摸到的刀都摸一遍。元善见的地道没有成功,但地道这件事本身说明:一个被羞辱到极点的人,会做出极其不理智、但也极其危险的反扑。职场里,当众打压一个人、抢一个人的功劳、越过一个人做决定,每一次“立威”都在给对方积累“挖地道”的动机。你不知道哪一次,对方会真的挖通。

    第四课:继承来的权力,最怕的是“只继承了权力,没继承权力的约束”

    高欢留给高澄两样东西:一张底牌(慕容绍宗)和一个系统(霸府)。高澄把底牌打得很漂亮,把系统压得很有效率。但他没有继承高欢的另一件东西:分寸感。高欢对皇帝维持表面恭敬,不是因为高欢善良,是因为高欢知道“恭敬”的成本比“不恭敬”低。高欢对勋贵宽容,不是因为高欢软弱,是因为高欢知道“宽容”能换忠诚。高澄把父亲的“恭敬”和“宽容”都当成“不够快”来对待,他用效率取代了分寸。结果是,他活着的时候,所有人都怕他;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一个继承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上一代的“策略性克制”误读为“上一代的软弱”。 克制不是软弱,克制是替未来买的保险。高澄没有续保。

    第五课:你对待“小人物”的方式,决定你人生的最后一个意外长什么样

    兰京在高澄眼里,从来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俘虏,一个膳奴,一个可以随意打骂、拒绝赎身请求、还被告知“更诉当杀汝”的工具。高澄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厨子会有名字、有父亲、有怨恨、有六个同伙、有一把藏在托盘底下的刀。高澄一辈子都在处理“大人物”:皇帝、勋贵、敌国名将。他所有的判断力、所有的警觉、所有的策略,都用在那些值得他认真对待的人身上。兰京不在这个名单里。所以当兰京端着托盘走进柏堂的时候,高澄连正眼都没给一个。更致命的是,他把侍卫都遣了出去。柏堂的门是他自己关上的,兰京的刀是他自己磨快的。一个人对待“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的方式,往往比他对待对手的方式更能决定他的结局。 因为对手会正面来,而“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会从托盘底下抽刀。

    尾声:柏堂的门

    河北磁县,峻成陵。

    封土已经塌了不少,规模比他父亲高欢的义平陵小很多,当地俗称“二冢”。墓碑是新修的,字迹工整,旁边立着一块说明牌,写着“北齐文襄帝高澄之陵”。来的游客大多是去看兰陵王墓的,顺道路过,拍张照就走。高澄的陵前,安静得像一间关了门的会议室。

    但如果你知道柏堂那个早晨的事,站在这儿会想到一个很具体的画面:一扇门。

    高澄死的那天,柏堂的门是他自己关上的。他把侍卫遣了出去,因为不想让人看见新宠的公主来来往往。门一关,兰京端着托盘进来,刀藏在底下。他给了兰京一句“我未索食,何遽来”,然后继续看受禅的仪注。

    他这辈子关过很多门:把皇帝关在宫里,把勋贵关在狱里,把崔暹关在弹劾奏章后面,最后把自己关在了一间没有侍卫的屋子里。他关门的动作向来干脆,因为他从来不觉得门后面会有人反抗。

    门开了。进来的那个人,他连名字都懒得认真记。

    高澄死后,高洋追谥他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文”是经纬天地,“襄”是辟地有德。这两个字放在他身上,不算离谱。他确实辟了地,也确实有“文”的一面。但“文襄”遮不住托盘底下那把刀。那把刀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是高澄自己亲手磨出来的。他打兰京,拒绝兰京的请求,告诉兰京“更诉当杀汝”。每一件事都在磨那把刀,磨了不止一次。他以为自己磨的是一把吓唬人的小刀,结果磨出了一把能捅穿自己的快刀。

    兰京的名字,也在这页纸上,和他并排。两个人的名字被同一段文字装订在一起,谁也没有比谁多占一行。历史有时候很公平,它不按你生前的官位排版。

    我离开峻成陵的时候,管理员正在锁门。铁锁咔嗒一声,很清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刚关上的门,忽然觉得,一千五百年前柏堂的那扇门,大概也是这么响的。区别只在于,那天锁门的人,从里面把门关上了,却忘了自己手里没有钥匙。

    有些门,关上容易,再打开,就轮到别人决定了。

    仙乡樵主读史至此,有诗咏曰:

    英年邺下摄朝纲,四贵低眉御史霜。

    涡水风腥侯景甲,淮山月冷慕容枪。

    一拳殿上天颜改,寸刃厨中霸业荒。

    未及登坛春已尽,残灯空照受禅堂。

    又:高澄,高欢长子。十六秉政,拓地二十三州。柏堂夜,禅代未行。赋此。《紫玉箫》词曰:

    漳畔星昏,深堂人定,漏残犹议禅尧。

    当时意气,记酒边呵帝,阶下横刀。

    殿上挥掌,浑未厌、更索金貂。

    谁知得,霜锋在盘,已迫床腰。

    梦回斫帐频悸,偏片语分明,误放今朝。

    帷前散尽,剩空衾、仍涴赭血凝袍。

    霸图虚拓,根底土、葬却矜骄。

    铜台月,还照旧庭,柏影萧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