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书看 > 1977年高考又一春 > 第929章 大学的苦乐

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929章 大学的苦乐

    没人知道,旁人眼里勤勉上进、运气爆棚的大学生林川来,每一次埋头苦读、每一次奔波劳碌的背后,都是被生活死死压住的无奈与挣扎。

    旁人只看见他年纪轻轻就带薪读大学,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天之骄子,却看不见他口袋空空、家底微薄,身后拖着一整个需要养活的家。

    七十年代末的师范大学,政策优待极其优厚,统招学生一律免除伙食费,国家全额补贴,只管安心读书就行。

    唯独林川来这种**带薪入学的在职学生**,不在免餐政策范围内,必须全额自费缴纳每月的食堂伙食费。

    这份看似不公平的规定,成了压在林川来肩头最重的一块石头,也是他大学四年省吃俭用、步步算计的根源。

    很多人不知道,看似年轻的林川来,早在踏入大学校门之前,就已经拥有了整整五年的正式工龄。

    这五年工龄含金量极高,是实打实的国营单轮机修厂转正工龄,剔除了下乡知青的空白年限,也刨除了早年打杂无编制的临时工岁月。

    也正是这实打实的五年工龄,让他顺利拿到了宝贵的带薪上大学名额,成为万千工人里的幸运儿。

    彼时他的月固定工资只有三十八块五毛钱,在当年的工人队伍里只能算中等水平,勉强够一个人糊口。

    可入校之后,学校每月固定扣除二十一块钱伙食费,这笔支出直接占了他大半工资。

    剩下的十七块五毛钱,要包揽他的学费杂费、日常开销,还要补贴家里的柴米油盐,日子瞬间过得捉襟见肘。

    就在所有人都默认这笔伙食费必须白白上交的时候,心思缜密、擅长钻研政策的林川来,从学校泛黄的规章制度手册里,抠出了一条无人在意的隐形漏洞。

    学校明文规定:学生当月未实际就餐、或全程自带餐食者,月底可凭对应餐票统一退费。

    短短一行文字,在别人眼里是无关紧要的规矩,在林川来眼里,却是能养活一家人的救命活路。

    那个年代的大学学子,大多家境普通,没人愿意放弃食堂免费的大锅饭,更没人愿意为了几块钱委屈自己的肚子。

    唯独林川来,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为了验证政策的真实性,也为了摸清退费的完整流程,他硬生生咬牙试行了整整一个月。

    那一个月里,他极少踏进食堂,三餐要么啃着家里带来的粗粮窝头,要么就着咸菜喝白开水,硬生生扛过了最煎熬的适应期。

    当月月底,他果然顺利领到了全额餐费退款,一分没少。

    确认政策真实有效、流程没有猫腻之后,林川来彻底定下了长期省钱的法子。

    自此往后,他能不进食堂就绝不进食堂,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带干粮,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别小看这一点点节省,日积月累下来,帮他硬生生省下了一大笔生活费,成了他补贴家用的核心收入来源。

    七十年代末的大学食堂,还是最传统的大锅饭模式,没有单独的餐盘,没有自选菜品,一切都是按桌分配。

    八人一桌,一盒统一蒸制的籼米饭,两盆大锅焖煮的荤素杂菜,就是所有学生一天的全部伙食。

    每一桌的饭菜份额都是固定的,一人一份,缺一不可,只要人不在,那份饭菜就会空置出来。

    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林川来性格内敛,和同学尚且不熟,退费的流程根本没法自己操作。

    好在他待人谦和、做事踏实,平日里从不与人争抢,班里的同学都愿意帮他一把。

    只要林川来当日不在食堂就餐,同桌的七个同学就会默契十足,不动声色地把属于他的那一份米饭、带着少许汤汁的配菜完整退回食堂窗口。

    食堂的老师傅见得多了这种情况,也知晓带薪学生的难处,从来不会为难,每次都会准时开出对应的退餐票。

    一张张薄薄的纸质餐票,被林川来小心翼翼地夹在课本夹层里,每天积攒一两张,月月从不间断。

    等到月底结算的时候,他就拿着厚厚一沓攒了整月的退餐票,去伙房统一兑换现金。

    除去偶尔改善伙食、在食堂正常就餐的日子,林川来每个月稳稳能退回十六七块钱。

    这笔钱在现在微不足道,可在七十年代末,却是一笔足以养活一家老小的巨款。

    他原本每月扣除伙食费后只剩十七块五的微薄收入,靠着这笔退费,直接翻了一倍,家里的窘迫处境瞬间缓解大半。

    班里有个和他同届的中学老同学,当年和他一起参加高考、一起考入师范大学,两人的境遇却天差地别。

    这位同学入学前的工龄差了短短几个月,没能达到五年的带薪入学标准,只能按普通统招学生待遇入学。

    也正因如此,他不用每月缴纳二十一块的伙食费,还能凭借贫困学生身份,申请到每月十五元的专项助学金。

    算下来,这位同学不用抠抠搜搜过日子,每月收支基本持平,手头松紧程度,竟然和拼死省钱的林川来一模一样。

    得知这个结果的那一刻,林川来心里积攒许久的憋屈,瞬间消散了大半。

    他看着别人轻轻松松就能持平收支,再看看自己每天啃窝头、省餐费、处处算计的日子,心里难免有过短暂的酸涩。

    但酸涩过后,更多的是坦然和知足。

    至少他有稳定的工龄工资,有可以自主操作的退费政策,靠着自己的双手和脑子,能硬生生挣出一条活路。

    比起很多没有收入、全靠家里接济的同学,他已经幸运太多。

    人最怕不知足,一旦心态放平,所有的苦日子,似乎都有了熬下去的底气。

    原本林川来以为,自己这辈子或许就要靠着工资和省餐费勉强度日,日子永远只能紧巴巴凑合。

    可时代的风口,从来不会辜负愿意吃苦、敢于拼搏的人。

    随着全国教育改革推进,各地电大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基层补课师资缺口瞬间被拉大。

    具备多年工厂实操经验、又考上正规大学的林川来,成了周边电大最抢手的兼课老师。

    他的课时费从最初的几毛钱,一路水涨船高,直接涨到了一块五毛钱一节课。

    只要肯加班、肯多代课,他一个月的兼课收入,稳稳能达到六七十块钱。

    这笔兼职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在工厂三十八块五的固定月工资。

    从这一刻起,林川来的家庭条件彻底翻身,终于摆脱了捉襟见肘的窘迫,不用再为柴米油盐彻夜发愁。

    别人读大学是享受青春、开阔眼界,而林川来的大学时光,是一边拼命求学、一边拼命谋生,步步皆是荆棘。

    所有人都觉得他活得太累、太辛苦,可只有林川来自己知道,这份苦,吃得太值了。

    因为他走的每一步辛苦路,都是在逆天改命,都是在把自己的人生从既定的泥潭里硬生生拽出来。

    1977年,是整个时代的分水岭,更是无数普通人命运的转折点。

    在恢复高考之前,普通人的命运从来不由自己掌控。

    个人的前途命运、社会地位、人生沉浮,全部被时代政策、制度环境牢牢裹挟,身如浮萍,随波逐流。

    你再能干、再吃苦、再聪慧,只要时代风口不对,一辈子都只能困在方寸之地,看不到半点希望。

    无数人的人生,被无形的规则钳制、束缚,终其一生,都在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

    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政治氛围逐渐松弛,社会活力彻底释放,个人终于挣脱了时代的枷锁,第一次真正握住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高考,就是那个逆转乾坤的命运之神。

    对于经历过黑暗、熬过困顿的老一辈人来说,高考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考试,而是普通人唯一的翻身阶梯。

    尤其是1977、1978年的首届考生,对此体会得淋漓尽致、刻骨铭心。

    林川来更是深有感触。

    如果不是高考,他这辈子大概率就困在轮机修厂的车间里,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流水线工作,耗尽青春,熬干岁月,一眼望到头。

    是高考给了他跳出阶层、重塑人生的机会,让他从底层工人逆袭成名牌大学生,彻底改写了人生轨迹。

    无数个深夜苦读的时刻,他都会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庆幸自己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

    每逢和同窗老友闲谈,他总会由衷感慨:“高考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没有高考,我这辈子都只能困在工厂,永远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番话,字字真切,句句戳心,总能引发身边所有老三届学子的共鸣。

    这些而立之年踏入大学校园的成年人,吃过时代的苦,受过生活的罪,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读书的机会有多来之不易。

    他们的高考之路一波三折、布满坎坷,却终究靠着坚持,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掌控权。

    世人总说,幸福的人生大抵相似,不幸的人生各有千秋。

    七十年代末的这场高校扩招,更是把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展现得淋漓尽致。

    1977年高考首次恢复,上线考生人数远超高校原有招生计划,无数成绩优异的学子,差一步就错失读大学的机会。

    为了最大限度挖掘教育潜力,不辜负万千学子的苦读付出,国家紧急出台扩招政策,全力满足上线考生的升学愿望。

    1978年2月28日,教育部正式下发红头文件,《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和增加招生名额的通知》传遍全国各大高校。

    文件明确规定,1977级新生起,各大高校可在国家原定招生计划之外,扩招社会急需专业的走读生,优先吸纳1966、1967届滞留高中生。

    这一纸公文,彻底改写了数十万人的命运。

    全国本科院校扩招两万三千人,大专院校扩招四万人,总扩招人数达到六万三千人,整体扩招比例高达29.3%。

    空前的扩招规模,让无数险些落榜的学子拿到了大学入场券,也催生了一大批特殊的高校走读生。

    这群走读生的大学生活,没有半点青春烂漫,只剩数不尽的艰辛与心酸,演绎出无数啼笑皆非、又令人动容的故事。

    政策传开的那一刻,整个广东地区的考生彻底沸腾了。

    在那个年代,能考入广州的高校,意味着跳出小地方,扎根大城市,是普通人最大的荣耀与机遇。

    为了抓住补录的最后机会,为了能被广州高校录取,无数考生想尽一切办法。

    几乎所有填报补录志愿的考生,都会在资料栏里刻意备注:本人有亲属定居广州,具备完整走读条件。

    简简单单一句备注,在当时就是踏入广州高校的敲门砖。

    靠着这份虚假或真实的走读证明,一大批成绩达线的考生成功圆梦,顺利被广州各大高校录取。

    而走读生的核心规则,一旦填报确认,学校便不提供任何宿舍床位、不包住宿,所有住宿、起居问题,全部由学生自行解决。

    对于原本就定居广州、有家可归的本地考生来说,走读不过是每天往返家校,毫无压力。

    可对于绝大多数外地考生而言,这一纸走读证明,是他们硬生生“凑”出来的升学资格。

    他们本就没有任何广州住宿条件,为了读大学,只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填报走读志愿。

    也正因如此,这一届扩招的外地走读生,过上了全校最艰苦、最煎熬的大学生活。

    家境稍微宽裕一点的学生,为了有个安身之处,几人抱团凑钱,在学校周边的农家村落,租下一间闲置破旧的老房子。

    那种农村旧屋常年不见阳光,墙体返潮发霉,墙角永远挂着湿漉漉的青苔,地面坑洼不平,一到阴雨天就满地积水。

    白天在窗明几净的教室听课,晚上就要挤进阴暗潮湿的农舍,伴着蚊虫叮咬度过漫漫长夜。

    但对于当过知青、下过乡的学子来说,这样的环境早已见怪不怪。

    他们在乡下插队时,住的是土坯房、茅草屋,睡的是稻草铺,吃的是粗粮野菜,条件比这艰苦百倍。

    两相比较,能在城里读书、能坐在大学课堂里求知,哪怕住得简陋,也远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日子幸福百倍。

    可对于那些从未吃过苦、在家娇生惯养的城市学生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是地狱。

    他们从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未碰过柴米油盐,连基本的生火做饭都一窍不通。

    七十年代末的街边饭馆寥寥无几,且价格昂贵、需要粮票,普通学生根本消费不起。

    不会做饭、没有渠道下饭馆,这群娇生惯养的学生,常常只能对着一堆米面蔬菜束手无策,硬生生饿肚子。

    后来几个下乡归来的知青学生搬入合租农舍,才算彻底解决了吃饭难题。

    大家商量之后定下规矩,所有人每月统一上交粮票、菜票和少量现金,由知青轮流掌勺、统筹做饭。

    大锅饭虽然简单粗糙,却总算让每个人都能吃上热饭热菜,不用再挨饿度日。

    吃饭问题勉强解决,可住宿的窘迫,始终无人能解。

    为了最大限度节省租金,往往七八个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的小房间里,床铺根本不够用。

    没钱买新床,大家就四处捡废弃的木板、石块,亲手拼凑出简易床架,架在地面充当床铺。

    为了缓解木板的坚硬硌人,所有人都从家里带来干燥稻草,厚厚铺在木板上,勉强能躺下休息。

    狭小闭塞的房间里,挤着七八个正值壮年的年轻人,卫生条件极差。

    臭脚、汗湿的旧袜子、久穿不洗的粗布衣裳、混杂着年轻人浓重的腋臭,再加上房间常年潮湿不通风,屋内常年弥漫着一股刺鼻、令人作呕的异味。

    这种味道缠绕在衣物、被褥、墙壁上,挥之不去,久而久之,连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霉味。

    更折磨人的是夜间的喧闹。

    年轻人精力旺盛,白天埋头上课,晚上挤在狭小的房间里,根本无法静心学习。

    大家无所事事,就凑在一起闲聊打趣,偶尔聊起市井闲话、趣味段子,越聊越亢奋,常常哄闹到深更半夜。

    聊得尽兴的人倒头就睡,呼噜声震天响,粗犷的声浪撞击着老旧的房梁。

    屋梁上堆积多年的黑尘、蛛网串串被震得簌簌掉落,落在熟睡人的被褥、头发上,无人顾及。

    睡眠浅、心思重的学生,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入睡。

    一旦被呼噜声、吵闹声惊醒,后续整夜都只能睁眼到天亮,精神备受煎熬。

    久而久之,不少人熬出了严重的失眠、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垮掉。

    哪怕后来房间只剩自己一人,耳边也会隐隐响起喧闹声、呼噜声,幻觉缠身,夜夜难眠。

    如果说合租农舍的学生是身体受累,那家境贫寒、连租金都掏不起的走读生,过得更是如同煎熬。

    他们没有住处、没有钱财,上完晚上的晚自习后,只能偷偷留在空荡的教室里过夜。

    这是违规违纪的行为,一旦被门卫查到,轻则训斥驱赶,重则通报批评,影响学籍。

    所以他们每一个夜晚都过得心惊胆战、如履薄冰。

    每晚熄灯铃响、全校师生散尽后,他们才敢小心翼翼铺开单薄的被褥,蜷缩在冰冷的课桌上、板凳上。

    夜里校园里稍有风吹草动、门卫脚步声传来,他们就会瞬间惊醒,心脏狂跳,浑身紧绷,随时准备收拾东西躲避检查。

    天还未蒙蒙亮,所有人就要立刻爬起来,火速收拾铺盖、打扫痕迹,把教室恢复如初。

    不敢有丝毫拖延,不敢多睡一分钟,生怕被早起的老师、门卫抓个正着。

    为了能换来一丝安稳的过夜机会,这群学生咬牙凑钱,买了两盒上好的香烟,悄悄送给值班门卫。

    拿人手短的门卫,自此夜里查岗刻意放水,对教室留宿的景象视而不见,他们才算勉强有了安稳的睡眠。

    可自此之后,他们的二十四小时,几乎全部禁锢在方寸教室之中。

    白天上课、自习,夜晚蜷缩过夜,没有休息空间,没有放松时间,日复一日,身心俱疲。

    这群走读生大多年纪偏大,早已成家立业,身后背负着家庭重担、子女琐事、柴米油盐的琐碎压力。

    一边是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业,一边是压顶的生活重担,双重压力让他们寝食难安、日日惶然。

    别人读大学是镀金深造、享受青春,他们读大学,更像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堪比坐牢。

    他们每天熬时间、熬身心、熬精力,最大的心愿就是早点放假,逃离这座让人疲惫的校园,回家好好休整。

    而最让人心酸的,还要数那些在广州投亲靠友的外地走读生。

    很多人为了读大学,千里迢迢奔赴广州,投奔远房亲戚,以为能有个安稳落脚之地。

    可七十年代末的广州,住房资源极度紧张,全城百姓几乎家家住房拥挤,没有一户人家有多余房间待客。

    当时的广州居民,大多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独门独院的套房寥寥无几,是极少数人的特权。

    三代同房、三代同床是普遍常态,几平米的狭小空间里,硬生生架起三层高低铺,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生活。

    自家亲人尚且拥挤不堪、转身都难,哪里还有多余的空间,容纳一个远道而来的寄居学生。

    寄人篱下的学子,既要忍受狭小拥挤的居住环境,还要小心翼翼看人脸色、谨言慎行。

    不敢多吃饭、不敢多说话、不敢随意走动,日日拘谨、夜夜煎熬,其中的心酸委屈,无人诉说。

    同样是大学生,同样是寒窗苦读数十载,只因一个走读身份,他们的大学生涯,便满是风霜、尽是坎坷。

    而对比之下,靠着政策精打细算、靠着兼职逆天改命的林川来,纵然辛苦,已然是这群不幸之人里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