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清初：吴周天下 第9章 官办企业
建兴九年三月，北京，勤政殿。
户部尚书方光琛把一份奏折呈上来。奏折上写着大周去年的税收以及支出。
吴世璠看完，把奏折放在案上。
“方叔，大周的财政收入，靠的是田赋和商税。田赋一亿，商税八千万。商税涨得快，去年比前年涨了两成。但田赋涨不动。田就这么些田，人就这么些人。再涨，百姓就吃不消了。”
方光琛说：“陛下，臣也想过。大周的税源，不能只靠田赋。田赋是死的，商税是活的。商税靠的是做生意。生意做得大，商税就多。但生意有大有小，有赚有赔。朝廷的税收，不能全靠商人。”
吴世璠点头。
“所以朕要办官办企业。但官办企业不是什么都办。朕想过了，铁路、矿山、钢铁、军工，这四样，投入大，回报慢，民间资本扛不住。铁路一里要银元一万块，修一千里就是一千万块。民间商人凑不出这笔钱。矿山要挖井、要抽水、要运输，前期投入大，三五年见不到利。民间商人等不起。钢铁要建高炉、建转炉、建轧机，一套设备几十万块。民间商人买不起。军工更不用说，火炮、火枪、战船，关乎国防安全，不能交给民间。”
他站起来，走到舆图前。舆图上用朱笔标着四所蒸汽机厂的位置。南京、上海、武汉、广州。他的手指从南京往西划，停在武汉。又从武汉往西划，停在重庆。
“南京、上海、武汉、重庆，建官办铁厂、机器厂、纺织厂。铁厂和机器厂，是重工业，投入大，回报慢，民间资本扛不住。纺织厂，是轻工业，投入小，回报快，民间资本可以办。但大周现在民间资本不足，所以朕先办官办纺织厂，等民间资本起来了，再逐步转给民间。”
方光琛问：“陛下，官办和民营，怎么分？”
“涉及国家命脉的，官办。铁路、矿山、钢铁、军工，这四样，官办。其余的，民营。纺织、制糖、造纸、陶瓷，民营。但民营和官办，在市场竞争中地位一样。官办不能靠朝廷的牌子压民营，民营也不能靠关系挤官办。谁的东西好，谁的东西便宜，百姓就买谁的。”
沈逸之这时开口了。
“陛下，臣有一问。官办和民营地位一样，那官办亏了怎么办？民营赚了怎么办？”
吴世璠看着他。
“官办亏了，总办撤职。民营赚了，朝廷收商税。总办撤了职，换人再干。换的人不行，再换。直到换上一个能干的。民营赚了钱，交商税。商税收上来，朝廷拿这笔银子修铁路、办工厂、建海军。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官办，一条腿是民营。两条腿都要硬，缺一条就走不稳。”
沈逸之记下。
“臣回去就拟。官办民营平等竞争法，议会审议。”
四月，议会通过《官办民营平等竞争法》。
法律规定：官办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地位平等。官办企业不得凭借官府背景垄断市场，不得凭借官府背景获取贷款，不得凭借官府背景压低原材料价格。民营企业不得凭借贿赂官员获取订单，不得凭借偷税漏税降低成本，不得凭借假冒伪劣欺骗百姓。违反者，官办企业总办撤职，民营企业主罚银元万块，情节严重者，流三千里。
法律还规定：涉及国家命脉的行业，铁路、矿山、钢铁、军工，由官办企业经营。民营企业可以参股，但不得控股。其余行业，民营企业自由经营。官办企业可以参股，但不得垄断。
吴世璠看完法律条文，在末尾批了四个字：准。昭告天下。
五月，南京官办铁厂动工。
厂址选在南京城北，长江边上。地是官地，墙是青砖墙，屋顶是铁皮瓦。厂里竖着三根烟囱，每根高二十五丈。烟囱上冒着黑烟，站在城墙上远远就能看见。
厂长叫赵怀诚，是原济南蒙学的老秀才，后来调去工部管军需，现在又调来管铁厂。他不懂炼铁，但他懂人。他招了五百个工人，从山东、直隶、河南来的都有。工人一个月挣六块银元，比种地强。工人住在厂里的工棚，吃在厂里的食堂。
赵怀诚在厂里立了一条规矩：每个工人每天多炼一炉铁，多给十文钱。工人争着多炼，产量一天比一天高。原来一天炼十炉，后来一天炼十五炉。原来一炉出铁五百斤，后来一炉出铁八百斤。
六月，上海官办机器厂动工。
厂址选在上海城西，黄浦江边上。地是官地，墙是青砖墙，屋顶是铁皮瓦。厂里竖着四根烟囱，每根高三十丈。烟囱上冒着黑烟，站在黄浦江对岸远远就能看见。
厂长叫沈明德，是从沈阳调来的，在速成班念格物科。他不懂机器，但他懂蒸汽机。他在沈阳中学教过物理，拆装过蒸汽机模型。他招了四百个工人，从江苏、浙江、安徽来的都有。工人一个月挣五块银元，比种地强。
沈明德在厂里设了三个车间。第一车间造蒸汽机零件，第二车间造纺织机零件，第三车间造铁轨配件。三个车间同时开工，一个月造蒸汽机四十台，纺织机二十台，铁轨配件一百吨。
七月，武汉官办纺织厂动工。
厂址选在武汉城北，汉江边上。地是官地，墙是青砖墙，屋顶是铁皮瓦。厂里竖着两根烟囱，每根高二十丈。烟囱上冒着黑烟，站在蛇山上远远就能看见。
厂长叫李崇，是南京蒸汽机厂的厂长，调来兼任官办纺织厂的厂长。他不懂纺织，但他懂账。他算过一笔账：一台蒸汽机带二十台纺纱机，一台纺纱机一天纺八十斤纱，二十台就是一千六百斤。一斤纱卖银元五毛，一千六百斤就是八百块。一个月三十天，就是两万四千块。一年十二个月，就是二十八万八千块。减去成本二十万块，赚八万八千块。
李崇把算盘拨得噼啪响。他招了三百个工人，从湖北、湖南、江西来的都有。工人一个月挣五块银元，比种地强。
八月，重庆官办纺织厂动工。
厂址选在重庆城北，嘉陵江边上。地是官地，墙是青砖墙，屋顶是铁皮瓦。厂里竖着两根烟囱，每根高二十丈。烟囱上冒着黑烟，站在枇杷山上远远就能看见。
厂长叫周世昌，是从南京调来的，在速成班念工程科。他不懂纺织，但他懂机器。他在南京蒸汽机厂做过工，改进过镀锡汽缸，提过球墨铸铁的建议。他招了二百个工人，从四川、贵州、云南来的都有。工人一个月挣四块银元，比种地强。
周世昌在厂里立了一条规矩：每个工人每天多纺一匹布，多给五文钱。工人争着多纺，产量一天比一天高。
九月，四所官办工厂全部投产。
南京官办铁厂，月产铁五百吨。上海官办机器厂，月产蒸汽机四十台。武汉官办纺织厂，月产布一万匹。重庆官办纺织厂，月产布八千匹。四所厂合计，月产值银元二十万块。年产值银元二百四十万块。
方光琛在户部算了一笔账：四所官办工厂，一年赚三十五万块。加上原来的官办企业，一年赚五十万块。五十万块，够办一所大学，够修五十里铁路，够造十艘蒸汽战船。
吴世璠在勤政殿里看完奏报，对沈逸之说了一句话。
“官办工厂，赚了钱，朝廷就有新税源。新税源有了，就不用加田赋。不加田赋，百姓就吃得消。”
沈逸之补充了一句。
“陛下，官办工厂赚钱，但效率低。官员插手经营，任人唯亲，贪污浪费。李崇在武汉，赵怀诚在南京，沈明德在上海，周世昌在重庆。这四个人，李崇懂账，赵怀诚懂人，沈明德懂蒸汽机，周世昌懂机器。但下一任厂长呢？如果换了一个不懂账、不懂人、不懂蒸汽机、不懂机器的人，工厂就亏了。”
吴世璠沉默了一会儿。
“所以朕要定规矩。官办工厂设总办一人，由工部任命。设会办一人，由议会推举。总办管经营，会办管监督。总办贪污，会办弹劾。会办受贿，总办举报。两权分立，互相牵制。”
沈逸之记下。
“臣回去就拟。官办工厂章程，设总办、会办、监事各一人。总办管经营，会办管监督，监事管审计。”
十月，官办工厂章程颁布。
全国四所官办工厂，加上原来的官办企业，全部设总办、会办、监事各一人。总办由工部任命，会办由议会推举，监事由御史台派出。三权分立，互相牵制。
李崇在武汉看了章程，对赵怀诚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三个人说了算。麻烦是麻烦，但踏实。”
赵怀诚在南京看了章程，对沈明德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花钱没人管。现在花钱有人管。管着管着，就不敢乱花了。”
沈明德在上海看了章程，对周世昌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只管造机器。现在还要管账。管着管着，就学会算账了。”
周世昌在重庆看了章程，对李崇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只管纺布。现在还要管人。管着管着，就学会带人了。”
十一月，民营纺织厂在苏州开业。
苏州商人陈启源，积银元十万块，在苏州城外建了一座民营纺织厂。厂房有五十台纺纱机，二十台织布机。工人一百人。陈启源从上海官办机器厂订购蒸汽机，从南京官办铁厂订购铁料。开工那天，陈启源站在厂房门口，对工人说了一句话。
“这是民营厂。朝廷不偏袒官办，也不偏袒民营。谁的东西好，谁的东西便宜，百姓就买谁的。我们跟官办厂比，比质量，比价格。比赢了，就活。比输了，就死。”
苏州知府周元理看了民营厂的布，对陈启源说了一句话。
“你的布，比官办厂的便宜一成。质量差不多。”
陈启源说：“官办厂的布，一匹一块。我的布，一匹九毛。便宜一成，百姓就买我的。”
周元理把这事写进奏报，送到北京。
吴世璠看完奏报，在末尾批了四个字：平等竞争。
他站起来，走到舆图前。舆图上用朱笔标着四所官办工厂和一所民营工厂的位置。南京、上海、武汉、重庆，加上苏州。五个点，连成一条线。这条线从长江下游延伸到长江上游。线上挂着铁厂、机器厂、纺织厂。官办和民营，两条腿走路。
他拿起笔，在舆图边缘写了四个字：两条腿走路。
而在苏州城外的民营纺织厂里，陈启源正在车间里走。他走到纺纱机旁边，看着纱锭转得飞快，棉纱从机器里抽出来，绕成一个个纱团。他转过身，对旁边的工人说了一句话。
“官办厂一天纺八十斤。我们一天纺八十五斤。多五斤，就多赚五毛。”
工人把纱锭调快了一档。纱锭转得更快了。棉纱从机器里抽出来，绕成一个个纱团。纱团堆在筐里，筐堆在仓库里。仓库里的纱团越堆越高，陈启源的笑容越来越深。
而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官办纺织厂，李崇正在算账。他算了一笔账：官办厂一匹布卖一块，民营厂一匹布卖九毛。官办厂的成本是八毛，民营厂的成本是七毛。官办厂赚两毛，民营厂赚两毛。一样赚两毛，但民营厂卖得便宜，买的人多。官办厂卖得贵，买的人少。
李崇把算盘放下，对旁边的会办说了一句话。
“从明天起，官办厂的布，也卖九毛。”
会办问：“那利润就少了。”
“利润少了，但买的人多了。买的人多了，产量就上去了。产量上去了，成本就下来了。成本下来了，利润又回来了。”
（第九卷 第九章完）
户部尚书方光琛把一份奏折呈上来。奏折上写着大周去年的税收以及支出。
吴世璠看完，把奏折放在案上。
“方叔，大周的财政收入，靠的是田赋和商税。田赋一亿，商税八千万。商税涨得快，去年比前年涨了两成。但田赋涨不动。田就这么些田，人就这么些人。再涨，百姓就吃不消了。”
方光琛说：“陛下，臣也想过。大周的税源，不能只靠田赋。田赋是死的，商税是活的。商税靠的是做生意。生意做得大，商税就多。但生意有大有小，有赚有赔。朝廷的税收，不能全靠商人。”
吴世璠点头。
“所以朕要办官办企业。但官办企业不是什么都办。朕想过了，铁路、矿山、钢铁、军工，这四样，投入大，回报慢，民间资本扛不住。铁路一里要银元一万块，修一千里就是一千万块。民间商人凑不出这笔钱。矿山要挖井、要抽水、要运输，前期投入大，三五年见不到利。民间商人等不起。钢铁要建高炉、建转炉、建轧机，一套设备几十万块。民间商人买不起。军工更不用说，火炮、火枪、战船，关乎国防安全，不能交给民间。”
他站起来，走到舆图前。舆图上用朱笔标着四所蒸汽机厂的位置。南京、上海、武汉、广州。他的手指从南京往西划，停在武汉。又从武汉往西划，停在重庆。
“南京、上海、武汉、重庆，建官办铁厂、机器厂、纺织厂。铁厂和机器厂，是重工业，投入大，回报慢，民间资本扛不住。纺织厂，是轻工业，投入小，回报快，民间资本可以办。但大周现在民间资本不足，所以朕先办官办纺织厂，等民间资本起来了，再逐步转给民间。”
方光琛问：“陛下，官办和民营，怎么分？”
“涉及国家命脉的，官办。铁路、矿山、钢铁、军工，这四样，官办。其余的，民营。纺织、制糖、造纸、陶瓷，民营。但民营和官办，在市场竞争中地位一样。官办不能靠朝廷的牌子压民营，民营也不能靠关系挤官办。谁的东西好，谁的东西便宜，百姓就买谁的。”
沈逸之这时开口了。
“陛下，臣有一问。官办和民营地位一样，那官办亏了怎么办？民营赚了怎么办？”
吴世璠看着他。
“官办亏了，总办撤职。民营赚了，朝廷收商税。总办撤了职，换人再干。换的人不行，再换。直到换上一个能干的。民营赚了钱，交商税。商税收上来，朝廷拿这笔银子修铁路、办工厂、建海军。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官办，一条腿是民营。两条腿都要硬，缺一条就走不稳。”
沈逸之记下。
“臣回去就拟。官办民营平等竞争法，议会审议。”
四月，议会通过《官办民营平等竞争法》。
法律规定：官办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地位平等。官办企业不得凭借官府背景垄断市场，不得凭借官府背景获取贷款，不得凭借官府背景压低原材料价格。民营企业不得凭借贿赂官员获取订单，不得凭借偷税漏税降低成本，不得凭借假冒伪劣欺骗百姓。违反者，官办企业总办撤职，民营企业主罚银元万块，情节严重者，流三千里。
法律还规定：涉及国家命脉的行业，铁路、矿山、钢铁、军工，由官办企业经营。民营企业可以参股，但不得控股。其余行业，民营企业自由经营。官办企业可以参股，但不得垄断。
吴世璠看完法律条文，在末尾批了四个字：准。昭告天下。
五月，南京官办铁厂动工。
厂址选在南京城北，长江边上。地是官地，墙是青砖墙，屋顶是铁皮瓦。厂里竖着三根烟囱，每根高二十五丈。烟囱上冒着黑烟，站在城墙上远远就能看见。
厂长叫赵怀诚，是原济南蒙学的老秀才，后来调去工部管军需，现在又调来管铁厂。他不懂炼铁，但他懂人。他招了五百个工人，从山东、直隶、河南来的都有。工人一个月挣六块银元，比种地强。工人住在厂里的工棚，吃在厂里的食堂。
赵怀诚在厂里立了一条规矩：每个工人每天多炼一炉铁，多给十文钱。工人争着多炼，产量一天比一天高。原来一天炼十炉，后来一天炼十五炉。原来一炉出铁五百斤，后来一炉出铁八百斤。
六月，上海官办机器厂动工。
厂址选在上海城西，黄浦江边上。地是官地，墙是青砖墙，屋顶是铁皮瓦。厂里竖着四根烟囱，每根高三十丈。烟囱上冒着黑烟，站在黄浦江对岸远远就能看见。
厂长叫沈明德，是从沈阳调来的，在速成班念格物科。他不懂机器，但他懂蒸汽机。他在沈阳中学教过物理，拆装过蒸汽机模型。他招了四百个工人，从江苏、浙江、安徽来的都有。工人一个月挣五块银元，比种地强。
沈明德在厂里设了三个车间。第一车间造蒸汽机零件，第二车间造纺织机零件，第三车间造铁轨配件。三个车间同时开工，一个月造蒸汽机四十台，纺织机二十台，铁轨配件一百吨。
七月，武汉官办纺织厂动工。
厂址选在武汉城北，汉江边上。地是官地，墙是青砖墙，屋顶是铁皮瓦。厂里竖着两根烟囱，每根高二十丈。烟囱上冒着黑烟，站在蛇山上远远就能看见。
厂长叫李崇，是南京蒸汽机厂的厂长，调来兼任官办纺织厂的厂长。他不懂纺织，但他懂账。他算过一笔账：一台蒸汽机带二十台纺纱机，一台纺纱机一天纺八十斤纱，二十台就是一千六百斤。一斤纱卖银元五毛，一千六百斤就是八百块。一个月三十天，就是两万四千块。一年十二个月，就是二十八万八千块。减去成本二十万块，赚八万八千块。
李崇把算盘拨得噼啪响。他招了三百个工人，从湖北、湖南、江西来的都有。工人一个月挣五块银元，比种地强。
八月，重庆官办纺织厂动工。
厂址选在重庆城北，嘉陵江边上。地是官地，墙是青砖墙，屋顶是铁皮瓦。厂里竖着两根烟囱，每根高二十丈。烟囱上冒着黑烟，站在枇杷山上远远就能看见。
厂长叫周世昌，是从南京调来的，在速成班念工程科。他不懂纺织，但他懂机器。他在南京蒸汽机厂做过工，改进过镀锡汽缸，提过球墨铸铁的建议。他招了二百个工人，从四川、贵州、云南来的都有。工人一个月挣四块银元，比种地强。
周世昌在厂里立了一条规矩：每个工人每天多纺一匹布，多给五文钱。工人争着多纺，产量一天比一天高。
九月，四所官办工厂全部投产。
南京官办铁厂，月产铁五百吨。上海官办机器厂，月产蒸汽机四十台。武汉官办纺织厂，月产布一万匹。重庆官办纺织厂，月产布八千匹。四所厂合计，月产值银元二十万块。年产值银元二百四十万块。
方光琛在户部算了一笔账：四所官办工厂，一年赚三十五万块。加上原来的官办企业，一年赚五十万块。五十万块，够办一所大学，够修五十里铁路，够造十艘蒸汽战船。
吴世璠在勤政殿里看完奏报，对沈逸之说了一句话。
“官办工厂，赚了钱，朝廷就有新税源。新税源有了，就不用加田赋。不加田赋，百姓就吃得消。”
沈逸之补充了一句。
“陛下，官办工厂赚钱，但效率低。官员插手经营，任人唯亲，贪污浪费。李崇在武汉，赵怀诚在南京，沈明德在上海，周世昌在重庆。这四个人，李崇懂账，赵怀诚懂人，沈明德懂蒸汽机，周世昌懂机器。但下一任厂长呢？如果换了一个不懂账、不懂人、不懂蒸汽机、不懂机器的人，工厂就亏了。”
吴世璠沉默了一会儿。
“所以朕要定规矩。官办工厂设总办一人，由工部任命。设会办一人，由议会推举。总办管经营，会办管监督。总办贪污，会办弹劾。会办受贿，总办举报。两权分立，互相牵制。”
沈逸之记下。
“臣回去就拟。官办工厂章程，设总办、会办、监事各一人。总办管经营，会办管监督，监事管审计。”
十月，官办工厂章程颁布。
全国四所官办工厂，加上原来的官办企业，全部设总办、会办、监事各一人。总办由工部任命，会办由议会推举，监事由御史台派出。三权分立，互相牵制。
李崇在武汉看了章程，对赵怀诚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三个人说了算。麻烦是麻烦，但踏实。”
赵怀诚在南京看了章程，对沈明德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花钱没人管。现在花钱有人管。管着管着，就不敢乱花了。”
沈明德在上海看了章程，对周世昌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只管造机器。现在还要管账。管着管着，就学会算账了。”
周世昌在重庆看了章程，对李崇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只管纺布。现在还要管人。管着管着，就学会带人了。”
十一月，民营纺织厂在苏州开业。
苏州商人陈启源，积银元十万块，在苏州城外建了一座民营纺织厂。厂房有五十台纺纱机，二十台织布机。工人一百人。陈启源从上海官办机器厂订购蒸汽机，从南京官办铁厂订购铁料。开工那天，陈启源站在厂房门口，对工人说了一句话。
“这是民营厂。朝廷不偏袒官办，也不偏袒民营。谁的东西好，谁的东西便宜，百姓就买谁的。我们跟官办厂比，比质量，比价格。比赢了，就活。比输了，就死。”
苏州知府周元理看了民营厂的布，对陈启源说了一句话。
“你的布，比官办厂的便宜一成。质量差不多。”
陈启源说：“官办厂的布，一匹一块。我的布，一匹九毛。便宜一成，百姓就买我的。”
周元理把这事写进奏报，送到北京。
吴世璠看完奏报，在末尾批了四个字：平等竞争。
他站起来，走到舆图前。舆图上用朱笔标着四所官办工厂和一所民营工厂的位置。南京、上海、武汉、重庆，加上苏州。五个点，连成一条线。这条线从长江下游延伸到长江上游。线上挂着铁厂、机器厂、纺织厂。官办和民营，两条腿走路。
他拿起笔，在舆图边缘写了四个字：两条腿走路。
而在苏州城外的民营纺织厂里，陈启源正在车间里走。他走到纺纱机旁边，看着纱锭转得飞快，棉纱从机器里抽出来，绕成一个个纱团。他转过身，对旁边的工人说了一句话。
“官办厂一天纺八十斤。我们一天纺八十五斤。多五斤，就多赚五毛。”
工人把纱锭调快了一档。纱锭转得更快了。棉纱从机器里抽出来，绕成一个个纱团。纱团堆在筐里，筐堆在仓库里。仓库里的纱团越堆越高，陈启源的笑容越来越深。
而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官办纺织厂，李崇正在算账。他算了一笔账：官办厂一匹布卖一块，民营厂一匹布卖九毛。官办厂的成本是八毛，民营厂的成本是七毛。官办厂赚两毛，民营厂赚两毛。一样赚两毛，但民营厂卖得便宜，买的人多。官办厂卖得贵，买的人少。
李崇把算盘放下，对旁边的会办说了一句话。
“从明天起，官办厂的布，也卖九毛。”
会办问：“那利润就少了。”
“利润少了，但买的人多了。买的人多了，产量就上去了。产量上去了，成本就下来了。成本下来了，利润又回来了。”
（第九卷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