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岛1981 第36章 北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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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不就是想过好日子吗？好日子不是等来的，是做出来的。你们好好做，厂里好好做，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
没有人鼓掌，但一百八十双眼睛，都比刚才亮了一些。
工厂在一九八三年元旦正式开工。
第一天的场景，刘湘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百五十台衣车同时启动的声音，像一阵巨大的风吹过麦田，沙沙沙沙，连绵不绝。裁床上的电剪刀嗡嗡地响，裁好的布料一叠叠地送到车工面前。
烫工的蒸汽熨斗嗤嗤地冒着白雾，包装台前的女工们手脚麻利地叠衣服、贴标签、装箱。整个厂房像一个巨大的蜂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忙碌着，嗡嗡嗡的声音从一楼传到四楼，从早到晚不停歇。
站在三楼的车间里，看着这一百八十个人同时劳作，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激动，不是自豪，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一百八十个人，背后是一百八十个家庭。她们把青春和汗水交给了他，自己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
第一批订单是老客户美琪时装的五百件针织衫，加上陈麻子那边追加的三百件牛仔裤。刘湘没敢接太多——新厂新工人，磨合期难免出问题，量大了万一交不出货，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开工第三天，问题就来了。
一批针织衫的车缝线迹出了偏差，针距不均匀，有的地方太密，有的地方太稀，质检退回来三十多件。老吴黑着脸把几个车工叫到裁床边训话，声音大得整层楼都听得见。刘湘没有插手，他知道这种事要交给老吴处理。果然，老吴把有问题的几台衣车重新调试了一遍，又让返工的车工重新培训了半天，下午就再也没有出过次品。
开工第一周，产量一千二百件，次品率百分之七。老吴说这个数字在新厂里算不错的了，但自己还是觉得高。
让老吴在车间墙上贴了一张“质量红黑榜”，每天公布各班组的次品率和产量排名。第一周排在末位的班组，组长被老吴叫去谈了一次话，第二周就冲到了前三。
人都有自尊心，关键是要把自尊心变成动力。
开工第一个月底，财务报表出来了。总产量四万八千件，出货量四万六千件，次品率下降，合格率超预期。
营业额——港方那边——十一万港币，扣除面料成本、工人工资、购置厂房、水电杂费，净利润三万多港币。
三万多，比自己在香港那间小厂的月利润翻了一倍多，而规模只是那间小厂的十几倍。这就是规模效应的力量——固定成本被摊薄了，边际成本下降了，每一件衣服的利润空间变大了。
把财务报表看了三遍，在最后一遍的时候，手微微抖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次，他赌对了。
当天晚上，他站在厂房的楼顶上，点了一根烟。他平时不抽烟的，今天破例，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远处是布吉的夜景。零零星星的灯光散落在田野和山丘之间，像撒了一把碎金子。更远处是深圳的方向，那边的天空被城市的光污染映成了橙红色，隐隐约约能看到几栋在建高楼的轮廓。再远处，是香港的方向，隔着深圳河，隔着那片黑暗的海面，那里的万家灯火他曾经在橡皮艇上仰望过。
吸了一口烟，呛得咳了两声，把烟掐灭了。
楼下传来衣车的声音。夜班工人还在赶货，嗡嗡嗡的声音透过楼板传上来，闷闷的，像一个巨大的心脏在跳动。
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夜晚，在深圳河上，水冷得刺骨，他趴在橡皮艇上，看着对岸的灯火，心想：只要上了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后来上了岸，拿到了身份证，摆过摊，开过厂，赚过钱亏过钱，被骗过，被收过保护费。被人看不起过。但现在，自己站在深圳布吉一栋四层厂房的楼顶上，手里有两百个工人，每个月出几万件衣服，账上有现金，手上有订单，脑子里有方向。
自己没有辜负那个夜晚。
转身走下楼梯，回到车间。老吴还在裁床边忙活，几个车工在加班赶一批急单。走到老吴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吴师傅，辛苦了。”
老吴抬起头，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嘴角动了一下。“阿湘，明天还有三百件要出，今晚得赶出来。”
“行，加班费按双倍算，你跟她们说。”
老吴点了点头，转身继续裁布。刘湘在车间里走了一圈，看了看每一台衣车的运转情况，跟几个车工聊了几句，问了问她们住得惯不惯、吃得习不习惯。大部分人说好，有几个说想家，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女工说着说着红了眼眶。
刘湘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他知道这种感觉——两年前他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一张床和一把钥匙。时间会解决一切。
走出厂房，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夜风。
十一月的深圳，夜风已经凉了。远处的田野里传来虫鸣声，偶尔有一两声狗吠，天上的星星比香港多得多，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他忽然想起两年前在深圳河上看到的星空，也是这样的——密密麻麻，璀璨明亮。
那时候他在水里，浑身湿透，冷得发抖。
现在他在岸上，脚下是坚实的水泥地，身上是干爽的衣服。
他又点了一根烟，这次没抽，只是夹在指间看着它慢慢地燃。烟头的火光在夜风中明明灭灭，像一盏小小的、倔强的灯。
他不知道明年会怎样，不知道后年会怎样，不知道这个厂能撑多久，不知道内地市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打开。但他知道一件事——他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方向对了，慢一点也无所谓。
没有人鼓掌，但一百八十双眼睛，都比刚才亮了一些。
工厂在一九八三年元旦正式开工。
第一天的场景，刘湘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百五十台衣车同时启动的声音，像一阵巨大的风吹过麦田，沙沙沙沙，连绵不绝。裁床上的电剪刀嗡嗡地响，裁好的布料一叠叠地送到车工面前。
烫工的蒸汽熨斗嗤嗤地冒着白雾，包装台前的女工们手脚麻利地叠衣服、贴标签、装箱。整个厂房像一个巨大的蜂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忙碌着，嗡嗡嗡的声音从一楼传到四楼，从早到晚不停歇。
站在三楼的车间里，看着这一百八十个人同时劳作，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激动，不是自豪，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一百八十个人，背后是一百八十个家庭。她们把青春和汗水交给了他，自己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
第一批订单是老客户美琪时装的五百件针织衫，加上陈麻子那边追加的三百件牛仔裤。刘湘没敢接太多——新厂新工人，磨合期难免出问题，量大了万一交不出货，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开工第三天，问题就来了。
一批针织衫的车缝线迹出了偏差，针距不均匀，有的地方太密，有的地方太稀，质检退回来三十多件。老吴黑着脸把几个车工叫到裁床边训话，声音大得整层楼都听得见。刘湘没有插手，他知道这种事要交给老吴处理。果然，老吴把有问题的几台衣车重新调试了一遍，又让返工的车工重新培训了半天，下午就再也没有出过次品。
开工第一周，产量一千二百件，次品率百分之七。老吴说这个数字在新厂里算不错的了，但自己还是觉得高。
让老吴在车间墙上贴了一张“质量红黑榜”，每天公布各班组的次品率和产量排名。第一周排在末位的班组，组长被老吴叫去谈了一次话，第二周就冲到了前三。
人都有自尊心，关键是要把自尊心变成动力。
开工第一个月底，财务报表出来了。总产量四万八千件，出货量四万六千件，次品率下降，合格率超预期。
营业额——港方那边——十一万港币，扣除面料成本、工人工资、购置厂房、水电杂费，净利润三万多港币。
三万多，比自己在香港那间小厂的月利润翻了一倍多，而规模只是那间小厂的十几倍。这就是规模效应的力量——固定成本被摊薄了，边际成本下降了，每一件衣服的利润空间变大了。
把财务报表看了三遍，在最后一遍的时候，手微微抖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次，他赌对了。
当天晚上，他站在厂房的楼顶上，点了一根烟。他平时不抽烟的，今天破例，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远处是布吉的夜景。零零星星的灯光散落在田野和山丘之间，像撒了一把碎金子。更远处是深圳的方向，那边的天空被城市的光污染映成了橙红色，隐隐约约能看到几栋在建高楼的轮廓。再远处，是香港的方向，隔着深圳河，隔着那片黑暗的海面，那里的万家灯火他曾经在橡皮艇上仰望过。
吸了一口烟，呛得咳了两声，把烟掐灭了。
楼下传来衣车的声音。夜班工人还在赶货，嗡嗡嗡的声音透过楼板传上来，闷闷的，像一个巨大的心脏在跳动。
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夜晚，在深圳河上，水冷得刺骨，他趴在橡皮艇上，看着对岸的灯火，心想：只要上了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后来上了岸，拿到了身份证，摆过摊，开过厂，赚过钱亏过钱，被骗过，被收过保护费。被人看不起过。但现在，自己站在深圳布吉一栋四层厂房的楼顶上，手里有两百个工人，每个月出几万件衣服，账上有现金，手上有订单，脑子里有方向。
自己没有辜负那个夜晚。
转身走下楼梯，回到车间。老吴还在裁床边忙活，几个车工在加班赶一批急单。走到老吴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吴师傅，辛苦了。”
老吴抬起头，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嘴角动了一下。“阿湘，明天还有三百件要出，今晚得赶出来。”
“行，加班费按双倍算，你跟她们说。”
老吴点了点头，转身继续裁布。刘湘在车间里走了一圈，看了看每一台衣车的运转情况，跟几个车工聊了几句，问了问她们住得惯不惯、吃得习不习惯。大部分人说好，有几个说想家，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女工说着说着红了眼眶。
刘湘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他知道这种感觉——两年前他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一张床和一把钥匙。时间会解决一切。
走出厂房，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夜风。
十一月的深圳，夜风已经凉了。远处的田野里传来虫鸣声，偶尔有一两声狗吠，天上的星星比香港多得多，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他忽然想起两年前在深圳河上看到的星空，也是这样的——密密麻麻，璀璨明亮。
那时候他在水里，浑身湿透，冷得发抖。
现在他在岸上，脚下是坚实的水泥地，身上是干爽的衣服。
他又点了一根烟，这次没抽，只是夹在指间看着它慢慢地燃。烟头的火光在夜风中明明灭灭，像一盏小小的、倔强的灯。
他不知道明年会怎样，不知道后年会怎样，不知道这个厂能撑多久，不知道内地市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打开。但他知道一件事——他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方向对了，慢一点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