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岛1981 第6章 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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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刘富贵带刘湘去看了几个出租房。最后在桂林街一栋旧楼里找到一间板间房，原本是客厅隔出来的，大约六十尺，就一厅一卫，睡觉得爬上去阁楼，一个小衣柜和一张折叠桌。窗户对着天井，光线不太好，但胜在便宜，月租六百五，包水电。刘湘当场交了两个月押金和一个月租金，拿到了钥匙。
搬家的那天，他只有一个蛇皮袋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一个搪瓷脸盆，还有那张绿白色的身份证。他把身份证放在上衣内袋里，用手按了按，确认还在。板间房的墙壁薄得像纸，隔壁传来收音机里的粤曲声，咿咿呀呀的，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呓语。
他在折叠桌前坐了一会儿，拿出一本从文具店买来的软皮抄，在第一页写下了几行字：
1980年12月28日，启动资金：3720港元，房租押金+首月：1950港元，剩余：1770港元。
计划：从刘记拿货，去深水埗街头摆摊
把软皮抄合上，深吸了一口气。从今天起，自己不再是谁的伙计，他是自己的老板了。虽然这个老板只有一间六十尺的板间房和一七七零港币的资本。
摆摊的位置他考察了好几天，深水埗的街头小贩主要集中在桂林街、北河街和鸭寮街一带，卖什么的都有——衣服、鞋子、日用品、电子零件、二手电器。人流量最大的是傍晚到晚上九点这个时段，下班的人路过，顺便买点东西回家。刘湘选了一个靠近桂林街与元州街交界的位置，旁边是一个卖炒栗子的老头和一个卖袜子的中年妇女，人来人往，位置不算最好，但胜在有空位。
第一天出摊，他起了个大早。从刘记拿了四十件货——二十件女装针织衫，十件男装夹克，十条牛仔喇叭裤。按批发价算，针织衫一件十五，夹克一件二十五，牛仔裤一条十八，总共一千一百多港币。把货装进两个大号蛇皮袋，用一根扁担挑着，走了二十分钟到桂林街。扁担压在肩膀上，勒出一道红印，但自己咬着牙没吭声。
到了位置，他把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摆开，又从蛇皮袋里翻出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四个大字：“香港时装”。字写得歪歪扭扭，但足够醒目。
一切准备就绪，蹲在摊位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张了张嘴，却发现喊不出来。
自己上一世做的是批发生意，跟客户谈判、签合同、做方案，样样拿手。但那是办公室里的工作，西装革履，空调吹着。现在让他蹲在街边，对着陌生人扯着嗓子喊“来看看啊，便宜卖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旁边卖炒栗子的老头姓钟，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手上全是茧子。见刘湘蹲在那儿不说话，咧嘴笑了：“后生仔，第一次摆摊啊？不吆喝怎么卖？你当这些衣服自己长腿跑进人家口袋啊？”
刘湘被说得脸一红。站起来，清了清嗓子，用粤语喊了一句：“来看看啊，新款时装，便宜卖！”
声音太小，像蚊子叫。旁边五米外的人都没听见。
钟伯摇了摇头，自己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炒栗子——热辣辣的炒栗子——十文一袋——”声音洪亮得像打雷，半条街都听得见。
刘湘咬了咬牙，把心一横，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香港时装！针织衫、牛仔裤、夹克衫！全部批发价！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一次，声音够大。有几个路人回头看了一眼，但没有人停下来。刘湘不气馁，继续喊。喊了十几遍之后，嗓子开始发哑，但他发现一个规律——喊的时候要带点节奏，像唱歌一样，尾音要上扬，听起来热情。调整了一下，喊得越来越顺。
终于，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停下来，蹲下来翻了翻那堆针织衫。她拿起一件枣红色的，在手上摸了摸面料，问：“这件几多钱？”
刘湘心里一喜，脸上不动声色：“三十五。”
“三十五？太贵了吧，街口那家店才卖四十，你这是地摊货，二十五。”
刘湘知道这是砍价的路数。他在档口见过无数次，客户永远先说贵，然后往死里砍。他笑着说：“阿姨，您说的街口那家店，他也是从我拿货的。您看这个面料，纯棉的，不是化纤。您要是真心想要，三十，最低了。”
“二十八。”阿姨不依不饶。
刘湘故作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行吧行吧，二十八，开个张。您是第一个客人，算我送个人情。”
阿姨掏出一张五十的纸币，刘湘找了二十二块，把衣服装进塑料袋递过去。阿姨走了两步又回头：“后生仔，你明天还在不在？”
“在，天天在。”
第一单生意做成，刘湘手心全是汗。二十八块的售价，批发价十五，毛利十三块。虽然不多，但这是他自己挣的，不是从档口领的工资，感觉完全不一样。
有了第一单，后面就顺了。下午四点到七点是高峰期，刘湘忙得脚不沾地，又是报价又是找零，还要防着有人趁乱偷衣服。他嗓子喊哑了，就喝一口自带的水，接着喊。到晚上八点多，街上的人渐渐少了，他开始收摊。数了数剩下的货，四十件卖掉了二十六件，营业额八百多港币，扣除成本和摊位费——摊位费是临时占道，每天五块钱——净赚了将近三百块。
一天赚三百块。刘湘把钞票一张张捋平，叠好，塞进内衣口袋，心跳得厉害。自己在刘记档口干一个月底薪加提成也就一千出头，现在一天就赚了三百。当然，这不稳定，今天运气好，明天可能颗粒无收。但至少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
收拾好东西，扁担挑着两个蛇皮袋往回走。深水埗的夜风吹过来，带着烧烤和炒栗子的香味，街边的霓虹灯在潮湿的空气里晕开一圈圈光晕。刘湘走在人群里，忽然觉得自己真正属于这座城市了——不是靠着堂叔的庇护，而是靠自己的双手。
第三天，他遇到了麻烦。
那天下午，刘湘照例在桂林街摆摊。生意不错，已经卖了十几件，正蹲在地上给一个客人找零，忽然感觉头顶的光被挡住了。抬起头，看见两个男人站在他面前。
一个三十来岁，平头，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穿着一件花哨的丝质衬衫，领口敞着，露出胸口一小片纹身。另一个年轻些，二十出头，剃着板寸，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双手插在裤兜里，面无表情地站在旁边。
金链男蹲下来，用两根手指翻了翻刘湘摊上的衣服，然后抬起头，咧嘴笑了，露出一颗金牙。
“新来的？”他的粤语带着浓重的潮州口音。
刘湘心里咯噔一下。他在档口的时候听刘富贵提过——街边摆摊的，每个月都要交“坨地费”，也就是保护费。收钱的是附近的“陀地”，即地头蛇，他们划了地盘，谁要在他们地盘上做生意，就得交钱。不交的，轻则掀摊，重则挨打。
“我……刚来第三天。”刘湘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金链男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慢悠悠地说：“这条街，归我睇。你在这里摆摊，知不知道规矩？”
“什么规矩？”刘湘明知故问。
金链男伸出三根手指：“一个月三百。今天先交一百五，算这个月下半个月的。”
三百块，刘湘心里算了一下，自己一天净赚两百到三百，三百块相当于一天多的利润。不算多，但也不少了。想起刘富贵的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交了就交了，别跟这些人硬碰。”
没有任何犹豫，从腰包里数出一百五十块，双手递过去，语气恭敬：“哥，这是这个月的。下个月一号，我再交整月的。”
金链男接过钱，点了点数，表情有些意外——大概是没想到这小子这么识相。他把钱揣进裤兜，拍了拍刘湘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识做啦，后生仔。以后有人找你麻烦，报我‘阿强’的名字。”
说完，带着板寸头转身走了。板寸头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走的时候瞥了刘湘一眼，那眼神说不清是警告还是好奇。
钟伯在一旁看着全过程，等那两个走远了，才低声对刘湘说：“后生仔，你做得啱。阿强是这边的大佬，你交了钱，他保你平安。以前有人不肯交，第二天摊子就被掀了，人也进了医院。”
刘湘点了点头，蹲下来继续整理被翻乱的衣服。他的手微微有些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他上一世是个体面人，从没被人这样欺负过。但他知道，这是1980年的香港，街头江湖的规则就是这样。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摆地摊的穷小子，没资格逞强。
一百五十块，就当交学费了。
把衣服重新叠好，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又开始吆喝。
“香港时装！针织衫、牛仔裤、夹克衫！全部批发价——”
声音还是那么大，还是那么有劲。路过的人不会知道，这个笑得一脸灿烂的后生仔，刚才被人收走了半天的利润。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在喊，他还在卖，他还在往前走。
收摊的时候，钟伯递给他一袋炒栗子，说：“请你吃的。年轻人，好好干，别怕那些乌龟王八蛋，他们也就是欺负老实人。”
刘湘接过栗子，剥了一颗放进嘴里，又香又甜，烫得他直哈气。
回到板间房，把今天的账记在软皮抄上：营业额742，成本418，坨地费150，净赚174。加上前两天赚的，三天净赚将近七百块。照这个速度，一个月能赚五六千，比在档口打工强多了。
合上本子，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条蜿蜒的河流。隔壁的粤曲已经停了，换成了一男一女的争吵声，隔着薄墙隐隐约约，像收音机串了台。
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摆摊只是第一步，赚的是辛苦钱。等攒够了本钱，他要去更大的市场，要做更大的生意。1981年快到了，他知道那一年会发生什么——内地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深圳特区还没正式成立，但那扇门正在一点一点打开。
摸了摸内袋里那张绿白色的身份证，自己现在还没积攒够本钱。
搬家的那天，他只有一个蛇皮袋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一个搪瓷脸盆，还有那张绿白色的身份证。他把身份证放在上衣内袋里，用手按了按，确认还在。板间房的墙壁薄得像纸，隔壁传来收音机里的粤曲声，咿咿呀呀的，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呓语。
他在折叠桌前坐了一会儿，拿出一本从文具店买来的软皮抄，在第一页写下了几行字：
1980年12月28日，启动资金：3720港元，房租押金+首月：1950港元，剩余：1770港元。
计划：从刘记拿货，去深水埗街头摆摊
把软皮抄合上，深吸了一口气。从今天起，自己不再是谁的伙计，他是自己的老板了。虽然这个老板只有一间六十尺的板间房和一七七零港币的资本。
摆摊的位置他考察了好几天，深水埗的街头小贩主要集中在桂林街、北河街和鸭寮街一带，卖什么的都有——衣服、鞋子、日用品、电子零件、二手电器。人流量最大的是傍晚到晚上九点这个时段，下班的人路过，顺便买点东西回家。刘湘选了一个靠近桂林街与元州街交界的位置，旁边是一个卖炒栗子的老头和一个卖袜子的中年妇女，人来人往，位置不算最好，但胜在有空位。
第一天出摊，他起了个大早。从刘记拿了四十件货——二十件女装针织衫，十件男装夹克，十条牛仔喇叭裤。按批发价算，针织衫一件十五，夹克一件二十五，牛仔裤一条十八，总共一千一百多港币。把货装进两个大号蛇皮袋，用一根扁担挑着，走了二十分钟到桂林街。扁担压在肩膀上，勒出一道红印，但自己咬着牙没吭声。
到了位置，他把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摆开，又从蛇皮袋里翻出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四个大字：“香港时装”。字写得歪歪扭扭，但足够醒目。
一切准备就绪，蹲在摊位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张了张嘴，却发现喊不出来。
自己上一世做的是批发生意，跟客户谈判、签合同、做方案，样样拿手。但那是办公室里的工作，西装革履，空调吹着。现在让他蹲在街边，对着陌生人扯着嗓子喊“来看看啊，便宜卖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旁边卖炒栗子的老头姓钟，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手上全是茧子。见刘湘蹲在那儿不说话，咧嘴笑了：“后生仔，第一次摆摊啊？不吆喝怎么卖？你当这些衣服自己长腿跑进人家口袋啊？”
刘湘被说得脸一红。站起来，清了清嗓子，用粤语喊了一句：“来看看啊，新款时装，便宜卖！”
声音太小，像蚊子叫。旁边五米外的人都没听见。
钟伯摇了摇头，自己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炒栗子——热辣辣的炒栗子——十文一袋——”声音洪亮得像打雷，半条街都听得见。
刘湘咬了咬牙，把心一横，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香港时装！针织衫、牛仔裤、夹克衫！全部批发价！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一次，声音够大。有几个路人回头看了一眼，但没有人停下来。刘湘不气馁，继续喊。喊了十几遍之后，嗓子开始发哑，但他发现一个规律——喊的时候要带点节奏，像唱歌一样，尾音要上扬，听起来热情。调整了一下，喊得越来越顺。
终于，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停下来，蹲下来翻了翻那堆针织衫。她拿起一件枣红色的，在手上摸了摸面料，问：“这件几多钱？”
刘湘心里一喜，脸上不动声色：“三十五。”
“三十五？太贵了吧，街口那家店才卖四十，你这是地摊货，二十五。”
刘湘知道这是砍价的路数。他在档口见过无数次，客户永远先说贵，然后往死里砍。他笑着说：“阿姨，您说的街口那家店，他也是从我拿货的。您看这个面料，纯棉的，不是化纤。您要是真心想要，三十，最低了。”
“二十八。”阿姨不依不饶。
刘湘故作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行吧行吧，二十八，开个张。您是第一个客人，算我送个人情。”
阿姨掏出一张五十的纸币，刘湘找了二十二块，把衣服装进塑料袋递过去。阿姨走了两步又回头：“后生仔，你明天还在不在？”
“在，天天在。”
第一单生意做成，刘湘手心全是汗。二十八块的售价，批发价十五，毛利十三块。虽然不多，但这是他自己挣的，不是从档口领的工资，感觉完全不一样。
有了第一单，后面就顺了。下午四点到七点是高峰期，刘湘忙得脚不沾地，又是报价又是找零，还要防着有人趁乱偷衣服。他嗓子喊哑了，就喝一口自带的水，接着喊。到晚上八点多，街上的人渐渐少了，他开始收摊。数了数剩下的货，四十件卖掉了二十六件，营业额八百多港币，扣除成本和摊位费——摊位费是临时占道，每天五块钱——净赚了将近三百块。
一天赚三百块。刘湘把钞票一张张捋平，叠好，塞进内衣口袋，心跳得厉害。自己在刘记档口干一个月底薪加提成也就一千出头，现在一天就赚了三百。当然，这不稳定，今天运气好，明天可能颗粒无收。但至少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
收拾好东西，扁担挑着两个蛇皮袋往回走。深水埗的夜风吹过来，带着烧烤和炒栗子的香味，街边的霓虹灯在潮湿的空气里晕开一圈圈光晕。刘湘走在人群里，忽然觉得自己真正属于这座城市了——不是靠着堂叔的庇护，而是靠自己的双手。
第三天，他遇到了麻烦。
那天下午，刘湘照例在桂林街摆摊。生意不错，已经卖了十几件，正蹲在地上给一个客人找零，忽然感觉头顶的光被挡住了。抬起头，看见两个男人站在他面前。
一个三十来岁，平头，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穿着一件花哨的丝质衬衫，领口敞着，露出胸口一小片纹身。另一个年轻些，二十出头，剃着板寸，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双手插在裤兜里，面无表情地站在旁边。
金链男蹲下来，用两根手指翻了翻刘湘摊上的衣服，然后抬起头，咧嘴笑了，露出一颗金牙。
“新来的？”他的粤语带着浓重的潮州口音。
刘湘心里咯噔一下。他在档口的时候听刘富贵提过——街边摆摊的，每个月都要交“坨地费”，也就是保护费。收钱的是附近的“陀地”，即地头蛇，他们划了地盘，谁要在他们地盘上做生意，就得交钱。不交的，轻则掀摊，重则挨打。
“我……刚来第三天。”刘湘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金链男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慢悠悠地说：“这条街，归我睇。你在这里摆摊，知不知道规矩？”
“什么规矩？”刘湘明知故问。
金链男伸出三根手指：“一个月三百。今天先交一百五，算这个月下半个月的。”
三百块，刘湘心里算了一下，自己一天净赚两百到三百，三百块相当于一天多的利润。不算多，但也不少了。想起刘富贵的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交了就交了，别跟这些人硬碰。”
没有任何犹豫，从腰包里数出一百五十块，双手递过去，语气恭敬：“哥，这是这个月的。下个月一号，我再交整月的。”
金链男接过钱，点了点数，表情有些意外——大概是没想到这小子这么识相。他把钱揣进裤兜，拍了拍刘湘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识做啦，后生仔。以后有人找你麻烦，报我‘阿强’的名字。”
说完，带着板寸头转身走了。板寸头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走的时候瞥了刘湘一眼，那眼神说不清是警告还是好奇。
钟伯在一旁看着全过程，等那两个走远了，才低声对刘湘说：“后生仔，你做得啱。阿强是这边的大佬，你交了钱，他保你平安。以前有人不肯交，第二天摊子就被掀了，人也进了医院。”
刘湘点了点头，蹲下来继续整理被翻乱的衣服。他的手微微有些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他上一世是个体面人，从没被人这样欺负过。但他知道，这是1980年的香港，街头江湖的规则就是这样。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摆地摊的穷小子，没资格逞强。
一百五十块，就当交学费了。
把衣服重新叠好，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又开始吆喝。
“香港时装！针织衫、牛仔裤、夹克衫！全部批发价——”
声音还是那么大，还是那么有劲。路过的人不会知道，这个笑得一脸灿烂的后生仔，刚才被人收走了半天的利润。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在喊，他还在卖，他还在往前走。
收摊的时候，钟伯递给他一袋炒栗子，说：“请你吃的。年轻人，好好干，别怕那些乌龟王八蛋，他们也就是欺负老实人。”
刘湘接过栗子，剥了一颗放进嘴里，又香又甜，烫得他直哈气。
回到板间房，把今天的账记在软皮抄上：营业额742，成本418，坨地费150，净赚174。加上前两天赚的，三天净赚将近七百块。照这个速度，一个月能赚五六千，比在档口打工强多了。
合上本子，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条蜿蜒的河流。隔壁的粤曲已经停了，换成了一男一女的争吵声，隔着薄墙隐隐约约，像收音机串了台。
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摆摊只是第一步，赚的是辛苦钱。等攒够了本钱，他要去更大的市场，要做更大的生意。1981年快到了，他知道那一年会发生什么——内地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深圳特区还没正式成立，但那扇门正在一点一点打开。
摸了摸内袋里那张绿白色的身份证，自己现在还没积攒够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