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四合院之我是小猎人 第485章 职工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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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门，那明亮到刺眼的白炽灯光、嘈杂混合的嗡嗡谈话声、留声机单调重复的舞曲、还有空气中越发浓烈的雪花膏味、男性汗味、瓜子糖果的甜腻气息……所有这些汇成一股强大的、陌生的洪流，瞬间将傻柱吞没。
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和耳鸣，仿佛突然被抛进了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光怪陆离的世界。
他身上那套过于崭新、挺括、散发着樟脑丸异味的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在此刻的会场里，显得那么突兀、扎眼和不合时宜——别人的工装是日常穿着带来的随性和自然，他的却是刻意为之的僵硬和笨拙；别人的中山装是干部或知识分子的身份象征，穿在他们身上是自信得体，套在他这粗壮的躯干上，却像给熊瞎子套上了马褂，说不出的别扭。
衣服紧绷的肩线和腋下，限制着他的动作，让他举手投足都显得小心翼翼，更添了几分僵硬。
傻柱本能地缩了缩脖子，目光躲闪着，不敢与任何人对视，只想尽快找一个最不起眼的、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把自己藏起来。
然而，他这身打扮和他这个人本身，似乎就带着一种吸引目光的“特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一道道或好奇、或探究、或毫不掩饰讥诮的视线，像针一样扎在他的背上、脸上。
伴随着这些视线的，是那些压低了音量、却因会场特殊的回音效果和傻柱此刻高度敏感的神经而显得格外清晰的窃窃私语，像一群烦人的苍蝇，嗡嗡地围着他打转：
“快看，那个……是不是一食堂的傻柱？”
“何雨柱？他也真来了？工会还真请他了？”
“啧，你看他穿的那身衣服，新的吧？可怎么看着那么……那么傻？”
“嘘……小点声，人家听见了……”
“听见怎么了？他爹那事儿……”
“就是，这种家庭出来的……”
那些只言片语，像淬了毒的细针，精准地刺入他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心。他感觉自己的脸皮在发烧，耳朵里嗡嗡作响，脚下像踩着棉花。
他慌不择路，终于在靠近礼堂后门、灯光最为昏暗、离主席台和最热闹的中心区域最远的一张长条桌的末端，发现了一个空位。那里已经坐了几个人，看样子是厂里某个辅助车间的青工，彼此认识，正在低声说笑。
傻柱像溺水者抓住浮木一样，赶紧蹭过去，几乎是跌坐进那个空着的方凳里。坐下后，他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并拢的膝盖上，腰背挺得笔直，像一尊被强行摆放在那里的泥塑木雕，眼观鼻，鼻观心，不敢看同桌的人，也不敢看别处，只死死盯着面前桌布上一块洗不掉的深色污渍，仿佛那是全世界最值得研究的东西。
七点整，音乐声暂停。轧钢厂工会赵主席，一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老革命，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舞台前那个小小的、铺着红布的讲台后面。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一声，声音洪亮：“同志们！静一静！”
会场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主席台上。赵主席环视了一圈，脸上露出一种公式化的、带着鼓励的笑容，开始发表简短而热情洋溢的欢迎辞。
无非是“青年是革命的未来，是建设的生力军”，“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妥善解决个人问题，这关系到职工队伍的稳定和革命的延续”，“感谢纺织厂工会领导和同志们的到来，加强兄弟单位青年职工的友谊和交流”，“希望大家敞开心扉，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建立革命友谊”等等一套在那个时代任何类似场合都适用的、正确而无害的套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带着军人特有的顿挫感。
讲完话，便是象征性的“祝酒”环节。几个工会的年轻干事忙活着，给每张桌上的玻璃杯里倒上汽水或者白开水。
傻柱学着同桌人的样子，笨拙地端起面前那杯嗞嗞冒着气泡的橙色汽水。同桌那几个人彼此碰杯，说说笑笑，却没有人主动跟他碰杯，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仿佛他是透明的。
傻柱尴尬地自己举着杯子，犹豫了一下，象征性地向前虚碰了一下，然后一仰脖，将那一大杯甜得发腻、气泡刺喉的汽水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冰凉的液体滑过食道，非但没有缓解他喉咙的干渴和紧绷，反而引起一阵轻微的反胃和更多的空虚感。
简单的开场仪式过后，进入了联谊会的第一个正式环节——“文艺交流与表演”。这是展示个人才华、吸引异性注意、打破初次见面尴尬的最佳途径，也是这类活动约定俗成的重头戏。
一位工会的女干事充当主持人，刚宣布开始，就有几个早有准备的青年踊跃上台。
首先上场的，是技术科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身材清瘦的年轻技术员。他显得有些紧张，扶了扶眼镜，对着话筒（其实是个简单的铁皮喇叭）说：“我……我给大家唱一首《红梅赞》，唱得不好，请大家批评。”
他的嗓音不算嘹亮，甚至有些单薄，但唱得很认真，很投入，带着那个时代青年特有的、对革命英雄主义的真诚向往。一曲唱罢，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一些女同志，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接着，一位来自纺织厂的女工，落落大方地走上台。她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圆脸大眼，笑容甜美，充满朝气。
“我给大家跳一段《洗衣舞》。” 音乐响起，她随着欢快的节奏，模仿着藏族姑娘洗衣、泼水、嬉戏的动作，虽然舞蹈简单，但动作流畅，表情生动，充满了劳动的喜悦和青春的活力。她的表演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和叫好声，不少男青年看得目不转睛。
还有一个机修车间的小伙子，居然带来了一把保养得很好的二胡。他有些腼腆地坐到舞台中央的椅子上，试了试音，然后屏息凝神，开始演奏《赛马》。
琴声起初有些生涩，但很快进入状态，那急促跳跃的节奏，模仿骏马奔驰的旋律，被他演绎得颇有几分气势，虽然技法上远非专业，但那份敢于表现的勇气和营造出的热闹氛围，依旧赢得了满堂彩。
傻柱一直僵坐在那个昏暗的角落，像个局外人一样，呆呆地看着舞台上轮番上演的节目，听着周围一阵阵爆发的掌声和欢笑声。
唱歌？他不会，顶多跟着广播瞎哼哼。跳舞？杀了他也学不会那扭来扭去的动作。拉琴？他连二胡有几根弦都搞不清。
他唯一引以为傲、并能带来实实在在成就感和收入的“才艺”，就是那一手掂勺炒菜的功夫。可难道让他上台表演个切土豆丝？或者现场来一段颠勺？那不成要猴的了？他自己都觉得荒谬可笑。
在这个需要展示“文化”、“情趣”、“修养”的场合，他感到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一无是处。他只能像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跟着别人机械地拍手，脸上努力挤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欣赏”笑容，可那笑容僵硬而短暂，转瞬即逝，剩下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无措、自卑和一种被隔离在欢乐之外的冰冷孤独。
他看着那些在舞台上从容表演、在台下谈笑风生的男青年，再看看自己这身不合时宜的衣服和空空如也的双手，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像冰冷的藤蔓，悄悄缠紧了他的心脏。
表演环节在又一阵掌声中结束。主持人宣布进入“自由交流与联谊”时间。留声机再次被启动，换上了节奏更为舒缓、旋律带着异国情调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会场前方的几盏大灯被关掉了几盏，光线顿时柔和朦胧了许多，似乎有意为青年们的私下交流营造一种更轻松、更私密的氛围。
早已按捺不住的青年们开始离开座位，走动起来。胆子大、条件好的男青年，开始主动走向那些早已留意到的、或独自一人、或与女伴在一起的女同志，脸上堆起自认为最得体、最热情的笑容，伸出手，自我介绍，寻找话题攀谈。
女同志们大多面带羞涩，轻声回应，有的则与同伴形成小圈子，一边低声说笑，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悄悄打量着走近的男青年，互相交换着眼神，发出会意的、压低的笑声。
傻柱坐在原地，看着眼前这幅逐渐生动起来的“众生相”，心里像有一百只爪子在挠。他也看到了几个长得挺顺眼、看起来脾气也挺温和的女同志，独自坐在不远处的桌边，或者和女伴低声交谈。
一股强烈的、近乎本能的冲动在他胸腔里冲撞：去！站起来！走过去！说句话！你不能白来这一趟！你是来干嘛的？一大爷说了，要主动！秦姐也鼓励你了！你有工作！有工资！怕什么？
他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反复默念着事先想好的、自以为得体的话术：“同志你好，我是轧钢厂第一食堂的何雨柱，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炊事员，平时喜欢研究做菜……” 他在心里反复背诵，仿佛这样就能增加勇气。
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和耳鸣，仿佛突然被抛进了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光怪陆离的世界。
他身上那套过于崭新、挺括、散发着樟脑丸异味的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在此刻的会场里，显得那么突兀、扎眼和不合时宜——别人的工装是日常穿着带来的随性和自然，他的却是刻意为之的僵硬和笨拙；别人的中山装是干部或知识分子的身份象征，穿在他们身上是自信得体，套在他这粗壮的躯干上，却像给熊瞎子套上了马褂，说不出的别扭。
衣服紧绷的肩线和腋下，限制着他的动作，让他举手投足都显得小心翼翼，更添了几分僵硬。
傻柱本能地缩了缩脖子，目光躲闪着，不敢与任何人对视，只想尽快找一个最不起眼的、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把自己藏起来。
然而，他这身打扮和他这个人本身，似乎就带着一种吸引目光的“特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一道道或好奇、或探究、或毫不掩饰讥诮的视线，像针一样扎在他的背上、脸上。
伴随着这些视线的，是那些压低了音量、却因会场特殊的回音效果和傻柱此刻高度敏感的神经而显得格外清晰的窃窃私语，像一群烦人的苍蝇，嗡嗡地围着他打转：
“快看，那个……是不是一食堂的傻柱？”
“何雨柱？他也真来了？工会还真请他了？”
“啧，你看他穿的那身衣服，新的吧？可怎么看着那么……那么傻？”
“嘘……小点声，人家听见了……”
“听见怎么了？他爹那事儿……”
“就是，这种家庭出来的……”
那些只言片语，像淬了毒的细针，精准地刺入他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心。他感觉自己的脸皮在发烧，耳朵里嗡嗡作响，脚下像踩着棉花。
他慌不择路，终于在靠近礼堂后门、灯光最为昏暗、离主席台和最热闹的中心区域最远的一张长条桌的末端，发现了一个空位。那里已经坐了几个人，看样子是厂里某个辅助车间的青工，彼此认识，正在低声说笑。
傻柱像溺水者抓住浮木一样，赶紧蹭过去，几乎是跌坐进那个空着的方凳里。坐下后，他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并拢的膝盖上，腰背挺得笔直，像一尊被强行摆放在那里的泥塑木雕，眼观鼻，鼻观心，不敢看同桌的人，也不敢看别处，只死死盯着面前桌布上一块洗不掉的深色污渍，仿佛那是全世界最值得研究的东西。
七点整，音乐声暂停。轧钢厂工会赵主席，一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老革命，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舞台前那个小小的、铺着红布的讲台后面。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一声，声音洪亮：“同志们！静一静！”
会场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主席台上。赵主席环视了一圈，脸上露出一种公式化的、带着鼓励的笑容，开始发表简短而热情洋溢的欢迎辞。
无非是“青年是革命的未来，是建设的生力军”，“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妥善解决个人问题，这关系到职工队伍的稳定和革命的延续”，“感谢纺织厂工会领导和同志们的到来，加强兄弟单位青年职工的友谊和交流”，“希望大家敞开心扉，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建立革命友谊”等等一套在那个时代任何类似场合都适用的、正确而无害的套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带着军人特有的顿挫感。
讲完话，便是象征性的“祝酒”环节。几个工会的年轻干事忙活着，给每张桌上的玻璃杯里倒上汽水或者白开水。
傻柱学着同桌人的样子，笨拙地端起面前那杯嗞嗞冒着气泡的橙色汽水。同桌那几个人彼此碰杯，说说笑笑，却没有人主动跟他碰杯，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仿佛他是透明的。
傻柱尴尬地自己举着杯子，犹豫了一下，象征性地向前虚碰了一下，然后一仰脖，将那一大杯甜得发腻、气泡刺喉的汽水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冰凉的液体滑过食道，非但没有缓解他喉咙的干渴和紧绷，反而引起一阵轻微的反胃和更多的空虚感。
简单的开场仪式过后，进入了联谊会的第一个正式环节——“文艺交流与表演”。这是展示个人才华、吸引异性注意、打破初次见面尴尬的最佳途径，也是这类活动约定俗成的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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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上场的，是技术科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身材清瘦的年轻技术员。他显得有些紧张，扶了扶眼镜，对着话筒（其实是个简单的铁皮喇叭）说：“我……我给大家唱一首《红梅赞》，唱得不好，请大家批评。”
他的嗓音不算嘹亮，甚至有些单薄，但唱得很认真，很投入，带着那个时代青年特有的、对革命英雄主义的真诚向往。一曲唱罢，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一些女同志，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接着，一位来自纺织厂的女工，落落大方地走上台。她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圆脸大眼，笑容甜美，充满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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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起初有些生涩，但很快进入状态，那急促跳跃的节奏，模仿骏马奔驰的旋律，被他演绎得颇有几分气势，虽然技法上远非专业，但那份敢于表现的勇气和营造出的热闹氛围，依旧赢得了满堂彩。
傻柱一直僵坐在那个昏暗的角落，像个局外人一样，呆呆地看着舞台上轮番上演的节目，听着周围一阵阵爆发的掌声和欢笑声。
唱歌？他不会，顶多跟着广播瞎哼哼。跳舞？杀了他也学不会那扭来扭去的动作。拉琴？他连二胡有几根弦都搞不清。
他唯一引以为傲、并能带来实实在在成就感和收入的“才艺”，就是那一手掂勺炒菜的功夫。可难道让他上台表演个切土豆丝？或者现场来一段颠勺？那不成要猴的了？他自己都觉得荒谬可笑。
在这个需要展示“文化”、“情趣”、“修养”的场合，他感到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一无是处。他只能像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跟着别人机械地拍手，脸上努力挤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欣赏”笑容，可那笑容僵硬而短暂，转瞬即逝，剩下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无措、自卑和一种被隔离在欢乐之外的冰冷孤独。
他看着那些在舞台上从容表演、在台下谈笑风生的男青年，再看看自己这身不合时宜的衣服和空空如也的双手，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像冰冷的藤蔓，悄悄缠紧了他的心脏。
表演环节在又一阵掌声中结束。主持人宣布进入“自由交流与联谊”时间。留声机再次被启动，换上了节奏更为舒缓、旋律带着异国情调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会场前方的几盏大灯被关掉了几盏，光线顿时柔和朦胧了许多，似乎有意为青年们的私下交流营造一种更轻松、更私密的氛围。
早已按捺不住的青年们开始离开座位，走动起来。胆子大、条件好的男青年，开始主动走向那些早已留意到的、或独自一人、或与女伴在一起的女同志，脸上堆起自认为最得体、最热情的笑容，伸出手，自我介绍，寻找话题攀谈。
女同志们大多面带羞涩，轻声回应，有的则与同伴形成小圈子，一边低声说笑，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悄悄打量着走近的男青年，互相交换着眼神，发出会意的、压低的笑声。
傻柱坐在原地，看着眼前这幅逐渐生动起来的“众生相”，心里像有一百只爪子在挠。他也看到了几个长得挺顺眼、看起来脾气也挺温和的女同志，独自坐在不远处的桌边，或者和女伴低声交谈。
一股强烈的、近乎本能的冲动在他胸腔里冲撞：去！站起来！走过去！说句话！你不能白来这一趟！你是来干嘛的？一大爷说了，要主动！秦姐也鼓励你了！你有工作！有工资！怕什么？
他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反复默念着事先想好的、自以为得体的话术：“同志你好，我是轧钢厂第一食堂的何雨柱，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炊事员，平时喜欢研究做菜……” 他在心里反复背诵，仿佛这样就能增加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