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164章 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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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平失踪案正式立案的当天上午，汪曼春带着情报处的两个人去了经济司。她没有提前通知明楼，也没有走经济司的正规接待流程，而是直接去了档案室，把明家商行过去一年的军需合同备案、出货记录和库存申报表全部调了出来。档案室的管理员是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头，看到76号的证件之后没有多问，默默地把档案柜打开，把一摞摞文件夹搬到桌上。
汪曼春在现场翻了将近两个小时。她主要看的是磺胺类药品的进出货记录——每一笔进货的批号、数量、供应商，每一笔出货的去向、签收人、运输方式。她在笔记本上抄了满满三页数字，字迹小而紧密，像是用针尖刻上去的。抄完之后她把原始档案还给了管理员，没有带走任何一份原件。
“汪处长，不需要封存档案吗？”跟着她的助理小周问了一句。
“不用封。封了就等于告诉他们我们在查什么。”汪曼春把笔记本放进手提包里，站起来整了整外套的领子，“山本课长说了，不要打草惊蛇。我要的是这些数字和清剿现场收缴的磺胺批号做交叉比对。比完了再说。”
她从经济司出来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了明诚。明诚手里拿着一份物资调配表，正从明楼的办公室方向走过来。两个人在走廊中间迎面碰上了，距离不到三步。明诚微微侧身让到一边，朝汪曼春点了一下头。
“汪处长。”
“明秘书。”汪曼春的脚步没有停，只是在经过明诚身边的时候侧了一下头，“明先生在办公室吗？”
“在。需要我去通报吗？”
“不用。今天不是来找他的。”汪曼春说完这句话，带着人径直下了楼梯。她的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台阶上，声音清脆而规律，一下一下地敲在明诚的耳朵里。
明诚站在原地停了两秒，然后转身快步走进了明楼的办公室。
明楼正坐在办公桌前看一份南京发来的公函，是关于下个月物资调配计划的批复。明诚进来的时候他把公函放下，抬头看了明诚一眼。只一眼，他就从明诚的表情里读出了事情的大致轮廓。
“汪曼春来过了？”
“刚走。去了档案室，待了将近两个小时。调的是明家商行的军需合同和进出货记录。”明诚走到办公桌前，压低声音说，“她走的时候说——‘今天不是来找他的’。”
明楼把钢笔帽旋上，放在桌上。他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腹前，沉默了几秒钟。汪曼春不是来找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已经不需要通过他来了解明家商行的情况了。她直接从档案室调走了原始记录，用数字说话。数字不撒谎，数字也不讲情面。
“她查的是磺胺。”明楼说。这不是一个问句。
“应该就是了。山本在清剿行动里缴获的那批磺胺，批号和驻军医务室报失的一致。”明诚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抄件放在桌上，“这是昨天驻军司令部内部通报的抄本。松本的人在通报里夹了一段话——说驻军医务室的药品管理存在漏洞，磺胺丢失的责任在后勤部门，不在供应商。松本在撇清自己。”
明楼拿起抄本看了一遍。松本的这段话表面上是在替供应商说话，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他怕山本顺着磺胺的批号查到他当年私自调拨军需药品的旧账，所以抢先一步在驻军司令部内部放了话，把责任推给了后勤部门的管理漏洞。这是一个典型的松本式操作——用官僚主义的模糊措辞混淆视听，让追查者在互相推诿的文书迷宫里迷失方向。
但山本不是普通的追查者。山本不会迷失在任何人的文书迷宫里。他会用手术刀一样精确的方法把每一层遮羞布全部割开。
“明家商行的出货记录里，磺胺的去向都有签收单吗？”明楼问。
“都有。每一笔都手续齐全。”明诚翻开笔记本看了一眼，“但问题是数量。出货记录上的磺胺出货量，和库存申报表上的库存余额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不是去年十一月才出现的——它已经存在了将近一年。只是商行的会计每个月都在库存申报表上做了技术处理，把上一批货的库存余额直接挪到下一批货的进货量里，用新货填旧货的坑。这种手法在账面上能撑一段时间，撑不了太久。”
“是谁让会计这么做的？”
明诚沉默了一下。“是大姐。”
明楼闭上了眼睛。明镜——明氏企业的董事长，明家的大姐。她从一年前就开始通过明家商行向苏北根据地输送药品和医疗物资。磺胺只是其中一项，还有手术器械、麻醉药、止血粉。这些东西从正规渠道出货，在账面上登记为“正常商业销售”，实际上通过商会里几家合作商号的渠道流入了地下药品供应链，最终送到了根据地的野战医院。这些操作每一笔都有合法的出货单据和签收记录，但账面上的数字经不起交叉比对。因为出货量太大，远远超过了明家商行从正常渠道能够采购到的磺胺总量。
这中间的差额从哪里来的？答案就在松本的旧账里。松本在担任特高课课长期间，通过便衣队和梁仲春的行动处倒卖了大批军需物资，其中就包括磺胺。松本把磺胺卖给明家商行，明家商行再把磺胺送出去。这是一条横跨日本军方、伪政府特工系统和上海商界的灰色供应链。松本和明镜各取所需——松本要钱，明镜要药。现在松本倒台了，这条供应链断了上游，但下游的证据还留在明家商行的账本里。
山本不需要查到松本的旧账也能钉死明家商行。他只需要把磺胺的批号对出来，再把出货记录和库存申报的差额列成表格，就足以证明明家商行在从事非法药品交易。而周世平的失踪——一个履历造假、入职不满一个月就在清剿行动前夜运走两千斤可疑物资的采购员——会变成钉死明家商行的最后一根钉子。
“大姐那边怎么说？”明楼睁开眼睛。
“明诚摇了摇头。“大姐说商行的账目她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76号查到了差额，她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她会说这些操作是她个人行为，商行的其他管理层不知情。””
“她一个人承担不了。”明楼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南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街道上的水洼反射着灰蒙蒙的天光，一辆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车轮碾过水洼溅起一片水花。“山本要的不是商行的负责人——他要的是这条链子上的所有人。包括经济司里批准免检资格的人。”
这个“批准免检资格的人”就是明楼自己。
明诚走到明楼身后，站得很近，声音压得很低。“您要不要提前做个准备？如果山本真的查到经济司——”
“不用准备。”明楼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静止的湖。“免检名单是经济司根据军需合同备案依法提交的。名单上有七家商行，不是只有明家一家。山本可以说我偏袒自家产业，但他拿不出直接证据证明我参与了药品输送。我现在的位置是经济司首席顾问，不是明家商行的总经理。商行的具体经营是明镜在管，和我之间有合法的职务隔离。这份隔离在山本面前不够坚固，但足够让他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动不了我。”
明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句：“郑副主任那边——需要通知他吗？”
明楼看着明诚。这个问题他已经在心里问过自己很多遍了。郑耀先现在是76号内部安全管控的负责人，清剿行动的演习方案是他设计的，免检清单是他录入行动处作战地图的，周世平的档案核查是他签字通过的。如果山本要继续深挖，郑耀先也在他的审查范围之内——不是因为郑耀先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他的位置太过关键，任何在清剿行动期间出现的异常都会经过他的签字环节。山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签字环节。
但郑耀先同时也是一张隐藏的牌。他已经通过密码确认了自己的双重身份，并且在清剿行动中用自己的权限为明楼创造了两个小时的窗口期。这张牌不能轻易翻出来，也不需要在现在翻出来。
“暂时不需要。”明楼说，“他现在的位置很敏感。山本在盯着他。我们越是减少和他的接触，他越安全。”
明诚点了点头，转身准备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明楼又叫住了他。
“还有一件事。通知商行，把仓库里剩下的所有磺胺类药品全部销毁。包装盒拆了烧掉，药粉倒进化粪池。一片都不许留。”
“今天？”
“现在。”
明诚拉开门快步走了出去。明楼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把那份南京来的公函重新拿起来，但他没有看。他的目光落在办公桌一角的一件小东西上——一个竹编的小茶篓，里面装着明镜上次托人送来的驱寒茶。茶篓的口上还扎着红纸，红纸的边角微微翘起。
他把茶篓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原处。然后他拿起钢笔，旋开笔帽，在公函的空白处写下了一行批示。笔迹工整清秀，没有任何颤抖。
当天下午，南市码头。
童虎的老婆叫梁秀芝，是梁仲春的妹妹。她长得不像梁仲春——梁仲春圆脸小眼，她瘦长脸大眼睛，眉眼间有几分江南女子的秀气。但她的性子比梁仲春硬得多。童虎今天早上回家的时候脸色煞白，把磺胺批号的事一说，她二话没说，转身就进了里屋，从衣柜最底层翻出那个铁盒子。
铁盒子不大，比一本账簿稍宽一些，锈迹斑斑的盒盖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年画——是几年前过年时童虎买回来的，画的是门神。她把铁盒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摊在床上。除了松本调走磺胺的那份交接单，还有几张松本亲笔写的便条、两份便衣队时期的物资调拨凭证、以及一本童虎私下记的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了便衣队倒卖军需物资的流水，每一笔都写着日期、品名、数量和收钱人的代号。
“这些东西全烧了？”梁秀芝问。
“不能烧。烧了就没有证据了。”童虎蹲在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姐夫说了，这些东西是保命符——松本要是翻脸不认人，这些就是唯一能证明咱们只是听命令行事的证据。但不能放在家里。山本随时可能派人来搜。”
梁秀芝想了想，把东西重新装回铁盒子，盖上盒盖，然后用一块旧棉布包好，塞进一个装腌菜用的陶罐里。陶罐口用油纸封了，上面压了一块石头，放在厨房角落里的一堆坛坛罐罐中间，看着和普通的腌菜缸没有任何区别。
“今晚天黑之后让你弟弟把陶罐搬走，送到南市码头那间仓库里。”童虎站起来，把那根烟点着了吸了一口，“那间仓库是咱们处里的安全屋，平时没人去。等风头过了再取回来。”
梁秀芝的弟弟叫梁二宝，在码头做搬运工，力气大，嘴严实。天黑之后他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把陶罐放在箩筐里，上面盖了一层干草和几个破麻袋，沿着苏州河边的货运路往南市码头走。
他走到码头西侧空仓库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码头上亮着几盏昏暗的路灯，货场里堆着高高的麻袋和木箱，在夜色中像一座座沉默的山丘。他放下扁担，从口袋里掏出童虎给的钥匙，去开仓库门上那把生锈的铁锁。
锁开了，但门推不开。不是卡住了——是从里面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梁二宝愣了一下，又推了一下，门还是纹丝不动。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听，里面没有声音。他绕到仓库侧面，那里有一扇小窗户，窗台上积着厚厚的灰。他用手抹了一下玻璃上的灰往里看。
仓库里空空荡荡的，地上铺着一层干草，干草上有一张折叠的行军床，床上没有被褥。靠墙的地方放着一个搪瓷水杯和半包蜡烛。后门虚掩着，被风吹得轻轻晃动。
梁二宝不认识字，不知道墙上用粉笔写了什么。但他看得出来——不久之前这里还有人住过。他把陶罐从箩筐里搬出来放在仓库门外的墙角下，用一块破帆布盖好，然后挑起空箩筐快步离开了码头。他没有把门锁回去——门已经被撬开了，锁不上了。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来之前不到两个小时，一个拾荒的老太婆推着一辆破板车从这间仓库的后门离开。板车上堆着几捆废纸和破布，废纸下面压着一个人——一个左腿有点跛的年轻人，脸上涂了煤灰，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老太婆推着板车沿着码头边的货运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把板车推进了法租界一条偏僻的弄堂里。弄堂尽头有一扇小门，门后面是一个住着三户人家的杂院。杂院最里面那间屋子是空的，窗户上钉着木板，门口堆着几摞旧报纸。
赵四被扶进了那间屋子。门关上之后，老太婆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小满在外面放风。你在这里住三天。三天之后有人来接你出城。吃的和水在床底下。别点灯。别出门。”
赵四点了点头，坐在床沿上，用右手按了按左腿的旧伤。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但被铁丝勒过的地方在阴雨天还是会隐隐发胀。他看着老太婆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然后躺下来，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三天——还有三天他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从同济药房到明家商行，从横浜桥下的铁丝到南市码头的行军床，他在上海的地下世界里转了将近两年，终于要转出去了。
同一天深夜，郑耀先在办公室里看完了情报处送来的明家商行磺胺出货记录与库存申报差额比对表。这份表是汪曼春亲自做的，列出了过去一年里明家商行磺胺类药品每一笔出货和库存申报之间的差额，用红笔标注了其中十一处重大异常。最大的一个缺口发生在去年十一月——出货记录显示当月磺胺出货量为四百箱，而库存申报表上当月磺胺库存余额为零，进货记录为零。四百箱磺胺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在账面上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汪曼春在表格末尾写了一行备注——“鉴于上述重大异常，建议立即传讯明家商行会计主管及仓库管理员。周世平失踪案与此可能存在直接关联，建议并案调查。汪曼春。”
郑耀先把这份表放在桌上，拿起电话拨了李士群办公室的号码。电话响了两声，李士群接起来。郑耀先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话：“汪处长的比对结果我看了。明天一早我拿给您过目。另外，有件事需要提前跟您通气——行动处梁处长手里有一份交接单，涉及松本课长去年调拨磺胺的事。这份交接单和汪处长查到的缺口在时间点上存在重合。”
李士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将近十秒钟，然后说了一句“明天一早你来我办公室”，就挂了电话。
郑耀先放下电话，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窗外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房间里亮了一瞬间又暗下去。他把汪曼春的报告装进档案袋里封好，然后在档案袋封面上写了一个日期——明天。这个日期意味着明家商行的调查从明天起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汪曼春的申请一旦被批准，商行的会计和仓库管理员就会被传讯。而山本不会只满足于传讯——他一定会在传讯的同时派人搜查明家商行的仓库和办公室。
但明楼今天下午已经通知商行销毁了所有剩余的磺胺。等到山本的人打开仓库的时候，里面应该什么都没有了。账面上的黑洞依然存在，但物证消失了。没有物证，账面上的数字差异可以用“管理不善”、“会计失误”来解释——至少在法律层面足够拖延时间。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北墙的地图前，用铅笔在闸北药材市场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叉，又在南市码头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叉。两个叉之间隔着整座城市。然后他把铅笔放下，走到窗前，把窗帘撩开一条缝。
万祥的窗户亮着灯。窗帘后面，一个人影正弯着腰在整理什么东西——应该是在收拾行李。万祥明天一早要搬家，从弄堂里的偏屋搬到法租界的一间亭子间。不是因为他暴露了，而是因为郑耀先让他搬的。清剿行动后的这些天里，田村在76号门口的登记板上记了太多东西，山本迟早会把目光从大楼内部转向周围的关联人员。万祥虽然没有组织身份，但他和郑耀先住在同一个弄堂里，给郑耀先拉过无数次黄包车。如果有人在山本面前提了一句“郑副主任常坐的那个黄包车夫”，田村就会把万祥也写进登记板里。
搬家的事郑耀先今天早上跟万祥说了。万祥没有问为什么，只是问了一句“新地方的房东可靠吗”。郑耀先说可靠——那是小满的表哥家，在法租界住了十几年，是个本分的裁缝。万祥听了就放心了。他对郑耀先的信任不需要理由。三年了，郑耀先让他做的事没有一件出过差错，也没有一件让他陷入过真正的危险。
凌晨一点，郑耀先离开76号回了住处。弄堂里安静得只能听到风吹电线的声音。他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手指在门把手上摸到了一个异常——他早上走的时候在门把手下方的缝隙里夹了半根火柴，现在火柴不见了。
不是风吹掉的。火柴卡在缝隙里，风再大也吹不掉。是有人开过门。
郑耀先把钥匙无声地拔出来，往后退了一步，右手摸到腰间枪套的搭扣上。他侧身贴在门边的墙壁上，用左手推了一下门。门是锁着的——至少现在锁上了。他把钥匙重新插进去轻轻转动，锁芯弹开的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晰。他猛地推开门闪到一边，门撞在墙上发出低沉的砰响。
屋子里是黑的。窗帘拉着。桌椅的位置和他早上离开时一样。没有人。但他的目光已经扫到了地面——门口的地板上有一个淡淡的鞋印。不是他的。他的鞋底是皮鞋，这个鞋印是布鞋底，鞋尖朝里，后跟有一点泥。
郑耀先关上门，开了灯。鞋印是从门外进来的，只踩了一步——进门之后可能注意到了什么，没有继续往里走。他沿着鞋印的方向往里看，书桌上放的东西没有动过。文件柜的锁完好。墙角的墙砖没有松动。床铺叠得整整齐齐。
只有一样东西不对。书桌抽屉最下面一层的锁孔里有一点细微的刮痕——是铁丝撬过的痕迹。那层抽屉里只放了一本没写完的行动日记和几支备用钢笔。日记上的字迹很潦草，内容全都是经过掩饰的普通工作记录，看不出任何异常。但撬锁的人不知道这一点。
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来，把台灯打开。他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一件一件检查。日记本的位置变了——他出门前把日记本放在抽屉左侧，现在它被挪到了右侧。钢笔的顺序也变了。有人仔细翻过这个抽屉，看完之后又小心地把东西放回去，但放的位置和原来有一两厘米的偏差。
这个人不是山本的人。山本的人如果要搜他的房间，不会偷偷摸摸地来——田村会带着搜查令正大光明地把门踹开。这个人也不是李士群的人——李士群不会用这种低级的手段。这种撬锁进门、翻了东西之后又尽量恢复原状的手法，更像是某个对郑耀先有私人兴趣的人在做暗中调查。
郑耀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所有可能的人选，最后停在一个名字上——松本。
松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替罪羊。山本在查磺胺的事，迟早会查到松本头上。松本必须在山本查到自己之前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转移视线的人。这个人可以是梁仲春，可以是童虎，也可以是郑耀先——一个三年来在76号内部顺风顺水却始终让人抓不到破绽的人。郑耀先的干净本身就是破绽。山本能嗅到，松本也能。
郑耀先把抽屉里的东西重新放好，关上抽屉。他走到墙角的墙砖前，蹲下来检查了一遍——报纸上的灰尘没有被碰过的痕迹，墙砖的缝隙里塞的细线还在。暗格没有被发现。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撩开帘角看了一眼弄堂。弄堂里空荡荡的，路灯把石板路照得惨白。
老王头明天早上推着垃圾车经过的时候，会看到窗台上那个火柴盒——那是郑耀先留给他的信号。火柴盒里只有一根火柴，但老王头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准备启动紧急联络。
梁仲春在童虎家里整整待了一个下午。他不是来串门的——他是来守着童虎老婆把铁盒子里的东西全部清点一遍。
梁秀芝把每一张纸都摊在桌上，梁仲春戴着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看。松本的亲笔便条一共四张，都是去年便衣队时期的，内容很简单——“今晚八点码头仓库提货”、“磺胺十箱已到，速派人”、“货款收到，账目销毁”、“阅后即焚”。便条用的是驻军司令部的公用信笺，上面有松本的私人印章。这四张便条足以证明松本直接指挥了军需药品的非法调拨。
两份物资调拨凭证更加致命——上面不但有松本的签名，还有驻军后勤部的公章和76号行动处的签收章。签收人是童虎。这两张凭证把驻军司令部、特高课和76号三方全部拴在了同一条链子上。
梁仲春看着这些纸，额头上的汗一颗一颗地往下淌。他在76号混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但这些东西不一样。这些东西是能把松本、山本、驻军司令部和整个76号全部卷进去的炸药包。谁手里握着它，谁就是在握着一条随时会炸的导火索。
“那个交接单呢？”梁仲春问。
梁秀芝从铁盒子最底层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物资调拨交接单”几个字，是童虎的笔迹。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正是松本调走那两箱磺胺时童虎让松本签的交接单。上面写了调拨品名、数量、时间，盖着松本的私人印章和佐藤健一的签名。
梁仲春把这张交接单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让童虎和他老婆都没有想到的事——他把交接单单独拿出来折好，放进了自己大衣内侧的口袋里。
“其他的东西照老办法——装进陶罐，今晚送到码头仓库。”梁仲春站起来，拍了拍大衣口袋，“这张交接单我亲自保管。你们别问原因。”
童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他老婆一个眼神堵了回去。梁仲春推开门走了，别克车在泥泞的土路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印。
梁仲春没有回76号。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了苏州河边，在一段偏僻的河堤上停下来。他让司机下车去抽烟，自己坐在后座上，把那张交接单从口袋里掏出来，借着车顶灯的光又看了一遍。
松本的印章。佐藤健一的签名。童虎的签收章。76号行动处的公章。驻军后勤部的调拨编号。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一颗子弹——打得准的话可以打穿松本的脑袋，打不准的话会反弹回来打死他自己。
梁仲春现在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盘了好几天，一直没有下决心。他可以把这份交接单交给山本，证明磺胺是松本私自调走的，童虎只是奉命办事。山本拿到之后一定会顺着松本这条线往上追，追到驻军司令部里松本的残余势力。松本倒台得越彻底，梁仲春和童虎就越安全。
但山本不是傻子。他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童虎去年就拿到了这份交接单，却一直压着不上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因为童虎和梁仲春也在便衣队的灰色生意里分了一杯羹。交出交接单等于承认行动处参与了松本的物资倒卖。山本可以拿这件事做文章，把行动处——甚至整个76号——都拖下水。
另一个选择是把交接单销毁。烧了，埋了，扔进苏州河里。松本那边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两箱磺胺的去向，山本也查不到行动处的头上。但这样做等于放弃了唯一能证明童虎清白的物证。万一山本通过别的渠道查到了磺胺调拨的事，没有交接单就等于没有辩解的机会。
梁仲春坐在车里想了将近二十分钟。最后他把交接单重新折好，放回大衣内侧口袋里，对车外的司机喊了一声“回去”。车子掉头往回开的时候，梁仲春在心里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交接单先不交出，也不销毁，放在一个山本和松本都不知道的地方。等局势明朗了再说。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的别克车沿着苏州河往南开的同时，一辆没有挂牌照的黑色轿车正从驻军司令部的后门驶出来。车里坐着的人戴着一顶呢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车子沿着虹口的街道往南，在苏州河北岸的一栋公寓楼前停下来。从公寓楼里出来一个穿便衣的中年男人，拉开车门钻进了后座。
“交接单在梁仲春手里。”中年男人说。
车里的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了一张消瘦的脸。是佐藤健一。松本的前任私人秘书，现在名义上在驻军司令部后勤部做文职。他的眼神不再是当年在松本身后唯唯诺诺的谨慎模样，而是带着一种冰冷的焦虑。
“山本查到什么程度了？”佐藤问。
“磺胺的批号已经对上了。山本今天把比对结果拿到了76号。明家商行被列入了全面调查。梁仲春的行动处也被盯上了。”中年男人停了停，又补了一句，“松本先生的意思是什么？”
佐藤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苏州河上的冷风灌进车里。他对着那条缝说了一句很轻的话，轻到被风声几乎盖住了。
“松本先生说，不能让梁仲春活着把交接单交给山本。”
汪曼春在现场翻了将近两个小时。她主要看的是磺胺类药品的进出货记录——每一笔进货的批号、数量、供应商，每一笔出货的去向、签收人、运输方式。她在笔记本上抄了满满三页数字，字迹小而紧密，像是用针尖刻上去的。抄完之后她把原始档案还给了管理员，没有带走任何一份原件。
“汪处长，不需要封存档案吗？”跟着她的助理小周问了一句。
“不用封。封了就等于告诉他们我们在查什么。”汪曼春把笔记本放进手提包里，站起来整了整外套的领子，“山本课长说了，不要打草惊蛇。我要的是这些数字和清剿现场收缴的磺胺批号做交叉比对。比完了再说。”
她从经济司出来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了明诚。明诚手里拿着一份物资调配表，正从明楼的办公室方向走过来。两个人在走廊中间迎面碰上了，距离不到三步。明诚微微侧身让到一边，朝汪曼春点了一下头。
“汪处长。”
“明秘书。”汪曼春的脚步没有停，只是在经过明诚身边的时候侧了一下头，“明先生在办公室吗？”
“在。需要我去通报吗？”
“不用。今天不是来找他的。”汪曼春说完这句话，带着人径直下了楼梯。她的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台阶上，声音清脆而规律，一下一下地敲在明诚的耳朵里。
明诚站在原地停了两秒，然后转身快步走进了明楼的办公室。
明楼正坐在办公桌前看一份南京发来的公函，是关于下个月物资调配计划的批复。明诚进来的时候他把公函放下，抬头看了明诚一眼。只一眼，他就从明诚的表情里读出了事情的大致轮廓。
“汪曼春来过了？”
“刚走。去了档案室，待了将近两个小时。调的是明家商行的军需合同和进出货记录。”明诚走到办公桌前，压低声音说，“她走的时候说——‘今天不是来找他的’。”
明楼把钢笔帽旋上，放在桌上。他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腹前，沉默了几秒钟。汪曼春不是来找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已经不需要通过他来了解明家商行的情况了。她直接从档案室调走了原始记录，用数字说话。数字不撒谎，数字也不讲情面。
“她查的是磺胺。”明楼说。这不是一个问句。
“应该就是了。山本在清剿行动里缴获的那批磺胺，批号和驻军医务室报失的一致。”明诚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抄件放在桌上，“这是昨天驻军司令部内部通报的抄本。松本的人在通报里夹了一段话——说驻军医务室的药品管理存在漏洞，磺胺丢失的责任在后勤部门，不在供应商。松本在撇清自己。”
明楼拿起抄本看了一遍。松本的这段话表面上是在替供应商说话，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他怕山本顺着磺胺的批号查到他当年私自调拨军需药品的旧账，所以抢先一步在驻军司令部内部放了话，把责任推给了后勤部门的管理漏洞。这是一个典型的松本式操作——用官僚主义的模糊措辞混淆视听，让追查者在互相推诿的文书迷宫里迷失方向。
但山本不是普通的追查者。山本不会迷失在任何人的文书迷宫里。他会用手术刀一样精确的方法把每一层遮羞布全部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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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每一笔都手续齐全。”明诚翻开笔记本看了一眼，“但问题是数量。出货记录上的磺胺出货量，和库存申报表上的库存余额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不是去年十一月才出现的——它已经存在了将近一年。只是商行的会计每个月都在库存申报表上做了技术处理，把上一批货的库存余额直接挪到下一批货的进货量里，用新货填旧货的坑。这种手法在账面上能撑一段时间，撑不了太久。”
“是谁让会计这么做的？”
明诚沉默了一下。“是大姐。”
明楼闭上了眼睛。明镜——明氏企业的董事长，明家的大姐。她从一年前就开始通过明家商行向苏北根据地输送药品和医疗物资。磺胺只是其中一项，还有手术器械、麻醉药、止血粉。这些东西从正规渠道出货，在账面上登记为“正常商业销售”，实际上通过商会里几家合作商号的渠道流入了地下药品供应链，最终送到了根据地的野战医院。这些操作每一笔都有合法的出货单据和签收记录，但账面上的数字经不起交叉比对。因为出货量太大，远远超过了明家商行从正常渠道能够采购到的磺胺总量。
这中间的差额从哪里来的？答案就在松本的旧账里。松本在担任特高课课长期间，通过便衣队和梁仲春的行动处倒卖了大批军需物资，其中就包括磺胺。松本把磺胺卖给明家商行，明家商行再把磺胺送出去。这是一条横跨日本军方、伪政府特工系统和上海商界的灰色供应链。松本和明镜各取所需——松本要钱，明镜要药。现在松本倒台了，这条供应链断了上游，但下游的证据还留在明家商行的账本里。
山本不需要查到松本的旧账也能钉死明家商行。他只需要把磺胺的批号对出来，再把出货记录和库存申报的差额列成表格，就足以证明明家商行在从事非法药品交易。而周世平的失踪——一个履历造假、入职不满一个月就在清剿行动前夜运走两千斤可疑物资的采购员——会变成钉死明家商行的最后一根钉子。
“大姐那边怎么说？”明楼睁开眼睛。
“明诚摇了摇头。“大姐说商行的账目她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76号查到了差额，她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她会说这些操作是她个人行为，商行的其他管理层不知情。””
“她一个人承担不了。”明楼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南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街道上的水洼反射着灰蒙蒙的天光，一辆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车轮碾过水洼溅起一片水花。“山本要的不是商行的负责人——他要的是这条链子上的所有人。包括经济司里批准免检资格的人。”
这个“批准免检资格的人”就是明楼自己。
明诚走到明楼身后，站得很近，声音压得很低。“您要不要提前做个准备？如果山本真的查到经济司——”
“不用准备。”明楼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静止的湖。“免检名单是经济司根据军需合同备案依法提交的。名单上有七家商行，不是只有明家一家。山本可以说我偏袒自家产业，但他拿不出直接证据证明我参与了药品输送。我现在的位置是经济司首席顾问，不是明家商行的总经理。商行的具体经营是明镜在管，和我之间有合法的职务隔离。这份隔离在山本面前不够坚固，但足够让他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动不了我。”
明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句：“郑副主任那边——需要通知他吗？”
明楼看着明诚。这个问题他已经在心里问过自己很多遍了。郑耀先现在是76号内部安全管控的负责人，清剿行动的演习方案是他设计的，免检清单是他录入行动处作战地图的，周世平的档案核查是他签字通过的。如果山本要继续深挖，郑耀先也在他的审查范围之内——不是因为郑耀先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他的位置太过关键，任何在清剿行动期间出现的异常都会经过他的签字环节。山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签字环节。
但郑耀先同时也是一张隐藏的牌。他已经通过密码确认了自己的双重身份，并且在清剿行动中用自己的权限为明楼创造了两个小时的窗口期。这张牌不能轻易翻出来，也不需要在现在翻出来。
“暂时不需要。”明楼说，“他现在的位置很敏感。山本在盯着他。我们越是减少和他的接触，他越安全。”
明诚点了点头，转身准备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明楼又叫住了他。
“还有一件事。通知商行，把仓库里剩下的所有磺胺类药品全部销毁。包装盒拆了烧掉，药粉倒进化粪池。一片都不许留。”
“今天？”
“现在。”
明诚拉开门快步走了出去。明楼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把那份南京来的公函重新拿起来，但他没有看。他的目光落在办公桌一角的一件小东西上——一个竹编的小茶篓，里面装着明镜上次托人送来的驱寒茶。茶篓的口上还扎着红纸，红纸的边角微微翘起。
他把茶篓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原处。然后他拿起钢笔，旋开笔帽，在公函的空白处写下了一行批示。笔迹工整清秀，没有任何颤抖。
当天下午，南市码头。
童虎的老婆叫梁秀芝，是梁仲春的妹妹。她长得不像梁仲春——梁仲春圆脸小眼，她瘦长脸大眼睛，眉眼间有几分江南女子的秀气。但她的性子比梁仲春硬得多。童虎今天早上回家的时候脸色煞白，把磺胺批号的事一说，她二话没说，转身就进了里屋，从衣柜最底层翻出那个铁盒子。
铁盒子不大，比一本账簿稍宽一些，锈迹斑斑的盒盖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年画——是几年前过年时童虎买回来的，画的是门神。她把铁盒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摊在床上。除了松本调走磺胺的那份交接单，还有几张松本亲笔写的便条、两份便衣队时期的物资调拨凭证、以及一本童虎私下记的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了便衣队倒卖军需物资的流水，每一笔都写着日期、品名、数量和收钱人的代号。
“这些东西全烧了？”梁秀芝问。
“不能烧。烧了就没有证据了。”童虎蹲在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姐夫说了，这些东西是保命符——松本要是翻脸不认人，这些就是唯一能证明咱们只是听命令行事的证据。但不能放在家里。山本随时可能派人来搜。”
梁秀芝想了想，把东西重新装回铁盒子，盖上盒盖，然后用一块旧棉布包好，塞进一个装腌菜用的陶罐里。陶罐口用油纸封了，上面压了一块石头，放在厨房角落里的一堆坛坛罐罐中间，看着和普通的腌菜缸没有任何区别。
“今晚天黑之后让你弟弟把陶罐搬走，送到南市码头那间仓库里。”童虎站起来，把那根烟点着了吸了一口，“那间仓库是咱们处里的安全屋，平时没人去。等风头过了再取回来。”
梁秀芝的弟弟叫梁二宝，在码头做搬运工，力气大，嘴严实。天黑之后他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把陶罐放在箩筐里，上面盖了一层干草和几个破麻袋，沿着苏州河边的货运路往南市码头走。
他走到码头西侧空仓库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码头上亮着几盏昏暗的路灯，货场里堆着高高的麻袋和木箱，在夜色中像一座座沉默的山丘。他放下扁担，从口袋里掏出童虎给的钥匙，去开仓库门上那把生锈的铁锁。
锁开了，但门推不开。不是卡住了——是从里面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梁二宝愣了一下，又推了一下，门还是纹丝不动。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听，里面没有声音。他绕到仓库侧面，那里有一扇小窗户，窗台上积着厚厚的灰。他用手抹了一下玻璃上的灰往里看。
仓库里空空荡荡的，地上铺着一层干草，干草上有一张折叠的行军床，床上没有被褥。靠墙的地方放着一个搪瓷水杯和半包蜡烛。后门虚掩着，被风吹得轻轻晃动。
梁二宝不认识字，不知道墙上用粉笔写了什么。但他看得出来——不久之前这里还有人住过。他把陶罐从箩筐里搬出来放在仓库门外的墙角下，用一块破帆布盖好，然后挑起空箩筐快步离开了码头。他没有把门锁回去——门已经被撬开了，锁不上了。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来之前不到两个小时，一个拾荒的老太婆推着一辆破板车从这间仓库的后门离开。板车上堆着几捆废纸和破布，废纸下面压着一个人——一个左腿有点跛的年轻人，脸上涂了煤灰，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老太婆推着板车沿着码头边的货运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把板车推进了法租界一条偏僻的弄堂里。弄堂尽头有一扇小门，门后面是一个住着三户人家的杂院。杂院最里面那间屋子是空的，窗户上钉着木板，门口堆着几摞旧报纸。
赵四被扶进了那间屋子。门关上之后，老太婆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小满在外面放风。你在这里住三天。三天之后有人来接你出城。吃的和水在床底下。别点灯。别出门。”
赵四点了点头，坐在床沿上，用右手按了按左腿的旧伤。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但被铁丝勒过的地方在阴雨天还是会隐隐发胀。他看着老太婆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然后躺下来，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三天——还有三天他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从同济药房到明家商行，从横浜桥下的铁丝到南市码头的行军床，他在上海的地下世界里转了将近两年，终于要转出去了。
同一天深夜，郑耀先在办公室里看完了情报处送来的明家商行磺胺出货记录与库存申报差额比对表。这份表是汪曼春亲自做的，列出了过去一年里明家商行磺胺类药品每一笔出货和库存申报之间的差额，用红笔标注了其中十一处重大异常。最大的一个缺口发生在去年十一月——出货记录显示当月磺胺出货量为四百箱，而库存申报表上当月磺胺库存余额为零，进货记录为零。四百箱磺胺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在账面上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汪曼春在表格末尾写了一行备注——“鉴于上述重大异常，建议立即传讯明家商行会计主管及仓库管理员。周世平失踪案与此可能存在直接关联，建议并案调查。汪曼春。”
郑耀先把这份表放在桌上，拿起电话拨了李士群办公室的号码。电话响了两声，李士群接起来。郑耀先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话：“汪处长的比对结果我看了。明天一早我拿给您过目。另外，有件事需要提前跟您通气——行动处梁处长手里有一份交接单，涉及松本课长去年调拨磺胺的事。这份交接单和汪处长查到的缺口在时间点上存在重合。”
李士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将近十秒钟，然后说了一句“明天一早你来我办公室”，就挂了电话。
郑耀先放下电话，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窗外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房间里亮了一瞬间又暗下去。他把汪曼春的报告装进档案袋里封好，然后在档案袋封面上写了一个日期——明天。这个日期意味着明家商行的调查从明天起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汪曼春的申请一旦被批准，商行的会计和仓库管理员就会被传讯。而山本不会只满足于传讯——他一定会在传讯的同时派人搜查明家商行的仓库和办公室。
但明楼今天下午已经通知商行销毁了所有剩余的磺胺。等到山本的人打开仓库的时候，里面应该什么都没有了。账面上的黑洞依然存在，但物证消失了。没有物证，账面上的数字差异可以用“管理不善”、“会计失误”来解释——至少在法律层面足够拖延时间。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北墙的地图前，用铅笔在闸北药材市场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叉，又在南市码头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叉。两个叉之间隔着整座城市。然后他把铅笔放下，走到窗前，把窗帘撩开一条缝。
万祥的窗户亮着灯。窗帘后面，一个人影正弯着腰在整理什么东西——应该是在收拾行李。万祥明天一早要搬家，从弄堂里的偏屋搬到法租界的一间亭子间。不是因为他暴露了，而是因为郑耀先让他搬的。清剿行动后的这些天里，田村在76号门口的登记板上记了太多东西，山本迟早会把目光从大楼内部转向周围的关联人员。万祥虽然没有组织身份，但他和郑耀先住在同一个弄堂里，给郑耀先拉过无数次黄包车。如果有人在山本面前提了一句“郑副主任常坐的那个黄包车夫”，田村就会把万祥也写进登记板里。
搬家的事郑耀先今天早上跟万祥说了。万祥没有问为什么，只是问了一句“新地方的房东可靠吗”。郑耀先说可靠——那是小满的表哥家，在法租界住了十几年，是个本分的裁缝。万祥听了就放心了。他对郑耀先的信任不需要理由。三年了，郑耀先让他做的事没有一件出过差错，也没有一件让他陷入过真正的危险。
凌晨一点，郑耀先离开76号回了住处。弄堂里安静得只能听到风吹电线的声音。他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手指在门把手上摸到了一个异常——他早上走的时候在门把手下方的缝隙里夹了半根火柴，现在火柴不见了。
不是风吹掉的。火柴卡在缝隙里，风再大也吹不掉。是有人开过门。
郑耀先把钥匙无声地拔出来，往后退了一步，右手摸到腰间枪套的搭扣上。他侧身贴在门边的墙壁上，用左手推了一下门。门是锁着的——至少现在锁上了。他把钥匙重新插进去轻轻转动，锁芯弹开的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晰。他猛地推开门闪到一边，门撞在墙上发出低沉的砰响。
屋子里是黑的。窗帘拉着。桌椅的位置和他早上离开时一样。没有人。但他的目光已经扫到了地面——门口的地板上有一个淡淡的鞋印。不是他的。他的鞋底是皮鞋，这个鞋印是布鞋底，鞋尖朝里，后跟有一点泥。
郑耀先关上门，开了灯。鞋印是从门外进来的，只踩了一步——进门之后可能注意到了什么，没有继续往里走。他沿着鞋印的方向往里看，书桌上放的东西没有动过。文件柜的锁完好。墙角的墙砖没有松动。床铺叠得整整齐齐。
只有一样东西不对。书桌抽屉最下面一层的锁孔里有一点细微的刮痕——是铁丝撬过的痕迹。那层抽屉里只放了一本没写完的行动日记和几支备用钢笔。日记上的字迹很潦草，内容全都是经过掩饰的普通工作记录，看不出任何异常。但撬锁的人不知道这一点。
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来，把台灯打开。他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一件一件检查。日记本的位置变了——他出门前把日记本放在抽屉左侧，现在它被挪到了右侧。钢笔的顺序也变了。有人仔细翻过这个抽屉，看完之后又小心地把东西放回去，但放的位置和原来有一两厘米的偏差。
这个人不是山本的人。山本的人如果要搜他的房间，不会偷偷摸摸地来——田村会带着搜查令正大光明地把门踹开。这个人也不是李士群的人——李士群不会用这种低级的手段。这种撬锁进门、翻了东西之后又尽量恢复原状的手法，更像是某个对郑耀先有私人兴趣的人在做暗中调查。
郑耀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所有可能的人选，最后停在一个名字上——松本。
松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替罪羊。山本在查磺胺的事，迟早会查到松本头上。松本必须在山本查到自己之前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转移视线的人。这个人可以是梁仲春，可以是童虎，也可以是郑耀先——一个三年来在76号内部顺风顺水却始终让人抓不到破绽的人。郑耀先的干净本身就是破绽。山本能嗅到，松本也能。
郑耀先把抽屉里的东西重新放好，关上抽屉。他走到墙角的墙砖前，蹲下来检查了一遍——报纸上的灰尘没有被碰过的痕迹，墙砖的缝隙里塞的细线还在。暗格没有被发现。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撩开帘角看了一眼弄堂。弄堂里空荡荡的，路灯把石板路照得惨白。
老王头明天早上推着垃圾车经过的时候，会看到窗台上那个火柴盒——那是郑耀先留给他的信号。火柴盒里只有一根火柴，但老王头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准备启动紧急联络。
梁仲春在童虎家里整整待了一个下午。他不是来串门的——他是来守着童虎老婆把铁盒子里的东西全部清点一遍。
梁秀芝把每一张纸都摊在桌上，梁仲春戴着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看。松本的亲笔便条一共四张，都是去年便衣队时期的，内容很简单——“今晚八点码头仓库提货”、“磺胺十箱已到，速派人”、“货款收到，账目销毁”、“阅后即焚”。便条用的是驻军司令部的公用信笺，上面有松本的私人印章。这四张便条足以证明松本直接指挥了军需药品的非法调拨。
两份物资调拨凭证更加致命——上面不但有松本的签名，还有驻军后勤部的公章和76号行动处的签收章。签收人是童虎。这两张凭证把驻军司令部、特高课和76号三方全部拴在了同一条链子上。
梁仲春看着这些纸，额头上的汗一颗一颗地往下淌。他在76号混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但这些东西不一样。这些东西是能把松本、山本、驻军司令部和整个76号全部卷进去的炸药包。谁手里握着它，谁就是在握着一条随时会炸的导火索。
“那个交接单呢？”梁仲春问。
梁秀芝从铁盒子最底层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物资调拨交接单”几个字，是童虎的笔迹。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正是松本调走那两箱磺胺时童虎让松本签的交接单。上面写了调拨品名、数量、时间，盖着松本的私人印章和佐藤健一的签名。
梁仲春把这张交接单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让童虎和他老婆都没有想到的事——他把交接单单独拿出来折好，放进了自己大衣内侧的口袋里。
“其他的东西照老办法——装进陶罐，今晚送到码头仓库。”梁仲春站起来，拍了拍大衣口袋，“这张交接单我亲自保管。你们别问原因。”
童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他老婆一个眼神堵了回去。梁仲春推开门走了，别克车在泥泞的土路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印。
梁仲春没有回76号。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了苏州河边，在一段偏僻的河堤上停下来。他让司机下车去抽烟，自己坐在后座上，把那张交接单从口袋里掏出来，借着车顶灯的光又看了一遍。
松本的印章。佐藤健一的签名。童虎的签收章。76号行动处的公章。驻军后勤部的调拨编号。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一颗子弹——打得准的话可以打穿松本的脑袋，打不准的话会反弹回来打死他自己。
梁仲春现在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盘了好几天，一直没有下决心。他可以把这份交接单交给山本，证明磺胺是松本私自调走的，童虎只是奉命办事。山本拿到之后一定会顺着松本这条线往上追，追到驻军司令部里松本的残余势力。松本倒台得越彻底，梁仲春和童虎就越安全。
但山本不是傻子。他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童虎去年就拿到了这份交接单，却一直压着不上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因为童虎和梁仲春也在便衣队的灰色生意里分了一杯羹。交出交接单等于承认行动处参与了松本的物资倒卖。山本可以拿这件事做文章，把行动处——甚至整个76号——都拖下水。
另一个选择是把交接单销毁。烧了，埋了，扔进苏州河里。松本那边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两箱磺胺的去向，山本也查不到行动处的头上。但这样做等于放弃了唯一能证明童虎清白的物证。万一山本通过别的渠道查到了磺胺调拨的事，没有交接单就等于没有辩解的机会。
梁仲春坐在车里想了将近二十分钟。最后他把交接单重新折好，放回大衣内侧口袋里，对车外的司机喊了一声“回去”。车子掉头往回开的时候，梁仲春在心里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交接单先不交出，也不销毁，放在一个山本和松本都不知道的地方。等局势明朗了再说。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的别克车沿着苏州河往南开的同时，一辆没有挂牌照的黑色轿车正从驻军司令部的后门驶出来。车里坐着的人戴着一顶呢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车子沿着虹口的街道往南，在苏州河北岸的一栋公寓楼前停下来。从公寓楼里出来一个穿便衣的中年男人，拉开车门钻进了后座。
“交接单在梁仲春手里。”中年男人说。
车里的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了一张消瘦的脸。是佐藤健一。松本的前任私人秘书，现在名义上在驻军司令部后勤部做文职。他的眼神不再是当年在松本身后唯唯诺诺的谨慎模样，而是带着一种冰冷的焦虑。
“山本查到什么程度了？”佐藤问。
“磺胺的批号已经对上了。山本今天把比对结果拿到了76号。明家商行被列入了全面调查。梁仲春的行动处也被盯上了。”中年男人停了停，又补了一句，“松本先生的意思是什么？”
佐藤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苏州河上的冷风灌进车里。他对着那条缝说了一句很轻的话，轻到被风声几乎盖住了。
“松本先生说，不能让梁仲春活着把交接单交给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