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194章 山本的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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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的手指停在记录纸的第三行上，指尖压着那行字——“药材，三小时，法租界宝德药行”。他没有抬头看郑耀先，目光落在纸上，像是在等一个答案。办公室里只剩下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动声，咔嗒咔嗒，节奏均匀。
郑耀先没有立刻回答。他先吸了一口烟，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然后才开口。这个停顿的时间卡得恰到好处——太短了显得答案预先准备好，太长了显得犹豫。
“这批药材的事情，山本课长问到了点子上。”郑耀先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坦然的承认，“这艘船的停靠确实是第一阶段测试里唯一一次非计划内的停靠。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青帮的联络员老孙在码头上临时找到我，说法租界宝德药行有一批急用药材需要从太仓运进来，原本走的是苏州河上的民运码头，但那天苏州河涨潮，民运码头的水位太高，船靠不上去。老孙问我能不能临时借用一下备用泊位，三个小时就卸完。我考虑到备用泊位当天没有排测试任务，而且对方是法租界的正规药行，手续补办来得及，就同意了。”
山本听完这段解释，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把手指从记录纸上移开，靠回椅背，用那双手术刀一样的眼睛看着郑耀先。
“郑副主任对这批药材的去向做过核实吗？”
“做了。”郑耀先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份文件，放在桌上。这是一份法租界宝德药行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上面盖着法租界公董局的商业登记章。“宝德药行在法租界霞飞路一百三十七号，经营中西药材批发，执照是民国二十九年核发的，至今有效。那批药材到货后的第三天，宝德药行通过经济司补办了物资转运备案手续，备案编号我附在记录后面了。”
这份营业执照副本是郑耀先在昨晚整理青帮泊位记录时特意放进去的。他预料到山本会问这批药材的去向，所以事先准备了佐证材料。宝德药行确实存在，营业执照确实有效，补办备案手续也确实做了——这些都是真实的信息，经得起任何核实。山本可以派人去法租界查这家药行，甚至可以派人去找药行老板问话，都不会发现破绽。
但山本如果继续往下深挖，就会触碰到一个灰色地带——宝德药行确实接收了这批药材，但药材在入库后的第三天就被转手卖给了另一家商行，那家商行再通过自己的渠道把药材运出了法租界。这个转手的链条是真实的商业行为，宝德药行只是中间商赚差价，对药材的最终去向并不知情。郑耀先知道药材最终去了苏北，但他不需要知道这个——至少在山本面前，他只需要知道宝德药行这个环节就够了。
山本拿起营业执照副本看了一会儿，然后放在一边。他的表情没有变化，看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郑副主任做事很仔细。”山本说，语气平淡。这句话本身是一句肯定，但从山本嘴里说出来，更像是一种中性的观察，不附带任何情感色彩。“不过我想问的不是这批药材的手续是否齐全。手续可以补办，执照可以复印，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在于——郑副主任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有人利用青帮的备用泊位做超出运输线授权范围的事，安保口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
“考虑过。”郑耀先回答得很干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那次临时停靠之后给青帮加了一条规矩——所有非计划内的泊位使用必须提前四小时报备，紧急情况下事后两小时内补报。这条规矩写进了第二阶段的测试方案里，山本课长可以在记录后面看到附件。”
山本翻到记录最后一页，果然看到了那条补充规定。他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然后合上了文件夹。
“郑副主任在运输线的问题上，比我想象的更有先见之明。”山本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雨还在下，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他背对着郑耀先，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像是在思考什么。
郑耀先没有因为山本背对自己而放松。在审讯和谈话中，背对对方有时候也是一种技巧——让被问话的人觉得自己暂时安全了，从而放松警惕，然后在转身的瞬间抛出最尖锐的问题。
“郑副主任，”山本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比刚才严肃了几分，“你对明楼的评价如何？”
来了。郑耀先在心里把这颗棋子接住。山本把话题从药材跳到明楼，这个转折乍一听很突兀，但逻辑链条是清晰的——青帮备用泊位的启用需要经济司审批，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财经顾问，所有码头租赁合同和物资调配流程都要经过他的手。山本在查青帮泊位，自然会查到明楼头上。
“工作上配合得还可以。”郑耀先选择了一个中性偏正面的评价，“明长官的专业能力没得说，经济司的物资调配流程在他手里运转得很顺畅，我们安保口和他们的对接基本没有出过大纰漏。”
“基本没有？”山本抓住了这个词。
“小摩擦总是有的。”郑耀先微微摊了摊手，露出一个不算夸张的无奈表情，“上个月有一批民用物资的转运，经济司那边把优先级排得太靠前，挤占了军用物资的泊位时间。我们安保口建议调整优先级，但经济司的意思是商会那边有承诺在先，不好违约。后来是明长官出面协调的，把那批民用物资分拆成两批，错峰转运，才算解决了。这种工作中的摩擦是常态，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他把上次在纸上推演过的“分歧”细节完整地搬了出来，说得很自然。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有据可查，山本如果派人去核实，得到的事实和他说的不会有出入。而且他的表态里没有贬低明楼，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发生过的工作协调问题——这种态度最不容易引起怀疑。如果他在山本面前把明楼夸得天花乱坠，反而显得刻意。
山本听完之后，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说了一句让郑耀先心里一紧的话。
“郑副主任和明长官在工作上的配合，我很欣赏。不过有人向我报告，说你们两人在某些问题上的默契程度，不太像是仅仅停留在工作层面。”
郑耀先没有让心里的紧张反映在脸上。他的表情依旧是平静的，甚至带着一丝困惑，像是一个被上级说了莫名其妙的话的下属。
“山本课长，这话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某些问题’，是指什么问题？”
山本盯着他看了整整五秒钟。这五秒钟里，山本的目光没有离开过郑耀先的眼睛。这不是随意的注视，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微表情观察——他在看郑耀先瞳孔的变化、眼周肌肉的紧张程度、嘴角的细微抽动。
郑耀先接住了这五秒钟的目光。他的眼睛没有躲闪，也没有刻意瞪大，保持着一种正常的、略带困惑的注视状态。他的呼吸节奏没有变，手指放在膝盖上没有动，整个人呈现出一种“被上级误解后等待解释”的姿态。
五秒钟后，山本移开了目光，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文件是打印的，封面上有机密字样和特高课的印章。
“上个月二十号，周佛海部长来上海视察的前一天，郑副主任和明长官在公共码头的三号仓库里单独谈了四十分钟。当时仓库里只有你们两个人，码头的值班记录显示你们在核对物资清单。但有人注意到，你们两人从仓库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和进仓库之前不太一样。”
郑耀先听到这段话，心里的警铃在响，但他脸上的表情反而放松了下来。因为这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上个月二十号，他和明楼确实在三号仓库里单独谈了四十分钟。但那四十分钟谈的是什么事情，只有他和明楼知道。山本的人只能在仓库外面观察，进不去里面。
“山本课长说的是上个月二十号的事。”郑耀先做出一副回忆的样子，然后点了点头，“那天我和明长官确实在三号仓库里核对了一批特殊物资的清单。那批物资是从南京兵工厂调拨来的报废设备，名义上是废钢铁回收，实际上是南京方面安排通过运输线转运到指定仓库的。明长官的意思是要核对每一件设备的编号和状态，防止在转运过程中出现调包或流失。因为涉及兵工厂的设备，明长官不希望太多人在场，所以只叫了我一个人。”
“什么设备？”山本追问。
“具体型号我不懂，都是机械加工类的设备，车床、铣床、钻床，大概十几台。每台设备都有南京兵工厂的资产编号，我们核对了两个小时，一一对应确认无误后才签字放行。”郑耀先说得很具体，具体到设备种类、核对方式、签字流程。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那天他们核对的确实就是这批设备。唯一的区别是——在核对设备清单的过程中，明楼在设备编号备注栏里用铅笔写了几个数字，郑耀先当时看到了但装作没看到，事后才在脑子里把那几个数字还原成了一条信息。那条信息的内容和运输线无关，而是关于日军在南京的军工生产调整计划。
这件事郑耀先没有在党内情报中上报过，因为他无法确认那几个数字是明楼故意写给他看的，还是只是无意中的涂写。如果是故意写的，说明明楼在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向他传递信息，这背后的含义就太深了。如果是无意中涂写的，那这几个数字就没有情报价值。
山本听完郑耀先的解释，没有继续追问设备的事。他把那份文件重新放回抽屉里，换了一个坐姿。
“看来是我多虑了。”山本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太好分辨真假的释然，“郑副主任不要介意，特高课的职责就是对一切异常现象保持警惕。你和明长官都是汪政府的重要干部，你们的合作效率直接关系到运输线的运转。我希望你们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
“山本课长言重了。您对运输线的安全这么上心，是我们76号的福气。”郑耀先欠了欠身，用了一句标准的官场客套话。
山本摆了摆手，表示公事谈完了。他从桌上的茶盘里拿起一个紫砂壶，给郑耀先倒了一杯茶。“这是从日本带来的玉露，郑副主任尝尝。”
郑耀先双手接过茶杯，抿了一口。茶水温热，入口清苦，带着一股海藻般的鲜味。他放下茶杯，目光在茶盘上扫过——紫砂壶旁边放着一个茶宠，是一只三足金蟾，金蟾的背上刻着几个日本字。这种日式茶宠在日本军官中很常见，但郑耀先注意到金蟾的嘴巴里含着一枚铜钱，铜钱上的方孔朝向茶壶的方向。
这个细节毫无意义——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毫无意义。但郑耀先还是把它记在了脑子里。在情报工作中，没有哪个细节是绝对无用的。有些细节当下用不上，将来可能会成为拼图的一角。
“郑副主任对茶道有研究吗？”山本问。
“略知皮毛。日本茶道讲究‘和敬清寂’，中国茶道更随性一些。”郑耀先回答得很简单，没有卖弄，也没有刻意谦虚。
山本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茶道的话题。他站起来，示意谈话结束。“今天辛苦郑副主任跑一趟。运输线的事，以后还需要76号和特高课多沟通。森田那边的工作，也请郑副主任多配合。”
“一定。”郑耀先站起身，微微鞠了一躬，然后提起公文包走出了山本的办公室。
走廊里日光灯的光线依旧惨白。那个穿军装的日本士官守在门口，见他出来，领着他往楼梯方向走。郑耀先跟在士官身后，脚步不快不慢，脸上的表情是标准的公务结束后放松但不松懈的神态。
经过二楼走廊中段时，他注意到一扇半开的门。门牌上写着“反谍二课”四个字。透过门缝，他看到里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上海市区地图，地图上标注着许多红色和蓝色的小旗子。红旗集中在虹口和闸北，蓝旗散落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这个画面他只看了不到一秒，脚步没有停，头没有转。
但他的大脑已经把这张地图印了下来。红旗代表特高课已经掌握的据点或目标，蓝旗代表正在监视中的可疑点位。如果这张图是实时更新的，那么虹口一带红旗的密度说明特高课最近在虹口有大规模的行动——这和他判断的山本在加强对虹口地区控制的结论是一致的。
走出特高课本部大门时，雨已经小了，变成了细密的毛毛雨。轿车停在路边，司机正在擦挡风玻璃上的水汽。郑耀先上了车，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山本今天的谈话，有三个关键信息。
第一，山本对青帮备用泊位的关注并不是怀疑那批药材本身，而是想通过那批药材的临时停靠来测试郑耀先的反应模式和证据准备能力。山本在问药材去向时，郑耀先拿出了宝德药行的执照副本和补办备案手续——山本看到这些材料后没有再追问，不是因为他被说服了，而是因为他确认了郑耀先是一个“做事很仔细”的人。这个确认本身对山本来说就是一种收获。了解对手的行事风格，有时候比抓到具体的把柄更有价值。
第二，山本提到明楼，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备而来。那份机密文件里记录了他和明楼在三号仓库独处四十分钟的细节，这说明特高课对76号高层的监控程度比郑耀先之前估计的更深。森田的观察哨、弄堂口的报纸男、大楼外围的三层监视网——这些只是看得见的监控。看不见的监控包括特高课在76号内部发展的线人、在码头工人中安插的耳目、以及对关键人员行踪的持续跟踪。山本今天把这份监控成果展示给郑耀先看，既是敲打，也是试探——敲打的意思是“你在做什么我都知道”，试探的意思是“看你听到这些监控细节后的反应是什么”。
第三，山本在谈话结束时突然转到茶道，这个转折不是闲谈。茶道话题的表面功能是缓和气氛，深层的功能是在郑耀先已经放松下来的时候再做一个附加测试。人在谈完严肃话题后心理防线会暂时降低，这时候抛出轻松话题，通过观察对方在轻松话题上的应对来反推之前的紧张状态是真实的还是表演的。这是审讯心理学的经典技巧。郑耀先在茶道话题上的应对是——不多说，不少说，恰到好处的简短。这个应对应该能让山本对他的评估停留在“谨慎、专业、不好对付但看不出明显破绽”的层面上。
这个评估结果对郑耀先来说是安全的。山本会继续怀疑他，就像山本怀疑每一个76号高层一样，但山本没有拿到任何可以对他下手的实锤。
轿车在雨雾中穿过虹口，往76号方向驶去。郑耀先看了看手表，下午四点十分。从特高课本部出来到现在，他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不是没有，而是他没有发现。山本可能会派人跟踪他，也可能不会。如果山本认为今天的谈话已经达到了目的，就不会多此一举。如果山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搜集他的行为模式，就会安排人跟一段。
郑耀先决定按照有跟踪的情况来处理。他没有让司机直接回76号，而是让车在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口的一家百货公司门口停下。
“我去买点东西，你在车里等着。”郑耀先对司机说，然后提着公文包下了车，走进了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里人不多。一楼是化妆品和钟表柜台，二楼是服装和布料，三楼是文具和书籍。郑耀先不紧不慢地上了二楼，在布料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摸了摸几匹毛料的质地，问了问价格，然后什么都没买就离开了。下到一楼时他买了两包香烟，出了百货公司回到车上。
这个短暂的购物行为有三个目的。第一，如果有跟踪者，进百货公司可以测试对方的跟踪习惯——跟踪者如果跟着他进百货公司，在不同楼层之间切换时最容易暴露。他在二楼布料柜台前站的那会儿，余光已经扫到了一楼钟表柜台旁边站着的一个穿深蓝色风衣的男人。这个男人在他进门后不到半分钟就跟进来了，但没有上二楼，而是留在一楼假装看手表。这个人的跟踪方式比较老练——他不紧跟目标，而是在撤退路线上提前卡位，等目标出来后再续上。郑耀先记住这个人的长相——中等身材，戴眼镜，右脸颊有一颗痣。
第二，买香烟是给自己一个出门的合理理由。76号的人都知道郑耀先烟瘾不小，下车买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司机事后被人问起郑副主任在路上有没有异常举动，司机会说“郑副主任在百货公司买了两包烟”，这是一个完美的解释。
第三，这两包烟在今晚和明楼会面时可以用上。明楼也抽烟，见面递根烟是打开话题的自然方式。
轿车回到76号已经是下午四点半。郑耀先下车走进大楼，在一楼大厅遇到了正要外出的汪曼春。汪曼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黑色风衣，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皮包，看起来是要去执行什么外勤任务。
“郑副主任，从特高课回来了？”汪曼春停下脚步，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
“刚回来。汪处长这是要出去？”
“去法租界办点事。”汪曼春没有说具体办什么事，郑耀先也没有问。情报处处长的行踪，不需要向副主任汇报。两个人礼节性地点了点头，擦肩而过。汪曼春走出大门时，高跟鞋在水磨石地面上踩出清脆的声响，渐行渐远。
郑耀先走上二楼。经过梁仲春办公室门口时，门开着，里面传来梁仲春对着电话讲话的声音，听语气是在和什么人争论。郑耀先没有停步，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
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先检查了一遍早上出门前布置的记号——窗台上那盆文竹压着的头发丝还在原位，文件柜合页夹的纸屑还在，抽屉内壁角落的泥土碎屑也还在。没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再进过他的办公室。森田安排的那次潜入之后，特高课暂时收手了。这符合逻辑——山本今天亲自和他谈了话，在谈话结果出来之前不会再做多余的动作。
郑耀先坐到办公桌前，拿出一张白纸，开始记录今天下午和山本会面的全部要点。他用的是一套只有自己能看懂的速记符号，即使别人拿到这张纸也看不懂内容。记录了大约十五分钟，密密麻麻写满了一张纸。记录完成后他把纸折好，放进保险柜里，和那本巴掌大的小册子放在一起。
然后他看了看手表，五点二十分。距离晚上八点半去经济司见明楼还有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里他需要做几件事。第一，把剩下的四十二组密文编码完成，写成两封信，明天上午寄出。第二，把明天要在《申报》上刊登的那条寻人启事拟好，明天一早去报馆交费。第三，为今晚和明楼的会面做准备。
他先做第三件事。
今晚和明楼的会面，核心议题应该是三个——青帮备用泊位记录被山本调阅的事、周佛海要求重新排定物资优先等级的事、以及明楼在物资调配计划草案备注栏里写的“商行委托转运货物”的事。这三个议题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可以在桌面上谈，第三个需要小心处理。
明楼在备注栏里写“商行委托转运货物”，还故意不附上附件三，这是给郑耀先递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明氏企业有一批特殊货物需要通过运输线转运，这批货物不方便走正常的申报流程，需要通过郑耀先的安保口做一个暗箱处理。
这种事在76号和经济司之间不是第一次了。明氏企业作为上海最大的华资商业集团之一，在战时承担着大量的物资转运业务，其中有一部分业务涉及到和重庆方面的暗中贸易。明楼作为明家的大公子，在公职之外也需要维护家族企业的利益，利用职权为明氏企业提供一些便利，在汪伪政府内部不是什么秘密。李士群知道，周佛海也知道，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明氏企业给南京方面交的保护费足够多，多到所有人都能从这条利益链上分一杯羹。
但郑耀先知道，明楼的“商行委托转运货物”绝对不只是为家族企业谋利那么简单。明楼是军统“毒蛇”，军统在上海的地下活动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持——药品、炸药原料、印刷设备、无线电零件。这些东西通过正常渠道几乎不可能运进上海，只有通过运输线这种半合法的渠道才能夹带进来。明楼每次在物资调配计划中夹带“商行委托转运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最终流向了军统的地下网络。
这件事郑耀先一直知道，但他从来没有点破过。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利用运输线的漏洞为延安传递物资和情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能确定明楼夹带的货物有多少是给军统的，有多少是给明氏企业的合法商业客户的，又有多少是给别的什么势力的。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贸然点破只会暴露自己的观察角度。
今晚明楼要和他谈“商行委托转运货物”，说明明楼有一批新货要过，而且这批货可能比之前的更敏感，需要安保口给予更高级别的放行待遇。郑耀先需要在这场谈话中把握好分寸——既要配合明楼把货顺利放过去，又不能表现得过于配合让明楼起疑。他要维持安保口副主任该有的审查态度，在适当的环节表现出质疑和阻力，然后被明楼的合理理由说服，最后签字放行。这个“质疑——被说服——放行”的过程，才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明楼一提要求他就直接答应，反而会让明楼觉得不对劲。
郑耀先想到这里，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和明楼之间的这种互相试探，可能不是单向的。
他在试探明楼的底色，明楼也很可能在试探他的底色。
明楼知不知道郑耀先是军统“鬼子六”？在军统的档案体系里，郑耀先是军统打入76号的王牌特工，代号“风筝”——不，“风筝”是郑耀先在延安那边的代号，军统系统里他的代号是“毒箭”。明楼在军统的代号是“毒蛇”。按照军统的保密规则，不同代号的特工之间不会互通身份，“毒蛇”和“毒箭”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潜伏，但军统不会让他们知道对方的存在。这是为了防止一条线上的特工被捕后牵连出另一条线。
但军统的保密规则是纸面上的，实际运转中情报的泄露和交叉远超规则的设计。明楼在上海经营多年，在军统内部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来源，他完全有可能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毒箭”的存在，甚至可能知道“毒箭”就是郑耀先。同样的，郑耀先也在军统内部有自己的渠道，他也可能知道“毒蛇”的存在。但知道存在和确认身份是两回事。军统在上海潜伏的特工不下几十个，代号互相交叉，没有完整的名单谁也无法确认哪个代号对应哪个人。
所以他和明楼目前的相处状态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不简单，都知道对方身上披着不止一层皮，但都不能确定对方的真实底色。这种状态下，每一次工作上的互动都是一次小心翼翼的摸底。明楼给郑耀先递“商行委托转运货物”的信号，既是一种寻求配合的姿态，也是一种试探——他要看郑耀先怎么接这个球，接球的方式能透露出郑耀先的立场和底线。
郑耀先决定今晚接这个球的时候，要采用一种“公事公办但不刁难”的态度。他要让明楼觉得他是在维护运输线安全的前提下，给了明楼一个人情——这样的人情在官场上是需要还的。他要让明楼欠他一个小小的人情，将来在某个关键节点上这个小人情可能就能撬动更大的东西。
五点五十分，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是李士群的秘书在外面走过，边走边和谁说着话。郑耀先听出来秘书在安排今晚的夜班值班表。76号的夜班分为两个时段——前夜班从晚上六点到凌晨十二点，后夜班从凌晨十二点到早上六点。今晚前夜班的行动处值班组长是童虎，情报处值班的是汪曼春手下一个姓刘的组长。
这个信息有用。童虎是梁仲春的小舅子，一个脑子不太灵光但绝对听话的莽夫。姓刘的情报组长是个老油条，晚上值班基本上就是趴在桌上睡觉。今晚的夜班配置对郑耀先来说比较宽松——童虎不会主动找事，姓刘的不会多管闲事。他去经济司见明楼，来回的时间段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开。
六点半，郑耀先去食堂吃晚饭。食堂里人不多，长条桌上零星坐着几个夜班人员和加班的中层干部。梁仲春不在——他通常不在食堂吃饭，而是去外面下馆子。汪曼春也不在——她去了法租界办事，估计晚上也不会回来。郑耀先独自坐在角落里，快速吃完一碗米饭和一碟青菜炒肉丝，然后回到办公室。
七点整，他把剩下的四十二组密文编码完成，写成了两封信。每封信四个方子，总共八个方子，覆盖了全部八十二组四位数密文。信封上写的收信地址和寄信地址和前两封信一样，明天上午寄出去。他把这两封信锁在抽屉里，然后把编码用的草稿全部烧掉，灰烬碾碎倒进炭炉。
七点半，他开始为去经济司做准备。他先整理了一份今晚要和明楼讨论的正式议题提纲——青帮泊位记录调阅事宜、物资优先等级重新排定事宜、十一月上旬码头安保配合计划。这份提纲是他故意写的，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如果有人在会面结束后进入明楼的办公室，看到桌上留着这样一份提纲，会觉得这是一场普通的业务对接会议。同时他也要让明楼看到，他来谈的是公事，公事谈完之后再私下沟通“商行委托转运货物”的事。公事和私事分开，这是官场上的默契。
八点十分，郑耀先拿起公文包下楼。院子里很安静，雨已经停了，地面上残留的水洼反射着门廊上的灯光。门卫看到他出来，立正敬礼。郑耀先步行出了76号大门，沿着四川路往经济司的方向走。
经济司的办公楼在四川路和汉口路交叉口的一栋六层大楼里，和76号隔着大约一公里。这栋楼原来是华商银行的办公楼，被汪伪政府征用后改成了经济司的办公地。大楼外墙是花岗岩贴面，正门上方悬挂着“上海特别市经济司”的铜字招牌。门口有两个保安，穿着汪伪政府的保安制服，手里没有武器。
郑耀先进了大门，在登记处签了名字，然后沿着楼梯走上三楼。三楼的走廊里灯还亮着，但大部分办公室已经关了门。明楼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口挂着一块“首席财经顾问办公室”的铭牌。门缝下面透出灯光，明楼已经到了。
郑耀先敲了三下门，里面传来明楼沉稳的声音:“请进。”
他推门走进去。明楼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桌上摊着好几份文件，右手边放着一个紫砂茶杯。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马甲，衬衫袖子卷到了小臂上，看起来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办公室里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来自墙角一个铜香炉里袅袅升起的青烟。
明诚不在。办公室里只有明楼一个人。
“郑副主任，请坐。”明楼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手掌有力，握手的时间不长不短。“明诚今天家里有事，我让他先回去了。今晚就我们两个人谈，方便一些。”
“方便一些”这四个字，郑耀先听出了弦外之音。明楼要谈的事情里，有一件是明诚在场不方便说的。
郑耀先没有立刻回答。他先吸了一口烟，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然后才开口。这个停顿的时间卡得恰到好处——太短了显得答案预先准备好，太长了显得犹豫。
“这批药材的事情，山本课长问到了点子上。”郑耀先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坦然的承认，“这艘船的停靠确实是第一阶段测试里唯一一次非计划内的停靠。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青帮的联络员老孙在码头上临时找到我，说法租界宝德药行有一批急用药材需要从太仓运进来，原本走的是苏州河上的民运码头，但那天苏州河涨潮，民运码头的水位太高，船靠不上去。老孙问我能不能临时借用一下备用泊位，三个小时就卸完。我考虑到备用泊位当天没有排测试任务，而且对方是法租界的正规药行，手续补办来得及，就同意了。”
山本听完这段解释，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把手指从记录纸上移开，靠回椅背，用那双手术刀一样的眼睛看着郑耀先。
“郑副主任对这批药材的去向做过核实吗？”
“做了。”郑耀先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份文件，放在桌上。这是一份法租界宝德药行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上面盖着法租界公董局的商业登记章。“宝德药行在法租界霞飞路一百三十七号，经营中西药材批发，执照是民国二十九年核发的，至今有效。那批药材到货后的第三天，宝德药行通过经济司补办了物资转运备案手续，备案编号我附在记录后面了。”
这份营业执照副本是郑耀先在昨晚整理青帮泊位记录时特意放进去的。他预料到山本会问这批药材的去向，所以事先准备了佐证材料。宝德药行确实存在，营业执照确实有效，补办备案手续也确实做了——这些都是真实的信息，经得起任何核实。山本可以派人去法租界查这家药行，甚至可以派人去找药行老板问话，都不会发现破绽。
但山本如果继续往下深挖，就会触碰到一个灰色地带——宝德药行确实接收了这批药材，但药材在入库后的第三天就被转手卖给了另一家商行，那家商行再通过自己的渠道把药材运出了法租界。这个转手的链条是真实的商业行为，宝德药行只是中间商赚差价，对药材的最终去向并不知情。郑耀先知道药材最终去了苏北，但他不需要知道这个——至少在山本面前，他只需要知道宝德药行这个环节就够了。
山本拿起营业执照副本看了一会儿，然后放在一边。他的表情没有变化，看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郑副主任做事很仔细。”山本说，语气平淡。这句话本身是一句肯定，但从山本嘴里说出来，更像是一种中性的观察，不附带任何情感色彩。“不过我想问的不是这批药材的手续是否齐全。手续可以补办，执照可以复印，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在于——郑副主任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有人利用青帮的备用泊位做超出运输线授权范围的事，安保口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
“考虑过。”郑耀先回答得很干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那次临时停靠之后给青帮加了一条规矩——所有非计划内的泊位使用必须提前四小时报备，紧急情况下事后两小时内补报。这条规矩写进了第二阶段的测试方案里，山本课长可以在记录后面看到附件。”
山本翻到记录最后一页，果然看到了那条补充规定。他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然后合上了文件夹。
“郑副主任在运输线的问题上，比我想象的更有先见之明。”山本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雨还在下，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他背对着郑耀先，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像是在思考什么。
郑耀先没有因为山本背对自己而放松。在审讯和谈话中，背对对方有时候也是一种技巧——让被问话的人觉得自己暂时安全了，从而放松警惕，然后在转身的瞬间抛出最尖锐的问题。
“郑副主任，”山本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比刚才严肃了几分，“你对明楼的评价如何？”
来了。郑耀先在心里把这颗棋子接住。山本把话题从药材跳到明楼，这个转折乍一听很突兀，但逻辑链条是清晰的——青帮备用泊位的启用需要经济司审批，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财经顾问，所有码头租赁合同和物资调配流程都要经过他的手。山本在查青帮泊位，自然会查到明楼头上。
“工作上配合得还可以。”郑耀先选择了一个中性偏正面的评价，“明长官的专业能力没得说，经济司的物资调配流程在他手里运转得很顺畅，我们安保口和他们的对接基本没有出过大纰漏。”
“基本没有？”山本抓住了这个词。
“小摩擦总是有的。”郑耀先微微摊了摊手，露出一个不算夸张的无奈表情，“上个月有一批民用物资的转运，经济司那边把优先级排得太靠前，挤占了军用物资的泊位时间。我们安保口建议调整优先级，但经济司的意思是商会那边有承诺在先，不好违约。后来是明长官出面协调的，把那批民用物资分拆成两批，错峰转运，才算解决了。这种工作中的摩擦是常态，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他把上次在纸上推演过的“分歧”细节完整地搬了出来，说得很自然。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有据可查，山本如果派人去核实，得到的事实和他说的不会有出入。而且他的表态里没有贬低明楼，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发生过的工作协调问题——这种态度最不容易引起怀疑。如果他在山本面前把明楼夸得天花乱坠，反而显得刻意。
山本听完之后，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说了一句让郑耀先心里一紧的话。
“郑副主任和明长官在工作上的配合，我很欣赏。不过有人向我报告，说你们两人在某些问题上的默契程度，不太像是仅仅停留在工作层面。”
郑耀先没有让心里的紧张反映在脸上。他的表情依旧是平静的，甚至带着一丝困惑，像是一个被上级说了莫名其妙的话的下属。
“山本课长，这话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某些问题’，是指什么问题？”
山本盯着他看了整整五秒钟。这五秒钟里，山本的目光没有离开过郑耀先的眼睛。这不是随意的注视，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微表情观察——他在看郑耀先瞳孔的变化、眼周肌肉的紧张程度、嘴角的细微抽动。
郑耀先接住了这五秒钟的目光。他的眼睛没有躲闪，也没有刻意瞪大，保持着一种正常的、略带困惑的注视状态。他的呼吸节奏没有变，手指放在膝盖上没有动，整个人呈现出一种“被上级误解后等待解释”的姿态。
五秒钟后，山本移开了目光，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文件是打印的，封面上有机密字样和特高课的印章。
“上个月二十号，周佛海部长来上海视察的前一天，郑副主任和明长官在公共码头的三号仓库里单独谈了四十分钟。当时仓库里只有你们两个人，码头的值班记录显示你们在核对物资清单。但有人注意到，你们两人从仓库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和进仓库之前不太一样。”
郑耀先听到这段话，心里的警铃在响，但他脸上的表情反而放松了下来。因为这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上个月二十号，他和明楼确实在三号仓库里单独谈了四十分钟。但那四十分钟谈的是什么事情，只有他和明楼知道。山本的人只能在仓库外面观察，进不去里面。
“山本课长说的是上个月二十号的事。”郑耀先做出一副回忆的样子，然后点了点头，“那天我和明长官确实在三号仓库里核对了一批特殊物资的清单。那批物资是从南京兵工厂调拨来的报废设备，名义上是废钢铁回收，实际上是南京方面安排通过运输线转运到指定仓库的。明长官的意思是要核对每一件设备的编号和状态，防止在转运过程中出现调包或流失。因为涉及兵工厂的设备，明长官不希望太多人在场，所以只叫了我一个人。”
“什么设备？”山本追问。
“具体型号我不懂，都是机械加工类的设备，车床、铣床、钻床，大概十几台。每台设备都有南京兵工厂的资产编号，我们核对了两个小时，一一对应确认无误后才签字放行。”郑耀先说得很具体，具体到设备种类、核对方式、签字流程。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那天他们核对的确实就是这批设备。唯一的区别是——在核对设备清单的过程中，明楼在设备编号备注栏里用铅笔写了几个数字，郑耀先当时看到了但装作没看到，事后才在脑子里把那几个数字还原成了一条信息。那条信息的内容和运输线无关，而是关于日军在南京的军工生产调整计划。
这件事郑耀先没有在党内情报中上报过，因为他无法确认那几个数字是明楼故意写给他看的，还是只是无意中的涂写。如果是故意写的，说明明楼在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向他传递信息，这背后的含义就太深了。如果是无意中涂写的，那这几个数字就没有情报价值。
山本听完郑耀先的解释，没有继续追问设备的事。他把那份文件重新放回抽屉里，换了一个坐姿。
“看来是我多虑了。”山本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太好分辨真假的释然，“郑副主任不要介意，特高课的职责就是对一切异常现象保持警惕。你和明长官都是汪政府的重要干部，你们的合作效率直接关系到运输线的运转。我希望你们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
“山本课长言重了。您对运输线的安全这么上心，是我们76号的福气。”郑耀先欠了欠身，用了一句标准的官场客套话。
山本摆了摆手，表示公事谈完了。他从桌上的茶盘里拿起一个紫砂壶，给郑耀先倒了一杯茶。“这是从日本带来的玉露，郑副主任尝尝。”
郑耀先双手接过茶杯，抿了一口。茶水温热，入口清苦，带着一股海藻般的鲜味。他放下茶杯，目光在茶盘上扫过——紫砂壶旁边放着一个茶宠，是一只三足金蟾，金蟾的背上刻着几个日本字。这种日式茶宠在日本军官中很常见，但郑耀先注意到金蟾的嘴巴里含着一枚铜钱，铜钱上的方孔朝向茶壶的方向。
这个细节毫无意义——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毫无意义。但郑耀先还是把它记在了脑子里。在情报工作中，没有哪个细节是绝对无用的。有些细节当下用不上，将来可能会成为拼图的一角。
“郑副主任对茶道有研究吗？”山本问。
“略知皮毛。日本茶道讲究‘和敬清寂’，中国茶道更随性一些。”郑耀先回答得很简单，没有卖弄，也没有刻意谦虚。
山本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茶道的话题。他站起来，示意谈话结束。“今天辛苦郑副主任跑一趟。运输线的事，以后还需要76号和特高课多沟通。森田那边的工作，也请郑副主任多配合。”
“一定。”郑耀先站起身，微微鞠了一躬，然后提起公文包走出了山本的办公室。
走廊里日光灯的光线依旧惨白。那个穿军装的日本士官守在门口，见他出来，领着他往楼梯方向走。郑耀先跟在士官身后，脚步不快不慢，脸上的表情是标准的公务结束后放松但不松懈的神态。
经过二楼走廊中段时，他注意到一扇半开的门。门牌上写着“反谍二课”四个字。透过门缝，他看到里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上海市区地图，地图上标注着许多红色和蓝色的小旗子。红旗集中在虹口和闸北，蓝旗散落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这个画面他只看了不到一秒，脚步没有停，头没有转。
但他的大脑已经把这张地图印了下来。红旗代表特高课已经掌握的据点或目标，蓝旗代表正在监视中的可疑点位。如果这张图是实时更新的，那么虹口一带红旗的密度说明特高课最近在虹口有大规模的行动——这和他判断的山本在加强对虹口地区控制的结论是一致的。
走出特高课本部大门时，雨已经小了，变成了细密的毛毛雨。轿车停在路边，司机正在擦挡风玻璃上的水汽。郑耀先上了车，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山本今天的谈话，有三个关键信息。
第一，山本对青帮备用泊位的关注并不是怀疑那批药材本身，而是想通过那批药材的临时停靠来测试郑耀先的反应模式和证据准备能力。山本在问药材去向时，郑耀先拿出了宝德药行的执照副本和补办备案手续——山本看到这些材料后没有再追问，不是因为他被说服了，而是因为他确认了郑耀先是一个“做事很仔细”的人。这个确认本身对山本来说就是一种收获。了解对手的行事风格，有时候比抓到具体的把柄更有价值。
第二，山本提到明楼，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备而来。那份机密文件里记录了他和明楼在三号仓库独处四十分钟的细节，这说明特高课对76号高层的监控程度比郑耀先之前估计的更深。森田的观察哨、弄堂口的报纸男、大楼外围的三层监视网——这些只是看得见的监控。看不见的监控包括特高课在76号内部发展的线人、在码头工人中安插的耳目、以及对关键人员行踪的持续跟踪。山本今天把这份监控成果展示给郑耀先看，既是敲打，也是试探——敲打的意思是“你在做什么我都知道”，试探的意思是“看你听到这些监控细节后的反应是什么”。
第三，山本在谈话结束时突然转到茶道，这个转折不是闲谈。茶道话题的表面功能是缓和气氛，深层的功能是在郑耀先已经放松下来的时候再做一个附加测试。人在谈完严肃话题后心理防线会暂时降低，这时候抛出轻松话题，通过观察对方在轻松话题上的应对来反推之前的紧张状态是真实的还是表演的。这是审讯心理学的经典技巧。郑耀先在茶道话题上的应对是——不多说，不少说，恰到好处的简短。这个应对应该能让山本对他的评估停留在“谨慎、专业、不好对付但看不出明显破绽”的层面上。
这个评估结果对郑耀先来说是安全的。山本会继续怀疑他，就像山本怀疑每一个76号高层一样，但山本没有拿到任何可以对他下手的实锤。
轿车在雨雾中穿过虹口，往76号方向驶去。郑耀先看了看手表，下午四点十分。从特高课本部出来到现在，他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不是没有，而是他没有发现。山本可能会派人跟踪他，也可能不会。如果山本认为今天的谈话已经达到了目的，就不会多此一举。如果山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搜集他的行为模式，就会安排人跟一段。
郑耀先决定按照有跟踪的情况来处理。他没有让司机直接回76号，而是让车在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口的一家百货公司门口停下。
“我去买点东西，你在车里等着。”郑耀先对司机说，然后提着公文包下了车，走进了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里人不多。一楼是化妆品和钟表柜台，二楼是服装和布料，三楼是文具和书籍。郑耀先不紧不慢地上了二楼，在布料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摸了摸几匹毛料的质地，问了问价格，然后什么都没买就离开了。下到一楼时他买了两包香烟，出了百货公司回到车上。
这个短暂的购物行为有三个目的。第一，如果有跟踪者，进百货公司可以测试对方的跟踪习惯——跟踪者如果跟着他进百货公司，在不同楼层之间切换时最容易暴露。他在二楼布料柜台前站的那会儿，余光已经扫到了一楼钟表柜台旁边站着的一个穿深蓝色风衣的男人。这个男人在他进门后不到半分钟就跟进来了，但没有上二楼，而是留在一楼假装看手表。这个人的跟踪方式比较老练——他不紧跟目标，而是在撤退路线上提前卡位，等目标出来后再续上。郑耀先记住这个人的长相——中等身材，戴眼镜，右脸颊有一颗痣。
第二，买香烟是给自己一个出门的合理理由。76号的人都知道郑耀先烟瘾不小，下车买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司机事后被人问起郑副主任在路上有没有异常举动，司机会说“郑副主任在百货公司买了两包烟”，这是一个完美的解释。
第三，这两包烟在今晚和明楼会面时可以用上。明楼也抽烟，见面递根烟是打开话题的自然方式。
轿车回到76号已经是下午四点半。郑耀先下车走进大楼，在一楼大厅遇到了正要外出的汪曼春。汪曼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黑色风衣，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皮包，看起来是要去执行什么外勤任务。
“郑副主任，从特高课回来了？”汪曼春停下脚步，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
“刚回来。汪处长这是要出去？”
“去法租界办点事。”汪曼春没有说具体办什么事，郑耀先也没有问。情报处处长的行踪，不需要向副主任汇报。两个人礼节性地点了点头，擦肩而过。汪曼春走出大门时，高跟鞋在水磨石地面上踩出清脆的声响，渐行渐远。
郑耀先走上二楼。经过梁仲春办公室门口时，门开着，里面传来梁仲春对着电话讲话的声音，听语气是在和什么人争论。郑耀先没有停步，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
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先检查了一遍早上出门前布置的记号——窗台上那盆文竹压着的头发丝还在原位，文件柜合页夹的纸屑还在，抽屉内壁角落的泥土碎屑也还在。没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再进过他的办公室。森田安排的那次潜入之后，特高课暂时收手了。这符合逻辑——山本今天亲自和他谈了话，在谈话结果出来之前不会再做多余的动作。
郑耀先坐到办公桌前，拿出一张白纸，开始记录今天下午和山本会面的全部要点。他用的是一套只有自己能看懂的速记符号，即使别人拿到这张纸也看不懂内容。记录了大约十五分钟，密密麻麻写满了一张纸。记录完成后他把纸折好，放进保险柜里，和那本巴掌大的小册子放在一起。
然后他看了看手表，五点二十分。距离晚上八点半去经济司见明楼还有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里他需要做几件事。第一，把剩下的四十二组密文编码完成，写成两封信，明天上午寄出。第二，把明天要在《申报》上刊登的那条寻人启事拟好，明天一早去报馆交费。第三，为今晚和明楼的会面做准备。
他先做第三件事。
今晚和明楼的会面，核心议题应该是三个——青帮备用泊位记录被山本调阅的事、周佛海要求重新排定物资优先等级的事、以及明楼在物资调配计划草案备注栏里写的“商行委托转运货物”的事。这三个议题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可以在桌面上谈，第三个需要小心处理。
明楼在备注栏里写“商行委托转运货物”，还故意不附上附件三，这是给郑耀先递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明氏企业有一批特殊货物需要通过运输线转运，这批货物不方便走正常的申报流程，需要通过郑耀先的安保口做一个暗箱处理。
这种事在76号和经济司之间不是第一次了。明氏企业作为上海最大的华资商业集团之一，在战时承担着大量的物资转运业务，其中有一部分业务涉及到和重庆方面的暗中贸易。明楼作为明家的大公子，在公职之外也需要维护家族企业的利益，利用职权为明氏企业提供一些便利，在汪伪政府内部不是什么秘密。李士群知道，周佛海也知道，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明氏企业给南京方面交的保护费足够多，多到所有人都能从这条利益链上分一杯羹。
但郑耀先知道，明楼的“商行委托转运货物”绝对不只是为家族企业谋利那么简单。明楼是军统“毒蛇”，军统在上海的地下活动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持——药品、炸药原料、印刷设备、无线电零件。这些东西通过正常渠道几乎不可能运进上海，只有通过运输线这种半合法的渠道才能夹带进来。明楼每次在物资调配计划中夹带“商行委托转运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最终流向了军统的地下网络。
这件事郑耀先一直知道，但他从来没有点破过。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利用运输线的漏洞为延安传递物资和情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能确定明楼夹带的货物有多少是给军统的，有多少是给明氏企业的合法商业客户的，又有多少是给别的什么势力的。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贸然点破只会暴露自己的观察角度。
今晚明楼要和他谈“商行委托转运货物”，说明明楼有一批新货要过，而且这批货可能比之前的更敏感，需要安保口给予更高级别的放行待遇。郑耀先需要在这场谈话中把握好分寸——既要配合明楼把货顺利放过去，又不能表现得过于配合让明楼起疑。他要维持安保口副主任该有的审查态度，在适当的环节表现出质疑和阻力，然后被明楼的合理理由说服，最后签字放行。这个“质疑——被说服——放行”的过程，才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明楼一提要求他就直接答应，反而会让明楼觉得不对劲。
郑耀先想到这里，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和明楼之间的这种互相试探，可能不是单向的。
他在试探明楼的底色，明楼也很可能在试探他的底色。
明楼知不知道郑耀先是军统“鬼子六”？在军统的档案体系里，郑耀先是军统打入76号的王牌特工，代号“风筝”——不，“风筝”是郑耀先在延安那边的代号，军统系统里他的代号是“毒箭”。明楼在军统的代号是“毒蛇”。按照军统的保密规则，不同代号的特工之间不会互通身份，“毒蛇”和“毒箭”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潜伏，但军统不会让他们知道对方的存在。这是为了防止一条线上的特工被捕后牵连出另一条线。
但军统的保密规则是纸面上的，实际运转中情报的泄露和交叉远超规则的设计。明楼在上海经营多年，在军统内部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来源，他完全有可能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毒箭”的存在，甚至可能知道“毒箭”就是郑耀先。同样的，郑耀先也在军统内部有自己的渠道，他也可能知道“毒蛇”的存在。但知道存在和确认身份是两回事。军统在上海潜伏的特工不下几十个，代号互相交叉，没有完整的名单谁也无法确认哪个代号对应哪个人。
所以他和明楼目前的相处状态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不简单，都知道对方身上披着不止一层皮，但都不能确定对方的真实底色。这种状态下，每一次工作上的互动都是一次小心翼翼的摸底。明楼给郑耀先递“商行委托转运货物”的信号，既是一种寻求配合的姿态，也是一种试探——他要看郑耀先怎么接这个球，接球的方式能透露出郑耀先的立场和底线。
郑耀先决定今晚接这个球的时候，要采用一种“公事公办但不刁难”的态度。他要让明楼觉得他是在维护运输线安全的前提下，给了明楼一个人情——这样的人情在官场上是需要还的。他要让明楼欠他一个小小的人情，将来在某个关键节点上这个小人情可能就能撬动更大的东西。
五点五十分，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是李士群的秘书在外面走过，边走边和谁说着话。郑耀先听出来秘书在安排今晚的夜班值班表。76号的夜班分为两个时段——前夜班从晚上六点到凌晨十二点，后夜班从凌晨十二点到早上六点。今晚前夜班的行动处值班组长是童虎，情报处值班的是汪曼春手下一个姓刘的组长。
这个信息有用。童虎是梁仲春的小舅子，一个脑子不太灵光但绝对听话的莽夫。姓刘的情报组长是个老油条，晚上值班基本上就是趴在桌上睡觉。今晚的夜班配置对郑耀先来说比较宽松——童虎不会主动找事，姓刘的不会多管闲事。他去经济司见明楼，来回的时间段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开。
六点半，郑耀先去食堂吃晚饭。食堂里人不多，长条桌上零星坐着几个夜班人员和加班的中层干部。梁仲春不在——他通常不在食堂吃饭，而是去外面下馆子。汪曼春也不在——她去了法租界办事，估计晚上也不会回来。郑耀先独自坐在角落里，快速吃完一碗米饭和一碟青菜炒肉丝，然后回到办公室。
七点整，他把剩下的四十二组密文编码完成，写成了两封信。每封信四个方子，总共八个方子，覆盖了全部八十二组四位数密文。信封上写的收信地址和寄信地址和前两封信一样，明天上午寄出去。他把这两封信锁在抽屉里，然后把编码用的草稿全部烧掉，灰烬碾碎倒进炭炉。
七点半，他开始为去经济司做准备。他先整理了一份今晚要和明楼讨论的正式议题提纲——青帮泊位记录调阅事宜、物资优先等级重新排定事宜、十一月上旬码头安保配合计划。这份提纲是他故意写的，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如果有人在会面结束后进入明楼的办公室，看到桌上留着这样一份提纲，会觉得这是一场普通的业务对接会议。同时他也要让明楼看到，他来谈的是公事，公事谈完之后再私下沟通“商行委托转运货物”的事。公事和私事分开，这是官场上的默契。
八点十分，郑耀先拿起公文包下楼。院子里很安静，雨已经停了，地面上残留的水洼反射着门廊上的灯光。门卫看到他出来，立正敬礼。郑耀先步行出了76号大门，沿着四川路往经济司的方向走。
经济司的办公楼在四川路和汉口路交叉口的一栋六层大楼里，和76号隔着大约一公里。这栋楼原来是华商银行的办公楼，被汪伪政府征用后改成了经济司的办公地。大楼外墙是花岗岩贴面，正门上方悬挂着“上海特别市经济司”的铜字招牌。门口有两个保安，穿着汪伪政府的保安制服，手里没有武器。
郑耀先进了大门，在登记处签了名字，然后沿着楼梯走上三楼。三楼的走廊里灯还亮着，但大部分办公室已经关了门。明楼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口挂着一块“首席财经顾问办公室”的铭牌。门缝下面透出灯光，明楼已经到了。
郑耀先敲了三下门，里面传来明楼沉稳的声音:“请进。”
他推门走进去。明楼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桌上摊着好几份文件，右手边放着一个紫砂茶杯。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马甲，衬衫袖子卷到了小臂上，看起来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办公室里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来自墙角一个铜香炉里袅袅升起的青烟。
明诚不在。办公室里只有明楼一个人。
“郑副主任，请坐。”明楼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手掌有力，握手的时间不长不短。“明诚今天家里有事，我让他先回去了。今晚就我们两个人谈，方便一些。”
“方便一些”这四个字，郑耀先听出了弦外之音。明楼要谈的事情里，有一件是明诚在场不方便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