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60章 明楼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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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案专案组解散的消息传到经济司时,明楼正在办公室里批阅一份关于太仓封锁后物资调配调整方案的补充说明。明诚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当天需要签发的全部公文。窗外是汉口路上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声,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街边小贩在叫卖青团。
明诚把专案组解散的消息说完后,明楼没有抬头,手里的钢笔继续在纸面上沙沙地移动着。他把那份补充说明的最后一段批注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将文件递给明诚,然后摘下金丝边眼镜放在桌上,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按了按鼻梁。
“山本这步棋走得很聪明。”明楼说,“专案组不解散,他就必须继续追查渔夫案。追查渔夫案就是追查海军案,追查海军案就是在海军和陆军之间继续扩大裂痕。松本已经把案子捅到了东京,山本如果还揪着不放,等于在跟东京对着干。解散专案组是他向松本妥协的姿态——但妥协不等于认输。他把案子转到了地下,把资源集中到了夜莺身上。”
“他想从夜莺嘴里撬出毒蛇。”明诚说。
“对。专案组只是换了个名字,核心目标没有变。山本不会放弃追查毒蛇——他现在只是把公开的全面排查变成了秘密的定点清除。他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夜莺。夜莺是唯一一个能和毒蛇建立直接联系的人。只要夜莺开口,山本就能顺着她提供的接头方式、通讯习惯、情报投放规律,一步步摸到我的真实身份。”
明楼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楼下汉口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雨后的街道湿漉漉的,路边的法国梧桐在风里抖落叶子上的水珠。他的倒影映在玻璃上,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汪伪政府高官没有任何区别。
“周培文供出毒蛇时说他不知道毒蛇的身份。夜莺也说不知道。周培文说的是真的——军统上海站的单线联系制度决定了外围人员不可能接触核心机密。但夜莺说的是假的。”明楼转过身,看着明诚,“她知道毒蛇是谁。”
明诚的手指在文件夹上微微收紧了。“可是陆汉卿之前的情报说——”
“陆汉卿的情报是夜莺被捕当晚汪曼春审讯后传出来的。夜莺在第一次审讯中确实没有供出毒蛇。但那是第一次审讯——人在刚被捕时肾上腺素还在峰值,心理防线还没崩溃。现在她被关了将近两周,山本亲自提审过她,特高课的审讯手段比汪曼春狠得多。夜莺能不能继续扛住,谁也不能保证。”
明诚沉默了片刻。“需要我做什么?”
“两件事。第一,启动夜莺的撤离预案。不是把她从特高课里捞出来——那不可能。撤离预案的核心是切断她和毒蛇之间所有的可追溯联系。她知道的接头方式全部作废,她掌握的情报投放点全部废弃,她经手过的所有通讯记录从档案里抹掉。明楼放下手里的茶杯,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补了一句:就算她供出了我的代号,山本也拿不到任何实物证据。第二,通知大姐——让她最近少出门,尤其不要和任何陌生面孔接触。”
明诚把这两件事在脑子里逐条记下,然后合上文件夹。“大哥,还有一件事。郑耀先那边——他知道专案组解散了。他通过他的渠道给陆汉卿发了最后一份情报,说他即日起进入静默期。”
明楼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似笑非笑。“鬼子六的动作比我想的还快。他判断得很准——专案组解散后汪曼春的注意力会全部转移到内部,他作为军统叛逃过来的人,必然是汪曼春重点观察的对象。这时候进入静默期是最正确的选择。让陆汉卿转告他——静默期内如果遇到危险,可以通过经济司的公务渠道向我传递信号。他知道怎么用。”
明诚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大哥,夜莺如果扛不住了——”
“她扛不住。”明楼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近乎残忍,“周培文在家人面前崩溃了。夜莺没有家人可以威胁,但山本会找到别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扛不住的临界点。她能扛过两周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说要启动撤离预案——不是保她,是保我们。”
明诚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很安静,经济司的职员们都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埋头处理文件,谁也不知道首席财经顾问办公室里刚才进行了这样一场对话。
当天下午,经济司大楼里发生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档案室开始进行一次“例行档案整理”——所有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期间经手的运输调度单和物资调拨令都被重新编号、重新装订、重新归档。档案室的管理员从原来的老孙头换成了一个刚从南京调来的年轻人,老孙头被调去了统计科。这次档案整理的范围恰好覆盖了渔夫出卖太仓线的全部时间跨度,也恰好覆盖了夜莺以假沈念秋身份接触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全部时间。没有任何书面命令要求档案室做这件事,没有任何文件上能找到明楼的签名。
如果山本此刻站在经济司档案室里,看着那些正在被逐页重新编号的档案,他也许能意识到有人在悄无声息地抹掉某些痕迹。但他此刻正坐在虹口特高课大楼的办公室里,面对着夜莺的审讯记录和一堆无法拼凑成完整图案的线索,思考着如何在夜莺身上找到最后的突破口。他不知道经济司档案室里那些被重新编号的纸页里藏着什么——也许藏着夜莺和翁启明之间的接头记录,也许藏着毒蛇通过公务渠道向军统传递情报的蛛丝马迹,也许什么都没有。但在战时情报工作中,没有证据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只要山本找不到任何能把明楼和毒蛇联系起来的物证,他就永远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而怀疑不能定罪。这就是明楼在经济司档案室里埋下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是对抗,而是消除。把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全部消除在成为证据之前。
三天后的傍晚,山本将一纸调令放在了李士群的办公桌上。调令的内容很简单——即日起成立特高课直属特别调查组,专司追查军统代号“毒蛇”的真实身份。由汪曼春担任组长,直接向山本汇报。76号情报处全力配合。调令上没有写“渔夫案”三个字,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渔夫案专案组的延续——更隐秘、更专注、更不计代价。
李士群看完调令后,把纸放在桌上,用钢笔压住,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抬头看着山本,说了句话:“汪曼春是最合适的人选。她对军统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
山本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下头。这个点头里没有任何对76号的信任——只有一个猎人在被迫缩小狩猎范围后对最后一件猎具的审视。
汪曼春接到调令时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夜莺案的卷宗。她读完调令后把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继续整理卷宗,手指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旁边的许鹤鸣问她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她只说了句:“把军统上海站近五年来所有已知人员的档案全部调出来。一个不漏。”
与此同时,经济司二楼明楼的办公室里,台灯的绿色玻璃罩拢着一圈温暖的光。明楼坐在灯下,面前摊着一份即将呈交南京的《战时物资储备与调配方案》。他逐字逐句地审阅着纸面上的数字和条款,每一条都关系到沦陷区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计。窗外的夜幕已经完全落下来了,汉口路上的霓虹灯在雨后的空气里泛着湿润的光。他知道山本已经布下了新的棋局——特别调查组,新的代号,新的追查方向。他也知道汪曼春从明天起会用更细密的网去筛经济司的每一份文件。
明诚把专案组解散的消息说完后,明楼没有抬头,手里的钢笔继续在纸面上沙沙地移动着。他把那份补充说明的最后一段批注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将文件递给明诚,然后摘下金丝边眼镜放在桌上,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按了按鼻梁。
“山本这步棋走得很聪明。”明楼说,“专案组不解散,他就必须继续追查渔夫案。追查渔夫案就是追查海军案,追查海军案就是在海军和陆军之间继续扩大裂痕。松本已经把案子捅到了东京,山本如果还揪着不放,等于在跟东京对着干。解散专案组是他向松本妥协的姿态——但妥协不等于认输。他把案子转到了地下,把资源集中到了夜莺身上。”
“他想从夜莺嘴里撬出毒蛇。”明诚说。
“对。专案组只是换了个名字,核心目标没有变。山本不会放弃追查毒蛇——他现在只是把公开的全面排查变成了秘密的定点清除。他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夜莺。夜莺是唯一一个能和毒蛇建立直接联系的人。只要夜莺开口,山本就能顺着她提供的接头方式、通讯习惯、情报投放规律,一步步摸到我的真实身份。”
明楼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楼下汉口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雨后的街道湿漉漉的,路边的法国梧桐在风里抖落叶子上的水珠。他的倒影映在玻璃上,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汪伪政府高官没有任何区别。
“周培文供出毒蛇时说他不知道毒蛇的身份。夜莺也说不知道。周培文说的是真的——军统上海站的单线联系制度决定了外围人员不可能接触核心机密。但夜莺说的是假的。”明楼转过身,看着明诚,“她知道毒蛇是谁。”
明诚的手指在文件夹上微微收紧了。“可是陆汉卿之前的情报说——”
“陆汉卿的情报是夜莺被捕当晚汪曼春审讯后传出来的。夜莺在第一次审讯中确实没有供出毒蛇。但那是第一次审讯——人在刚被捕时肾上腺素还在峰值,心理防线还没崩溃。现在她被关了将近两周,山本亲自提审过她,特高课的审讯手段比汪曼春狠得多。夜莺能不能继续扛住,谁也不能保证。”
明诚沉默了片刻。“需要我做什么?”
“两件事。第一,启动夜莺的撤离预案。不是把她从特高课里捞出来——那不可能。撤离预案的核心是切断她和毒蛇之间所有的可追溯联系。她知道的接头方式全部作废,她掌握的情报投放点全部废弃,她经手过的所有通讯记录从档案里抹掉。明楼放下手里的茶杯,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补了一句:就算她供出了我的代号,山本也拿不到任何实物证据。第二,通知大姐——让她最近少出门,尤其不要和任何陌生面孔接触。”
明诚把这两件事在脑子里逐条记下,然后合上文件夹。“大哥,还有一件事。郑耀先那边——他知道专案组解散了。他通过他的渠道给陆汉卿发了最后一份情报,说他即日起进入静默期。”
明楼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似笑非笑。“鬼子六的动作比我想的还快。他判断得很准——专案组解散后汪曼春的注意力会全部转移到内部,他作为军统叛逃过来的人,必然是汪曼春重点观察的对象。这时候进入静默期是最正确的选择。让陆汉卿转告他——静默期内如果遇到危险,可以通过经济司的公务渠道向我传递信号。他知道怎么用。”
明诚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大哥,夜莺如果扛不住了——”
“她扛不住。”明楼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近乎残忍,“周培文在家人面前崩溃了。夜莺没有家人可以威胁,但山本会找到别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扛不住的临界点。她能扛过两周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说要启动撤离预案——不是保她,是保我们。”
明诚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很安静,经济司的职员们都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埋头处理文件,谁也不知道首席财经顾问办公室里刚才进行了这样一场对话。
当天下午,经济司大楼里发生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档案室开始进行一次“例行档案整理”——所有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期间经手的运输调度单和物资调拨令都被重新编号、重新装订、重新归档。档案室的管理员从原来的老孙头换成了一个刚从南京调来的年轻人,老孙头被调去了统计科。这次档案整理的范围恰好覆盖了渔夫出卖太仓线的全部时间跨度,也恰好覆盖了夜莺以假沈念秋身份接触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全部时间。没有任何书面命令要求档案室做这件事,没有任何文件上能找到明楼的签名。
如果山本此刻站在经济司档案室里,看着那些正在被逐页重新编号的档案,他也许能意识到有人在悄无声息地抹掉某些痕迹。但他此刻正坐在虹口特高课大楼的办公室里,面对着夜莺的审讯记录和一堆无法拼凑成完整图案的线索,思考着如何在夜莺身上找到最后的突破口。他不知道经济司档案室里那些被重新编号的纸页里藏着什么——也许藏着夜莺和翁启明之间的接头记录,也许藏着毒蛇通过公务渠道向军统传递情报的蛛丝马迹,也许什么都没有。但在战时情报工作中,没有证据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只要山本找不到任何能把明楼和毒蛇联系起来的物证,他就永远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而怀疑不能定罪。这就是明楼在经济司档案室里埋下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是对抗,而是消除。把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全部消除在成为证据之前。
三天后的傍晚,山本将一纸调令放在了李士群的办公桌上。调令的内容很简单——即日起成立特高课直属特别调查组,专司追查军统代号“毒蛇”的真实身份。由汪曼春担任组长,直接向山本汇报。76号情报处全力配合。调令上没有写“渔夫案”三个字,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渔夫案专案组的延续——更隐秘、更专注、更不计代价。
李士群看完调令后,把纸放在桌上,用钢笔压住,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抬头看着山本,说了句话:“汪曼春是最合适的人选。她对军统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
山本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下头。这个点头里没有任何对76号的信任——只有一个猎人在被迫缩小狩猎范围后对最后一件猎具的审视。
汪曼春接到调令时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夜莺案的卷宗。她读完调令后把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继续整理卷宗,手指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旁边的许鹤鸣问她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她只说了句:“把军统上海站近五年来所有已知人员的档案全部调出来。一个不漏。”
与此同时,经济司二楼明楼的办公室里,台灯的绿色玻璃罩拢着一圈温暖的光。明楼坐在灯下,面前摊着一份即将呈交南京的《战时物资储备与调配方案》。他逐字逐句地审阅着纸面上的数字和条款,每一条都关系到沦陷区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计。窗外的夜幕已经完全落下来了,汉口路上的霓虹灯在雨后的空气里泛着湿润的光。他知道山本已经布下了新的棋局——特别调查组,新的代号,新的追查方向。他也知道汪曼春从明天起会用更细密的网去筛经济司的每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