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70章 宋学仁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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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诚在第二天上午将一份关于赵福生签名样本被调阅的记录放进了顾维明的审计参考资料中。这份记录显示，物资调配委员会调拨科科长宋学仁在赵福生死后第三天，曾从档案室调阅过赵福生的全部签名样本，调阅理由是“核对已故人员经手单据的签核笔迹以备审计”。记录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宋学仁确实调阅过赵福生的签名样本，不管他当时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个行为在档案室里留下了白纸黑字的登记。
顾维明在上午十点翻到了这份记录。他逐页审核审计参考资料时，在第十七页看到了档案室调阅登记表的复印件。登记表上“调阅人”一栏写着宋学仁的名字，“调阅内容”一栏写着“赵福生全部签名样本”，“调阅日期”一栏写着一月十日——赵福生死亡后第三天。顾维明用红笔在这一条记录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旁边标注了一行字：“宋学仁在赵福生死后三日即调阅其签名样本，与后续伪造签名的出现时间高度吻合。建议将此条纳入宋学仁涉嫌伪造签名的证据链。”
他把这份标注后的审计参考资料连同最新一期的财务分析报告一起送到了汪曼春的办公室。汪曼春正在审阅周济民的电文，接过报告后翻到顾维明标注的那一页，目光在“赵福生全部签名样本”几个字上停住了。
“宋学仁调阅赵福生的签名样本——这个时间点太巧了。”汪曼春放下电文，把那份登记表复印件抽出来放在桌上。她的手指在“一月十日”这个日期上轻轻敲着，节奏比平时快了一些。“赵福生一月七日死亡，宋学仁一月十日调阅签名样本。三天的时间差——正好够一个人在得知赵福生死讯后，想到可以利用他的签名来做文章。”
许鹤鸣站在办公桌旁边，手里拿着笔记本。他等汪曼春说完后，补充了一个信息：“汪处长，今天早上梁仲春的人把太仓小码头那个船老板带回上海了。我刚才去一楼做了初步问话。船老板交代，范金宝上船的时候随身带了一个帆布挎包，里面装的不是换洗衣服，全是文件和账本。范金宝在船上的时候一直在翻看那些文件，嘴里念叨着什么‘他们要我死’之类的话。船老板问他‘他们’是谁，范金宝说了一个名字——宋学仁。”
汪曼春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范金宝亲口说的宋学仁？”
“船老板的原话是——‘那个人说，宋科长是他认识的最狠的人，能让他飞黄腾达也能让他死无全尸。’船老板记得很清楚，因为范金宝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发抖，把船老板自己也吓得不轻。”
汪曼春把顾维明的审计报告和船老板的口供并排放在桌上。两份证据，一条线——宋学仁。顾维明的证据指向宋学仁在赵福生死后调阅签名样本的行为与伪造签名的时间高度吻合，船老板的口供则将宋学仁直接和范金宝联系在了一起。范金宝是物资流失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负责在中转站分流物资。宋学仁是第一个环节——负责拟制调拨单和安排核销。如果范金宝亲口说过宋学仁能“让他飞黄腾达也能让他死无全尸”，说明范金宝和宋学仁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上下级工作联系，而是更深层的、涉及利益和威胁的同谋关系。
“传唤宋学仁。”汪曼春站起来，把老周的笔迹鉴定报告、钱伯钧关于宋学仁的供词摘要、顾维明的审计发现、以及档案室调阅登记表复印件全部装进一个档案袋里。“现在就去。不等山本课长批复周济民的报告了——周济民是周济民，宋学仁是宋学仁。宋学仁的职务级别不需要东京批准。”
许鹤鸣接过档案袋，犹豫了一下说：“汪处长，宋学仁今天应该还在物资调配委员会上班。不过他手下的一个科员昨天跟我透露过，宋学仁最近几天情绪不太对劲，经常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电话线也拔了。他会不会已经知道我们在查他了？”
“如果他已经知道了，那就更不能等。你带四个人去，直接到物资调配委员会，把宋学仁带回来。如果他不在办公室，就去他家里找。如果他家里也没有人，就马上通知梁仲春封锁车站和码头。”
许鹤鸣快步走出了办公室。汪曼春重新坐回桌前，拿起那几份证据材料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她的目光在“宋学仁”三个字上停了很久，然后拿起一支铅笔，在面前的白纸上画了一个新的关系图。图的中心仍然是“毒蛇”两个字，外面一圈连着赵福生、刘三、钱伯钧、范金宝、张启山、周济民。现在她在宋学仁的名字旁边画了一条线，线的另一端指向“赵福生伪造签名”。然后又画了一条线，指向“范金宝”。宋学仁的名字被两条线夹在中间，左连着伪造签名的起点，右连着物资分流的终点。如果这张关系图是正确的，那么宋学仁就是连接毒蛇操作链条上两个最关键节点的那个人。只要撬开宋学仁的嘴，整个物资流失链条的所有细节——从伪造签名的具体操作方式到物资分流的每一条渠道——都会真相大白。
但汪曼春也知道，宋学仁不会轻易开口。钱伯钧开口是因为他不想当替罪羊，范金宝跑了是因为他想保命。宋学仁和这两个人都不一样——宋学仁是周济民的心腹，他在这个链条上的位置太高了，高到他知道的东西足以毁掉整个南京方面的物资调配系统。这种人不会因为害怕坐牢而开口，因为他一旦开口，等着他的就不只是坐牢了。
许鹤鸣带人赶到物资调配委员会时，发现宋学仁的办公室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桌上的茶杯还是温的，烟灰缸里的烟头还在冒烟。窗户开着一扇，窗帘在风里来回晃动。办公桌的抽屉全部拉开了，里面的文件被翻得乱七八糟——不是搜查造成的凌乱，而是有人在匆忙中挑拣重要文件带走造成的。
宋学仁跑了。
许鹤鸣立刻在办公室里做了三件事。第一，让人去问走廊两边的其他办公室，确认宋学仁离开的时间和方向。第二，自己亲手翻看了宋学仁桌上留下的东西。第三，给汪曼春打电话汇报情况。
走廊对面统计科的一个女科员说，大概二十分钟前看到宋学仁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匆匆下楼，脸色很不好看，她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楼下门口的保安说宋学仁上了一辆等在门口的黑色轿车，车是南京牌照的，开车的司机他不认识。
汪曼春在电话里听完许鹤鸣的汇报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说：“他不只是听到风声跑的。他是被接走的。南京牌照的车，说明周济民那边已经知道特别调查组要动宋学仁了，抢在我们前面把人弄走了。你去宋学仁家里再搜一遍，把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文件、笔记、私人信件——全部带回来。另外，通知梁仲春在车站和码头加派人手，虽然宋学仁大概率已经被南京方面接走了，但还是要守住，防止他杀个回马枪。”
许鹤鸣挂了电话后，在宋学仁的办公室里又仔细搜查了一遍。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有一个上锁的铁盒子，锁已经被砸开了——大概是宋学仁临走前自己砸的，来不及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带走。铁盒子里只剩下一本通讯录和几张零散的便条。通讯录上记录着几十个人名和电话号码，其中好几个人的名字在钱伯钧的供词中出现过。便条上是一些手写的数字和日期，看起来像是某种账目记录。许鹤鸣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证物袋里。
他正准备离开时，注意到废纸篓里有一团揉皱的纸。他把纸团捡起来展开，上面是宋学仁的笔迹，只写了两行字——“他说过不会让我一个人扛。现在他们把我推出来了，所有的事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主意。”这两行字上面没有称呼，没有署名，但字迹很潦草，有几个字的笔画因为用力太大而划破了纸面。许鹤鸣把这张纸也装进了证物袋，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原文。
宋学仁逃跑的消息在中午之前传到了76号。梁仲春正坐在办公室里吃午饭——一碗大排面和两碟小菜。童虎敲门进来，把情况跟他说了之后，他放下筷子，用毛巾擦了擦嘴，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两圈。
“宋学仁跑了，范金宝跑了，下一个跑的是不是张启山？”梁仲春说着走到墙边，用一根手指敲了敲墙上的日历。“这个特别调查组查来查去，查出来的大鱼一条都没抓住，全跑了。汪曼春怕是要气得吐血。”
童虎站在门口嘿嘿笑了一声，然后压低了声音说：“姐夫，范金宝跑了也有我们的功劳。你这么说汪处长，万一被她听到了——”
“她听不到。她在灰楼我在76号，隔了一条苏州河。”梁仲春嘴上这么说着，但还是下意识地朝门口看了一眼。确认走廊里没有人后，他重新坐回桌前，把面条挑起来继续吃。吃了几口又放下筷子，若有所思地看着童虎。“宜兴那边怎么样了？老郝收到货没有？”
“收到了。今天一早到的宜兴，老郝亲自验的货。两百四十捆棉布，完好无损。他说三天之内全部洗白，换成民用棉布的票证发往浙江。这是老郝亲笔写的收据。”童虎从怀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条放在桌上。
梁仲春拿起纸条看了一眼，然后划燃一根火柴把它烧了。纸条在烟灰缸里卷曲燃烧，他一边搅着灰烬一边说：“从现在开始，这批棉布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我、老郝、郑副主任——所有人都没碰过这批货。就算汪曼春把天翻过来，也查不到我们头上。记住了？”
童虎连连点头。梁仲春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转动密码盘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十根金条。他把金条放在桌上，对童虎说：“两根给你，算是这趟差事的辛苦费。另外八根分成两份，四根给老郝，四根给郑副主任。给郑耀先的那份你亲自送过去，别让任何人看见。就说是我请他吃的那顿饭提前开了席——他懂的。”
童虎把金条揣进怀里，用衣服盖住，快步走出了办公室。梁仲春重新坐回桌前，端起面碗继续吃。大排已经凉了，脂肪凝结成一层白花花的油膜，但他还是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他从昨天到今天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情绪起伏——从得知汪曼春要抓范金宝时的惊慌失措，到郑耀先帮他安排替身时的紧张不安，再到棉布顺利运到宜兴后的如释重负。现在他坐在办公室里吃着面条，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觉得这世上的事终究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下午两点，许鹤鸣从宋学仁家里回到了灰楼。他带回了更多的证物——宋学仁书房里的私人日记、几封和南京方面的往来信件、一本记录了大量数字和代号的小笔记本。日记和信件被逐一翻开放在汪曼春的桌上，整个桌面几乎被纸张覆盖了。
汪曼春最先看的是那本小笔记本。笔记本只有巴掌大，封皮是黑色的软皮，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日期、物资品类、数量和代号。代号用的都是单个字母或者简单的中文简称，比如“q”代表汽油，“x”代表橡胶，“m”代表棉纱，“发”代表发货，“收”代表收货。每一行记录的最后都有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地址。汪曼春在笔记本的后半部分看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字——钱伯钧出现了三次，范金宝出现了五次，赵福生的名字出现了七次，而且出现的日期全部在赵福生去世之后。
她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上只写了一行字，字迹比前面的都工整，像是反复斟酌后才写下来的——“周主任承诺，事成之后调我去南京任经济委员会物资处处长。此诺至今未兑现。我手里有他的亲笔信。”
汪曼春把这一页单独折了一个角。然后她拿起那几封和南京方面的往来信件，一封一封拆开阅读。信件的内容大多是物资调配的公务往来，但有一封写于去年十二月初的信件引起了她的注意。这封信是宋学仁写给南京经济委员会一个叫“方秘书”的人的，信中提到“周主任所嘱之事已按计划推进，太仓方面的人选已确定，范姓管理员愿意配合。前期调拨的几批货物均已按约定方式处理，核销单据已由钱科长配合完成”。信的末尾加了一行小字——“请转告周主任，物资调配委员会内部知晓此事的人员目前只限张某、钱某及范某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
汪曼春把这封信放在那本小笔记本旁边。宋学仁的笔记本和这封信互相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周济民通过宋学仁操作物资流失，宋学仁负责拟制调拨单和安排核销，钱伯钧配合签发假损耗报告，张启山负责审批核销，范金宝在中转站负责分流物资。赵福生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颗棋子——他活着的时候被人利用签了无数张调拨单，死了之后被人伪造签名继续签调拨单。而周济民是这个链条的最上游——他承诺提拔宋学仁，用升官发财换取宋学仁的忠诚操作。
汪曼春拿起电话，拨了山本的号码。
“山本课长，宋学仁今天上午被南京方面的人接走了，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跑了。但从他家里搜出的物证——包括私人笔记本、和南京经济委员会的往来信件——全部指向同一个结论：周济民直接参与了物资流失的全程操作。宋学仁的笔记本里清楚记录了周济民承诺提拔他作为操作物资流失的交换条件。我这里还有一封信，宋学仁在信中提到‘周主任所嘱之事’，详细描述了操作链条上每个人的分工。”
山本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然后他说：“把信件和笔记本的复印件立刻送到我这里来。原件封存保留。我现在就给东京发加急电报——周济民的证据已经足够直接，不需要再等待进一步核实。如果东京今晚之前回复授权，明天一早就可以对周济民采取措施。”
汪曼春挂了电话，把需要复印的材料整理出来交给许鹤鸣，让他立刻送到虹口特高课大楼。许鹤鸣抱着材料快步下了楼。汪曼春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的石板地，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如果东京今晚授权，明天就可以传唤周济民。从周济民嘴里，她可以问到整个物资流失链条的最顶层。从顶层往下推，每一步都可以对应上已有的证据和证词。到那时，整条链条上所有还没落网的人——张启山、刘三、以及可能还藏在南京方面的其他人——都会被一网打尽。
但毒蛇呢？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指向的都是物资流失的操作链条——以周济民为首的汪伪内部腐败集团利用物资调配系统盗卖军需物资，中饱私囊。这个案子的性质更接近于经济犯罪加上政治腐败，而不是军统特工渗透破坏。毒蛇是军统的人，他的目标不是盗卖物资赚钱，而是破坏日军补给线、向军统传递情报。这两者之间有交集——都利用了物资调配系统的漏洞——但目的完全不同。钱伯钧的口供里提到过范金宝经手了一些“用途不明”的物资，范金宝本人的账本也可能记录了某些物资被分流到了非正常的接收方。如果范金宝的账本里记录了物资流向了军统游击队活动区域的信息，那才能证明毒蛇利用了这个腐败链条来传递情报。
可范金宝跑了。他带走了那本最关键的账本。
汪曼春的手指在窗台上停了下来。她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范金宝逃跑的时间点，和宋学仁被接走的时间点，是不是同一个人在背后操纵的？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目的就很明确：让所有能直接指证毒蛇的人全部消失。这个人可能不是周济民——周济民现在自顾不暇，没精力去安排范金宝逃跑。这个人也不是宋学仁——宋学仁自己都被人接走了，说明他也是被抛弃的棋子之一。这个人是能在短时间内调动梁仲春的人提前赶到太仓、又能利用76号收发室给范金宝送信的人。这个人对物资调配系统的了解程度，足以让他在汪曼春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个关键证人送走。
明楼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汉口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他刚才从顾维明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汪曼春已经拿到了宋学仁的私人笔记本，笔记本里有周济民承诺提拔宋学仁的直接证据。这个证据加上之前的周济民电文和调拨单原件，已经足够让山本向东京申请逮捕周济民的授权。
“宋学仁跑了，但他的笔记本没带走。”明诚站在明楼身后，手里拿着一份刚整理完的经济司本周工作简报。他的语气里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冷静的分析。“笔记本里记录了整个操作链条。汪曼春拿着这份证据，山本明天就可能拿到东京的授权。周济民一旦被捕，他会供出所有人——张启山、宋学仁、钱伯钧、范金宝，以及物资调配委员会里所有参与过这件事的人。这些人里有没有能和毒蛇联系起来的线索？”
明楼转过身来，走到桌前拿起那份顾维明标注过的审计参考资料翻到第十七页。他看了一遍宋学仁调阅赵福生签名样本的记录，然后合上文件。“有，也没有。周济民那个链条上的人全部是经济罪犯，他们盗卖物资是为了钱。毒蛇是利用这个链条传递情报——信息流和物资流有时候重叠，有时候分开。周济民供出来的会是盗卖物资的那部分——钱流向了谁的腰包，物资流向了哪个黑市。他不会供出情报流，因为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情报也在他的链条上流动。这是两个层面的操作，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互相借用了同一条管道。”
“但如果汪曼春把所有物资的去向都查清楚了，发现其中一批物资没有在黑市上出现，也没有被周济民的人中饱私囊，而是凭空消失在了军统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她就能反推出情报流的存在。”
“所以她一定会追查范金宝。范金宝的账本是唯一能说明每批物资真正去向的证据。钱伯钧只知道物资从仓库出去了，不知道到了太仓之后去了哪里。张启山和宋学仁只知道范金宝帮他们销赃，不知道销出去的货最终落到了谁手里。只有范金宝一个人知道每一批物资的真正去向。汪曼春拿到了宋学仁的笔记本和钱伯钧的损耗报告，这些东西能证明物资从仓库流失了，但不能证明流失的物资最终去了哪里。要想把流失物资和毒蛇联系起来，她需要范金宝的账本。”
明诚放下手里的工作简报。“范金宝现在应该在苏北某个村子里躲着。他手里有账本，知道自己是唯一掌握全部物资去向的人。他不会轻易现身。但汪曼春会找到他——以她的性格，不找到范金宝不会罢休。”
“所以我们要在她找到范金宝之前，让范金宝的账本失去价值。”明楼说。
“怎么让它失去价值？”
明楼没有直接回答。他把那份顾维明标注过的审计资料放到一边，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这是经济司本周下发给各中转站的管理通知，内容是关于加强中转站物资清点核算的例行规定。他用钢笔在通知的最后加了一条补充条款：“各中转站原有物资分流记录中，凡接收方为已撤销或变更的军事单位者，应于三日内统一上报经济司档案室备案核销，逾期未报者按账实不符处理。”
这条补充条款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常规的行政管理要求——军队单位频繁撤销和变更，接收物资的记录如果不及时更新，账目就会乱。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暗藏的网。范金宝经手分流的异常物资，接收方大多是临时编制的军事运输队或者短期的补给站——这些单位在物资接收后就撤销了，或者并入了更大的单位。按照经济司的新规定，这些已撤销单位的接收记录必须在三日内上报核销。上报核销意味着档案室会把这些记录从有效档案转为历史档案，重新编号归档，纳入上一轮已经完成的“例行档案整理”范围。一旦这些记录进入了重新编号的流程，原来的接收方信息就会被覆盖——不是删除，是覆盖成统一的核销编号。到那时，就算有人查到了范金宝的账本，对照档案室的原始记录时，会发现接收方一栏显示的是“已核销，无对应现役单位”，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能被追溯的地址或番号。
这是一个在档案管理规则框架内的合法操作。不是消灭证据，而是通过正常的行政管理手段改变证据的呈现方式。任何事后追查的人都挑不出程序上的毛病——经济司有权要求中转站上报核销记录，档案室有义务对新上报的核销记录进行重新编号归档。一切都在规则之内。
明诚看着那行补充条款，在脑子里推演了一遍实施流程后，只说了一句：“时间够吗？”
“新规定今天下午发出去，明天上午到达各中转站。山本的东京授权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能拿到，周济民被捕后汪曼春才能腾出手去追范金宝。这中间有至少一天半的时间差。一天半足够太仓中转站的新管理员把范金宝留下的所有物资分流记录上报核销。”明楼把签好字的通知交给明诚。“你现在就去印发，用加急公文走。”
明诚接过通知快步走出办公室。明楼一个人站在桌前，手指按在那份顾维明标注过的审计报告上。报告上“宋学仁在赵福生死后三日即调阅其签名样本”这条记录已经被顾维明用红笔标注出来，马上就会成为汪曼春质证宋学仁的材料之一。宋学仁会被锁定为伪造赵福生签名的嫌疑人——然后汪曼春会发现，宋学仁虽然是代签人，但赵福生签名的伪造版本和代签版本在笔迹鉴定上有细微但关键的差别。老周的鉴定报告会告诉她，伪造和代签是两个人做的事。到那时，汪曼春会知道真相——在宋学仁代签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伪造了赵福生的签名。但那个时候宋学仁已经无法辩驳了，他会在审讯中全盘认下所有指控——包括代签，也包括伪造。因为他认了，所有线索就会结案，结案了就不会再往下追查，不追查就不会牵连到南京的周济民和其他还没暴露的人。宋学仁用自己的认罪来保护他上面的人——这是他在这个腐败链条里存在的最后意义。
而明楼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所有的痕迹都已经重新封装归档。
当天傍晚，山本一郎在虹口特高课大楼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东京本部的回电。电文很短，只有三行字：“周济民案已获授权。即可对周采取措施。物资调配委员会相关涉案人员一并处理。此案由上海特高课全权负责，必要时可请求宪兵队协助。”
山本把电文看了两遍，然后拿起电话，拨了灰楼的号码。接电话的是汪曼春，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沙哑——大概是一整天没有喝过水的原因，但语调依旧是那种平稳的、不带任何情绪的公事公办。
“东京授权已经到了。明天一早，你带队去南京，正式逮捕周济民。我会让宪兵队派人配合你，提供车辆和武装护卫。周济民被捕后直接押回上海，关押在特高课审讯室，由你主审。”
汪曼春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然后问：“宋学仁和张启山呢？”
“张启山留在上海，他没有跑，暂时不需要强制逮捕。宋学仁如果已经在南京，一并带回来。另外，让梁仲春的人继续寻找范金宝——范金宝是唯一知道物资最终去向的人。找到他，就能确定这些流失物资是被倒卖给了黑市，还是流向了军统。”
汪曼春放下电话后，坐在办公桌前闭上了眼睛。她闭了大概一分钟，然后睁开眼，拿起钢笔写了一张便条，让许鹤鸣派人送到76号梁仲春的办公室。便条上写着：“明日赴宁执行逮捕任务，范金宝追查工作暂由行动处负责。务必将范带回上海，此系要案关键证人，不得有失。”
梁仲春收到便条后，拿着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折好放进抽屉里。他对站在旁边的童虎说：“汪处长要去南京抓周济民了。范金宝的事她暂时管不了，交给我们了。你把太仓那边的人都撤回来——范金宝不在太仓了，在苏北，我们的人去苏北找人没有76号的权限，也不合适。范金宝的事咱们先放着，等汪处长从南京回来再说。”
童虎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转身出去安排。梁仲春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他吐着烟圈想，等汪曼春从南京回来，那批棉布早就在浙江的民用市场上变成钱了。至于范金宝——他最好永远别回来。回来了，谁都没有好下场。
深夜，汉口路经济司大楼里，明楼办公室的台灯仍然亮着。他正在审阅最后一批关于苏南物资运输网络重组方案的实施细则。今天下午发出的那份中转站核销通知已经收到了太仓和无锡两个中转站的回复——两个站都在当天晚上开始了核销上报工作。太仓站的新管理员是一个刚从南京调来的年轻人，做事非常认真，接到通知后连夜加班，已经把范金宝时期遗留的所有异常分流记录整理出来，列了一份清单报到了经济司档案室。
明诚把这份清单的副本放在明楼桌上。清单上列出了范金宝经手分流的所有物资记录，按时间顺序排列，一共三百多笔。其中涉及敏感军需物资——汽油、橡胶、西药、钢材——的有四十多笔。这四十多笔的接收方大多是临时编制的军事运输队，按照经济司的新规定，全部属于“已撤销或变更单位”，都在这次核销上报的范围之内。
明楼拿起红笔，在清单上逐笔核对，在每一笔需要核销的记录后面打了一个勾。他打到第三十七笔时，红笔停了一下。这笔记录的物资品类是“西药二十箱”，分流日期是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接收方是“常熟方向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这个日期和他记忆中的一个日期重合了——十二月十二日，正是郑耀先在76号内部物资配给账目中出现编号不一致的那批西药的调拨日期。
明楼在这一笔旁边画了一个星号，然后对明诚说：“这一笔单独核销，核销理由注明‘接收单位已撤销，物资去向转为苏北民用医疗站’。不要写常熟陆军运输队。”
明诚看了一下这一笔的具体内容，立刻明白了。将接收方改为苏北民用医疗站，等于为这批西药设置了一个完全民用化的终点——如果日后有人追查，会查到药去了苏北的民用医疗站，而不会联想到军统的地下医疗网络。苏北民用医疗站确实存在，也确实接收过物资调配委员会调拨的药品，这批西药混在其中，账面上完全看不出来。
明诚把清单收好，转身走向档案室。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单调的回响。他推开档案室的门，打开灯，走到那排铁皮柜前，抽出太仓中转站上报核销记录的那盒档案，开始逐页更新记录。钢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在深夜空旷的档案室里听起来格外清晰。
顾维明在上午十点翻到了这份记录。他逐页审核审计参考资料时，在第十七页看到了档案室调阅登记表的复印件。登记表上“调阅人”一栏写着宋学仁的名字，“调阅内容”一栏写着“赵福生全部签名样本”，“调阅日期”一栏写着一月十日——赵福生死亡后第三天。顾维明用红笔在这一条记录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旁边标注了一行字：“宋学仁在赵福生死后三日即调阅其签名样本，与后续伪造签名的出现时间高度吻合。建议将此条纳入宋学仁涉嫌伪造签名的证据链。”
他把这份标注后的审计参考资料连同最新一期的财务分析报告一起送到了汪曼春的办公室。汪曼春正在审阅周济民的电文，接过报告后翻到顾维明标注的那一页，目光在“赵福生全部签名样本”几个字上停住了。
“宋学仁调阅赵福生的签名样本——这个时间点太巧了。”汪曼春放下电文，把那份登记表复印件抽出来放在桌上。她的手指在“一月十日”这个日期上轻轻敲着，节奏比平时快了一些。“赵福生一月七日死亡，宋学仁一月十日调阅签名样本。三天的时间差——正好够一个人在得知赵福生死讯后，想到可以利用他的签名来做文章。”
许鹤鸣站在办公桌旁边，手里拿着笔记本。他等汪曼春说完后，补充了一个信息：“汪处长，今天早上梁仲春的人把太仓小码头那个船老板带回上海了。我刚才去一楼做了初步问话。船老板交代，范金宝上船的时候随身带了一个帆布挎包，里面装的不是换洗衣服，全是文件和账本。范金宝在船上的时候一直在翻看那些文件，嘴里念叨着什么‘他们要我死’之类的话。船老板问他‘他们’是谁，范金宝说了一个名字——宋学仁。”
汪曼春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范金宝亲口说的宋学仁？”
“船老板的原话是——‘那个人说，宋科长是他认识的最狠的人，能让他飞黄腾达也能让他死无全尸。’船老板记得很清楚，因为范金宝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发抖，把船老板自己也吓得不轻。”
汪曼春把顾维明的审计报告和船老板的口供并排放在桌上。两份证据，一条线——宋学仁。顾维明的证据指向宋学仁在赵福生死后调阅签名样本的行为与伪造签名的时间高度吻合，船老板的口供则将宋学仁直接和范金宝联系在了一起。范金宝是物资流失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负责在中转站分流物资。宋学仁是第一个环节——负责拟制调拨单和安排核销。如果范金宝亲口说过宋学仁能“让他飞黄腾达也能让他死无全尸”，说明范金宝和宋学仁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上下级工作联系，而是更深层的、涉及利益和威胁的同谋关系。
“传唤宋学仁。”汪曼春站起来，把老周的笔迹鉴定报告、钱伯钧关于宋学仁的供词摘要、顾维明的审计发现、以及档案室调阅登记表复印件全部装进一个档案袋里。“现在就去。不等山本课长批复周济民的报告了——周济民是周济民，宋学仁是宋学仁。宋学仁的职务级别不需要东京批准。”
许鹤鸣接过档案袋，犹豫了一下说：“汪处长，宋学仁今天应该还在物资调配委员会上班。不过他手下的一个科员昨天跟我透露过，宋学仁最近几天情绪不太对劲，经常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电话线也拔了。他会不会已经知道我们在查他了？”
“如果他已经知道了，那就更不能等。你带四个人去，直接到物资调配委员会，把宋学仁带回来。如果他不在办公室，就去他家里找。如果他家里也没有人，就马上通知梁仲春封锁车站和码头。”
许鹤鸣快步走出了办公室。汪曼春重新坐回桌前，拿起那几份证据材料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她的目光在“宋学仁”三个字上停了很久，然后拿起一支铅笔，在面前的白纸上画了一个新的关系图。图的中心仍然是“毒蛇”两个字，外面一圈连着赵福生、刘三、钱伯钧、范金宝、张启山、周济民。现在她在宋学仁的名字旁边画了一条线，线的另一端指向“赵福生伪造签名”。然后又画了一条线，指向“范金宝”。宋学仁的名字被两条线夹在中间，左连着伪造签名的起点，右连着物资分流的终点。如果这张关系图是正确的，那么宋学仁就是连接毒蛇操作链条上两个最关键节点的那个人。只要撬开宋学仁的嘴，整个物资流失链条的所有细节——从伪造签名的具体操作方式到物资分流的每一条渠道——都会真相大白。
但汪曼春也知道，宋学仁不会轻易开口。钱伯钧开口是因为他不想当替罪羊，范金宝跑了是因为他想保命。宋学仁和这两个人都不一样——宋学仁是周济民的心腹，他在这个链条上的位置太高了，高到他知道的东西足以毁掉整个南京方面的物资调配系统。这种人不会因为害怕坐牢而开口，因为他一旦开口，等着他的就不只是坐牢了。
许鹤鸣带人赶到物资调配委员会时，发现宋学仁的办公室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桌上的茶杯还是温的，烟灰缸里的烟头还在冒烟。窗户开着一扇，窗帘在风里来回晃动。办公桌的抽屉全部拉开了，里面的文件被翻得乱七八糟——不是搜查造成的凌乱，而是有人在匆忙中挑拣重要文件带走造成的。
宋学仁跑了。
许鹤鸣立刻在办公室里做了三件事。第一，让人去问走廊两边的其他办公室，确认宋学仁离开的时间和方向。第二，自己亲手翻看了宋学仁桌上留下的东西。第三，给汪曼春打电话汇报情况。
走廊对面统计科的一个女科员说，大概二十分钟前看到宋学仁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匆匆下楼，脸色很不好看，她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楼下门口的保安说宋学仁上了一辆等在门口的黑色轿车，车是南京牌照的，开车的司机他不认识。
汪曼春在电话里听完许鹤鸣的汇报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说：“他不只是听到风声跑的。他是被接走的。南京牌照的车，说明周济民那边已经知道特别调查组要动宋学仁了，抢在我们前面把人弄走了。你去宋学仁家里再搜一遍，把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文件、笔记、私人信件——全部带回来。另外，通知梁仲春在车站和码头加派人手，虽然宋学仁大概率已经被南京方面接走了，但还是要守住，防止他杀个回马枪。”
许鹤鸣挂了电话后，在宋学仁的办公室里又仔细搜查了一遍。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有一个上锁的铁盒子，锁已经被砸开了——大概是宋学仁临走前自己砸的，来不及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带走。铁盒子里只剩下一本通讯录和几张零散的便条。通讯录上记录着几十个人名和电话号码，其中好几个人的名字在钱伯钧的供词中出现过。便条上是一些手写的数字和日期，看起来像是某种账目记录。许鹤鸣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证物袋里。
他正准备离开时，注意到废纸篓里有一团揉皱的纸。他把纸团捡起来展开，上面是宋学仁的笔迹，只写了两行字——“他说过不会让我一个人扛。现在他们把我推出来了，所有的事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主意。”这两行字上面没有称呼，没有署名，但字迹很潦草，有几个字的笔画因为用力太大而划破了纸面。许鹤鸣把这张纸也装进了证物袋，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原文。
宋学仁逃跑的消息在中午之前传到了76号。梁仲春正坐在办公室里吃午饭——一碗大排面和两碟小菜。童虎敲门进来，把情况跟他说了之后，他放下筷子，用毛巾擦了擦嘴，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两圈。
“宋学仁跑了，范金宝跑了，下一个跑的是不是张启山？”梁仲春说着走到墙边，用一根手指敲了敲墙上的日历。“这个特别调查组查来查去，查出来的大鱼一条都没抓住，全跑了。汪曼春怕是要气得吐血。”
童虎站在门口嘿嘿笑了一声，然后压低了声音说：“姐夫，范金宝跑了也有我们的功劳。你这么说汪处长，万一被她听到了——”
“她听不到。她在灰楼我在76号，隔了一条苏州河。”梁仲春嘴上这么说着，但还是下意识地朝门口看了一眼。确认走廊里没有人后，他重新坐回桌前，把面条挑起来继续吃。吃了几口又放下筷子，若有所思地看着童虎。“宜兴那边怎么样了？老郝收到货没有？”
“收到了。今天一早到的宜兴，老郝亲自验的货。两百四十捆棉布，完好无损。他说三天之内全部洗白，换成民用棉布的票证发往浙江。这是老郝亲笔写的收据。”童虎从怀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条放在桌上。
梁仲春拿起纸条看了一眼，然后划燃一根火柴把它烧了。纸条在烟灰缸里卷曲燃烧，他一边搅着灰烬一边说：“从现在开始，这批棉布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我、老郝、郑副主任——所有人都没碰过这批货。就算汪曼春把天翻过来，也查不到我们头上。记住了？”
童虎连连点头。梁仲春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转动密码盘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十根金条。他把金条放在桌上，对童虎说：“两根给你，算是这趟差事的辛苦费。另外八根分成两份，四根给老郝，四根给郑副主任。给郑耀先的那份你亲自送过去，别让任何人看见。就说是我请他吃的那顿饭提前开了席——他懂的。”
童虎把金条揣进怀里，用衣服盖住，快步走出了办公室。梁仲春重新坐回桌前，端起面碗继续吃。大排已经凉了，脂肪凝结成一层白花花的油膜，但他还是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他从昨天到今天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情绪起伏——从得知汪曼春要抓范金宝时的惊慌失措，到郑耀先帮他安排替身时的紧张不安，再到棉布顺利运到宜兴后的如释重负。现在他坐在办公室里吃着面条，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觉得这世上的事终究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下午两点，许鹤鸣从宋学仁家里回到了灰楼。他带回了更多的证物——宋学仁书房里的私人日记、几封和南京方面的往来信件、一本记录了大量数字和代号的小笔记本。日记和信件被逐一翻开放在汪曼春的桌上，整个桌面几乎被纸张覆盖了。
汪曼春最先看的是那本小笔记本。笔记本只有巴掌大，封皮是黑色的软皮，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日期、物资品类、数量和代号。代号用的都是单个字母或者简单的中文简称，比如“q”代表汽油，“x”代表橡胶，“m”代表棉纱，“发”代表发货，“收”代表收货。每一行记录的最后都有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地址。汪曼春在笔记本的后半部分看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字——钱伯钧出现了三次，范金宝出现了五次，赵福生的名字出现了七次，而且出现的日期全部在赵福生去世之后。
她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上只写了一行字，字迹比前面的都工整，像是反复斟酌后才写下来的——“周主任承诺，事成之后调我去南京任经济委员会物资处处长。此诺至今未兑现。我手里有他的亲笔信。”
汪曼春把这一页单独折了一个角。然后她拿起那几封和南京方面的往来信件，一封一封拆开阅读。信件的内容大多是物资调配的公务往来，但有一封写于去年十二月初的信件引起了她的注意。这封信是宋学仁写给南京经济委员会一个叫“方秘书”的人的，信中提到“周主任所嘱之事已按计划推进，太仓方面的人选已确定，范姓管理员愿意配合。前期调拨的几批货物均已按约定方式处理，核销单据已由钱科长配合完成”。信的末尾加了一行小字——“请转告周主任，物资调配委员会内部知晓此事的人员目前只限张某、钱某及范某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
汪曼春把这封信放在那本小笔记本旁边。宋学仁的笔记本和这封信互相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周济民通过宋学仁操作物资流失，宋学仁负责拟制调拨单和安排核销，钱伯钧配合签发假损耗报告，张启山负责审批核销，范金宝在中转站负责分流物资。赵福生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颗棋子——他活着的时候被人利用签了无数张调拨单，死了之后被人伪造签名继续签调拨单。而周济民是这个链条的最上游——他承诺提拔宋学仁，用升官发财换取宋学仁的忠诚操作。
汪曼春拿起电话，拨了山本的号码。
“山本课长，宋学仁今天上午被南京方面的人接走了，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跑了。但从他家里搜出的物证——包括私人笔记本、和南京经济委员会的往来信件——全部指向同一个结论：周济民直接参与了物资流失的全程操作。宋学仁的笔记本里清楚记录了周济民承诺提拔他作为操作物资流失的交换条件。我这里还有一封信，宋学仁在信中提到‘周主任所嘱之事’，详细描述了操作链条上每个人的分工。”
山本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然后他说：“把信件和笔记本的复印件立刻送到我这里来。原件封存保留。我现在就给东京发加急电报——周济民的证据已经足够直接，不需要再等待进一步核实。如果东京今晚之前回复授权，明天一早就可以对周济民采取措施。”
汪曼春挂了电话，把需要复印的材料整理出来交给许鹤鸣，让他立刻送到虹口特高课大楼。许鹤鸣抱着材料快步下了楼。汪曼春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的石板地，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如果东京今晚授权，明天就可以传唤周济民。从周济民嘴里，她可以问到整个物资流失链条的最顶层。从顶层往下推，每一步都可以对应上已有的证据和证词。到那时，整条链条上所有还没落网的人——张启山、刘三、以及可能还藏在南京方面的其他人——都会被一网打尽。
但毒蛇呢？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指向的都是物资流失的操作链条——以周济民为首的汪伪内部腐败集团利用物资调配系统盗卖军需物资，中饱私囊。这个案子的性质更接近于经济犯罪加上政治腐败，而不是军统特工渗透破坏。毒蛇是军统的人，他的目标不是盗卖物资赚钱，而是破坏日军补给线、向军统传递情报。这两者之间有交集——都利用了物资调配系统的漏洞——但目的完全不同。钱伯钧的口供里提到过范金宝经手了一些“用途不明”的物资，范金宝本人的账本也可能记录了某些物资被分流到了非正常的接收方。如果范金宝的账本里记录了物资流向了军统游击队活动区域的信息，那才能证明毒蛇利用了这个腐败链条来传递情报。
可范金宝跑了。他带走了那本最关键的账本。
汪曼春的手指在窗台上停了下来。她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范金宝逃跑的时间点，和宋学仁被接走的时间点，是不是同一个人在背后操纵的？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目的就很明确：让所有能直接指证毒蛇的人全部消失。这个人可能不是周济民——周济民现在自顾不暇，没精力去安排范金宝逃跑。这个人也不是宋学仁——宋学仁自己都被人接走了，说明他也是被抛弃的棋子之一。这个人是能在短时间内调动梁仲春的人提前赶到太仓、又能利用76号收发室给范金宝送信的人。这个人对物资调配系统的了解程度，足以让他在汪曼春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个关键证人送走。
明楼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汉口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他刚才从顾维明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汪曼春已经拿到了宋学仁的私人笔记本，笔记本里有周济民承诺提拔宋学仁的直接证据。这个证据加上之前的周济民电文和调拨单原件，已经足够让山本向东京申请逮捕周济民的授权。
“宋学仁跑了，但他的笔记本没带走。”明诚站在明楼身后，手里拿着一份刚整理完的经济司本周工作简报。他的语气里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冷静的分析。“笔记本里记录了整个操作链条。汪曼春拿着这份证据，山本明天就可能拿到东京的授权。周济民一旦被捕，他会供出所有人——张启山、宋学仁、钱伯钧、范金宝，以及物资调配委员会里所有参与过这件事的人。这些人里有没有能和毒蛇联系起来的线索？”
明楼转过身来，走到桌前拿起那份顾维明标注过的审计参考资料翻到第十七页。他看了一遍宋学仁调阅赵福生签名样本的记录，然后合上文件。“有，也没有。周济民那个链条上的人全部是经济罪犯，他们盗卖物资是为了钱。毒蛇是利用这个链条传递情报——信息流和物资流有时候重叠，有时候分开。周济民供出来的会是盗卖物资的那部分——钱流向了谁的腰包，物资流向了哪个黑市。他不会供出情报流，因为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情报也在他的链条上流动。这是两个层面的操作，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互相借用了同一条管道。”
“但如果汪曼春把所有物资的去向都查清楚了，发现其中一批物资没有在黑市上出现，也没有被周济民的人中饱私囊，而是凭空消失在了军统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她就能反推出情报流的存在。”
“所以她一定会追查范金宝。范金宝的账本是唯一能说明每批物资真正去向的证据。钱伯钧只知道物资从仓库出去了，不知道到了太仓之后去了哪里。张启山和宋学仁只知道范金宝帮他们销赃，不知道销出去的货最终落到了谁手里。只有范金宝一个人知道每一批物资的真正去向。汪曼春拿到了宋学仁的笔记本和钱伯钧的损耗报告，这些东西能证明物资从仓库流失了，但不能证明流失的物资最终去了哪里。要想把流失物资和毒蛇联系起来，她需要范金宝的账本。”
明诚放下手里的工作简报。“范金宝现在应该在苏北某个村子里躲着。他手里有账本，知道自己是唯一掌握全部物资去向的人。他不会轻易现身。但汪曼春会找到他——以她的性格，不找到范金宝不会罢休。”
“所以我们要在她找到范金宝之前，让范金宝的账本失去价值。”明楼说。
“怎么让它失去价值？”
明楼没有直接回答。他把那份顾维明标注过的审计资料放到一边，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这是经济司本周下发给各中转站的管理通知，内容是关于加强中转站物资清点核算的例行规定。他用钢笔在通知的最后加了一条补充条款：“各中转站原有物资分流记录中，凡接收方为已撤销或变更的军事单位者，应于三日内统一上报经济司档案室备案核销，逾期未报者按账实不符处理。”
这条补充条款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常规的行政管理要求——军队单位频繁撤销和变更，接收物资的记录如果不及时更新，账目就会乱。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暗藏的网。范金宝经手分流的异常物资，接收方大多是临时编制的军事运输队或者短期的补给站——这些单位在物资接收后就撤销了，或者并入了更大的单位。按照经济司的新规定，这些已撤销单位的接收记录必须在三日内上报核销。上报核销意味着档案室会把这些记录从有效档案转为历史档案，重新编号归档，纳入上一轮已经完成的“例行档案整理”范围。一旦这些记录进入了重新编号的流程，原来的接收方信息就会被覆盖——不是删除，是覆盖成统一的核销编号。到那时，就算有人查到了范金宝的账本，对照档案室的原始记录时，会发现接收方一栏显示的是“已核销，无对应现役单位”，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能被追溯的地址或番号。
这是一个在档案管理规则框架内的合法操作。不是消灭证据，而是通过正常的行政管理手段改变证据的呈现方式。任何事后追查的人都挑不出程序上的毛病——经济司有权要求中转站上报核销记录，档案室有义务对新上报的核销记录进行重新编号归档。一切都在规则之内。
明诚看着那行补充条款，在脑子里推演了一遍实施流程后，只说了一句：“时间够吗？”
“新规定今天下午发出去，明天上午到达各中转站。山本的东京授权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能拿到，周济民被捕后汪曼春才能腾出手去追范金宝。这中间有至少一天半的时间差。一天半足够太仓中转站的新管理员把范金宝留下的所有物资分流记录上报核销。”明楼把签好字的通知交给明诚。“你现在就去印发，用加急公文走。”
明诚接过通知快步走出办公室。明楼一个人站在桌前，手指按在那份顾维明标注过的审计报告上。报告上“宋学仁在赵福生死后三日即调阅其签名样本”这条记录已经被顾维明用红笔标注出来，马上就会成为汪曼春质证宋学仁的材料之一。宋学仁会被锁定为伪造赵福生签名的嫌疑人——然后汪曼春会发现，宋学仁虽然是代签人，但赵福生签名的伪造版本和代签版本在笔迹鉴定上有细微但关键的差别。老周的鉴定报告会告诉她，伪造和代签是两个人做的事。到那时，汪曼春会知道真相——在宋学仁代签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伪造了赵福生的签名。但那个时候宋学仁已经无法辩驳了，他会在审讯中全盘认下所有指控——包括代签，也包括伪造。因为他认了，所有线索就会结案，结案了就不会再往下追查，不追查就不会牵连到南京的周济民和其他还没暴露的人。宋学仁用自己的认罪来保护他上面的人——这是他在这个腐败链条里存在的最后意义。
而明楼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所有的痕迹都已经重新封装归档。
当天傍晚，山本一郎在虹口特高课大楼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东京本部的回电。电文很短，只有三行字：“周济民案已获授权。即可对周采取措施。物资调配委员会相关涉案人员一并处理。此案由上海特高课全权负责，必要时可请求宪兵队协助。”
山本把电文看了两遍，然后拿起电话，拨了灰楼的号码。接电话的是汪曼春，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沙哑——大概是一整天没有喝过水的原因，但语调依旧是那种平稳的、不带任何情绪的公事公办。
“东京授权已经到了。明天一早，你带队去南京，正式逮捕周济民。我会让宪兵队派人配合你，提供车辆和武装护卫。周济民被捕后直接押回上海，关押在特高课审讯室，由你主审。”
汪曼春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然后问：“宋学仁和张启山呢？”
“张启山留在上海，他没有跑，暂时不需要强制逮捕。宋学仁如果已经在南京，一并带回来。另外，让梁仲春的人继续寻找范金宝——范金宝是唯一知道物资最终去向的人。找到他，就能确定这些流失物资是被倒卖给了黑市，还是流向了军统。”
汪曼春放下电话后，坐在办公桌前闭上了眼睛。她闭了大概一分钟，然后睁开眼，拿起钢笔写了一张便条，让许鹤鸣派人送到76号梁仲春的办公室。便条上写着：“明日赴宁执行逮捕任务，范金宝追查工作暂由行动处负责。务必将范带回上海，此系要案关键证人，不得有失。”
梁仲春收到便条后，拿着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折好放进抽屉里。他对站在旁边的童虎说：“汪处长要去南京抓周济民了。范金宝的事她暂时管不了，交给我们了。你把太仓那边的人都撤回来——范金宝不在太仓了，在苏北，我们的人去苏北找人没有76号的权限，也不合适。范金宝的事咱们先放着，等汪处长从南京回来再说。”
童虎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转身出去安排。梁仲春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他吐着烟圈想，等汪曼春从南京回来，那批棉布早就在浙江的民用市场上变成钱了。至于范金宝——他最好永远别回来。回来了，谁都没有好下场。
深夜，汉口路经济司大楼里，明楼办公室的台灯仍然亮着。他正在审阅最后一批关于苏南物资运输网络重组方案的实施细则。今天下午发出的那份中转站核销通知已经收到了太仓和无锡两个中转站的回复——两个站都在当天晚上开始了核销上报工作。太仓站的新管理员是一个刚从南京调来的年轻人，做事非常认真，接到通知后连夜加班，已经把范金宝时期遗留的所有异常分流记录整理出来，列了一份清单报到了经济司档案室。
明诚把这份清单的副本放在明楼桌上。清单上列出了范金宝经手分流的所有物资记录，按时间顺序排列，一共三百多笔。其中涉及敏感军需物资——汽油、橡胶、西药、钢材——的有四十多笔。这四十多笔的接收方大多是临时编制的军事运输队，按照经济司的新规定，全部属于“已撤销或变更单位”，都在这次核销上报的范围之内。
明楼拿起红笔，在清单上逐笔核对，在每一笔需要核销的记录后面打了一个勾。他打到第三十七笔时，红笔停了一下。这笔记录的物资品类是“西药二十箱”，分流日期是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接收方是“常熟方向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这个日期和他记忆中的一个日期重合了——十二月十二日，正是郑耀先在76号内部物资配给账目中出现编号不一致的那批西药的调拨日期。
明楼在这一笔旁边画了一个星号，然后对明诚说：“这一笔单独核销，核销理由注明‘接收单位已撤销，物资去向转为苏北民用医疗站’。不要写常熟陆军运输队。”
明诚看了一下这一笔的具体内容，立刻明白了。将接收方改为苏北民用医疗站，等于为这批西药设置了一个完全民用化的终点——如果日后有人追查，会查到药去了苏北的民用医疗站，而不会联想到军统的地下医疗网络。苏北民用医疗站确实存在，也确实接收过物资调配委员会调拨的药品，这批西药混在其中，账面上完全看不出来。
明诚把清单收好，转身走向档案室。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单调的回响。他推开档案室的门，打开灯，走到那排铁皮柜前，抽出太仓中转站上报核销记录的那盒档案，开始逐页更新记录。钢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在深夜空旷的档案室里听起来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