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78章 周济民案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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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民移送军事法庭的前一天，汪曼春在灰楼办公室里把起诉书最后校对了一遍。这份起诉书她前后改了四稿，每一稿都在措辞的精准度和证据链的闭合性上做了微调。最终稿共十七页，附件清单三页，列明了十四项指控——从组织系统性盗用军需物资、伪造调拨单据、利用职务之便进行非法利益输送，到与日军后勤高官小野建立不正当合作关系、在太仓线被军统截获物资后知情不报并继续以损耗核销方式掩盖事实。每一项指控后面都标注了对应的证据编号，从物证一号到物证四十七号，每一件物证都经过了老周的笔迹鉴定、顾维明的财务审计核对和许鹤鸣的交叉取证。
汪曼春把校对完的起诉书装进档案袋，封口盖上特别调查组的火漆印章，然后叫来许鹤鸣让他立刻送到虹口特高课大楼山本的办公室。许鹤鸣接过档案袋时注意到她的手指上沾了一小块红色的火漆印泥，指甲缝里也嵌了一些墨水的痕迹。他认识汪曼春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她手指上有污渍——她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仪容整洁的人。但今天她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因为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另一个案子上。
“汪处长，明诚的留置时间已经超过七十二小时了。按规定留置期满后要么正式逮捕，要么解除留置。山本课长那边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许鹤鸣问道。
汪曼春用毛巾擦了擦手指，把毛巾扔在桌上。“山本暂时没有指示。周济民案结案之后我会向他提交一份关于明诚案的独立报告。在报告获得批准之前，明诚继续留置。手续上你补一份延期留置的申请，我签字。理由是案件复杂、涉及军需物资安全，需延长调查时间。”
许鹤鸣点头记下，转身走出了办公室。汪曼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让外面的冷风吹进来。四月初的上海仍然春寒料峭，苏州河上的风带着水腥味和远处棚户区烧煤球的焦炭味。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回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已经写好的明诚案独立报告翻开。这份报告她写了整整一个晚上，详细梳理了明诚在去年十二月中旬三天内三次私自使用核准备案章的事实、明诚在审讯中三次口供的一致性分析、明诚和明楼之间口供的矛盾点、以及从明楼办公室搜出的三件间接证据——通讯录上的南通段姓联系人记录、《经济周刊》上的铅笔日期、赵福生被抽出档案的照片。她在报告的结论部分写道：“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明诚存在严重行政违规行为，且其违规操作客观上为太仓线敏感物资的非法流失提供了行政掩护。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在法律上证明明诚的行为与军统情报活动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缺乏范金宝账本中被销毁部分作为关键物证，明诚是否构成间谍罪无法认定。建议：以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印章、伪造公文等罪名对明诚提起公诉，同时继续追查范金宝下落及被销毁账本内容。”
她把报告装进另一个档案袋，准备等周济民案正式移送后和山本面谈时当面提交。她不指望这份报告能说服山本继续追查明楼——山本的态度之前已经很明确了，稳住经济司、保住新运输网络的运转、不要让调查扩大化。但这份报告至少能把明诚的案子留在待查名单上，不至于随着周济民案的结案而不了了之。只要案子还开着，她就还有继续追查的合法理由。只要还在追查，毒蛇就还没脱钩。
虹口特高课大楼，山本一郎把汪曼春送来的周济民起诉书从头到尾仔细审阅了一遍后，拿起钢笔在最后一页的批准栏里签了字。然后在签名旁边加了一行批注：“本案移送南京军事法庭审理。被告周济民在押期间需加强警卫，防止串供或意外。所有物证原件随案移送，特别调查组保留复印件存档。此案牵涉日军后勤高官小野，相关证据材料在处理时需注意外交影响，涉及小野的部分由特高课外事课另行处理。”
他把签好字的起诉书交给副官，指示立刻派专人专车送往南京军事法庭。然后他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透过烟雾看着墙上那面巨大的东亚地图，脑子里在盘算着另一件事。周济民案是他上任以来破获的最大一起政治腐败案件，东京本部对这件事非常满意，已经发电表彰了特高课的办案效率。但这封表彰电报里同时附了一句话——“关于军统代号毒蛇之调查，望继续推进，但需注意策略，避免过度扩大影响汪政府内部稳定。”这句话的意思是——毒蛇可以查，但不能闹得太大，不能因为查一个军统特工而动摇汪伪政府经济司的根基。明楼是汪伪政府首席财经顾问，是新运输网络的总设计师，是松本司令亲自表扬过的人。在没有铁证之前，动明楼就等于动汪伪政府的经济运作中枢。
山本把烟头按进烟灰缸，拿起电话拨了汪曼春的号码。
“起诉书我看过了，已经批准移送南京军事法庭。周济民今天下午由宪兵队押送南京，你的特别调查组派两个人随行交接案卷。另外——你关于明诚的那份独立报告，我今天下班前要看。报告里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但在你提交报告之前，我要提醒你一点：关于明楼的调查，暂时只做外围取证，不要直接触碰他本人。这是策略，不是妥协。”
汪曼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后说：“我明白。我已经准备好了明诚案的独立报告，今天下午亲自送到您办公室。另外，山本课长，明诚的留置时间已经超过七十二小时，我需要您批准延期留置。”
“批准。延期到周济民案移送结束后再定。明诚这个人暂时不能放——不管他是不是毒蛇的同党，他至少是周济民腐败案中经济司内部管理漏洞的核心证人。放他出去，周济民的律师团可能利用他的证词在法庭上翻案。”
汪曼春放下电话后站在桌前整理了一下思绪。山本的态度和她预料的一致——保大放小。周济民是大鱼，必须绳之以法；明诚是小鱼，可以暂时养在鱼缸里当备用棋子；明楼是鲨鱼，碰不得。但她手里那些指向明楼的间接证据不会因为山本的策略而消失。它们会在档案柜里静静地躺着，等到合适的时机——也许是一个新的证人、也许是一份被遗漏的档案、也许是范金宝在苏北某一天被抓住后供出的新口供——就能重新被激活。
当天下午，周济民被宪兵队从灰楼临时关押室提出，押上了一辆带铁栅栏的囚车。他在走出灰楼时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四月初的阳光已经有些刺眼了，他在关押室里待了这么多天，眼睛一时适应不了外面的光线，眯成了一条缝。他的囚服外面套着一件宪兵队提供的旧军大衣，袖口磨得发亮，和他以前穿着黑缎马褂坐在红木办公桌后面的样子判若两人。
汪曼春站在二楼窗口看着他被押上车。囚车的铁栅栏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周济民弯腰钻进车厢时身体晃了一下，旁边的宪兵伸手扶了他一把。车子发动后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拐出灰楼的铁门沿着苏州河北岸的马路朝南京方向驶去。
许鹤鸣推开办公室的门，手里拿着刚收到的山崎从苏北发来的最新电报。电文很短——“范金宝仍未捕获。涟水周边搜索持续中。据当地保甲最新密报，范逃离当晚有人目击其与一名中年男子同行，方向为东北方向。疑似已被地下组织转移至根据地区域。请求延长搜索期限并增派兵力。”
汪曼春读完电报后把纸折好放进抽屉里。“增派兵力不可能。苏北根据地区域是和平建国军都不敢进去的地方，山崎一个特高课军曹带再多兵力也不可能在根据地里搜出范金宝。范金宝一旦进了根据地，就不是抓捕行动能解决的问题了，需要通过其他渠道。”她说完停了一下，没有再往下说。其他渠道指的是什么她没说，但许鹤鸣大概能猜到——情报交易、人员交换、甚至通过中立方的秘密谈判。但这些渠道不是特别调查组能操作的，需要山本甚至更高层级的授权。
“回电山崎——继续在涟水周边搜寻，扩大搜索范围至周边五个乡镇。同时留意当地黑市商动向，范金宝手中剩余账本若涉及黑市商倒卖记录，可能会有人为了灭口而主动找他。从黑市商的动向反推范金宝的位置，是一种间接但有效的方式。搜索期限延长一周，兵力不变。”
许鹤鸣记下后快步去了电报室。汪曼春拿起那份明诚案的独立报告最后看了一遍，装进档案袋里，起身下楼开车前往虹口特高课大楼。
当天晚上，经济司二楼明楼的办公室里，台灯一如既往地亮着。明楼坐在桌前，面前摊着的不是公文，而是一封刚由明家老宅管家送来的家信。信封是明镜亲笔写的，娟秀的楷体字在雪白的信封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注意身体，不要总是熬夜，又说最近市面上不太平，让他出门多加小心。信的最后用极小的字加了一句——“阿诚的事我听说了。不管发生什么，家里人等你回来吃饭。”
明楼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回信封里。他知道明镜说的“阿诚的事”不是指明诚被特别调查组留置的事，而是指明诚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明镜在上海商界人脉极广，她的消息渠道不比任何人少。管家把信送来时，他问了一句大姐最近有没有出门，管家说大小姐这几天一直在家没有出门，只是昨天去了趟明氏企业下面的一个纺织厂，处理了一批工人的劳资纠纷。明楼让管家回去告诉大姐，过几天有空了他就回去吃饭。
管家走后，明楼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今天下午统计科老科员送来的人事简报。简报里有一行不起眼的文字——经济司内务科已收到首席财经顾问办公室提交的关于明诚行政违规事件的管理责任说明，内务科将在本周内启动内部行政审查程序。审查结论预计下周初做出，届时将决定是否对明诚做出行政处分。行政处分的最重结果是降职或调离，不涉及刑事责任。但如果行政审查过程中发现有触犯刑法的线索，内务科有义务将线索移交给特别调查组。这条规定意味着内务科的审查结论和后续处理方式，将直接影响汪曼春手里那份明诚案报告的走向。如果内务科做出降职调离的行政处分且不移交任何刑事线索，明诚就只是降职调离，他的人身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内务科在审查中“发现”了新的疑点，汪曼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案子升级为刑事侦查。
明楼拿起电话拨了内务科孙科长的内部分机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孙科长大概已经下班回家了。明楼放下话筒看了看腕表，九点四十分。他决定明天一早亲自去内务科找孙科长谈一次，不是为明诚说情，而是以一个上级领导的身份了解内务科对这件事的初步定性，判断风向。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明楼推开内务科办公室的门时，孙科长正趴在桌上用一只老花镜和一把放大镜逐字审阅一份文件。看到明楼进来，他摘下老花镜站起来，脸上堆出了一种很典型的官僚式笑容——客气但不亲近，礼貌但带着距离感。
“明顾问，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行。”
明楼在他对面坐下，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孙科长面前。信封里装的是之前他提交的那份关于明诚行政违规事件管理责任说明的补充材料——一份更详细的明诚工作时间表，列出了明诚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期间经手的所有重要工作事项和时间节点。时间表是用打字机打的，每一项都附了对应的文件编号和存档位置。这份时间表的作用是把明诚的所有操作都框定在一个正常的行政工作框架内——明诚只是太忙了，年底的工作量堆在一起，他在完成口头交办时因为时间太紧而省略了审批流程，这是效率优先下的管理疏漏，而不是蓄意违规。
“孙科长，这是我自己整理的一份补充说明。明诚在十二月中旬的工作安排非常饱和，他同时要处理年底审计准备、档案重新编号、以及物资调配委员会转来的大量手续不全的单据。在这种工作强度下，他执行口头交办时没有走完完整的审批流程，虽然违反了规定，但确实有客观原因。我希望内务科在审查时能考虑这些客观因素，同时也考虑明诚在事件中主动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的态度。”
孙科长接过信封没有打开，用手在信封上轻轻拍了两下，点了点头。“明顾问，您这份材料我回头仔细看一下。关于明诚这件事，内务科的初步意见是——”他压低了声音，左右看了一眼，确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才继续说，“初步意见是以行政违规定性为主。核准备案章私自使用这件事在手续上确实有问题，但明诚本人不是为自己谋私利，是在执行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中操作违规，性质上不是刑事犯罪。内务科的建议是行政记大过一次、调离秘书处处长岗位、降为普通科员使用一年以观后效。这个建议还需要报特别调查组备案，如果特调组那边不提出刑事追查的新证据，内务科的审查结论就是最终结论。”
明楼心里迅速判断了一下这个结果：明诚被记过、降职、调离秘书处处长岗位——在行政处分中属于较重的一档，但在当前形势下已经是最理想的结果了。他没有表现出一丝轻松，只是对孙科长说了句“谢谢孙科长秉公处理”，然后站起来离开了内务科。回到自己办公室后他关好门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不是因为放松，而是在重新校准后面的每一步。明诚被调离秘书处处长岗位后，接替他的人会是谁？谁来担任自己身边这个最接近所有机密文件流转、却又不能知道任何真相的职务？
与此同时，汪曼春在灰楼收到了经济司内务科送来的一份公文——关于明诚行政违规事件的审查初步意见。她把这份公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放在一边，没有做任何批示。内务科的建议是行政处分、不移交刑事侦查，这个结果在她预料之中。但她的权力不能推翻内务科的行政审查结论，除非她有新证据——直接指向刑事犯罪的新证据。而她手里目前没有这样的证据，范金宝已经进了苏北根据地，追捕行动陷入僵局，账本中被销毁的部分永远无法恢复，明诚的防线仍固若金汤。
她把那份公文锁进抽屉里，然后拿出另一份文件——山本昨晚批复下来的一周后将正式公布的新运输网络调整方案。由于新码头被炸、太湖南岸中转站遭到破坏，原计划的启用节点被迫推迟，南线部分中转站暂时用军用卡车机动补给替代。这份调整方案的实施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其中涉及宜兴方向的物资调配安排恰好和郑耀先之前对梁仲春提过的那个建议高度吻合——民用集散站承接军用被服小额订单，以分担中转站压力。她在方案的附表中查到了宜兴民用物资集散站的物资分配明细，上面写着“负责人——郝金财”——这个人正是童虎在给梁仲春送货时提到的“老郝”。备案手续齐全，文件格式完全合法，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经济司公章。
她把方案合上，在心里记下了一个新的问题：宜兴的郝金财之前清空集散站后返回了无锡老家，现在又重新开业了。他能够回来重新开业的背后是谁在操作？是梁仲春自己，还是梁仲春背后的郑耀先？这张网正在向四面八方延伸，她暂时理不清每一个节点的关系，但没关系——这些线索都还在这座城市里，跑不掉。
汪曼春把校对完的起诉书装进档案袋，封口盖上特别调查组的火漆印章，然后叫来许鹤鸣让他立刻送到虹口特高课大楼山本的办公室。许鹤鸣接过档案袋时注意到她的手指上沾了一小块红色的火漆印泥，指甲缝里也嵌了一些墨水的痕迹。他认识汪曼春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她手指上有污渍——她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仪容整洁的人。但今天她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因为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另一个案子上。
“汪处长，明诚的留置时间已经超过七十二小时了。按规定留置期满后要么正式逮捕，要么解除留置。山本课长那边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许鹤鸣问道。
汪曼春用毛巾擦了擦手指，把毛巾扔在桌上。“山本暂时没有指示。周济民案结案之后我会向他提交一份关于明诚案的独立报告。在报告获得批准之前，明诚继续留置。手续上你补一份延期留置的申请，我签字。理由是案件复杂、涉及军需物资安全，需延长调查时间。”
许鹤鸣点头记下，转身走出了办公室。汪曼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让外面的冷风吹进来。四月初的上海仍然春寒料峭，苏州河上的风带着水腥味和远处棚户区烧煤球的焦炭味。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回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已经写好的明诚案独立报告翻开。这份报告她写了整整一个晚上，详细梳理了明诚在去年十二月中旬三天内三次私自使用核准备案章的事实、明诚在审讯中三次口供的一致性分析、明诚和明楼之间口供的矛盾点、以及从明楼办公室搜出的三件间接证据——通讯录上的南通段姓联系人记录、《经济周刊》上的铅笔日期、赵福生被抽出档案的照片。她在报告的结论部分写道：“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明诚存在严重行政违规行为，且其违规操作客观上为太仓线敏感物资的非法流失提供了行政掩护。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在法律上证明明诚的行为与军统情报活动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缺乏范金宝账本中被销毁部分作为关键物证，明诚是否构成间谍罪无法认定。建议：以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印章、伪造公文等罪名对明诚提起公诉，同时继续追查范金宝下落及被销毁账本内容。”
她把报告装进另一个档案袋，准备等周济民案正式移送后和山本面谈时当面提交。她不指望这份报告能说服山本继续追查明楼——山本的态度之前已经很明确了，稳住经济司、保住新运输网络的运转、不要让调查扩大化。但这份报告至少能把明诚的案子留在待查名单上，不至于随着周济民案的结案而不了了之。只要案子还开着，她就还有继续追查的合法理由。只要还在追查，毒蛇就还没脱钩。
虹口特高课大楼，山本一郎把汪曼春送来的周济民起诉书从头到尾仔细审阅了一遍后，拿起钢笔在最后一页的批准栏里签了字。然后在签名旁边加了一行批注：“本案移送南京军事法庭审理。被告周济民在押期间需加强警卫，防止串供或意外。所有物证原件随案移送，特别调查组保留复印件存档。此案牵涉日军后勤高官小野，相关证据材料在处理时需注意外交影响，涉及小野的部分由特高课外事课另行处理。”
他把签好字的起诉书交给副官，指示立刻派专人专车送往南京军事法庭。然后他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透过烟雾看着墙上那面巨大的东亚地图，脑子里在盘算着另一件事。周济民案是他上任以来破获的最大一起政治腐败案件，东京本部对这件事非常满意，已经发电表彰了特高课的办案效率。但这封表彰电报里同时附了一句话——“关于军统代号毒蛇之调查，望继续推进，但需注意策略，避免过度扩大影响汪政府内部稳定。”这句话的意思是——毒蛇可以查，但不能闹得太大，不能因为查一个军统特工而动摇汪伪政府经济司的根基。明楼是汪伪政府首席财经顾问，是新运输网络的总设计师，是松本司令亲自表扬过的人。在没有铁证之前，动明楼就等于动汪伪政府的经济运作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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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延期到周济民案移送结束后再定。明诚这个人暂时不能放——不管他是不是毒蛇的同党，他至少是周济民腐败案中经济司内部管理漏洞的核心证人。放他出去，周济民的律师团可能利用他的证词在法庭上翻案。”
汪曼春放下电话后站在桌前整理了一下思绪。山本的态度和她预料的一致——保大放小。周济民是大鱼，必须绳之以法；明诚是小鱼，可以暂时养在鱼缸里当备用棋子；明楼是鲨鱼，碰不得。但她手里那些指向明楼的间接证据不会因为山本的策略而消失。它们会在档案柜里静静地躺着，等到合适的时机——也许是一个新的证人、也许是一份被遗漏的档案、也许是范金宝在苏北某一天被抓住后供出的新口供——就能重新被激活。
当天下午，周济民被宪兵队从灰楼临时关押室提出，押上了一辆带铁栅栏的囚车。他在走出灰楼时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四月初的阳光已经有些刺眼了，他在关押室里待了这么多天，眼睛一时适应不了外面的光线，眯成了一条缝。他的囚服外面套着一件宪兵队提供的旧军大衣，袖口磨得发亮，和他以前穿着黑缎马褂坐在红木办公桌后面的样子判若两人。
汪曼春站在二楼窗口看着他被押上车。囚车的铁栅栏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周济民弯腰钻进车厢时身体晃了一下，旁边的宪兵伸手扶了他一把。车子发动后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拐出灰楼的铁门沿着苏州河北岸的马路朝南京方向驶去。
许鹤鸣推开办公室的门，手里拿着刚收到的山崎从苏北发来的最新电报。电文很短——“范金宝仍未捕获。涟水周边搜索持续中。据当地保甲最新密报，范逃离当晚有人目击其与一名中年男子同行，方向为东北方向。疑似已被地下组织转移至根据地区域。请求延长搜索期限并增派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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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鹤鸣记下后快步去了电报室。汪曼春拿起那份明诚案的独立报告最后看了一遍，装进档案袋里，起身下楼开车前往虹口特高课大楼。
当天晚上，经济司二楼明楼的办公室里，台灯一如既往地亮着。明楼坐在桌前，面前摊着的不是公文，而是一封刚由明家老宅管家送来的家信。信封是明镜亲笔写的，娟秀的楷体字在雪白的信封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注意身体，不要总是熬夜，又说最近市面上不太平，让他出门多加小心。信的最后用极小的字加了一句——“阿诚的事我听说了。不管发生什么，家里人等你回来吃饭。”
明楼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回信封里。他知道明镜说的“阿诚的事”不是指明诚被特别调查组留置的事，而是指明诚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明镜在上海商界人脉极广，她的消息渠道不比任何人少。管家把信送来时，他问了一句大姐最近有没有出门，管家说大小姐这几天一直在家没有出门，只是昨天去了趟明氏企业下面的一个纺织厂，处理了一批工人的劳资纠纷。明楼让管家回去告诉大姐，过几天有空了他就回去吃饭。
管家走后，明楼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今天下午统计科老科员送来的人事简报。简报里有一行不起眼的文字——经济司内务科已收到首席财经顾问办公室提交的关于明诚行政违规事件的管理责任说明，内务科将在本周内启动内部行政审查程序。审查结论预计下周初做出，届时将决定是否对明诚做出行政处分。行政处分的最重结果是降职或调离，不涉及刑事责任。但如果行政审查过程中发现有触犯刑法的线索，内务科有义务将线索移交给特别调查组。这条规定意味着内务科的审查结论和后续处理方式，将直接影响汪曼春手里那份明诚案报告的走向。如果内务科做出降职调离的行政处分且不移交任何刑事线索，明诚就只是降职调离，他的人身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内务科在审查中“发现”了新的疑点，汪曼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案子升级为刑事侦查。
明楼拿起电话拨了内务科孙科长的内部分机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孙科长大概已经下班回家了。明楼放下话筒看了看腕表，九点四十分。他决定明天一早亲自去内务科找孙科长谈一次，不是为明诚说情，而是以一个上级领导的身份了解内务科对这件事的初步定性，判断风向。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明楼推开内务科办公室的门时，孙科长正趴在桌上用一只老花镜和一把放大镜逐字审阅一份文件。看到明楼进来，他摘下老花镜站起来，脸上堆出了一种很典型的官僚式笑容——客气但不亲近，礼貌但带着距离感。
“明顾问，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行。”
明楼在他对面坐下，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孙科长面前。信封里装的是之前他提交的那份关于明诚行政违规事件管理责任说明的补充材料——一份更详细的明诚工作时间表，列出了明诚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期间经手的所有重要工作事项和时间节点。时间表是用打字机打的，每一项都附了对应的文件编号和存档位置。这份时间表的作用是把明诚的所有操作都框定在一个正常的行政工作框架内——明诚只是太忙了，年底的工作量堆在一起，他在完成口头交办时因为时间太紧而省略了审批流程，这是效率优先下的管理疏漏，而不是蓄意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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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长接过信封没有打开，用手在信封上轻轻拍了两下，点了点头。“明顾问，您这份材料我回头仔细看一下。关于明诚这件事，内务科的初步意见是——”他压低了声音，左右看了一眼，确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才继续说，“初步意见是以行政违规定性为主。核准备案章私自使用这件事在手续上确实有问题，但明诚本人不是为自己谋私利，是在执行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中操作违规，性质上不是刑事犯罪。内务科的建议是行政记大过一次、调离秘书处处长岗位、降为普通科员使用一年以观后效。这个建议还需要报特别调查组备案，如果特调组那边不提出刑事追查的新证据，内务科的审查结论就是最终结论。”
明楼心里迅速判断了一下这个结果：明诚被记过、降职、调离秘书处处长岗位——在行政处分中属于较重的一档，但在当前形势下已经是最理想的结果了。他没有表现出一丝轻松，只是对孙科长说了句“谢谢孙科长秉公处理”，然后站起来离开了内务科。回到自己办公室后他关好门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不是因为放松，而是在重新校准后面的每一步。明诚被调离秘书处处长岗位后，接替他的人会是谁？谁来担任自己身边这个最接近所有机密文件流转、却又不能知道任何真相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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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那份公文锁进抽屉里，然后拿出另一份文件——山本昨晚批复下来的一周后将正式公布的新运输网络调整方案。由于新码头被炸、太湖南岸中转站遭到破坏，原计划的启用节点被迫推迟，南线部分中转站暂时用军用卡车机动补给替代。这份调整方案的实施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其中涉及宜兴方向的物资调配安排恰好和郑耀先之前对梁仲春提过的那个建议高度吻合——民用集散站承接军用被服小额订单，以分担中转站压力。她在方案的附表中查到了宜兴民用物资集散站的物资分配明细，上面写着“负责人——郝金财”——这个人正是童虎在给梁仲春送货时提到的“老郝”。备案手续齐全，文件格式完全合法，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经济司公章。
她把方案合上，在心里记下了一个新的问题：宜兴的郝金财之前清空集散站后返回了无锡老家，现在又重新开业了。他能够回来重新开业的背后是谁在操作？是梁仲春自己，还是梁仲春背后的郑耀先？这张网正在向四面八方延伸，她暂时理不清每一个节点的关系，但没关系——这些线索都还在这座城市里，跑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