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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者之风筝 第332章 夜焚证据

    明楼和明诚走出经济司大楼的时候,南京西路上的街灯已经全部亮了。湿冷的夜风从黄浦江方向灌过来,把路两边法国梧桐的光秃枝丫吹得簌簌作响。明诚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车牌号沪A-6742。这辆车在 eic司的车队里用了三年,保养得很好,引擎发动时声音低沉平稳,没有任何杂音。

    明楼坐进副驾驶,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明诚挂挡起步,车子沿着南京西路往西开。车厢里沉默了一阵,两个人都在整理各自的思路。挡风玻璃外的上海夜景一层层地铺展开来——霓虹灯招牌在黑暗中闪着红红绿绿的光,舞厅门口站着穿旗袍的迎宾女郎,路边的小贩推着煤炉车在卖烤红薯,白烟在冷风里被吹成一条条斜线。

    “大哥,先去哪里?”明诚握着方向盘,目光在前方路面和反光镜之间快速切换。他开车的时候有个习惯,每隔十秒左右会扫一眼后视镜,确认有没有车在跟。这个习惯已经刻进了骨头里,不管有没有危险,他都会做。

    “先回一趟明公馆。有几份文件放在书房里,今晚要处理掉。”明楼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右手搭在包面上,指尖无意识地敲着,“另外我还需要你替我去办一件事。太仓线的事,目前有个人手里攥着一份可能对我不利的材料。”

    明诚的手在方向盘上紧了一下。

    “什么人?”

    “七十六号行动处梁仲春的小舅子——童虎。太仓集散站现场勘查那天晚上,我带车去集散站后门想了解情况,被当时负责外围警戒的童虎拦了下来。他看了我的名片,看到了车牌。事后他写了一份十二页的现场报告,提到了那天晚上有一辆经济司的别克车出现在集散站后门,还附了车牌号。不过他不认识我,报告中只写了‘经济司’三个字,没有写我的名字。”

    明诚的脸色沉了下来。

    “那份报告现在在谁手里?”

    “郑耀先。梁仲春让童虎把报告直接交给了郑耀先,没有走正常的归档程序。”明楼转过头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声音平得像一碗静水,“郑耀先这个人我摸不透。他今天下午替李士群来经济司开会,全程没有任何异常——但正是因为没有任何异常,反而让我觉得不对劲。一个七十六号的副主任,手里攥着能把经济司首席顾问钉死在太仓线现场的证据,见了面却能面不改色地跟你握手寒暄,讨论物资调配的审批流程,这种人要么是完全不知情,要么是城府深到了可怕的程度。”

    明诚在红灯前停下车,转头看着明楼。

    “你觉得他是哪种?”

    “后一种。”明楼的回答毫不迟疑,“郑耀先能在七十六号待得住,能在李士群、梁仲春和汪曼春三股势力之间左右逢源,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这个人做事滴水不漏,说话留三分,从不轻易表态。他在七十六号的公开履历上写的是从北平调过来的,之前在北平警察局特务科干过,但那段履历我让人查过——北平警察局特务科确实有个叫郑耀先的人,但照片和现在的郑耀先对不上。这说明他用的身份是假的。一个用假身份在七十六号潜伏的人,要么是重庆派来的,要么是延安派来的。不管是哪一派,他拿到童虎那份报告之后没有立刻上报给李士群,也没有交给特高课,而是把报告锁在了自己手里。这说明他在等我。”

    明诚皱起眉头。

    “等你?”

    “等我的反应。或者说,等一个能判断我真实立场的证据。郑耀先不知道我是军统还是中共,甚至可能不确定我是哪一边的人。他在观察——观察山本调查我的时候我会怎么应对,观察经济司的审批档案里会不会露出破绽,观察我到底是一个真的汉奸还是一个披着汉奸外衣的潜伏者。他手里那份报告就是一颗棋子,什么时候落子、落在哪里,取决于他对我的判断结果。”

    绿灯亮了。明诚踩下油门,车子继续往西开。过了两个路口之后,他轻声说了一句话。

    “如果他是重庆的人,那份报告最终会被送回军统。如果他是延安的人,那份报告也不会到山本手里。不管他是哪边的,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不是敌人。”

    “在谍战世界里,‘不是敌人’这个判断本身就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可能同时是敌人和同路人。你今天下午开会的时候在笔记本上画的那个圆,是什么意思?”

    明诚的手在方向盘上顿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他没有问明楼怎么知道他画了一个圆——明楼的眼睛向来能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

    “那是我在整理档案室记录时发现的一个规律。太仓线的药品转运一共进行了十四次,每次转运的日期、路线、物资数量和接收方都不同。但如果把这十四次转运的时间点和经济司否决苏北方向药品申请的时间点叠加在一起,你会发现每一次转运都发生在否决件签署之后的第五天到第七天之间。十四次,没有一次例外。”明诚的声音压得很低,尽管车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习惯性的谨慎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这个规律的周期是固定的,像一个时钟。我画的圆就是这个周期的循环图示。如果有人拿到十四次转运的完整时间记录,再加上你否决件的时间,不需要任何别的证据,光是这个周期规律就能证明否决件和转运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所以我在整理档案的时候,把这个周期的时间间隔打乱了——十四次转运的时间在记录里被分散到了不同的时间区间,有的间隔三天,有的间隔十天,看起来就没有规律了。”

    “档案室里的原始记录你是怎么改的?调配科的工作日志、太仓集散站的车辆调度表、常熟货栈的入仓记录——这三套资料分别存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如果只改了一套,另外两套对不上,山本的人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发现矛盾。”

    “三套都改了。”明诚的手在方向盘上轻轻转了个弯,车子拐进了一条安静的住宅区马路。路两边是一栋栋带花园的西式洋房,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温暖而安宁,和这座城市底下正在进行的暗战形成了鲜明对比,“调配科的工作日志是在年前归档的时候改的。我以秘书处的名义借调了全年工作日志做年终汇总,用了三天时间把时间点全部重新标注了一遍。太仓集散站的车辆调度表是通过梁仲春的人改的——我让梁仲春帮了我一个忙,理由是需要集散站的调度记录来核对一批物资的损耗率。梁仲春不知道我在改时间,他以为我只是在核对数据。常熟货栈的入仓记录最简单——货栈老板是我们自己的人,改几页账本用不了一个下午。”

    明楼听完之后沉默了一阵。车子在一片梧桐树影下穿过,明诚握着方向盘的手很稳,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汇报一项再普通不过的秘书处日常工作。但明楼知道这套篡改三套原始记录的操作背后意味着什么——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调配科的档案员发现借调后的日志有改动痕迹,如果梁仲春手下的核算员发现调度表和核算数据对不上,如果常熟货栈的账本在突击检查中被翻出来,明诚就会成为链条上最先断裂的一环。

    “你做的这些改动,以后可能会被人查出来。”明楼说的“以后”不是指山本的调查,而是指更远的将来——战争结束之后,当所有人开始清算战争期间的行为时,篡改官方物资调配记录是一项足以毁掉一个人政治生命甚至真实的生命的罪名。

    “我知道。但如果不改,山本现在就能查出来。”明诚把车停在明公馆大门外的路边,拉起手刹,转过头看着明楼。他的脸在仪表盘的微光中显得线条分明,眼神清亮而坚定,“大哥,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走钢丝。钢丝底下是刀山,两边都是。我没想过以后的事——我只想把眼前的事做好,把该保护的人保护好。”

    明楼看了他一眼,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推开车门下了车。

    明公馆是一栋三层的西式别墅,红砖墙,绿铁皮屋顶,门口种着两棵高大的香樟树。明楼推开门进去,客厅里的暖气扑面而来。大姐明镜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一份英文报纸,看到他进来,摘下老花镜。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吃过了没有?”

    “吃过了。姐,你别等我,早点休息。”明楼换了拖鞋,走到楼梯口又回过头来,“姐,最近这几天外面不太平,你尽量少出门。如果一定要出去,让司机老刘开车送你,不要去太偏僻的地方。”

    明镜放下报纸,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她活了四十多年,带大了三个弟弟,对明家每一个人的情绪变化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明楼刚才这句话虽然语气平淡,但她听出了话外之音。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经济司年后工作忙,特高课又在查一些物资调配的问题,我可能要应付一阵子。你不用担心。”明楼用一个标准的敷衍笑容回应了姐姐的关切,然后快步上了楼梯。

    书房在二楼走廊尽头。明楼推门进去,没有开吊灯,只按亮了桌上的台灯。台灯的光圈照亮了桌面上的一摞文件和一台打字机,其余的地方隐没在黑暗中。他走到书架前,从第三层抽出一本厚重的《辞源》,翻开扉页——里面夹着三张薄薄的信纸。

    这三张信纸是太仓线药品转运网络的接收端名单。名单上的人分散在苏北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军统游击区,有的用的是代号,有的用的是化名,有的甚至用的是真实姓名——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公开文件上,他们只存在于这个房间里、这本书里、这三张纸里。明楼把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默记了几个可能会在近期被特高课外围调查触碰到的人。然后他走到壁炉前,划了一根火柴,把第一张信纸点燃。纸张在火焰中卷曲、变黑、化成灰烬,落在壁炉里那一层去年的旧灰上。接着是第二张,第三张。火光照亮了明楼的脸,他的表情在火光中明灭不定,但他划火柴的手从头到尾没有抖过一下。

    灰烬冷却之后,他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份经济司物资调配方案,翻到背面——那面用铅笔写满备注的纸已经变了样。明诚在会议室里借着整理档案的机会悄悄把这一页换掉了,明楼现在手里拿着的是一份复印件,原件已经被明诚锁进了秘书处的保险柜最底层。复印件在壁炉里同样化成了灰。明楼用壁炉旁的铁钳子把灰烬搅碎,确保没有任何一张碎纸片上还能辨认出一个完整的字。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来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里往外看。明诚站在楼下的大门口,正在和一个人说话。那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穿着对襟棉袄,看起来像个普通的杂货铺伙计。明楼认出那是祥记杂货铺的学徒,老孙头的外围交通员。

    明诚和学徒说了几句话,接过一个纸包,把学徒打发走了。然后他快步走进屋内,几分钟之后出现在书房门口,手里拿着那个纸包。

    “祥记老孙头那边传来的消息。”明诚把纸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包普通的红糖糕,红糖糕的底层夹着一张薄薄的纸条。明楼把纸条抽出来展开,上面用极细的铅笔写着几行编码。他从抽屉里取出密码本——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双解词典》,按照纸条上的数字序列逐一查找对应的单词,把字母拼在一起。拼完之后,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但握纸条的手指明显紧了一分。

    “陆汉卿发来的。两条消息。第一条——‘判官’确认已从重庆启程,经香港入上海,预计三天后到达。来人可能使用商人身份作掩护,本名不详。第二条——‘判官’持有军统总部签发的全权调查令,调查范围包括军统上海站所有在职潜伏人员。重庆军统高层内部有人怀疑,‘毒蛇’的身份可能已经部分暴露,暴露原因不详。”

    明诚的手停在半空中,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

    “暴露?我们哪一步出了问题?”

    “不是我们出了问题。是重庆那边出了问题。”明楼把纸条和红糖糕一起扔进了壁炉,那包糕点迅速被残余的灰烬余热点燃,烧出一小簇橙色的火焰,“军统总部掌握着所有潜伏人员的原始档案。如果有人能在重庆那边接触到毒蛇的档案,并且从中发现了某些能指向我们真实身份或者真实活动的蛛丝马迹——那就不需要上海的任何人出卖我们,我们自己档案里的信息就足够让‘判官’找上门来。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以军统的名义向重庆申请过一笔药品转运的专项经费?那笔经费的申请报告里附了一份物资转运路线图,标明了太仓线的大致走向。虽然路线图做了模糊处理,但如果有一个训练有素的调查官把那份报告和太仓线西药失踪案的时间和地点做交叉比对,他就能锁定我们的转运节点。”

    明诚慢慢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把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姿势端正而僵硬。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明楼。

    “如果‘判官’查到了太仓线是我们的转运线,他会怎么做?”

    “他会先确认这条线是不是在军统的授权范围内。如果是,他会继续查这条线上有没有被挪用到军统之外的物资——也就是流向中共的物资。一旦被他发现有一箱磺胺粉剂、一袋奎宁、甚至一卷医用绷带被转运到了军统指定接收方之外的人手里,他就会启动反谍程序。军统对于共党渗透的处置条例是——就地逮捕,押送重庆,交由军统特别法庭审判。一般情况下,审判的结果是枪决。”

    书房里安静得只剩下壁炉里灰烬冷却时发出的细微响声。窗外起了风,香樟树的枝条在风声里刮过窗玻璃,发出沙沙的声响。明诚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书桌边沿,指尖按在冰凉的木头桌面上。

    “那我们还有三天时间。”

    “对。三天时间,要把所有可能被‘判官’利用来证明太仓线物资被分流的证据全部清理干净。经济司的审批档案我做了时间处理,太仓集散站的调度记录你做了改动,常熟货栈的账本也改过了。接收端名单已经烧了,剩下的只有人和物。”明楼用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条线,“人,是太仓线上所有知道药品真实去向的人——集散站的调度员老范、装卸工丁阿四、货栈的伙计、渡口的船工。这些人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人,嘴巴闭得住。有一部分是花钱雇的,不知道自己在运什么。最危险的是老范和丁阿四——他们两个是直接经手人,如果被‘判官’抓到,一审就能审出东西来。物,是留在老孙家窑砖窑里的粗布口袋和木箱碎片。山本的人去过一次,没有深挖。但‘判官’是反谍专家,他如果去老孙家窑做二次勘查,可能会挖出山本漏掉的东西。”

    “老范和丁阿四怎么处理?安排他们离开上海?”明诚问道。

    “不能让他们离开。在这个时间点上突然离开,等于不打自招。”明楼走到书架前,从另一本书里抽出一张上海市区地图,平铺在书桌上,“老范的工作岗位在太仓集散站,他不能走。但他可以‘生病’。明天你以经济司的名义给太仓集散站发一份通知,说集散站年后需要做一次物资盘点和设备检修,时间为一周。在这一周内,集散站所有非必要人员都放假回家。老范是调度员,属于必要岗位,不能放假——但他可以向集散站站长申请调休几天回老家探亲。站长那边你去打一声招呼,批他的调休,理由写‘母亲病重’。老范回了老家,不管是‘判官’还是山本都找不到他。丁阿四那边怎么处理——他是集散站的货运司机,平时不在集散站坐班,只有接到运输任务才来。让他最近不要接任何去苏北方向的货运任务,只跑市区的短途。如果有人找他问话,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亲自去交代清楚。”

    明诚点了点头,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记录要点。明楼继续说道:“老孙家窑那边,我原本让你安排人去清理,但现在情况变了。‘判官’还有三天到上海,他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太仓线的所有现场做实地勘查。老孙家窑作为上次药品被查获的地点,肯定是他勘查的第一站。所以砖窑的清理必须在两天之内完成,而且不能留下一丝清理过的痕迹——这很难。如果‘判官’发现砖窑里的东西被人刚刚清理过,他就会知道有人在向他通风报信。这个人能提前知道他的到来,意味着军统内部有泄密。他会把泄密这条线和共党渗透这条线合并调查,那就等于把两条线索拧成了一股绳。”

    “清理砖窑的同时留下‘自然’的痕迹——这个可以做。”明诚快速地在纸上画了一个草图,“老孙家窑那一带的地形我熟悉。砖窑旁边有一条小河,河水冬天枯水期会退,河滩上露出来的淤泥是黑色的。如果我们在砖窑里烧一把小火,把那些粗布口袋和木箱碎片都烧掉,然后把燃烧残留物混进河滩的淤泥里,表面上看就是河水冲上来的垃圾堆积在那里,不是人为清理。”

    “火势会不会失控?那个砖窑虽然废弃了,但周边有一些农民的草垛和柴火堆。如果火烧到外面去了,会惊动当地的日军巡逻队。”

    “不会。老孙家窑的砖窑是馒头窑,窑壁有两尺厚,耐火砖砌的,耐得住高温。只要把窑门用石块堵住一半,控制进气量,火势就不会烧到窑外。我之前去现场勘查过两次,对窑的结构很熟悉。”

    明楼看着明诚画的草图,思考了几秒钟,然后点了头。

    “这件事你亲自去做,不要派别人。带一个靠得住的人搭把手就行。去的时候不要开别克,换一辆牌照不起眼的卡车。动作要快,今天晚上就动手,天亮之前完成。”

    明诚站起来把笔记本合上放进胸口口袋里。他走到门口时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明楼。

    “大哥,‘判官’这次来上海,如果真的要查太仓线,他最可能从哪里入手?”

    “他不需要选最可能的入手点。他有三条线可以同时推进——第一,太仓线的物资流向他可以通过经济司的审批档案追溯到源头和终点;第二,太仓线的人员链他可以通过集散站、货栈、渡口这些节点来排查;第三,太仓线的信息链他可以通过截获重庆和上海之间的通讯记录来分析。”明楼的声音很慢,像是在一边说一边把逻辑链条从头到尾重新检视了一遍,“如果他是一个优秀的反谍调查官,他不会把精力平均分配到三条线上。他会选一条最有把握快速突破的线,集中力量打穿一个点,然后以这个点为支点撬动整个调查。以我对军统总部反谍流程的了解,他最可能选的是人员链——因为物资流动可以被解释成正常的商业调配,信息通讯可以被解释成正常的情报汇报,但人不会说谎。一个人在被审问的时候,他的表情、语气、眼神、手的动作、额头上什么时候冒汗——这些东西是瞒不住的。‘判官’在长沙破获那起共党渗透案的时候,只花了三天时间,突破口就是一个电报员的审讯中崩溃了。所以我们的软肋也在这里——老范、丁阿四、货栈的伙计、渡口的船工,这四个人如果有一个被‘判官’找到并且审问,整条链子就会被撕开。”

    “那我们能不能在他们被找到之前,先把他们藏起来?”明诚问道。

    “不能全藏。全藏等于不打自招。刚才说了,老范可以调休回老家,丁阿四留在上海跑短途,货栈伙计本来就是季节性的临时工,春节期间不在货栈是正常的。最麻烦的是渡口那个船工老韩——他是常熟人,在常熟渡口摆渡二十年了,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如果他突然消失了,当地保长一问就知道。所以老韩不能走,也不能藏。只能靠他自己扛。”

    明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他的脚步声由近及远,下了楼梯,穿过客厅,出了大门。片刻之后院子里传来那辆别克车发动的声音,引擎声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明楼站在窗前,把窗帘掀开一条缝。明诚开着别克走了——他要去换车,去老孙家窑,去太仓集散站,去常熟渡口,在一个晚上把三件事全部安排好。窗外起风了,风吹得梧桐树的枝条抽在窗玻璃上,啪啪作响。远处外滩那边又传来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低沉而悠长。

    他拉上窗帘回到书桌前坐下,把台灯拧亮一档,从抽屉最底层取出一个没有标记的文件夹。文件夹里放着他的最后一份保险——一套完整的备用身份文件。这些文件证明他可以在十二小时之内从明楼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名叫陈嘉铭的南洋华侨商人,持香港身份证和英国护照,银行账户设在汇丰银行香港分行,在上海的公开产业是外滩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这套身份是他花了一年时间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查证,每一个证人都经得起盘问。

    但他从来没有用过这套身份。他把它锁在抽屉里,每隔几个月拿出来更新一次,确保所有证件的有效性和所有联系人的现时性。这是一种冷血的自我保险——在最坏的情况下,当所有掩护都失效、所有退路都被堵死的时候,他可以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凭空消失,然后以另一个人的身份继续生存下去。

    明楼把备用身份文件翻了一遍,确认一切无误,然后把它重新锁进抽屉。他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拔出来放进西装内袋。今晚的清理工作只是第一步。明天他还要面对山本可能发起的第二波调查攻势,要应对汪曼春若即若离的试探,要为“判官”的到来做好一切可能的防范。而在这所有的事情之外,他还有一个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任务正在默默推进——荣昌汽修行那边有一批刚到的德国造毛瑟手枪需要转移,这批武器是组织上为新四军苏北支队准备的,交货时间就定在下周。

    在“判官”即将到达上海的前三天,转移一批军用枪支的风险比平时高出十倍。但这批枪不能等,苏北那边的战斗在等这批武器。如果不能按期送达,组织上在苏北的行动就会因为火力不足而出现伤亡。

    明楼揉了揉太阳穴。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上,划了根火柴刚要点燃,又停住了。他把火柴甩灭,把烟从嘴上取下来放回桌上。今晚不抽烟——烟味会残留在他身上,明天去经济司开会的时候汪曼春闻到了又是一番盘问。

    此时此刻,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的二楼办公室里,郑耀先也还没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