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895，我在南洋立新国 第878章 民心谁都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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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岩话锋一转：“但这些事情，靠军队做不好。得靠民政人员。我们的人如果去村里吃拿卡要，那比苏联特务更坏。
所以，谁要是犯了事，就从重从严处理。军队和民政一视同仁。”
会后，罗大岩又单独找了军统局的远东站站长李伯衡。
“苏联渗透的情况，怎么样？”罗大岩问。
“比我们预想的弱。”李伯衡说，“他们的人进不来，进来了也扎不下根。当地的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那乃人，现在根本不买他们的账。
有些苏联特务是被当地人直接举报的，有些被发现了，直接被他们抓住，扭送过来了，都不用我们动手。我们在外贝加尔半个月内就抓了十四个。”
“都是些什么人？”罗大岩问。
“成分很杂。有旧俄军官、铁路工人、教师，甚至还有一个从伊尔库茨克来的女学生。他们带着传单和一两把旧枪，在森林里找当地人联络。
结果很多当地人第一反应不是跟他们合作，而是直接给我们报信。”
李伯衡说着笑了，“他们以为远东的老百姓会欢迎他们。实际上，沙俄把人祸害得太狠，大家对苏维埃没好感。”
“也不能掉以轻心。”罗大岩说，“等春天雪化了，他们在西伯利亚腹地的力量会往我们这边渗透。要提前布网。”
“已经在做了。”李伯衡说，“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和雅库茨克都有眼线。苏维埃要往东派多少人，走什么路线，我们基本都能提前知道。”
罗大岩听完，满意地点了点头。
……
三月下旬，恰克图。
刘明云从大连赶到恰克图，这是北方行动结束后的第一次。他这次来，不是处理军务，而是来考察民政工作的开展情况。
恰克图城不大，但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北边就是苏维埃的西伯利亚，南边是蒙古。
第一集团军在这里驻有一个旅，加上从本土调来的一个民政处，几十个干部在城里忙得不可开交。
刘明云在恰克图街头走了一圈。他看到城里的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旧民已经习惯了和南洋兵打招呼。
有些小贩甚至摆起了卖热茶和烤面饼的摊子。几个孩子在雪地里踢一个用破布团成的球，你追我赶，笑声清脆。
“这些人，去年还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现在倒是不怕了。”陪同的恰克图驻军旅长对刘明云说。
“生活有没有困难？”刘明云问。
“粮食和盐都供应上了。电力还没完全恢复，但我们从库伦运了几台发电机，下个月能修好。学堂已经开了两所，一所在城里，一所在南边的牧区。”旅长说。
“上课用什么语言？”刘明云问。
“汉语为主，但请了两个布里亚特老师教蒙文。俄罗斯旧民的孩子，一周有两节俄文课。”
旅长说完，犹豫了一下，“刘部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说。”
“这些孩子学汉语，以后真能当自己人吗？”旅长低声问。
刘明云站住脚步，看了旅长一眼。
“你现在看他们是外族，但十年以后，他们能说汉语、认汉字、在咱们的学堂里念书、长大以后替咱们做事。
那时候他们就是自己人。一个孩子认了字，就不会再回林子里当野人。一个国家要强，不是靠血统纯，是靠人心齐。”
旅长听完，点了点头。
刘明云继续往前走。街边的雪已经被踩成了黑灰色，但路旁几棵杨树的枝条上，已经有了极淡极淡的绿意。
春天，就要来了。
……
四月三日，库伦。
罗大岩从海参崴折返，来到库伦。他这次来，是替刘志俊看一看外蒙的局势。
奉军和第一集团军联合在库伦设立了军管会。徐树铮以北洋政府蒙古筹边使的身份，管着民政，杨宇霆管着军务，而真正拍板的人，是刘志俊派来的一个特派员。
库伦城内的秩序已经恢复。街市重新开张，穿蒙古袍的牧民和穿长袍的汉人商贩混在一起，在集市上讨价还价。
几座寺庙前的经幡已经换了新的，喇嘛们早课的木鱼声从红墙后面传出来。
“外蒙的情况，比我想的要好。”罗大岩说。
“表面好。”陪同他的军统库伦站站长说，“底下的矛盾还有。一些王公虽然嘴上归顺，背地里还在联系过去的俄国靠山。苏联人也在悄悄派人进来。”
“这些王公，成不了事。”罗大岩说，“外蒙的底层牧民，这几个月得到了牧场和牛羊，日子比活佛时代好了不知多少。他们不会跟王公们走。王公们要是想闹事，没人给他们卖命。”
“您说得对。我们做了几次民意调查，底层牧民对军管会普遍有好感。但喇嘛庙里的情况复杂一些。”站长说。
“喇嘛庙暂时不要动。”罗大岩说，“总长有令，宗教的事情要谨慎。只要不公开反对我们，就让他们继续念经。将来再慢慢引导。”
两人正说着，一个穿灰色蒙古袍的年轻人走过来，朝站长行了个礼，用生硬的汉语说了几句话。
“这是我们在城东牧民点发展的联络员。”站长解释，“他刚才报告，昨夜有两个从北方来的人，在城北的旧货站住了一晚，今天一早就走了。看脚印是往北去了。”
“拍了？”罗大岩问。
“没有，外松内紧。上面不是说了吗，不要急着收网。让他们活动一段时间，摸清他们的上下线。到时候一网打尽。”站长说。
罗大岩点头。他没再说什么，转身继续往前走。
风从北边的草原上吹来，带着一股化雪后的泥腥气。这是开春前的风，冷里透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
……
四月十日，坤甸总长府。
刘志俊收到了一份来自远东军管区的月度报告。报告写得很详细：过去一个月里，共抓获苏联特务十六人，其中十一人是被当地群众举报后落网的。
在布里亚特、鄂温克、那乃等民族聚居区，共发放土地证一千二百余份，建立临时学堂二十三所，培训当地翻译和联络员六十余人。
报告的结尾写道：“民心渐定。各族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普遍缺乏共鸣。相反，随着土地、猎场、渔场等实际权益的落实，多数群众开始主动配合我军清剿行动。长此以往，远东可安。”
刘志俊看完，把报告放在桌上，对身旁的罗大岩说：“这份报告写得不错。但也别太乐观。苏联人不会一直这么弱。
等他们腾出手来，还会有新的招数。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根基打牢，把人心稳住。把这片土地占下来只是第一步，真正把这地方变成咱们的，需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功夫。”
罗大岩点头：“我已经安排军统局在远东建立更完整的民情监测体系。每个村级点，都有我们的人。苏联人再想渗透，就难了。”
刘志俊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看着那片已经用红线框住的土地。从满洲里到赤塔，从海参崴到库页岛，从恰克图到贝加尔湖。这片广袤的土地，已经换了主人。
“等天气再暖一点，我要亲自去北边走一趟。”刘志俊说，“不是去阅兵，是去看看那些新来的孩子，能不能在学堂里念上书。”
罗大岩笑了笑：“总长去的时候，我陪您。”
窗外，坤甸的雨季已经彻底过去。阳光从干净的玻璃窗里照进来，落在刘志俊的脸上。他的表情依旧沉静，像一潭看不见底的水。
水里藏着刀，也藏着光。
四月十五日，海参崴，金角湾畔。
海参崴的春天来了。金角湾的冰层已经变得松动，几处海湾口已经露出了灰蓝色的海水。
海鸥在码头上空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港区里，几个南洋水兵正在清理岸边的碎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商船。
第三集团军的一支巡逻队正沿着海岸线向北行进。他们是去二十公里外的一处村庄运送春耕物资。几个士兵推着车，车上是几袋粮食和两捆铁锹。
路边的雪已经化了大半，露出黑色的冻土。一个俄罗斯老妇人站在路边，手里端着一锅热汤。她看见巡逻队经过，便慢慢地走过来，把锅子递向前。
“士兵们，喝点汤吧。”她说的是俄语，但语气温柔得让人无法拒绝。
巡逻队里一个懂俄语的兵停下来，朝老妇人敬了个礼，然后摇了摇头：“谢谢您。我们有纪律，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
老妇人叹了口气，把锅子收了回去。她站在路边，看着这些穿灰白色军装的年轻士兵走远，嘴里喃喃地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
那兵回过头，笑了笑。他用俄语回了一句：“也保佑您。”
海风吹过，带着春天的咸味。海参崴的雪，已经快要化尽了。而这片被战火蹂躏过的土地，也正在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
一九一八年，春天。
南洋共和国，北方新土。
没有枪声，没有暴动，没有苏联人想象中的游击战争。只有一条条新修的公路，一座座新立的学堂，一张张写满新名字的土地证。
还有那些坐在河边、林间和草原上，慢慢放下心防的人们。
人心，正在一点一点地，站过来。
……
所以，谁要是犯了事，就从重从严处理。军队和民政一视同仁。”
会后，罗大岩又单独找了军统局的远东站站长李伯衡。
“苏联渗透的情况，怎么样？”罗大岩问。
“比我们预想的弱。”李伯衡说，“他们的人进不来，进来了也扎不下根。当地的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那乃人，现在根本不买他们的账。
有些苏联特务是被当地人直接举报的，有些被发现了，直接被他们抓住，扭送过来了，都不用我们动手。我们在外贝加尔半个月内就抓了十四个。”
“都是些什么人？”罗大岩问。
“成分很杂。有旧俄军官、铁路工人、教师，甚至还有一个从伊尔库茨克来的女学生。他们带着传单和一两把旧枪，在森林里找当地人联络。
结果很多当地人第一反应不是跟他们合作，而是直接给我们报信。”
李伯衡说着笑了，“他们以为远东的老百姓会欢迎他们。实际上，沙俄把人祸害得太狠，大家对苏维埃没好感。”
“也不能掉以轻心。”罗大岩说，“等春天雪化了，他们在西伯利亚腹地的力量会往我们这边渗透。要提前布网。”
“已经在做了。”李伯衡说，“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和雅库茨克都有眼线。苏维埃要往东派多少人，走什么路线，我们基本都能提前知道。”
罗大岩听完，满意地点了点头。
……
三月下旬，恰克图。
刘明云从大连赶到恰克图，这是北方行动结束后的第一次。他这次来，不是处理军务，而是来考察民政工作的开展情况。
恰克图城不大，但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北边就是苏维埃的西伯利亚，南边是蒙古。
第一集团军在这里驻有一个旅，加上从本土调来的一个民政处，几十个干部在城里忙得不可开交。
刘明云在恰克图街头走了一圈。他看到城里的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旧民已经习惯了和南洋兵打招呼。
有些小贩甚至摆起了卖热茶和烤面饼的摊子。几个孩子在雪地里踢一个用破布团成的球，你追我赶，笑声清脆。
“这些人，去年还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现在倒是不怕了。”陪同的恰克图驻军旅长对刘明云说。
“生活有没有困难？”刘明云问。
“粮食和盐都供应上了。电力还没完全恢复，但我们从库伦运了几台发电机，下个月能修好。学堂已经开了两所，一所在城里，一所在南边的牧区。”旅长说。
“上课用什么语言？”刘明云问。
“汉语为主，但请了两个布里亚特老师教蒙文。俄罗斯旧民的孩子，一周有两节俄文课。”
旅长说完，犹豫了一下，“刘部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说。”
“这些孩子学汉语，以后真能当自己人吗？”旅长低声问。
刘明云站住脚步，看了旅长一眼。
“你现在看他们是外族，但十年以后，他们能说汉语、认汉字、在咱们的学堂里念书、长大以后替咱们做事。
那时候他们就是自己人。一个孩子认了字，就不会再回林子里当野人。一个国家要强，不是靠血统纯，是靠人心齐。”
旅长听完，点了点头。
刘明云继续往前走。街边的雪已经被踩成了黑灰色，但路旁几棵杨树的枝条上，已经有了极淡极淡的绿意。
春天，就要来了。
……
四月三日，库伦。
罗大岩从海参崴折返，来到库伦。他这次来，是替刘志俊看一看外蒙的局势。
奉军和第一集团军联合在库伦设立了军管会。徐树铮以北洋政府蒙古筹边使的身份，管着民政，杨宇霆管着军务，而真正拍板的人，是刘志俊派来的一个特派员。
库伦城内的秩序已经恢复。街市重新开张，穿蒙古袍的牧民和穿长袍的汉人商贩混在一起，在集市上讨价还价。
几座寺庙前的经幡已经换了新的，喇嘛们早课的木鱼声从红墙后面传出来。
“外蒙的情况，比我想的要好。”罗大岩说。
“表面好。”陪同他的军统库伦站站长说，“底下的矛盾还有。一些王公虽然嘴上归顺，背地里还在联系过去的俄国靠山。苏联人也在悄悄派人进来。”
“这些王公，成不了事。”罗大岩说，“外蒙的底层牧民，这几个月得到了牧场和牛羊，日子比活佛时代好了不知多少。他们不会跟王公们走。王公们要是想闹事，没人给他们卖命。”
“您说得对。我们做了几次民意调查，底层牧民对军管会普遍有好感。但喇嘛庙里的情况复杂一些。”站长说。
“喇嘛庙暂时不要动。”罗大岩说，“总长有令，宗教的事情要谨慎。只要不公开反对我们，就让他们继续念经。将来再慢慢引导。”
两人正说着，一个穿灰色蒙古袍的年轻人走过来，朝站长行了个礼，用生硬的汉语说了几句话。
“这是我们在城东牧民点发展的联络员。”站长解释，“他刚才报告，昨夜有两个从北方来的人，在城北的旧货站住了一晚，今天一早就走了。看脚印是往北去了。”
“拍了？”罗大岩问。
“没有，外松内紧。上面不是说了吗，不要急着收网。让他们活动一段时间，摸清他们的上下线。到时候一网打尽。”站长说。
罗大岩点头。他没再说什么，转身继续往前走。
风从北边的草原上吹来，带着一股化雪后的泥腥气。这是开春前的风，冷里透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
……
四月十日，坤甸总长府。
刘志俊收到了一份来自远东军管区的月度报告。报告写得很详细：过去一个月里，共抓获苏联特务十六人，其中十一人是被当地群众举报后落网的。
在布里亚特、鄂温克、那乃等民族聚居区，共发放土地证一千二百余份，建立临时学堂二十三所，培训当地翻译和联络员六十余人。
报告的结尾写道：“民心渐定。各族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普遍缺乏共鸣。相反，随着土地、猎场、渔场等实际权益的落实，多数群众开始主动配合我军清剿行动。长此以往，远东可安。”
刘志俊看完，把报告放在桌上，对身旁的罗大岩说：“这份报告写得不错。但也别太乐观。苏联人不会一直这么弱。
等他们腾出手来，还会有新的招数。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根基打牢，把人心稳住。把这片土地占下来只是第一步，真正把这地方变成咱们的，需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功夫。”
罗大岩点头：“我已经安排军统局在远东建立更完整的民情监测体系。每个村级点，都有我们的人。苏联人再想渗透，就难了。”
刘志俊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看着那片已经用红线框住的土地。从满洲里到赤塔，从海参崴到库页岛，从恰克图到贝加尔湖。这片广袤的土地，已经换了主人。
“等天气再暖一点，我要亲自去北边走一趟。”刘志俊说，“不是去阅兵，是去看看那些新来的孩子，能不能在学堂里念上书。”
罗大岩笑了笑：“总长去的时候，我陪您。”
窗外，坤甸的雨季已经彻底过去。阳光从干净的玻璃窗里照进来，落在刘志俊的脸上。他的表情依旧沉静，像一潭看不见底的水。
水里藏着刀，也藏着光。
四月十五日，海参崴，金角湾畔。
海参崴的春天来了。金角湾的冰层已经变得松动，几处海湾口已经露出了灰蓝色的海水。
海鸥在码头上空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港区里，几个南洋水兵正在清理岸边的碎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商船。
第三集团军的一支巡逻队正沿着海岸线向北行进。他们是去二十公里外的一处村庄运送春耕物资。几个士兵推着车，车上是几袋粮食和两捆铁锹。
路边的雪已经化了大半，露出黑色的冻土。一个俄罗斯老妇人站在路边，手里端着一锅热汤。她看见巡逻队经过，便慢慢地走过来，把锅子递向前。
“士兵们，喝点汤吧。”她说的是俄语，但语气温柔得让人无法拒绝。
巡逻队里一个懂俄语的兵停下来，朝老妇人敬了个礼，然后摇了摇头：“谢谢您。我们有纪律，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
老妇人叹了口气，把锅子收了回去。她站在路边，看着这些穿灰白色军装的年轻士兵走远，嘴里喃喃地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
那兵回过头，笑了笑。他用俄语回了一句：“也保佑您。”
海风吹过，带着春天的咸味。海参崴的雪，已经快要化尽了。而这片被战火蹂躏过的土地，也正在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
一九一八年，春天。
南洋共和国，北方新土。
没有枪声，没有暴动，没有苏联人想象中的游击战争。只有一条条新修的公路，一座座新立的学堂，一张张写满新名字的土地证。
还有那些坐在河边、林间和草原上，慢慢放下心防的人们。
人心，正在一点一点地，站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