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895,我在南洋立新国 第1010章 长藤计划行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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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日,东方环球投资的团队到齐了。
财务主管托马斯·赖特,四十岁,英国人,伦敦特许会计师,曾在怡和洋行香港分行做账。
他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时习惯用铅笔在纸上画表格。
他的专长是离岸信托和多层嵌套账本。他随身带着两个皮面账本:一本是给南洋工商部门看的合规账,收支清楚,利润合理。
另一本是内部密账,用只有他和施密特能看懂的代号记录真实资金流向、代理人分红、以及每一笔从苏黎世流入南洋的暗钱。
矿业地质专家克劳斯·贝格,五十二岁,德国人,一战后从西里西亚流亡。
他曾在普鲁士地质调查所工作,对锡矿和石油地质有研究。
他的脸上有一道从颧骨到下巴的旧伤疤,是战后在柏林街头被退伍兵砍的。他沉默寡言,但眼睛很毒。
他看岩石标本时,会用舌头舔一下,然后闻味道。
他的公开身份是“欧洲矿业顾问”,真实任务是测绘婆罗洲内陆的锡矿和近海石油地质数据,采集岩芯样本,通过邮轮上的德国船员秘密送回苏黎世。
公关与慈善负责人伊芙琳·卡特,三十六岁,英国人,牛津毕业,曾在伦敦东区做过社会福利工作。
她身材高瘦,深褐色头发总是盘在脑后,说话声音低而稳。
她的任务是运营东南亚公益基金会,对接本地媒体,拜访南洋官员太太们,塑造东方环球投资的善意形象。
内部联络员雅各布·科恩,四十一岁,犹太裔,出生于阿姆斯特丹,曾在荷属东印度做过进出口生意。
他个子矮,走路很快,永远穿灰色西装,口袋里揣着三支不同颜色的铅笔。
他的任务是对接南洋本土代理人,所有现金、离岸股权分红,由他私下交付,不留纸面凭证。
他从不进东方环球投资的办公室,只在港口附近一家荷兰咖啡馆里见人。
七月五日,施密特第一次拜访南洋财政部。
财政部在坤甸老城一栋三层砖楼里,走廊狭窄,灯光昏暗,墙上挂着历任财政司长的画像。
国债司在二楼最里面。司长沈立人,四十八岁,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学财政,回国后在南洋财政部干了二十年。
他面容瘦削,戴金边眼镜,说话慢,但每句话都像用尺子量过。副司长吴启元,三十九岁,广东人,比沈立人年轻,也更急切。
他负责国债发行和外资准入的具体事务,最近正为南洋国债的承销问题焦头烂额。
施密特被引进沈立人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旧办公桌,两把硬木椅,墙上挂着一幅南洋财政收支表。
沈立人请他坐下,亲自倒了茶。茶是福建铁观音,汤色金黄。
“施密特先生,贵公司的方案我们看了。”沈立人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免费提供港口改造设计,低息承销国债,条件很优惠。但我想知道,东方环球投资的利润从哪里来?”
施密特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微微前倾,声音平和:“沈司长,欧洲私人资本联合体的投资逻辑和英美投行不同。
我们不追求短期承销费。我们看重的是南洋的长期增长。港口改造之后,贸易量增加,我们的航运和仓储业务自然会有收益。
国债承销,我们只收极低的托管费,但债券的海外交易结算会走我们关联的瑞士清算网络。这部分有稳定的手续费。”
沈立人点了点头,但没有笑。他翻到方案最后一页,手指停在一条小字上:“海外承销与托管权,全权委托东方环球投资关联的瑞士信托。沈司长,这条是什么意思?”
施密特解释:“南洋国债要在伦敦、巴黎、苏黎世发行,需要一家有经验的海外托管机构。
瑞士信托有七十年的历史,保密性和稳定性都是顶级的。南洋政府不需要自己管理海外债券持有人名册,我们代为托管,每年提供对账单。”
沈立人沉默了几秒。他摘下眼镜,用绒布擦了擦,又重新戴上。“施密特先生,国债是国家的信用。
海外持有人名册如果不在我们手里,将来万一有纠纷,我们连债主是谁都不知道。”
施密特没有回避:“沈司长,国际债券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英美投行也是同样的条件。
而且我们提供的利率比英美低一个百分点,期限长五年。
南洋今年的财政缺口是四亿南洋元,如果错过这笔资金,港口扩建和海军配套基建就要推迟。”
沈立人把方案合上,放在桌角。“我需要和同僚讨论。施密特先生,请给我们几天时间。”
施密特站起来,微微鞠躬:“当然。我等沈司长的消息。”
他走出财政部大门时,吴启元跟了出来。吴启元把他拉到走廊拐角,压低声音:“施密特先生,沈司长这个人谨慎,但国库等不起。我会尽力推动。只是……”
他顿了一下,“方案里关于外资私人信贷分部的条款,能不能再细化?我们这边有些人担心监管问题。”
施密特看着他,微笑着说:“吴副司长,我们可以把信贷分部的业务范围限定在橡胶和锡矿的出口贸易融资。
不吸收本地存款,不涉及外汇兑换。这样监管上就没有障碍。”
吴启元点头,眼神里有一丝放松。“好。我会向沈司长汇报。”
施密特离开财政部,坐进车里。陈文贵在驾驶座上等着。车子发动后,施密特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财政部大楼。
沈立人站在二楼窗口,正看着他们的车。施密特收回目光,对陈文贵说:“沈立人是个麻烦。但吴启元可以用。”
七月八日,财政部内部会议。
会议室里坐着七个人。沈立人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东方环球投资的方案。吴启元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铅笔。
另外五个人是国债司、预算司、外汇司的负责人。
吴启元先开口:“南洋今年的财政缺口是四亿。英美投行的承销条件苛刻,利率高,期限短,还要求财政监督。
东方环球的条件更优惠,而且不附加监督条款。我建议接受他们的方案。”
预算司司长皱眉:“外资私人信贷分部,不受本土银行监管。这等于在南洋金融体系里开了一个口子。”
吴启元说:“他们的业务范围限定在出口贸易融资,不吸收存款,不涉及外汇兑换。风险可控。”
外汇司司长问:“海外债券托管权呢?如果债券持有人名册不在我们手里,将来出了问题怎么办?”
吴启元说:“国际债券都是这样。英美投行也一样。而且瑞士信托的保密性对我们也有好处。如果国内有人通过海外账户持有国债,我们不需要知道。”
沈立人一直保持沉默。他翻到方案附件,那里有一份东方环球投资提供的“港口改造设计草案”。
草案里写着:坤甸港扩建两个万吨级泊位,疏浚航道至八米,更新装卸设备,建设新仓库。
全部投资由东方环球承担,不占用国库资金。但作为回报,东方环球获得港口货运管理权和装卸定价权,期限二十五年。
沈立人把附件放下。“港口管理权,二十五年。这意味着马六甲海峡南洋一侧的货运调度、仓储分配、装卸定价,全部由一家瑞士公司决定。
关税收入依赖港口吞吐量。如果这家公司故意压低吞吐量,我们的关税就会减少。”
吴启元说:“他们有动力提高吞吐量。吞吐量越大,他们的管理费越多。”
沈立人摇头:“动力和权力是两回事。我们有权力,才能控制。他们没有权力,只有动力。动力会变。”
会议室沉默了几秒。沈立人把方案合上:“我的意见是,国债承销可以谈。港口管理权不能让。
外资信贷分部可以设,但必须接受本土银行监管。如果东方环球不同意,我们就找英美投行。”
吴启元没有再争。但他知道,沈立人的意见在财政部不是多数。国库的压力太大了。
海军部催着要钱造航母,交通部催着要钱修港口,资源部催着要钱升级橡胶产业。四亿南洋元的缺口,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胸口。
七月十二日,坤甸郊区,林氏橡胶园。
林顺发蹲在橡胶树的割口前,用手指抹了一下乳白色的胶液。胶液黏稠,带着一股酸味。
他今年五十三岁,福建安溪人,二十岁来南洋,从割胶工做起,攒了三十年,买了这片八百英亩的橡胶园。
园里有四万棵橡胶树,雇了六十个工人。前几年因为战争原因,橡胶价格好的时候,一磅能卖到一块二南洋元。
今年跌到了六毛。国际橡胶市场价格波动剧烈,伦敦和纽约的投机商在期货市场上翻云覆雨,南洋的中小园主只能被动接受。
……
财务主管托马斯·赖特,四十岁,英国人,伦敦特许会计师,曾在怡和洋行香港分行做账。
他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时习惯用铅笔在纸上画表格。
他的专长是离岸信托和多层嵌套账本。他随身带着两个皮面账本:一本是给南洋工商部门看的合规账,收支清楚,利润合理。
另一本是内部密账,用只有他和施密特能看懂的代号记录真实资金流向、代理人分红、以及每一笔从苏黎世流入南洋的暗钱。
矿业地质专家克劳斯·贝格,五十二岁,德国人,一战后从西里西亚流亡。
他曾在普鲁士地质调查所工作,对锡矿和石油地质有研究。
他的脸上有一道从颧骨到下巴的旧伤疤,是战后在柏林街头被退伍兵砍的。他沉默寡言,但眼睛很毒。
他看岩石标本时,会用舌头舔一下,然后闻味道。
他的公开身份是“欧洲矿业顾问”,真实任务是测绘婆罗洲内陆的锡矿和近海石油地质数据,采集岩芯样本,通过邮轮上的德国船员秘密送回苏黎世。
公关与慈善负责人伊芙琳·卡特,三十六岁,英国人,牛津毕业,曾在伦敦东区做过社会福利工作。
她身材高瘦,深褐色头发总是盘在脑后,说话声音低而稳。
她的任务是运营东南亚公益基金会,对接本地媒体,拜访南洋官员太太们,塑造东方环球投资的善意形象。
内部联络员雅各布·科恩,四十一岁,犹太裔,出生于阿姆斯特丹,曾在荷属东印度做过进出口生意。
他个子矮,走路很快,永远穿灰色西装,口袋里揣着三支不同颜色的铅笔。
他的任务是对接南洋本土代理人,所有现金、离岸股权分红,由他私下交付,不留纸面凭证。
他从不进东方环球投资的办公室,只在港口附近一家荷兰咖啡馆里见人。
七月五日,施密特第一次拜访南洋财政部。
财政部在坤甸老城一栋三层砖楼里,走廊狭窄,灯光昏暗,墙上挂着历任财政司长的画像。
国债司在二楼最里面。司长沈立人,四十八岁,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学财政,回国后在南洋财政部干了二十年。
他面容瘦削,戴金边眼镜,说话慢,但每句话都像用尺子量过。副司长吴启元,三十九岁,广东人,比沈立人年轻,也更急切。
他负责国债发行和外资准入的具体事务,最近正为南洋国债的承销问题焦头烂额。
施密特被引进沈立人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旧办公桌,两把硬木椅,墙上挂着一幅南洋财政收支表。
沈立人请他坐下,亲自倒了茶。茶是福建铁观音,汤色金黄。
“施密特先生,贵公司的方案我们看了。”沈立人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免费提供港口改造设计,低息承销国债,条件很优惠。但我想知道,东方环球投资的利润从哪里来?”
施密特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微微前倾,声音平和:“沈司长,欧洲私人资本联合体的投资逻辑和英美投行不同。
我们不追求短期承销费。我们看重的是南洋的长期增长。港口改造之后,贸易量增加,我们的航运和仓储业务自然会有收益。
国债承销,我们只收极低的托管费,但债券的海外交易结算会走我们关联的瑞士清算网络。这部分有稳定的手续费。”
沈立人点了点头,但没有笑。他翻到方案最后一页,手指停在一条小字上:“海外承销与托管权,全权委托东方环球投资关联的瑞士信托。沈司长,这条是什么意思?”
施密特解释:“南洋国债要在伦敦、巴黎、苏黎世发行,需要一家有经验的海外托管机构。
瑞士信托有七十年的历史,保密性和稳定性都是顶级的。南洋政府不需要自己管理海外债券持有人名册,我们代为托管,每年提供对账单。”
沈立人沉默了几秒。他摘下眼镜,用绒布擦了擦,又重新戴上。“施密特先生,国债是国家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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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没有回避:“沈司长,国际债券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英美投行也是同样的条件。
而且我们提供的利率比英美低一个百分点,期限长五年。
南洋今年的财政缺口是四亿南洋元,如果错过这笔资金,港口扩建和海军配套基建就要推迟。”
沈立人把方案合上,放在桌角。“我需要和同僚讨论。施密特先生,请给我们几天时间。”
施密特站起来,微微鞠躬:“当然。我等沈司长的消息。”
他走出财政部大门时,吴启元跟了出来。吴启元把他拉到走廊拐角,压低声音:“施密特先生,沈司长这个人谨慎,但国库等不起。我会尽力推动。只是……”
他顿了一下,“方案里关于外资私人信贷分部的条款,能不能再细化?我们这边有些人担心监管问题。”
施密特看着他,微笑着说:“吴副司长,我们可以把信贷分部的业务范围限定在橡胶和锡矿的出口贸易融资。
不吸收本地存款,不涉及外汇兑换。这样监管上就没有障碍。”
吴启元点头,眼神里有一丝放松。“好。我会向沈司长汇报。”
施密特离开财政部,坐进车里。陈文贵在驾驶座上等着。车子发动后,施密特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财政部大楼。
沈立人站在二楼窗口,正看着他们的车。施密特收回目光,对陈文贵说:“沈立人是个麻烦。但吴启元可以用。”
七月八日,财政部内部会议。
会议室里坐着七个人。沈立人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东方环球投资的方案。吴启元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铅笔。
另外五个人是国债司、预算司、外汇司的负责人。
吴启元先开口:“南洋今年的财政缺口是四亿。英美投行的承销条件苛刻,利率高,期限短,还要求财政监督。
东方环球的条件更优惠,而且不附加监督条款。我建议接受他们的方案。”
预算司司长皱眉:“外资私人信贷分部,不受本土银行监管。这等于在南洋金融体系里开了一个口子。”
吴启元说:“他们的业务范围限定在出口贸易融资,不吸收存款,不涉及外汇兑换。风险可控。”
外汇司司长问:“海外债券托管权呢?如果债券持有人名册不在我们手里,将来出了问题怎么办?”
吴启元说:“国际债券都是这样。英美投行也一样。而且瑞士信托的保密性对我们也有好处。如果国内有人通过海外账户持有国债,我们不需要知道。”
沈立人一直保持沉默。他翻到方案附件,那里有一份东方环球投资提供的“港口改造设计草案”。
草案里写着:坤甸港扩建两个万吨级泊位,疏浚航道至八米,更新装卸设备,建设新仓库。
全部投资由东方环球承担,不占用国库资金。但作为回报,东方环球获得港口货运管理权和装卸定价权,期限二十五年。
沈立人把附件放下。“港口管理权,二十五年。这意味着马六甲海峡南洋一侧的货运调度、仓储分配、装卸定价,全部由一家瑞士公司决定。
关税收入依赖港口吞吐量。如果这家公司故意压低吞吐量,我们的关税就会减少。”
吴启元说:“他们有动力提高吞吐量。吞吐量越大,他们的管理费越多。”
沈立人摇头:“动力和权力是两回事。我们有权力,才能控制。他们没有权力,只有动力。动力会变。”
会议室沉默了几秒。沈立人把方案合上:“我的意见是,国债承销可以谈。港口管理权不能让。
外资信贷分部可以设,但必须接受本土银行监管。如果东方环球不同意,我们就找英美投行。”
吴启元没有再争。但他知道,沈立人的意见在财政部不是多数。国库的压力太大了。
海军部催着要钱造航母,交通部催着要钱修港口,资源部催着要钱升级橡胶产业。四亿南洋元的缺口,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胸口。
七月十二日,坤甸郊区,林氏橡胶园。
林顺发蹲在橡胶树的割口前,用手指抹了一下乳白色的胶液。胶液黏稠,带着一股酸味。
他今年五十三岁,福建安溪人,二十岁来南洋,从割胶工做起,攒了三十年,买了这片八百英亩的橡胶园。
园里有四万棵橡胶树,雇了六十个工人。前几年因为战争原因,橡胶价格好的时候,一磅能卖到一块二南洋元。
今年跌到了六毛。国际橡胶市场价格波动剧烈,伦敦和纽约的投机商在期货市场上翻云覆雨,南洋的中小园主只能被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