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征途，开局从领主到文明领航 第443章 土里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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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梯田里的土豆种下了。
老周带着他的“土豆小队”忙活了整整十天。五十亩示范田被分成五个区块，每个区块种不同的品种——有从南边商人那里换来的“红皮薯”，有本地野生的“山土豆”，还有老周自己用块茎选育的“周氏大薯”。
种法也讲究。不是随便挖坑埋进去就行，要测株距、行距，要施底肥——用的是农事小组特制的“三合堆肥”：草木灰、腐叶土、加上寨子粪坑里沤了三个月的人畜粪便。
“肥得流油啊！”老周抓了一把肥土，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不但不嫌臭，反而陶醉地眯起眼，“这肥力，种啥都疯长！”
石头被分到土豆小队当学徒。这少年学东西快，老周说一遍他就记住，还能举一反三。老周教他：“土豆喜凉怕热，咱们这儿春种夏收正好。但要注意排水，水多了烂根。”
石头蹲在地头，看着刚埋下的种薯，问：“周爷，您说这土豆真能亩产三百斤？”
“保守估计。”老周搓着手，“我前年试种那几棵，一棵就结了五六斤。按一亩两千株算……你算算？”
石头心算：“一万斤？不可能！”
“想啥呢！”老周拍他脑袋，“那是理想情况。实际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但就算一千斤，也比种麦子强——麦子亩产才一百多斤。”
“那为啥以前没人种？”
“没种子，没技术。”老周叹气，“老百姓种地，求稳。麦子、谷子种了几千年，虽然产量低，但保险。新东西，万一绝收了，全家饿死。谁敢试？”
“那咱们现在敢试？”
“因为寨主敢担风险。”老周望向寨子方向，“他给咱们兜底呢。”
确实，陆弘为梯田工程准备了专项储备粮——五千斤麦子，专门用于补充分田户可能出现的缺口。这举动让许多观望的寨民安了心，陆续有二十多户申请在二期梯田分地。
土豆种下后，老周每天都要去田里转几圈。看发芽了没有，看有没有病虫害，看水渠通不通。石头跟着他，学了不少东西：怎么辨认叶斑病，怎么捉地老虎，怎么判断土壤湿度。
四月中旬，土豆苗齐刷刷地冒出来了，嫩绿的叶子在春风中摇曳。老周激动得像个孩子，拉着陆弘来看：“寨主您瞧，出苗率九成以上！好兆头！”
陆弘蹲下细看，苗子健壮，田埂牢固，水渠里清水潺潺。他拍拍手上的土：“周老，您是大功臣。”
“不敢当不敢当。”老周搓着手，“是寨主的法子好。这梯田，这堆肥，这选种……老祖宗几千年没想明白的事，您给想明白了。”
“不是我想明白的。”陆弘摇头，“是大家一块儿试出来的。对了，我有个想法。”
“您说。”
“在梯田边上立块牌子，写上‘第一号示范田’，再写清楚：哪年哪月开垦，用了什么肥，种了什么品种，亩产目标多少。以后每块田都这么记，几年下来，就是一部活教材。”
老周眼睛一亮：“这主意好！谁干了啥，干得怎么样，白纸黑字记着，后人也能学！”
“不止。”陆弘说，“还要定期开‘田头会’，把种得好的、种得差的人都叫来，现场说经验、说教训。农事不是闭门造车，得交流。”
老周连连点头：“我这就去办！”
梯田的成功，带动了寨子农业的整体革新。农事小组趁热打铁，开始推广堆肥技术和选种方法。
堆肥还好说，毕竟看得见摸得着。农事小组在寨子四个角落各建了一个堆肥场，派人专门管理，教寨民怎么分层堆草、怎么翻堆、怎么判断腐熟。还设立了“优质堆肥奖”，每月评选，奖励贡献点。
选种就难了。老农们习惯了“留种”——每年收成时，挑些饱满的穗子留作种子。但要他们专门划出“种子田”，精心管理，单独收储，很多人嫌麻烦。
“俺种了一辈子地，不也活过来了？”一个姓王的老汉嘟囔，“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干啥？”
柳明漪亲自去做工作。她不讲大道理，而是把老汉请到统筹司，给他看数据：“王伯，您看，这是您家过去三年的亩产：一百一十斤，一百零五斤，九十八斤。为啥越来越低？”
王老汉一愣：“年成不好呗。”
“那为什么老周家能稳定在一百二十斤以上？”柳明漪拿出另一份数据，“因为他每年都选最壮的穗子留种。三年下来，他家的种子比您家的壮实，抗病强，产量自然高。”
她又拿出一个陶罐，倒出两种麦粒：“您摸摸，比比。”
王老汉抓起一把，左手的麦粒饱满均匀，右手的干瘪大小不一。高下立判。
“这……真是老周家的？”
“千真万确。”柳明漪说，“王伯，我们不强迫，但希望您试试。划出半亩地当种子田，按我们的方法管理，种子我们提供。秋收时如果产量没提高，我们赔您损失；如果提高了，您把多收的粮食分三成给寨子当种子费，剩下的都是您的。”
条件优厚，王老汉心动了：“那……试试？”
“试试！”柳明漪笑，“不光您试，咱们找十户愿意试的人家，一起试。谁试成了，名字刻在农事榜上，让全寨都看见！”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十户示范户很快凑齐，农事小组给他们发了特制的种子，教了他们“穗选法”：扬花时去杂去劣，灌浆时拔除病株，收获时单收单打单藏。
王老汉半信半疑地照做了。他家的半亩种子田成了全寨的焦点，每天都有好奇的人来看。老汉一开始不好意思，后来也豁出去了，逢人就讲：“瞧见没？这穗子，多壮！这秆子，多硬！”
四月底，巡回医疗队带回了更令人振奋的消息。
第二支医疗队去了黑虎寨，不仅治好了痢疾，还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奇特的草药。带队医官是苏婉本人，她指着带回的一捆植物向陆弘汇报：“寨主，这叫‘三七’，止血神药！黑虎寨的后山长了一大片，当地人只当是野草。”
陆弘仔细看：植株不高，叶子像手掌，根部粗壮。他前世听说过三七的大名，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没想到这个世界也有。
“功效验证了吗？”
“验证了！”苏婉兴奋地说，“我们试了三个外伤病人：一个刀伤，一个摔伤，一个疮痈。用三七粉外敷，止血速度比咱们的金疮药快一倍，而且不易化脓。”
“好！”陆弘拍案，“组织人手，采集种子，在咱们药圃里试种。另外，跟黑虎寨谈，长期收购新鲜三七，价格从优。”
“已经谈好了。”苏婉说，“黑虎寨头目说了，只要咱们继续提供医疗帮助，三七要多少有多少，价钱好商量。”
医疗和农业的双重突破，让寨子士气高涨。但陆弘没被冲昏头脑，他清楚，系统内部的问题也在发酵。
那天，码头仲裁点出了件事。
一个从下游来的商人，运了一船陶器来卖。按码头新规，外来商户要交“摊位费”五十文。商人交了钱，领了摊位牌，开始摆摊。
摆到一半，仲裁点的一个年轻吏员过来检查，说他的摊位“超出划线三寸”，要罚款二十文。商人争辩：“我就超了一点点，而且没人告诉我划线在哪儿！”
吏员板着脸：“规定就是规定，超一寸也是超。”
两人吵起来，引来围观。商人气得要把摊子掀了：“不卖了！退钱！”
正好陆弘路过码头，听到喧哗过来看。问明情况，他先让商人冷静，然后问那个吏员：“你第一次发现他超线时，有没有口头警告，给他改正机会？”
吏员愣了：“没有……规定没说必须警告。”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陆弘说，“他第一次来，不熟悉咱们的划线，情有可原。你作为管理人员，应该先提醒，再警告，最后才处罚。一上来就罚，是管理还是刁难？”
吏员脸红了：“寨主，我……我只是严格执行规定。”
“执行规定没错，但目的呢？”陆弘问，“规定是为了维持码头秩序，方便交易。你现在把他气走了，交易没了，秩序乱了吗？目的达到了吗？”
吏员哑口无言。
陆弘当场宣布：“这次不罚款，口头警告。但吏员的工作方法有问题，记一次过失，罚没当月绩效奖金。另外，码头要完善标识，把划线标清楚，立牌子写明白。再有新商户来，管理人员要先讲解规矩。”
处理完，他召集所有吏员开会。
“我知道你们很努力，想把事情做好。”陆弘看着下面一张张年轻的脸，“但我要提醒大家：咱们建立系统，制定规则，是为了服务人，不是折腾人。如果为了执行规则而损害了服务对象，那就是本末倒置。”
他讲了个故事：“古代有个县官，特别清廉，也特别死板。有年大旱，朝廷下令减免赋税。县官严格执行，连受灾最重的村子也一分不免。结果呢？村子饿死了一半人。事后朝廷问责，县官理直气壮：‘我严格执行了朝廷法令啊！’你们说，他错没错？”
下面有人小声说：“错了……但错在哪？”
“错在忘了法令的目的。”陆弘说，“减免赋税的目的是救灾，是让百姓活命。他光顾着执行‘法令’，忘了‘目的’，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用程序正义掩盖实质不义。”
他顿了顿：“咱们现在也有这个苗头。码头超线三寸要罚款，申请表填错一个字要重填，病人来看病因为没带身份牌被拒之门外……这些事，看似合规，实则伤民。长期下去，百姓会对系统失去信任，系统就离崩溃不远了。”
吏员们低头沉思。
“所以从今天起，我要加一条考核标准：不仅要看你们‘做了多少事’，还要看‘解决了多少问题’。如果一个人整天忙忙碌碌，但经手的事纠纷不断、投诉连连，那他再‘合规’也不是好吏员。反之，如果一个人能灵活处理问题，让服务对象满意，哪怕他偶尔‘违规’，也是好吏员。”
这标准一出，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是那些头脑灵活、善于沟通的人；忧的是那些只会照章办事、怕担责任的人。
柳明漪会后对陆弘说：“寨主，您这标准好是好，但执行起来难。怎么界定‘灵活处理’和‘违规操作’的界限？”
“所以要有监督。”陆弘说，“我打算成立‘效能监察组’，由你牵头，从寨民中选几个正直敢言的人，不定时抽查各部门工作。发现问题，不直接处理，而是报上来，咱们一起分析、定性、然后修正规则或培训人员。”
“另外，”他补充，“要建立‘容错机制’。只要不是出于私心、不是重大损失，因尝试新方法而犯的错，可以减轻甚至免于处罚。但要写‘错事录’，分析原因，分享教训，避免再犯。”
柳明漪点头：“我明白了。既要防官僚主义，也要防无政府主义。要在规则和灵活之间找平衡。”
“对。”陆弘说，“这就像种地，太松了不长庄稼，太紧了憋死苗。得松紧适度。”
四月的最后一天，梯田那边传来喜讯：土豆开始开花了。
白色、紫色的小花点缀在绿叶间，远远看去像一片碎花毯子。老周说，开花就意味着地下开始结薯了。他小心翼翼挖开一株查看，果然，根部已经结了小指头大的块茎。
“成了！”老周老泪纵横，“真的成了！”
消息传开，寨民们纷纷跑来看稀奇。原来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也信服了。申请二期梯田分地的户数，一下子增加到五十多户。
陆弘站在梯田最高处，俯瞰一层层的绿色。春风拂面，带来泥土和植物的清香。
他想，这就是系统的生命力：一点一点试错，一点一点积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像这些土豆，从陌生的块茎，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成为养活人的粮食。
但系统也像这梯田，需要精心维护。田埂不夯会垮，水渠不疏会堵，病虫害不防治会绝收。官僚主义、僵化、内耗，就是系统的病虫害。
所以，要时刻警惕，时刻修正。
远处，学堂的钟声响起。今天是休沐日，孩子们不用上课，一群半大少年正在田埂上奔跑嬉戏。其中就有石头，他现在是土豆小队的“明星学徒”，被孩子们围着问这问那。
“石头哥，土豆真能当饭吃吗？”
“能！煮熟了，烤熟了，都好吃！”
“比麦饭好吃？”
“比麦饭顶饿！寨主说了，等收了土豆，让食堂做给大家尝尝！”
孩子们欢呼。对他们来说，未来的美好，就是一顿没吃过的好饭。
陆弘笑了。也许，系统的终极意义，就是让这些孩子能安心地期待一顿好饭，而不是在饥饿和恐惧中长大。
这就够了。
他走下梯田，老周迎上来：“寨主，二期工程什么时候开工？好多人都等不及了！”
“明天就开。”陆弘说，“但这次，咱们换个方式。”
“什么方式？”
“分包到户。”陆弘说，“把要开的梯田划成块，每户承包一块，自己开垦，自己管理，收获归己，只交三成给寨子当公粮。寨子提供工具、种子、技术指导，还保底收购。”
老周琢磨：“这……他们愿意吗？”
“愿意。”陆弘自信地说，“自己给自己干，最有劲。而且，寨子保底收购，他们不愁卖，风险小。这叫‘责任制’，比大锅饭效率高。”
“责任制……”老周念叨着，“好词，好办法！”
当天下午，寨子贴出告示：二期梯田五百亩，分包到户，即日起报名。
告示前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报名，生怕晚了抢不到。王老汉挤在最前面，大声喊：“给俺来十亩！俺全家老小齐上阵！”
负责登记的吏员笑：“王伯，您家才六口人，开得了十亩吗？”
“开得了！”王老汉拍胸脯，“俺大儿子、二儿子都是壮劳力，儿媳妇也能帮忙。再不行，俺雇两个人！寨主说了，允许雇工，只要按规矩给工钱就行！”
人群哄笑，气氛热烈。
陆弘在不远处看着，心中感慨：人的积极性一旦调动起来，能量是无穷的。
但高兴之余，他也注意到一些细节：有人为了多报名额，虚报家庭人口；有人想承包靠近水源的好地，偷偷给吏员塞钱；还有人想联合几户承包大片地，当“二地主”。
这些，都是新问题。
系统就是在解决问题中成长的。陆弘想，明天要召集吏员，制定分包细则：如何核实人口，如何分配地块，如何防止土地兼并，如何监管雇工待遇……
路还长，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远。
夕阳西下，梯田披上金辉。陆弘转身回寨，身后是喧闹的人群和充满希望的田野。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老周带着他的“土豆小队”忙活了整整十天。五十亩示范田被分成五个区块，每个区块种不同的品种——有从南边商人那里换来的“红皮薯”，有本地野生的“山土豆”，还有老周自己用块茎选育的“周氏大薯”。
种法也讲究。不是随便挖坑埋进去就行，要测株距、行距，要施底肥——用的是农事小组特制的“三合堆肥”：草木灰、腐叶土、加上寨子粪坑里沤了三个月的人畜粪便。
“肥得流油啊！”老周抓了一把肥土，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不但不嫌臭，反而陶醉地眯起眼，“这肥力，种啥都疯长！”
石头被分到土豆小队当学徒。这少年学东西快，老周说一遍他就记住，还能举一反三。老周教他：“土豆喜凉怕热，咱们这儿春种夏收正好。但要注意排水，水多了烂根。”
石头蹲在地头，看着刚埋下的种薯，问：“周爷，您说这土豆真能亩产三百斤？”
“保守估计。”老周搓着手，“我前年试种那几棵，一棵就结了五六斤。按一亩两千株算……你算算？”
石头心算：“一万斤？不可能！”
“想啥呢！”老周拍他脑袋，“那是理想情况。实际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但就算一千斤，也比种麦子强——麦子亩产才一百多斤。”
“那为啥以前没人种？”
“没种子，没技术。”老周叹气，“老百姓种地，求稳。麦子、谷子种了几千年，虽然产量低，但保险。新东西，万一绝收了，全家饿死。谁敢试？”
“那咱们现在敢试？”
“因为寨主敢担风险。”老周望向寨子方向，“他给咱们兜底呢。”
确实，陆弘为梯田工程准备了专项储备粮——五千斤麦子，专门用于补充分田户可能出现的缺口。这举动让许多观望的寨民安了心，陆续有二十多户申请在二期梯田分地。
土豆种下后，老周每天都要去田里转几圈。看发芽了没有，看有没有病虫害，看水渠通不通。石头跟着他，学了不少东西：怎么辨认叶斑病，怎么捉地老虎，怎么判断土壤湿度。
四月中旬，土豆苗齐刷刷地冒出来了，嫩绿的叶子在春风中摇曳。老周激动得像个孩子，拉着陆弘来看：“寨主您瞧，出苗率九成以上！好兆头！”
陆弘蹲下细看，苗子健壮，田埂牢固，水渠里清水潺潺。他拍拍手上的土：“周老，您是大功臣。”
“不敢当不敢当。”老周搓着手，“是寨主的法子好。这梯田，这堆肥，这选种……老祖宗几千年没想明白的事，您给想明白了。”
“不是我想明白的。”陆弘摇头，“是大家一块儿试出来的。对了，我有个想法。”
“您说。”
“在梯田边上立块牌子，写上‘第一号示范田’，再写清楚：哪年哪月开垦，用了什么肥，种了什么品种，亩产目标多少。以后每块田都这么记，几年下来，就是一部活教材。”
老周眼睛一亮：“这主意好！谁干了啥，干得怎么样，白纸黑字记着，后人也能学！”
“不止。”陆弘说，“还要定期开‘田头会’，把种得好的、种得差的人都叫来，现场说经验、说教训。农事不是闭门造车，得交流。”
老周连连点头：“我这就去办！”
梯田的成功，带动了寨子农业的整体革新。农事小组趁热打铁，开始推广堆肥技术和选种方法。
堆肥还好说，毕竟看得见摸得着。农事小组在寨子四个角落各建了一个堆肥场，派人专门管理，教寨民怎么分层堆草、怎么翻堆、怎么判断腐熟。还设立了“优质堆肥奖”，每月评选，奖励贡献点。
选种就难了。老农们习惯了“留种”——每年收成时，挑些饱满的穗子留作种子。但要他们专门划出“种子田”，精心管理，单独收储，很多人嫌麻烦。
“俺种了一辈子地，不也活过来了？”一个姓王的老汉嘟囔，“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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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汉抓起一把，左手的麦粒饱满均匀，右手的干瘪大小不一。高下立判。
“这……真是老周家的？”
“千真万确。”柳明漪说，“王伯，我们不强迫，但希望您试试。划出半亩地当种子田，按我们的方法管理，种子我们提供。秋收时如果产量没提高，我们赔您损失；如果提高了，您把多收的粮食分三成给寨子当种子费，剩下的都是您的。”
条件优厚，王老汉心动了：“那……试试？”
“试试！”柳明漪笑，“不光您试，咱们找十户愿意试的人家，一起试。谁试成了，名字刻在农事榜上，让全寨都看见！”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十户示范户很快凑齐，农事小组给他们发了特制的种子，教了他们“穗选法”：扬花时去杂去劣，灌浆时拔除病株，收获时单收单打单藏。
王老汉半信半疑地照做了。他家的半亩种子田成了全寨的焦点，每天都有好奇的人来看。老汉一开始不好意思，后来也豁出去了，逢人就讲：“瞧见没？这穗子，多壮！这秆子，多硬！”
四月底，巡回医疗队带回了更令人振奋的消息。
第二支医疗队去了黑虎寨，不仅治好了痢疾，还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奇特的草药。带队医官是苏婉本人，她指着带回的一捆植物向陆弘汇报：“寨主，这叫‘三七’，止血神药！黑虎寨的后山长了一大片，当地人只当是野草。”
陆弘仔细看：植株不高，叶子像手掌，根部粗壮。他前世听说过三七的大名，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没想到这个世界也有。
“功效验证了吗？”
“验证了！”苏婉兴奋地说，“我们试了三个外伤病人：一个刀伤，一个摔伤，一个疮痈。用三七粉外敷，止血速度比咱们的金疮药快一倍，而且不易化脓。”
“好！”陆弘拍案，“组织人手，采集种子，在咱们药圃里试种。另外，跟黑虎寨谈，长期收购新鲜三七，价格从优。”
“已经谈好了。”苏婉说，“黑虎寨头目说了，只要咱们继续提供医疗帮助，三七要多少有多少，价钱好商量。”
医疗和农业的双重突破，让寨子士气高涨。但陆弘没被冲昏头脑，他清楚，系统内部的问题也在发酵。
那天，码头仲裁点出了件事。
一个从下游来的商人，运了一船陶器来卖。按码头新规，外来商户要交“摊位费”五十文。商人交了钱，领了摊位牌，开始摆摊。
摆到一半，仲裁点的一个年轻吏员过来检查，说他的摊位“超出划线三寸”，要罚款二十文。商人争辩：“我就超了一点点，而且没人告诉我划线在哪儿！”
吏员板着脸：“规定就是规定，超一寸也是超。”
两人吵起来，引来围观。商人气得要把摊子掀了：“不卖了！退钱！”
正好陆弘路过码头，听到喧哗过来看。问明情况，他先让商人冷静，然后问那个吏员：“你第一次发现他超线时，有没有口头警告，给他改正机会？”
吏员愣了：“没有……规定没说必须警告。”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陆弘说，“他第一次来，不熟悉咱们的划线，情有可原。你作为管理人员，应该先提醒，再警告，最后才处罚。一上来就罚，是管理还是刁难？”
吏员脸红了：“寨主，我……我只是严格执行规定。”
“执行规定没错，但目的呢？”陆弘问，“规定是为了维持码头秩序，方便交易。你现在把他气走了，交易没了，秩序乱了吗？目的达到了吗？”
吏员哑口无言。
陆弘当场宣布：“这次不罚款，口头警告。但吏员的工作方法有问题，记一次过失，罚没当月绩效奖金。另外，码头要完善标识，把划线标清楚，立牌子写明白。再有新商户来，管理人员要先讲解规矩。”
处理完，他召集所有吏员开会。
“我知道你们很努力，想把事情做好。”陆弘看着下面一张张年轻的脸，“但我要提醒大家：咱们建立系统，制定规则，是为了服务人，不是折腾人。如果为了执行规则而损害了服务对象，那就是本末倒置。”
他讲了个故事：“古代有个县官，特别清廉，也特别死板。有年大旱，朝廷下令减免赋税。县官严格执行，连受灾最重的村子也一分不免。结果呢？村子饿死了一半人。事后朝廷问责，县官理直气壮：‘我严格执行了朝廷法令啊！’你们说，他错没错？”
下面有人小声说：“错了……但错在哪？”
“错在忘了法令的目的。”陆弘说，“减免赋税的目的是救灾，是让百姓活命。他光顾着执行‘法令’，忘了‘目的’，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用程序正义掩盖实质不义。”
他顿了顿：“咱们现在也有这个苗头。码头超线三寸要罚款，申请表填错一个字要重填，病人来看病因为没带身份牌被拒之门外……这些事，看似合规，实则伤民。长期下去，百姓会对系统失去信任，系统就离崩溃不远了。”
吏员们低头沉思。
“所以从今天起，我要加一条考核标准：不仅要看你们‘做了多少事’，还要看‘解决了多少问题’。如果一个人整天忙忙碌碌，但经手的事纠纷不断、投诉连连，那他再‘合规’也不是好吏员。反之，如果一个人能灵活处理问题，让服务对象满意，哪怕他偶尔‘违规’，也是好吏员。”
这标准一出，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是那些头脑灵活、善于沟通的人；忧的是那些只会照章办事、怕担责任的人。
柳明漪会后对陆弘说：“寨主，您这标准好是好，但执行起来难。怎么界定‘灵活处理’和‘违规操作’的界限？”
“所以要有监督。”陆弘说，“我打算成立‘效能监察组’，由你牵头，从寨民中选几个正直敢言的人，不定时抽查各部门工作。发现问题，不直接处理，而是报上来，咱们一起分析、定性、然后修正规则或培训人员。”
“另外，”他补充，“要建立‘容错机制’。只要不是出于私心、不是重大损失，因尝试新方法而犯的错，可以减轻甚至免于处罚。但要写‘错事录’，分析原因，分享教训，避免再犯。”
柳明漪点头：“我明白了。既要防官僚主义，也要防无政府主义。要在规则和灵活之间找平衡。”
“对。”陆弘说，“这就像种地，太松了不长庄稼，太紧了憋死苗。得松紧适度。”
四月的最后一天，梯田那边传来喜讯：土豆开始开花了。
白色、紫色的小花点缀在绿叶间，远远看去像一片碎花毯子。老周说，开花就意味着地下开始结薯了。他小心翼翼挖开一株查看，果然，根部已经结了小指头大的块茎。
“成了！”老周老泪纵横，“真的成了！”
消息传开，寨民们纷纷跑来看稀奇。原来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也信服了。申请二期梯田分地的户数，一下子增加到五十多户。
陆弘站在梯田最高处，俯瞰一层层的绿色。春风拂面，带来泥土和植物的清香。
他想，这就是系统的生命力：一点一点试错，一点一点积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像这些土豆，从陌生的块茎，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成为养活人的粮食。
但系统也像这梯田，需要精心维护。田埂不夯会垮，水渠不疏会堵，病虫害不防治会绝收。官僚主义、僵化、内耗，就是系统的病虫害。
所以，要时刻警惕，时刻修正。
远处，学堂的钟声响起。今天是休沐日，孩子们不用上课，一群半大少年正在田埂上奔跑嬉戏。其中就有石头，他现在是土豆小队的“明星学徒”，被孩子们围着问这问那。
“石头哥，土豆真能当饭吃吗？”
“能！煮熟了，烤熟了，都好吃！”
“比麦饭好吃？”
“比麦饭顶饿！寨主说了，等收了土豆，让食堂做给大家尝尝！”
孩子们欢呼。对他们来说，未来的美好，就是一顿没吃过的好饭。
陆弘笑了。也许，系统的终极意义，就是让这些孩子能安心地期待一顿好饭，而不是在饥饿和恐惧中长大。
这就够了。
他走下梯田，老周迎上来：“寨主，二期工程什么时候开工？好多人都等不及了！”
“明天就开。”陆弘说，“但这次，咱们换个方式。”
“什么方式？”
“分包到户。”陆弘说，“把要开的梯田划成块，每户承包一块，自己开垦，自己管理，收获归己，只交三成给寨子当公粮。寨子提供工具、种子、技术指导，还保底收购。”
老周琢磨：“这……他们愿意吗？”
“愿意。”陆弘自信地说，“自己给自己干，最有劲。而且，寨子保底收购，他们不愁卖，风险小。这叫‘责任制’，比大锅饭效率高。”
“责任制……”老周念叨着，“好词，好办法！”
当天下午，寨子贴出告示：二期梯田五百亩，分包到户，即日起报名。
告示前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报名，生怕晚了抢不到。王老汉挤在最前面，大声喊：“给俺来十亩！俺全家老小齐上阵！”
负责登记的吏员笑：“王伯，您家才六口人，开得了十亩吗？”
“开得了！”王老汉拍胸脯，“俺大儿子、二儿子都是壮劳力，儿媳妇也能帮忙。再不行，俺雇两个人！寨主说了，允许雇工，只要按规矩给工钱就行！”
人群哄笑，气氛热烈。
陆弘在不远处看着，心中感慨：人的积极性一旦调动起来，能量是无穷的。
但高兴之余，他也注意到一些细节：有人为了多报名额，虚报家庭人口；有人想承包靠近水源的好地，偷偷给吏员塞钱；还有人想联合几户承包大片地，当“二地主”。
这些，都是新问题。
系统就是在解决问题中成长的。陆弘想，明天要召集吏员，制定分包细则：如何核实人口，如何分配地块，如何防止土地兼并，如何监管雇工待遇……
路还长，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远。
夕阳西下，梯田披上金辉。陆弘转身回寨，身后是喧闹的人群和充满希望的田野。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