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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零悍女,开局守孝,拳打渣爹 第225章 动手

    三车厢那边同时动了手。方列车长看了一下手表,三点四十五分。

    他朝两个乘警点了一下头。那个中等身材的乘警走上前去,弯下腰,一只手按住了老大娘放在包袱上的手。乘警的手很有力,扣住了她的手腕,老大娘在睡眠中感觉到有人碰她,猛地一惊,眼睛还没睁开就喊了一句:“谁?”

    “列车上的。”乘警的声音不大,但很沉稳,“请你起来一下,有几句话要问你。”

    老大娘睁开眼睛,看见面前站着一个穿着制服的乘警,脸色骤然大变。她猛地坐起来,包袱被她带了一下,从座位上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没顾得上去捡,眼睛瞪着乘警,声音一下子拔高了许多,尖锐刺耳:“你们抓我?凭什么抓我?我犯什么法了?我儿子可在部队上,你们谁敢动我一下试试!”她的声音在硬座车厢里回荡。周围趴着睡觉的人都被惊醒了,纷纷直起身子,揉着眼睛往这边看。有人问怎么了,有人说是警察抓人,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站起来探头探脑地看。

    那个年轻乘警弯腰把掉在地上的包袱捡起来,放在座位上,拉开拉链,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件男式衣裳、一包红糖、几块腊肉,还有一条烟。看起来像是一个去探亲的老人带的东西,很普通,看不出什么问题。但乘警在包袱的夹层里摸到了一个硬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沓钱,用橡皮筋捆着,整整一千块。在80年代初,一千块是很大的数目,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一个农村老太太去部队看儿子,带一千块现金,不合理。

    “你儿子在哪个部队?”乘警问。

    老大娘愣了一下,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来。她的目光闪烁了一下,不敢正眼看乘警,转向窗户看了一眼又赶紧转回来。这个反应让方列车长心里有了数。他朝乘警微微点头,乘警把老大娘从座位上扶了起来,让她站起来。

    “先跟我走一趟。”

    老大娘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说:“我儿子真是部队的……我不骗你们……”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底气不足了。

    整个三车厢都轰动了。睡着的全醒了,站着的、坐着的、趴着的,都在看。车厢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有人说看着像好人呐,怎么被抓了?有人说人不可貌相,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人说她刚才说儿子在部队,是不是真的?有人接话,在部队也不能犯法啊。声音嘈杂,目光追着老大娘,从车厢这头跟到车厢那头。

    三车厢的抓捕和九车厢几乎是同时进行,两边的时间差不超过两分钟。三点四十六分,离火车到站还有两分钟。如果动手再晚一点,那对男女很可能就带着那个被下药的姑娘下了车,出了站,消失在茫茫人海里。到那时候再想找她们,就难了。

    九车厢里,徐建国站在12号铺位旁边,看着那个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的姑娘,心里沉了一下。二十出头的年纪,和他女儿差不多大,碎花布衫的领口微微皱起,辫子松了,几缕头发散落在枕头上。

    他弯下腰,一只手伸进被子底下,托住姑娘的肩胛,另一只手托住她的膝弯,把人从铺位上抱了起来。姑娘比看起来轻得多,瘦得很。他抱紧了一些,转身往过道走。孙乘警给他在前面开路,把站在过道里看热闹的乘客劝回去,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

    “让一让,让一让,病人需要救治。”孙乘警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明黄色的制服在昏暗的车厢里移动得很慢,过道太窄了,两边的乘客往铺位上缩,把腿收起来,把胳膊也收起来,让出来的空间只够一个人侧着身子通过。徐建国抱着姑娘一步一步走,步伐很稳,怀里的姑娘头垂在他的臂弯里,辫子垂下来一晃一晃的,碎花布衫的袖口被揉皱了,一只鞋子在抱起来的时候蹭掉了,露出来的脚穿着一只白袜子,袜底有点黑。孙乘警捡起那只布鞋,跟在后面。“卫生员在哪儿?”徐建国的声音不大但很闷。

    “在七车厢,卧铺那头的乘务室旁边,已经让人去叫了。”孙乘警加快了两步。

    七车厢离九车厢不远,但过道太窄了,人多,走不快。有人看见抱着病人走过来,主动让路。有人在后面议论,声音不大,但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徐建国听着那些声音,听见有人说“可怜”,有人说“作孽”,没理会,只管往前走。

    三点四十八分,火车减速了,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慢下来,车身轻轻晃了一下。窗外的黑暗中出现了零星的灯火,然后是成片的灯光,站台的轮廓渐渐清晰。火车缓缓驶入站台,减速,惯性让人微微前倾。徐建国抱着姑娘,站在过道里跟着火车的节奏晃了一下,稳住身子。有人提着行李走向车门,有人从铺位上下来穿鞋,有几个人的视线往这边扫,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乘警们已经在车门处就位了,把那一男一女挡在车门内,不让任何人下车。广播里响起列车员的播报声,报站,提醒乘客带好行李。

    车窗外,站台上灯火通明,几盏高压钠灯把水泥地面照得惨白,有几个等车的旅客提着行李站在站台上往车窗里看。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身猛地一颤,彻底不动了。铁轮刹车的金属摩擦声尖锐刺耳,车窗外有人从站台边探着身子往车厢里张望。徐建国没停步,从人群中挤过去,在七车厢的乘务室门口停下来。

    卫生员已经在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白大褂,头发一丝不苟地掖在白帽子里,挎着药箱,正在乘务室门口站着。看见徐建国抱过来,把药箱放在地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听诊器和血压计,动作利索。

    “放这儿。”卫生员指了指乘务室里面的行军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