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嫁冷面军少,海岛随军怀五胎 第367章 红星改制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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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院士这是在搞什么?让小孩跟花说话?”
温文宁没有回头,提着二宝的药箱出了教学楼。
李卫国等在门外,怀里抱着牛皮纸袋,衬衣后背被汗水湿了一片。
“温总,批复下来了。”
“哪份批复?”
“红星厂股份制改革的正式批复,主管部门和军方的章都盖齐了,工商登记材料也核准了。”
“员工持股方案通过了吗?”
“通过了,百分之十四,一分没减。”
李卫国把文件袋递过来,手却没有松开。
“还有个麻烦,厂里几个老工人听说改制,堵在会议室不肯签确认书。”
“为什么?”
“他们怕股份制一改,红星厂就成了私人厂子。往后厂长想开谁就开谁,退休待遇也没人管。”
“霍天佑到了吗?”
“早上刚从深圳回来,正在厂里解释。”
“解释没用。没听明白的人,只会以为他在劝大家卖厂。”
“这要怎么办?”
“回厂,让他们当面问。”
红星厂驻京办会议室里坐着三十多名职工代表。
桌上摆着改制方案,没人去翻。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钳工先站起来。
“温总,我在红星干了二十八年。厂里只有两间平房的时候,我就在。”
“现在突然改成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还是国家厂子的工人吗?”
“红星厂改制以后,国家和军方仍然持有股份,企业还要接受主管部门监管。”
“您为什么占百分之五十一?”
“技术、生产线、国际认证和扩建资金主要由我投入。评估机构按资产和技术价值,核定了这个比例。”
老钳工接着问:“您占一半多,这厂是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
“重大经营事项由董事会表决。涉及军品生产、国家任务和保密项目,还要经过军方代表同意。”
“我能决定经营方向,不能把国家任务改成个人买卖。”
另一名女工拿起方案。
“员工持股百分之十四,分到每个人手里能有多少?”
“按工龄、岗位贡献和技术等级分配。普通职工也有,管理层不准多拿。”
“股份要我们掏钱买吗?”
“基础份额可以用改制奖励和历年积累折算。超过基础份额的部分,自愿认购。”
“不想买呢?”
“不强迫,工资和原有待遇不受影响。”
有人在后排问:“以后厂子赔了,是不是让工人拿家里的钱填?”
“有限责任,只以认购股份为限,不追你们的房子和存款。”
“要是赚了呢?”
“按持股比例分红,工资照常发。”
老钳工又问:“要是公司效益不好,会不会裁人?”
“谁也不能保证一个岗位几十年不变。”
会议室里起了议论。
李卫国想开口,温文宁抬手拦住他。
“我今天可以说永远不裁人,大家听着舒坦。过几年生产线换了,产品卖不出去,这句话只剩骗人。”
“红星不会拿改制当借口赶老工人,也不会把没有订单的岗位一直留着耗钱。”
“岗位调整以前,厂里负责培训。能转岗的转岗,达到退休条件的按政策办,因工受伤的待遇不能动。”
女工问:“技术学不会怎么办?”
“培训一回不行就两回。实在不能适应新生产线,可以转到质检辅助、仓储或后勤岗位。”
“公司要提高效率,人也得有去处。”
老钳工翻开方案,找到股权结构那一页。
“温文宁持股百分之五十一,军方百分之二十,华南医疗百分之十五,员工百分之十四。”
“华南医疗凭什么占十五?”
霍天佑从桌边站起来。
“华南医疗拿出深圳港口仓储、东南亚渠道和一千二百万现金,占百分之十五。”
“渠道算资产?”
“红星的产品出厂以后,要装船,要报关,还要送到五个国家的经销商手里。”
“没有渠道,注射器堆在仓库里,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也不能自己换回外汇。”
老钳工看向温文宁。
“他是霍家人,这十五会不会给多了?”
“评估是三家独立机构做的,霍天佑没有参与定价,我也没有。”
“他要是干不好呢?”
“董事会撤他的职。股份留着,管理权收回。”
霍天佑接过话。
“大家不用因为我是霍家人给我留面子。合同里写了年度目标,完不成,我的管理分红减半。连续两年完不成,自动离职。”
一名年轻工人问:“温总也有约束吗?”
“有。”
“您完不成怎么办?”
“公司连续两年亏损,董事会可以要求更换总经理,我只保留股东权利。”
“谁能换您?”
“军方、华南医疗和员工股东代表共同提出,达到规定票数就能换。”
会议室里安静片刻。
老钳工拿起钢笔。
“这下我听明白了。股份制不是把厂卖给一个人,是每个人拿着自己那份,一起盯着厂子。”
“差不多。”
“我签。”
女工跟着拿起笔。
“我也签。可员工代表怎么选,得让我们自己投票。”
“名单由车间提名,全厂无记名投票,厂领导不能指定。”
“这条写进章程。”
“已经写了,在第二十六页。”
一份份确认书签完,李卫国抱着文件跑去工商部门,办理最后的手续。
三天后,新牌子送到了厂门口。
红星医疗器械厂九个字被取下,换成红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卫国站在牌子下面,仰头看了半天。
“温总,真改了。”
“名称改了,生产标准别改。”
“今天全厂都等着您讲话。”
“讲什么?”
“讲讲红星从六万块欠款走到今天,讲讲八百万美元订单,再讲以后上市。”
“改制刚完成就喊上市,容易让人只盯股价。”
“总得说点提气的。”
温文宁接过话筒。
“今天不讲过去,也不许拿未来的股价许愿。”
“我只说一件事。红星改成股份有限公司以后,谁手里有股份,谁就多一份责任。”
“生产线上少查一道,装箱时漏看一眼,丢掉的也许是一批货,也可能是刚拿到的国际认证资格。”
“股份证明发到手里,可以高兴,车间的规矩还得照旧。”
台下有人喊:“温总,今年能分红吗?”
“能不能分,看年底利润。”
“八百万美元订单还不够分?”
“新厂房、研发中心和职工宿舍都要花钱。想把今天赚的钱全分掉,明年就只能守着旧设备。”
老钳工也在台下。
“该留的留,该分的分,别把我们当只认眼前钱的人。”
“行,这句话请财务写进会议纪要。年底你代表工人参加分配讨论。”
“我就问一句,会上管饭吗?”
“管。”
“那我参加。”
散会后,温文宁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手帕包。
手帕打开,里面正是三宝当初拿一百八十七元认购红星未来股份的家庭约定。
李卫国看完日期,又看了看落款。
“温总,您真准备兑现?”
“为什么不兑现?”
“他当时才六岁,这也不是正式认购书。”
“约定里写明了,红星完成改制后,按当时法律和股本比例折算。”
“可他不是员工,不能从百分之十四的员工股里分。”
“不动员工股,从我个人的百分之五十一里转。”
霍天佑拿过计算表。
“按当时红星的净资产基数,加上后来几轮增资和本次股本重组系数,一百八十七元对应两万三千零一元。”
李卫国把数字重新算了一遍。
“这孩子什么都没干,一百八十七块就变成了两万三千多?”
“他承担了投资风险。”
“六岁的孩子懂什么风险?”
门外传来三宝的声音。
“李伯伯,我清楚钱会赔光,也清楚厂子倒了没人还我。”
三宝背着书包进门,手里还抱着那个带锁的铁皮文具盒。
李卫国问:“今天不上课?”
“放学了,我妈让司机把我接来的。”
“你清楚两万三千块是多少钱吗?”
“按京城普通职工每月五十元工资算,要不吃不喝工作四百六十个月。”
“你算这么快?”
“这道题不难。”
温文宁把股权折算表推给他。
“先看清楚,哪里不明白就问。”
三宝没有急着碰股权证明,先从开头一行读起。
“股份从您的个人持股里转出,不占员工股,也不影响军方和华南医疗的比例。”
“对。”
“我现在未成年,表决权由监护人代为行使。”
“对。”
“分红归我,您不能拿走。”
“可以替你保管。用于教育和医疗支出,也要告诉你。”
“我能卖吗?”
“不能自行转让。重大处置需要监护人同意,还要符合公司章程。”
“我能参加股东大会吗?”
“可以旁听,正式表决由监护人代行。”
“我能看公司的经营报告吗?”
“能看公开给股东的部分,保密项目不能看。”
“我可以向李伯伯提意见吗?”
李卫国抢先开口。
“提意见行,不准天天跑来查我。”
三宝转向他。
“我还没说查,您先怕了。”
“我怕你搬着算盘坐办公室门口。”
“我现在是股东,应该关心企业。”
“先关心你的算术作业。”
三宝检查完每一条,才在监护确认栏旁边按下自己的手印。
工作人员将盖好公司印章的股权证明交给他。
持股人一栏写着霍星河。
股份价值一栏写着二万三千零一元。
三宝拿着证明看了许久,没有算收益,也没有问什么时候分红。
他打开铁皮文具盒,把里面的铅笔和橡皮全部取出来。
随后用手帕将证书包好,放进盒底。
锁扣合上后,他拉了两回。确认打不开,才把钥匙挂回脖子。
温文宁问:“这回不怕我的印章不管用了?”
“这张有工商登记编号,还有公司公章。”
“之前那张呢?”
“也留着,那是原始凭证,不能丢。”
“现在满意了?”
三宝抱紧铁皮文具盒,仍是一副办正事的模样。
“妈,我是不是现在算红星厂最小的股东了?”
“全中国最小的。”
温文宁没有回头,提着二宝的药箱出了教学楼。
李卫国等在门外,怀里抱着牛皮纸袋,衬衣后背被汗水湿了一片。
“温总,批复下来了。”
“哪份批复?”
“红星厂股份制改革的正式批复,主管部门和军方的章都盖齐了,工商登记材料也核准了。”
“员工持股方案通过了吗?”
“通过了,百分之十四,一分没减。”
李卫国把文件袋递过来,手却没有松开。
“还有个麻烦,厂里几个老工人听说改制,堵在会议室不肯签确认书。”
“为什么?”
“他们怕股份制一改,红星厂就成了私人厂子。往后厂长想开谁就开谁,退休待遇也没人管。”
“霍天佑到了吗?”
“早上刚从深圳回来,正在厂里解释。”
“解释没用。没听明白的人,只会以为他在劝大家卖厂。”
“这要怎么办?”
“回厂,让他们当面问。”
红星厂驻京办会议室里坐着三十多名职工代表。
桌上摆着改制方案,没人去翻。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钳工先站起来。
“温总,我在红星干了二十八年。厂里只有两间平房的时候,我就在。”
“现在突然改成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还是国家厂子的工人吗?”
“红星厂改制以后,国家和军方仍然持有股份,企业还要接受主管部门监管。”
“您为什么占百分之五十一?”
“技术、生产线、国际认证和扩建资金主要由我投入。评估机构按资产和技术价值,核定了这个比例。”
老钳工接着问:“您占一半多,这厂是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
“重大经营事项由董事会表决。涉及军品生产、国家任务和保密项目,还要经过军方代表同意。”
“我能决定经营方向,不能把国家任务改成个人买卖。”
另一名女工拿起方案。
“员工持股百分之十四,分到每个人手里能有多少?”
“按工龄、岗位贡献和技术等级分配。普通职工也有,管理层不准多拿。”
“股份要我们掏钱买吗?”
“基础份额可以用改制奖励和历年积累折算。超过基础份额的部分,自愿认购。”
“不想买呢?”
“不强迫,工资和原有待遇不受影响。”
有人在后排问:“以后厂子赔了,是不是让工人拿家里的钱填?”
“有限责任,只以认购股份为限,不追你们的房子和存款。”
“要是赚了呢?”
“按持股比例分红,工资照常发。”
老钳工又问:“要是公司效益不好,会不会裁人?”
“谁也不能保证一个岗位几十年不变。”
会议室里起了议论。
李卫国想开口,温文宁抬手拦住他。
“我今天可以说永远不裁人,大家听着舒坦。过几年生产线换了,产品卖不出去,这句话只剩骗人。”
“红星不会拿改制当借口赶老工人,也不会把没有订单的岗位一直留着耗钱。”
“岗位调整以前,厂里负责培训。能转岗的转岗,达到退休条件的按政策办,因工受伤的待遇不能动。”
女工问:“技术学不会怎么办?”
“培训一回不行就两回。实在不能适应新生产线,可以转到质检辅助、仓储或后勤岗位。”
“公司要提高效率,人也得有去处。”
老钳工翻开方案,找到股权结构那一页。
“温文宁持股百分之五十一,军方百分之二十,华南医疗百分之十五,员工百分之十四。”
“华南医疗凭什么占十五?”
霍天佑从桌边站起来。
“华南医疗拿出深圳港口仓储、东南亚渠道和一千二百万现金,占百分之十五。”
“渠道算资产?”
“红星的产品出厂以后,要装船,要报关,还要送到五个国家的经销商手里。”
“没有渠道,注射器堆在仓库里,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也不能自己换回外汇。”
老钳工看向温文宁。
“他是霍家人,这十五会不会给多了?”
“评估是三家独立机构做的,霍天佑没有参与定价,我也没有。”
“他要是干不好呢?”
“董事会撤他的职。股份留着,管理权收回。”
霍天佑接过话。
“大家不用因为我是霍家人给我留面子。合同里写了年度目标,完不成,我的管理分红减半。连续两年完不成,自动离职。”
一名年轻工人问:“温总也有约束吗?”
“有。”
“您完不成怎么办?”
“公司连续两年亏损,董事会可以要求更换总经理,我只保留股东权利。”
“谁能换您?”
“军方、华南医疗和员工股东代表共同提出,达到规定票数就能换。”
会议室里安静片刻。
老钳工拿起钢笔。
“这下我听明白了。股份制不是把厂卖给一个人,是每个人拿着自己那份,一起盯着厂子。”
“差不多。”
“我签。”
女工跟着拿起笔。
“我也签。可员工代表怎么选,得让我们自己投票。”
“名单由车间提名,全厂无记名投票,厂领导不能指定。”
“这条写进章程。”
“已经写了,在第二十六页。”
一份份确认书签完,李卫国抱着文件跑去工商部门,办理最后的手续。
三天后,新牌子送到了厂门口。
红星医疗器械厂九个字被取下,换成红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卫国站在牌子下面,仰头看了半天。
“温总,真改了。”
“名称改了,生产标准别改。”
“今天全厂都等着您讲话。”
“讲什么?”
“讲讲红星从六万块欠款走到今天,讲讲八百万美元订单,再讲以后上市。”
“改制刚完成就喊上市,容易让人只盯股价。”
“总得说点提气的。”
温文宁接过话筒。
“今天不讲过去,也不许拿未来的股价许愿。”
“我只说一件事。红星改成股份有限公司以后,谁手里有股份,谁就多一份责任。”
“生产线上少查一道,装箱时漏看一眼,丢掉的也许是一批货,也可能是刚拿到的国际认证资格。”
“股份证明发到手里,可以高兴,车间的规矩还得照旧。”
台下有人喊:“温总,今年能分红吗?”
“能不能分,看年底利润。”
“八百万美元订单还不够分?”
“新厂房、研发中心和职工宿舍都要花钱。想把今天赚的钱全分掉,明年就只能守着旧设备。”
老钳工也在台下。
“该留的留,该分的分,别把我们当只认眼前钱的人。”
“行,这句话请财务写进会议纪要。年底你代表工人参加分配讨论。”
“我就问一句,会上管饭吗?”
“管。”
“那我参加。”
散会后,温文宁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手帕包。
手帕打开,里面正是三宝当初拿一百八十七元认购红星未来股份的家庭约定。
李卫国看完日期,又看了看落款。
“温总,您真准备兑现?”
“为什么不兑现?”
“他当时才六岁,这也不是正式认购书。”
“约定里写明了,红星完成改制后,按当时法律和股本比例折算。”
“可他不是员工,不能从百分之十四的员工股里分。”
“不动员工股,从我个人的百分之五十一里转。”
霍天佑拿过计算表。
“按当时红星的净资产基数,加上后来几轮增资和本次股本重组系数,一百八十七元对应两万三千零一元。”
李卫国把数字重新算了一遍。
“这孩子什么都没干,一百八十七块就变成了两万三千多?”
“他承担了投资风险。”
“六岁的孩子懂什么风险?”
门外传来三宝的声音。
“李伯伯,我清楚钱会赔光,也清楚厂子倒了没人还我。”
三宝背着书包进门,手里还抱着那个带锁的铁皮文具盒。
李卫国问:“今天不上课?”
“放学了,我妈让司机把我接来的。”
“你清楚两万三千块是多少钱吗?”
“按京城普通职工每月五十元工资算,要不吃不喝工作四百六十个月。”
“你算这么快?”
“这道题不难。”
温文宁把股权折算表推给他。
“先看清楚,哪里不明白就问。”
三宝没有急着碰股权证明,先从开头一行读起。
“股份从您的个人持股里转出,不占员工股,也不影响军方和华南医疗的比例。”
“对。”
“我现在未成年,表决权由监护人代为行使。”
“对。”
“分红归我,您不能拿走。”
“可以替你保管。用于教育和医疗支出,也要告诉你。”
“我能卖吗?”
“不能自行转让。重大处置需要监护人同意,还要符合公司章程。”
“我能参加股东大会吗?”
“可以旁听,正式表决由监护人代行。”
“我能看公司的经营报告吗?”
“能看公开给股东的部分,保密项目不能看。”
“我可以向李伯伯提意见吗?”
李卫国抢先开口。
“提意见行,不准天天跑来查我。”
三宝转向他。
“我还没说查,您先怕了。”
“我怕你搬着算盘坐办公室门口。”
“我现在是股东,应该关心企业。”
“先关心你的算术作业。”
三宝检查完每一条,才在监护确认栏旁边按下自己的手印。
工作人员将盖好公司印章的股权证明交给他。
持股人一栏写着霍星河。
股份价值一栏写着二万三千零一元。
三宝拿着证明看了许久,没有算收益,也没有问什么时候分红。
他打开铁皮文具盒,把里面的铅笔和橡皮全部取出来。
随后用手帕将证书包好,放进盒底。
锁扣合上后,他拉了两回。确认打不开,才把钥匙挂回脖子。
温文宁问:“这回不怕我的印章不管用了?”
“这张有工商登记编号,还有公司公章。”
“之前那张呢?”
“也留着,那是原始凭证,不能丢。”
“现在满意了?”
三宝抱紧铁皮文具盒,仍是一副办正事的模样。
“妈,我是不是现在算红星厂最小的股东了?”
“全中国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