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情满四合院,我早到了18年 第660章 协调委员会成立
1988年开春,顾长根带着白玲去了上海。
上海那个商业综合体已经封顶了,二十层楼,底下五层是商场,上面十五层是写字楼。顾长根戴着安全帽站在楼顶,看着外滩和浦东的方向,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上海这地方,楼盖多高都有人租。底下的商场铺位,招商招得怎么样了?”
白玲翻开本子:“商场五层,每层三千平米,总共一万五千平米。现在招商招了七成,剩下的三成打算留给自己的牌子。茶楼、金店、家具展示厅、奶粉专柜,各条线各占一块,剩下的租给本地商家。”
“租金定多少?”
“一楼临街的铺位一个月一平米三百港币,二楼两百,三楼一百五。比上海本地商场贵两成,但位置好,来问的人不少。”
顾长根点了点头,下了楼顶,又去看了商场内部的装修。工人正在铺地砖,顾长根蹲下来看了看砖的接缝,站起来跟白玲说:“地砖的缝要再窄一点,上海人讲究,缝宽了显得糙。”
白玲把话记下来。
从上海出来,顾长根又跑了一趟海南。高晋年前来摸过底,说海南要建省了,政策比内地还松,土地便宜得跟白送差不多。顾长根到了海口一看,满街都是工地,到处在盖楼,但基础设施跟不上,水电都紧张。高晋带着他看了几块地,一块在海口西海岸,一块在文昌,一块在三亚。
顾长根站在三亚那块地上,看着眼前的一片荒滩和远处的海,转头问高晋:“这块地多少钱?”
“一亩五千港币。要是现在签,还能再压一压。”
“签。先拿五百亩。三亚这地方,以后肯定是旅游热点。现在没人要,以后抢都抢不到。”
高晋把合同签了,顾长根又在海口拿了两百亩,在文昌拿了一百亩。三块地加起来八百亩,总共花了不到四百万港币。
从海南飞回香港之后,顾长根把几个媳妇叫到了书房。
“海南的地拿了八百亩,打算分三块用。三亚那块做旅游地产,建酒店和度假村。海口那块做商业地产,建写字楼和商场。文昌那块先放着,等政策明朗了再说。你们谁有兴趣去海南开店的?”
秦淮茹先举了手:“我的茶楼可以开。三亚游客多,海边开一家茶楼,生意应该不错。”
徐慧珍也举了手:“我的酒店可以在三亚开一家。度假型的,房间大一点,配游泳池和海滩。”
顾三妮想了想:“我的金店可以在海口开一家。海南建省之后,去那边做生意的人多,金店的生意应该不差。”
顾长根把话记下来:“行。你们三个各去海南开一家,先试试水。跑顺了再扩。”
到了1988年夏天,海南建省的消息正式公布了。三亚的房价地价一下子涨了起来,顾长根拿的那五百亩地,半年之内涨了三倍。高晋给顾长根打电话说:“老板,三亚那块地现在值一千五百万了。要不要出手?”
顾长根在电话里平静地开了口:“不出。留着建酒店。酒店建起来,赚的比卖地多。”
徐慧珍的三亚度假酒店当年就动了工。她请了香港的设计师做方案,两百间房,每间都带阳台,面朝大海。秦淮茹的茶楼开在三亚湾边上,两层楼,一楼做散客,二楼做包间,窗外就是海。顾三妮的金店开在海口最热闹的商业街上,开业那天卖断了货。
到了1989年春天,海南的三个项目全部开业了。三亚的度假酒店入住率八成以上,秦淮茹的茶楼每天排队,顾三妮的金店月月盈利。
顾长根有一次去三亚看酒店,站在酒店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海,跟白玲说了一句:“海南这步棋走对了。地便宜的时候拿地,政策来了就涨。以后海南发展起来,这块地还能再涨几倍。”
白玲把集团的资产表递给他:“海南三个项目加起来,资产已经超过五千万港币了。当初拿地花了四百万,翻了十倍都不止。”
顾长根把资产表翻了翻,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爱国那边海外业务理顺了,下一步该往哪走?”
白玲把海外业务的报告翻出来:“爱国上个月写了个方案,说海外网点理顺之后,下一步得往深里做。中东的油、非洲的矿、南美的铜、澳洲的铁,这些资源生意越做越大,光靠现在的网点不够。他建议在矿区旁边建加工厂,把矿石加工成半成品再运回内地,运费能降三成。”
顾长根想了想:“建加工厂可以。但有一条——加工厂得跟当地的矿主合资,不能我们自己全资。当地矿主出地出矿,我们出设备出技术,利润分成。这样当地政府不会找麻烦,矿主也愿意合作。”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让爱国去谈。先从澳洲的铁矿开始,帕特那边好说话。”
顾长根点了点头:“澳洲先做。澳洲做成了,再往非洲和南美推。”
一个月后,顾爱国从澳洲发回消息:帕特同意合资建加工厂,厂址选在丹皮尔港旁边,年处理铁矿石两百万吨,加工成铁精粉再运回内地。项目投资八百万美元,顾长根出六百万,帕特出两百万,利润对半分。
顾长根看完消息,批了钱。加工厂当年就动了工,第二年投产。第一批铁精粉从丹皮尔港装船运回内地的时候,顾长根站在香港的码头上,看着卸船机把铁精粉从船舱里抓出来,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矿石在澳洲加工成精粉再运回来,运费省了三成,关税也省了一截。这一船货,比直接运矿石回来多赚两成。”
白玲把账本合上:“澳洲这个加工厂跑顺了之后,非洲和南美的加工厂也可以照着做。赞比亚的铜矿、智利的铜矿、南非的锰矿,都可以在当地加工成半成品再运回来。运费和关税都能省一截。”
顾长根把账本接过去翻了翻,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爱军那边槟城的船坞扩厂动工了没有?”
“动了。去年年底动的工,今年年底能投产。投产后能造两万吨的船,年产能翻一倍。”
顾长根把账本放下,平静地开了口:“船坞扩了,船队也扩了,海外的加工厂也建了。下一步该考虑一件事——集团在内地的厂子已经超过一百家了,各条线各管各的,互相之间打架的事越来越多。明年得把协调委员会设起来,让各条线坐下来商量着办。不能再各干各的了。”
协调委员会是那年夏天成立的。
顾长根把各条线的负责人叫到了深圳,在集团总部的大会议室里摆了张大圆桌,各人坐了一圈。秦淮茹的茶楼、李秀兰的辣酱厂、陈雪茹的工作服厂、徐慧珍的酒店、霍雨桐的奶粉厂、顾三妮的金店、顾大妮的家具厂,加上工业线那边的纺织、电子、机械,十几条线各来一个代表。白玲坐在顾长根旁边,高晋和老周各坐一边。
顾长根开场就开了个玩笑:“今天这个会,是给你们打架用的。各条线各干各的,打架的事不少。今天把话摆到桌面上说,说完了定规矩,定了规矩就按规矩办。”
秦淮茹先开了口:“我先说。我的茶楼在广州开的好好的,陈雪茹的工作服厂在广州也开的好好的。但广州茶楼那栋楼,二楼是我的茶楼,三楼是她的工作服展厅,两家共用一部货梯。她的货梯运布料,我的货梯运茶叶和点心。上个月她的货梯坏了,借用我的货梯运布料,把我一批茶叶压在楼下等了半天,客人等着喝茶,茶叶上不来,差点误了事。”
陈雪茹在旁边咳了一声:“货梯坏了怪我吗?那栋楼的货梯本来就老,我报修了三回,物业拖了半个月才修。再说了,我运布料就运了一上午,下午就修好了。”
“就那一上午,我丢了三个包间的客人。”
顾长根听完,转头看白玲:“广州那栋楼的货梯,买下来。别租了。买下来之后自己装两部新货梯,各用各的。”
白玲把话记下来:“我回去就办。”
李秀兰接着开了口:“我的辣酱厂在湖南和四川各开了一个厂,做甜辣和麻辣两个口味。但湖南厂和四川厂的包装不一样,湖南厂用的是玻璃瓶,四川厂用的是塑料瓶。两个厂的瓶子不能通用,采购成本高了一截。我想统一包装,但四川厂那边说玻璃瓶运到四川运费太贵,塑料瓶便宜。”
顾长根想了想:“两个厂都改成玻璃瓶。玻璃瓶的运费贵,但玻璃瓶卖相好,能进超市的货架。塑料瓶进不了超市,只能摆小卖部。你让四川厂把玻璃瓶的采购也走集团统一的供应商,量大了运费能压下来。”
李秀兰把话记下来:“那我回去就改。”
徐慧珍在旁边插了一句:“我的酒店在三亚和深圳各有一家,三亚那边的客人投诉早餐太简单,说跟深圳的酒店比差了一截。我想把三亚的早餐标准提到跟深圳一样,但三亚的食材贵,成本压不住。”
霍雨桐在旁边接了一句:“三亚酒店的早餐配我的奶粉。我的奶粉在海南有代理,价格比广州便宜一成。另外,三亚的早餐可以配点本地水果,芒果和椰子比进口水果便宜,客人还喜欢。”
徐慧珍想了想:“这个主意不错。我回去就跟采购说,换海南本地的水果。”
顾三妮在旁边开了口:“我的金店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海口各有一家。各店的黄金进货渠道不一样,广州从香港进,上海从内地进,海口的进货价最高。我想统一从香港进货,但内地的黄金进口税高,统一从香港进不划算。”
顾长根问了一句:“内地进的黄金价格差多少?”
“内地进的比香港进的贵两成。但香港进的要交进口税,算下来跟内地进的差不多。”
“那就分开进。海口的金店从内地进,广州深圳从香港进,上海从内地进。各店各算各的,别强求统一。”
顾三妮把话记下来。
顾大妮在旁边开了口:“我的家具厂在佛山,做板式家具和实木家具。佛山厂的木材从缅甸和印尼进,从广州口岸报关。但广州口岸最近查得严,木材在口岸压了半个月才放行。我想改走深圳口岸,深圳那边查得快,但运费贵了一截。”
高晋在旁边接了一句:“深圳口岸查得快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报关行在那边。广州口岸查得慢是因为报关行是别人的。让白玲在广州也设一个自己的报关行,查得就快了。”
白玲把话记下来:“广州报关行的事我回去就办。”
白玲自己也有事要说:“我这边的问题是大区经理之间打架。华南大区的厂子缺原料,从华东大区调,华东大区说自己的原料也紧,不给调。两个大区经理吵到我这里,我说了半天才调停。这种事以后得有个规矩。”
顾长根想了想:“以后各厂之间调原料,量小的由大区经理直接商量,量大的拿到协调委员会上定。定下来的事,谁不执行,谁扣奖金。”
白玲把话记下来。
高晋在旁边开了口:“我这边的问题是安保人手不够。内地的厂子越铺越多,各厂的安保需求越来越大。封于修那边训练营出来的学员不够用,得扩招。扩招的钱从集团出,但训练营的场地不够大,得再租一块地。”
顾长根想了想:“训练营的场地在哪儿租?”
“东莞。东莞的地便宜,离深圳也近。租五十亩地,建一个大的训练营,一年能培训五百个人。”
“租。钱从集团出。”
老周在旁边开了口:“我这边的问题是各厂的财务制度不统一。有的厂用香港的会计制度,有的厂用内地的会计制度。集团的合并报表做起来麻烦得很,每个月都要多花好几天时间对账。”
顾长根想了想:“统一用内地的会计制度。集团在内地的厂子多,用内地的制度方便。香港那边的分公司单独做一套香港的报表,两边分开算。”
老周把话记下来。
协调委员会开了两天,各条线的问题都摆到了桌面上,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定了个期限。顾长根最后开了口:“以后协调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各条线有问题提前报上来,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拿到会上商量。商量不下来的,我来拍板。但有一条——拍板之后的事,谁再翻旧账,谁扣奖金。”
各人把话记下来,散了会。
到了1989年秋天,协调委员会跑了两个季度,各条线之间的纠纷少了一大半。茶楼和工作服厂换了各自的货梯,辣酱厂统一了包装,酒店换了海南的水果,金店分开进货,家具厂改了深圳口岸,广州设了报关行,东莞的训练营也动了工。各条线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顺,内耗越来越少,利润自然上来了。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各条线报上来的季报,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把笔放下:“今年前三季度,各条线的总利润比去年同期多了四成。协调委员会成立之后,内耗少了一大半。”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内耗少了,利润就上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没办——集团在内地的厂子已经超过一百家了,各厂的厂长各管各的,互相之间还是不太搭界。下一步得把各厂的厂长也拉进协调委员会,让各厂之间互相通气。大区经理管不过来那么多厂,厂长之间自己通气,效率更高。”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回去就把各厂的厂长也拉进协调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会,各厂之间互相通气。”
上海那个商业综合体已经封顶了,二十层楼,底下五层是商场,上面十五层是写字楼。顾长根戴着安全帽站在楼顶,看着外滩和浦东的方向,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上海这地方,楼盖多高都有人租。底下的商场铺位,招商招得怎么样了?”
白玲翻开本子:“商场五层,每层三千平米,总共一万五千平米。现在招商招了七成,剩下的三成打算留给自己的牌子。茶楼、金店、家具展示厅、奶粉专柜,各条线各占一块,剩下的租给本地商家。”
“租金定多少?”
“一楼临街的铺位一个月一平米三百港币,二楼两百,三楼一百五。比上海本地商场贵两成,但位置好,来问的人不少。”
顾长根点了点头,下了楼顶,又去看了商场内部的装修。工人正在铺地砖,顾长根蹲下来看了看砖的接缝,站起来跟白玲说:“地砖的缝要再窄一点,上海人讲究,缝宽了显得糙。”
白玲把话记下来。
从上海出来,顾长根又跑了一趟海南。高晋年前来摸过底,说海南要建省了,政策比内地还松,土地便宜得跟白送差不多。顾长根到了海口一看,满街都是工地,到处在盖楼,但基础设施跟不上,水电都紧张。高晋带着他看了几块地,一块在海口西海岸,一块在文昌,一块在三亚。
顾长根站在三亚那块地上,看着眼前的一片荒滩和远处的海,转头问高晋:“这块地多少钱?”
“一亩五千港币。要是现在签,还能再压一压。”
“签。先拿五百亩。三亚这地方,以后肯定是旅游热点。现在没人要,以后抢都抢不到。”
高晋把合同签了,顾长根又在海口拿了两百亩,在文昌拿了一百亩。三块地加起来八百亩,总共花了不到四百万港币。
从海南飞回香港之后,顾长根把几个媳妇叫到了书房。
“海南的地拿了八百亩,打算分三块用。三亚那块做旅游地产,建酒店和度假村。海口那块做商业地产,建写字楼和商场。文昌那块先放着,等政策明朗了再说。你们谁有兴趣去海南开店的?”
秦淮茹先举了手:“我的茶楼可以开。三亚游客多,海边开一家茶楼,生意应该不错。”
徐慧珍也举了手:“我的酒店可以在三亚开一家。度假型的,房间大一点,配游泳池和海滩。”
顾三妮想了想:“我的金店可以在海口开一家。海南建省之后,去那边做生意的人多,金店的生意应该不差。”
顾长根把话记下来:“行。你们三个各去海南开一家,先试试水。跑顺了再扩。”
到了1988年夏天,海南建省的消息正式公布了。三亚的房价地价一下子涨了起来,顾长根拿的那五百亩地,半年之内涨了三倍。高晋给顾长根打电话说:“老板,三亚那块地现在值一千五百万了。要不要出手?”
顾长根在电话里平静地开了口:“不出。留着建酒店。酒店建起来,赚的比卖地多。”
徐慧珍的三亚度假酒店当年就动了工。她请了香港的设计师做方案,两百间房,每间都带阳台,面朝大海。秦淮茹的茶楼开在三亚湾边上,两层楼,一楼做散客,二楼做包间,窗外就是海。顾三妮的金店开在海口最热闹的商业街上,开业那天卖断了货。
到了1989年春天,海南的三个项目全部开业了。三亚的度假酒店入住率八成以上,秦淮茹的茶楼每天排队,顾三妮的金店月月盈利。
顾长根有一次去三亚看酒店,站在酒店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海,跟白玲说了一句:“海南这步棋走对了。地便宜的时候拿地,政策来了就涨。以后海南发展起来,这块地还能再涨几倍。”
白玲把集团的资产表递给他:“海南三个项目加起来,资产已经超过五千万港币了。当初拿地花了四百万,翻了十倍都不止。”
顾长根把资产表翻了翻,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爱国那边海外业务理顺了,下一步该往哪走?”
白玲把海外业务的报告翻出来:“爱国上个月写了个方案,说海外网点理顺之后,下一步得往深里做。中东的油、非洲的矿、南美的铜、澳洲的铁,这些资源生意越做越大,光靠现在的网点不够。他建议在矿区旁边建加工厂,把矿石加工成半成品再运回内地,运费能降三成。”
顾长根想了想:“建加工厂可以。但有一条——加工厂得跟当地的矿主合资,不能我们自己全资。当地矿主出地出矿,我们出设备出技术,利润分成。这样当地政府不会找麻烦,矿主也愿意合作。”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让爱国去谈。先从澳洲的铁矿开始,帕特那边好说话。”
顾长根点了点头:“澳洲先做。澳洲做成了,再往非洲和南美推。”
一个月后,顾爱国从澳洲发回消息:帕特同意合资建加工厂,厂址选在丹皮尔港旁边,年处理铁矿石两百万吨,加工成铁精粉再运回内地。项目投资八百万美元,顾长根出六百万,帕特出两百万,利润对半分。
顾长根看完消息,批了钱。加工厂当年就动了工,第二年投产。第一批铁精粉从丹皮尔港装船运回内地的时候,顾长根站在香港的码头上,看着卸船机把铁精粉从船舱里抓出来,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矿石在澳洲加工成精粉再运回来,运费省了三成,关税也省了一截。这一船货,比直接运矿石回来多赚两成。”
白玲把账本合上:“澳洲这个加工厂跑顺了之后,非洲和南美的加工厂也可以照着做。赞比亚的铜矿、智利的铜矿、南非的锰矿,都可以在当地加工成半成品再运回来。运费和关税都能省一截。”
顾长根把账本接过去翻了翻,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爱军那边槟城的船坞扩厂动工了没有?”
“动了。去年年底动的工,今年年底能投产。投产后能造两万吨的船,年产能翻一倍。”
顾长根把账本放下,平静地开了口:“船坞扩了,船队也扩了,海外的加工厂也建了。下一步该考虑一件事——集团在内地的厂子已经超过一百家了,各条线各管各的,互相之间打架的事越来越多。明年得把协调委员会设起来,让各条线坐下来商量着办。不能再各干各的了。”
协调委员会是那年夏天成立的。
顾长根把各条线的负责人叫到了深圳,在集团总部的大会议室里摆了张大圆桌,各人坐了一圈。秦淮茹的茶楼、李秀兰的辣酱厂、陈雪茹的工作服厂、徐慧珍的酒店、霍雨桐的奶粉厂、顾三妮的金店、顾大妮的家具厂,加上工业线那边的纺织、电子、机械,十几条线各来一个代表。白玲坐在顾长根旁边,高晋和老周各坐一边。
顾长根开场就开了个玩笑:“今天这个会,是给你们打架用的。各条线各干各的,打架的事不少。今天把话摆到桌面上说,说完了定规矩,定了规矩就按规矩办。”
秦淮茹先开了口:“我先说。我的茶楼在广州开的好好的,陈雪茹的工作服厂在广州也开的好好的。但广州茶楼那栋楼,二楼是我的茶楼,三楼是她的工作服展厅,两家共用一部货梯。她的货梯运布料,我的货梯运茶叶和点心。上个月她的货梯坏了,借用我的货梯运布料,把我一批茶叶压在楼下等了半天,客人等着喝茶,茶叶上不来,差点误了事。”
陈雪茹在旁边咳了一声:“货梯坏了怪我吗?那栋楼的货梯本来就老,我报修了三回,物业拖了半个月才修。再说了,我运布料就运了一上午,下午就修好了。”
“就那一上午,我丢了三个包间的客人。”
顾长根听完,转头看白玲:“广州那栋楼的货梯,买下来。别租了。买下来之后自己装两部新货梯,各用各的。”
白玲把话记下来:“我回去就办。”
李秀兰接着开了口:“我的辣酱厂在湖南和四川各开了一个厂,做甜辣和麻辣两个口味。但湖南厂和四川厂的包装不一样,湖南厂用的是玻璃瓶,四川厂用的是塑料瓶。两个厂的瓶子不能通用,采购成本高了一截。我想统一包装,但四川厂那边说玻璃瓶运到四川运费太贵,塑料瓶便宜。”
顾长根想了想:“两个厂都改成玻璃瓶。玻璃瓶的运费贵,但玻璃瓶卖相好,能进超市的货架。塑料瓶进不了超市,只能摆小卖部。你让四川厂把玻璃瓶的采购也走集团统一的供应商,量大了运费能压下来。”
李秀兰把话记下来:“那我回去就改。”
徐慧珍在旁边插了一句:“我的酒店在三亚和深圳各有一家,三亚那边的客人投诉早餐太简单,说跟深圳的酒店比差了一截。我想把三亚的早餐标准提到跟深圳一样,但三亚的食材贵,成本压不住。”
霍雨桐在旁边接了一句:“三亚酒店的早餐配我的奶粉。我的奶粉在海南有代理,价格比广州便宜一成。另外,三亚的早餐可以配点本地水果,芒果和椰子比进口水果便宜,客人还喜欢。”
徐慧珍想了想:“这个主意不错。我回去就跟采购说,换海南本地的水果。”
顾三妮在旁边开了口:“我的金店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海口各有一家。各店的黄金进货渠道不一样,广州从香港进,上海从内地进,海口的进货价最高。我想统一从香港进货,但内地的黄金进口税高,统一从香港进不划算。”
顾长根问了一句:“内地进的黄金价格差多少?”
“内地进的比香港进的贵两成。但香港进的要交进口税,算下来跟内地进的差不多。”
“那就分开进。海口的金店从内地进,广州深圳从香港进,上海从内地进。各店各算各的,别强求统一。”
顾三妮把话记下来。
顾大妮在旁边开了口:“我的家具厂在佛山,做板式家具和实木家具。佛山厂的木材从缅甸和印尼进,从广州口岸报关。但广州口岸最近查得严,木材在口岸压了半个月才放行。我想改走深圳口岸,深圳那边查得快,但运费贵了一截。”
高晋在旁边接了一句:“深圳口岸查得快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报关行在那边。广州口岸查得慢是因为报关行是别人的。让白玲在广州也设一个自己的报关行,查得就快了。”
白玲把话记下来:“广州报关行的事我回去就办。”
白玲自己也有事要说:“我这边的问题是大区经理之间打架。华南大区的厂子缺原料,从华东大区调,华东大区说自己的原料也紧,不给调。两个大区经理吵到我这里,我说了半天才调停。这种事以后得有个规矩。”
顾长根想了想:“以后各厂之间调原料,量小的由大区经理直接商量,量大的拿到协调委员会上定。定下来的事,谁不执行,谁扣奖金。”
白玲把话记下来。
高晋在旁边开了口:“我这边的问题是安保人手不够。内地的厂子越铺越多,各厂的安保需求越来越大。封于修那边训练营出来的学员不够用,得扩招。扩招的钱从集团出,但训练营的场地不够大,得再租一块地。”
顾长根想了想:“训练营的场地在哪儿租?”
“东莞。东莞的地便宜,离深圳也近。租五十亩地,建一个大的训练营,一年能培训五百个人。”
“租。钱从集团出。”
老周在旁边开了口:“我这边的问题是各厂的财务制度不统一。有的厂用香港的会计制度,有的厂用内地的会计制度。集团的合并报表做起来麻烦得很,每个月都要多花好几天时间对账。”
顾长根想了想:“统一用内地的会计制度。集团在内地的厂子多,用内地的制度方便。香港那边的分公司单独做一套香港的报表,两边分开算。”
老周把话记下来。
协调委员会开了两天,各条线的问题都摆到了桌面上,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定了个期限。顾长根最后开了口:“以后协调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各条线有问题提前报上来,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拿到会上商量。商量不下来的,我来拍板。但有一条——拍板之后的事,谁再翻旧账,谁扣奖金。”
各人把话记下来,散了会。
到了1989年秋天,协调委员会跑了两个季度,各条线之间的纠纷少了一大半。茶楼和工作服厂换了各自的货梯,辣酱厂统一了包装,酒店换了海南的水果,金店分开进货,家具厂改了深圳口岸,广州设了报关行,东莞的训练营也动了工。各条线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顺,内耗越来越少,利润自然上来了。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各条线报上来的季报,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把笔放下:“今年前三季度,各条线的总利润比去年同期多了四成。协调委员会成立之后,内耗少了一大半。”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内耗少了,利润就上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没办——集团在内地的厂子已经超过一百家了,各厂的厂长各管各的,互相之间还是不太搭界。下一步得把各厂的厂长也拉进协调委员会,让各厂之间互相通气。大区经理管不过来那么多厂,厂长之间自己通气,效率更高。”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回去就把各厂的厂长也拉进协调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会,各厂之间互相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