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情满四合院,我早到了18年 第664章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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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秋天,顾长根把海外工业园和内地工业园的事理顺之后,以为能消停一阵子。结果消停没到两个月,问题就来了。
最先撞上来的,是辣酱。
李秀兰的辣酱厂在湖南、四川、河南各有一个,日产加起来二十万瓶,走的是三保的牌子,在华南和华中铺得满满当当。但到了十月,广州、深圳的超市开始反馈说销量往下掉,有的超市干脆把三保辣酱从货架中间挪到了最底层。
李秀兰急了,亲自跑了一趟广州,蹲在超市里看了两天,看出问题来了——货架中间摆着一个新牌子的辣酱,叫“老坛香”,包装跟三保的玻璃瓶差不多,但价格便宜五毛钱。李秀兰买了一瓶回去尝,味道不如三保,但也不难吃,属于“还行”的水平。关键是这个牌子铺货铺得凶,广州、深圳、东莞的超市和小卖部全有,连菜市场门口的杂货摊上都摆着。
李秀兰把情况报给顾长根。顾长根把白玲叫过来,让她查一查这个“老坛香”是什么来路。
白玲查了一个星期,把资料放在了顾长根桌上:“老坛香是湖南一家私营厂做的,老板姓吴,以前是国营辣酱厂的车间主任,干了十几年,后来厂子倒闭了,他自己出来单干。厂子不大,三条生产线,日产大概五万瓶。但他价格压得低,给超市的供货价比我们便宜一成,超市愿意推他的货。另外,他在湖南、广东、广西招了一百多个业务员,专门跑小卖部和菜市场,铺货铺得比我们细。”
顾长根翻了翻资料,平静地开了口:“价格比我们低一成,他还有钱赚?”
“有。他的厂子小,管理成本低,人工也便宜,不用养那么多老师傅。而且他的辣椒是从农户手里直接收的,比我们从供应商手里拿便宜两成。”
顾长根想了想:“价格战不能跟他打。我们打价格战,利润降下来,各条线的资金链都得受影响。得换个打法。”
他让李秀兰把“老坛香”的辣酱样品拿过来,自己尝了一遍。尝完之后把瓶子放下:“味道不如我们的,但胜在便宜。消费者不是傻子,便宜五毛钱,味道差一点也能接受。我们得做两件事。第一,把辣酱的产品线拉长,做几个高端系列,比如牛肉酱、香菇酱、干贝酱,价格定高一点,跟老坛香拉开档次。第二,把渠道往下沉,不光盯着超市,小卖部、菜市场、学校门口的小店也得铺。老坛香铺到哪儿,我们铺到哪儿,价格上不跟他拼,但货架上必须有我们的东西。”
李秀兰把话记下来,回去就改了产品线。牛肉酱和香菇酱两个月之内就上了市,价格比普通辣酱贵一倍,走超市和礼品渠道。另外,李秀兰从各厂抽了五十个业务员,专门跑小卖部和菜市场,把三保辣酱铺到了老坛香铺货的地方。
到了年底,辣酱的销量稳住了。老坛香的低价策略还在,但三保的高端系列把利润拉了上来,整体算下来,辣酱这条线没亏,利润还比去年多了一成。
辣酱的事刚按下,酒店那边又出了岔子。
徐慧珍的酒店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三亚、杭州各有一家,一共六家。到了冬天,深圳和广州的店入住率掉了两成。徐慧珍派人去查,发现深圳和广州各开了一家本地品牌的连锁酒店,叫“岭南之家”,装修比三保酒店新,价格比三保便宜三成,专门抢商务客。
徐慧珍把情况报给顾长根。顾长根把白玲叫过来,让她查一查“岭南之家”的底。
白玲查了三天,回来说:“岭南之家是广州本地一个老板开的,以前做房地产的,手里有地皮,自己盖酒店,成本比我们租楼低得多。他走的是经济型路线,房间小,设施简单,但价格便宜,专门抢对价格敏感的商务客。现在在广州开了三家,深圳开了两家,东莞和佛山各开了一家,还在往外扩。”
顾长根想了想:“经济型酒店跟我们不是一条路子。我们走的是中高端,价格贵,但服务好。他抢的是对价格敏感的客户,我们抢的是对服务敏感的客户。两条线不冲突。但有一条——我们的酒店不能让他比下去。让慧珍把深圳和广州的店翻新一遍,房间重新装修,服务再提一档。另外,把三保酒店的品牌重新做一遍,突出‘商务首选’的定位,跟经济型酒店拉开差距。”
徐慧珍把话记下来,回去就动了工。深圳和广州的店翻新了两个月,房间换了新床垫和新布草,大堂重新装修了一遍,早餐标准也提了一档。翻新之后,入住率慢慢回来了,到了春节,深圳和广州的店入住率回到了八成五。
酒店的事刚稳住,家具那边又出了新问题。
顾大妮的家具厂在佛山和成都各有一个,做板式和实木家具,走三保家居的牌子。到了年底,成都那边反馈说销量往下掉,原因是当地新开了一家家具厂,叫“蜀香居”,专门做实木家具,价格比三保便宜两成,在成都和重庆的家具城里铺了好几个档口。
顾大妮亲自跑了一趟成都,蹲在家具城里看了三天。蜀香居的家具款式老,做工也一般,但价格便宜,而且用的是本地木材,成本比三保从缅甸进柚木低得多。顾大妮把情况报给顾长根,顾长根听完,平静地开了口:“蜀香居走的是低价路线,用的是本地木材,成本低,价格便宜。我们拼价格拼不过他,但有一条——我们的家具款式新,做工细。你把成都厂的款式更新一遍,做几款适合西南市场的新品,价格不用降,但品质往上提一档。另外,在成都和重庆各开一家三保家居的展示厅,专门展示高端系列,跟蜀香居拉开档次。”
顾大妮把话记下来,回去就改了产品线。成都厂新上了几款藤木结合的沙发和实木餐桌,价格比蜀香居贵三成,但款式新、做工细,摆在展示厅里,来看的人不少。到了春节,成都和重庆的销量慢慢回来了。
到了1996年春天,辣酱、酒店、家具三条线都扛住了竞争对手的冲击,销量和利润都稳住了。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各条线报上来的季报,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把笔放下:“今年一季度,各条线的总利润比去年同期多了两成。竞争是激烈了,但各条线都扛住了。”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竞争激烈是好事。没有竞争,各条线就懒了。有了竞争,各条线才肯动脑子。下一步让各条线把产品再往上提一档,别光跟对手拼价格,得拼品质、拼服务、拼牌子。拼赢了这三样,对手就追不上了。”
1996年夏天,顾长根在深圳开完季度会,刚回到香港,高晋就找上了门。
高晋脸色不太好看,进门把一封信放在桌上:“老板,槟城船坞出事了。”
顾长根把信拿起来看了看,是顾爱军从槟城发来的。信上写着:船坞最近接了一笔大单,给新加坡一家航运公司造四条一万吨的散货船,合同签了,定金收了,工期排到了明年秋天。但船坞的两个老师傅被马来西亚一家新开的船厂挖走了,那家船厂在柔佛州,是马来西亚本地一个拿督开的,背后有政府背景,专门做船舶维修和中小型造船。拿督姓黄,叫黄国荣,以前是马来西亚海军的一个军官,退伍之后做生意,跟州政府的关系很深。他开的船厂挖人挖得凶,槟城船坞走了三个老师傅,都是焊接和装配上的骨干。
顾长根把信放下,皱了皱眉:“走了三个老师傅,船坞的生产受影响没有?”
“影响了。四条船同时开工,人手不够,工期已经拖了一个月。爱军那边在想办法招人,但槟城本地的焊工不好招,熟练工更少。黄国荣那边给的工资比我们高两成,还包吃包住,工人都往那边跑。”
顾长根想了想:“让爱军先稳住剩下的老师傅。工资涨两成,跟黄国荣持平。另外,从内地的船厂调人过去。上海和大连的船厂有熟练焊工,调二十个过去,先把工期赶回来。”
高晋把话记下来,第二天就飞了槟城。顾爱军在船坞办公室里等着他,桌上摊着工期表和人员名单。高晋看了名单,又去车间里转了一圈,看到几个年轻的焊工正在焊船体,手法还嫩,焊缝的鱼鳞纹不匀。高晋问顾爱军:“这些年轻人学了多久?”
“半年多。本来跟着老师傅当学徒,老师傅一走,只能自己顶上来。焊出来的东西能用,但质检过不了关。船东那边要是派人来验船,焊缝的鱼鳞纹不匀,人家不收货。”
高晋把情况传回香港。顾长根在电话里听完,平静地开了口:“从上海调老师傅过去,二十个。另外,让爱家那边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焊接的自动化设备引进到船坞里。手工焊的鱼鳞纹靠的是手感,手感这东西教起来慢,自动化焊机焊出来的焊缝又匀又直,比老师傅的手艺不差。”
顾爱家在香港接了电话,第二天就查了一批焊接机器人的资料。日本的自动化焊机一台要五十万美元,太贵,而且操作复杂,槟城的工人不一定学得会。顾爱家又查了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二手设备,找到一台用了三年的韩国产自动焊机,价格二十万美元,操作界面简单,培训半个月就能上手。
顾长根批了钱,焊机从釜山港运到槟城,装在船坞的车间里。老师傅带着几个年轻焊工学了半个月,焊出来的焊缝又匀又直,质检员来验船的时候,焊缝的鱼鳞纹漂亮得让船东的代表挑不出毛病。
老师傅从上海调来了二十个,加上自动焊机,四条船的工期赶回来了。顾爱军给顾长根打电话说:“爸,工期赶回来了,船东那边没话说。但黄国荣那边还在挖人,工资越开越高,我们跟不跟?”
顾长根在电话里想了想:“不跟。跟到底就是打价格战,他挖一个人,我们涨一次工资,最后大家的成本都上去了,谁都没钱赚。换个打法。你去找槟城本地的职业学校,跟学校签一个合作计划,学校每年给我们送一批毕业生,我们出钱设奖学金,学生毕业之后直接进船坞当学徒。学徒期两年,两年之后转正。这样我们自己培养人,不用去市场上抢。”
顾爱军把话记下来,回去就找了槟城的职业学校。校长姓林,是当地华人,听了顾爱军的计划,很感兴趣。两人谈了一个星期,签了协议:三保船坞每年从学校招三十个毕业生,设一个“三保奖学金”,每年十万港币,资助成绩好的学生。学生毕业之后进船坞当学徒,学徒期工资按市场价走,两年之后转正。
协议签了之后,顾爱军又在船坞里设了一个培训中心,老师傅专门带学徒,学徒跟着老师傅干,半年就能上手。黄国荣那边再挖人,挖走的都是老师傅,年轻的学徒挖不走。老师傅被挖走了几个,但学徒顶上来了,船坞的生产没受大影响。
到了年底,槟城船坞交了四条船,船东那边又续了四条,合同金额比去年多了三成。黄国荣那边还在挖人,但挖来挖去就那么几个老师傅,三保船坞的根基没被动摇。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船坞报上来的年报,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把笔放下:“槟城船坞今年赚的比去年多了三成。黄国荣那边挖走了我们几个老师傅,但学徒顶上来了,产量没掉。”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挖人这种事,防不住。但有一条——只要自己会培养人,就不怕别人挖。下一步让各条线都学槟城船坞的做法,跟职业学校合作,自己培养人。茶楼跟旅游学校合作,酒店跟酒店管理学院合作,工厂跟技工学校合作。各条线都有人才库,别人挖不完。”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回去就跟各条线说,让他们都跟学校签合作协议。”
各条线把协议签了之后,到了1997年春天,三保集团跟内地和东南亚的二十多所职业学校签了合作协议,每年培养两千多个毕业生,各条线缺什么人,直接从学校调。顾长根有一次去深圳的培训中心看学员上课,站在教室里看学员练焊接,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自己培养的人,用着放心。别人挖不走,也学不会。”
最先撞上来的,是辣酱。
李秀兰的辣酱厂在湖南、四川、河南各有一个,日产加起来二十万瓶,走的是三保的牌子,在华南和华中铺得满满当当。但到了十月,广州、深圳的超市开始反馈说销量往下掉,有的超市干脆把三保辣酱从货架中间挪到了最底层。
李秀兰急了,亲自跑了一趟广州,蹲在超市里看了两天,看出问题来了——货架中间摆着一个新牌子的辣酱,叫“老坛香”,包装跟三保的玻璃瓶差不多,但价格便宜五毛钱。李秀兰买了一瓶回去尝,味道不如三保,但也不难吃,属于“还行”的水平。关键是这个牌子铺货铺得凶,广州、深圳、东莞的超市和小卖部全有,连菜市场门口的杂货摊上都摆着。
李秀兰把情况报给顾长根。顾长根把白玲叫过来,让她查一查这个“老坛香”是什么来路。
白玲查了一个星期,把资料放在了顾长根桌上:“老坛香是湖南一家私营厂做的,老板姓吴,以前是国营辣酱厂的车间主任,干了十几年,后来厂子倒闭了,他自己出来单干。厂子不大,三条生产线,日产大概五万瓶。但他价格压得低,给超市的供货价比我们便宜一成,超市愿意推他的货。另外,他在湖南、广东、广西招了一百多个业务员,专门跑小卖部和菜市场,铺货铺得比我们细。”
顾长根翻了翻资料,平静地开了口:“价格比我们低一成,他还有钱赚?”
“有。他的厂子小,管理成本低,人工也便宜,不用养那么多老师傅。而且他的辣椒是从农户手里直接收的,比我们从供应商手里拿便宜两成。”
顾长根想了想:“价格战不能跟他打。我们打价格战,利润降下来,各条线的资金链都得受影响。得换个打法。”
他让李秀兰把“老坛香”的辣酱样品拿过来,自己尝了一遍。尝完之后把瓶子放下:“味道不如我们的,但胜在便宜。消费者不是傻子,便宜五毛钱,味道差一点也能接受。我们得做两件事。第一,把辣酱的产品线拉长,做几个高端系列,比如牛肉酱、香菇酱、干贝酱,价格定高一点,跟老坛香拉开档次。第二,把渠道往下沉,不光盯着超市,小卖部、菜市场、学校门口的小店也得铺。老坛香铺到哪儿,我们铺到哪儿,价格上不跟他拼,但货架上必须有我们的东西。”
李秀兰把话记下来,回去就改了产品线。牛肉酱和香菇酱两个月之内就上了市,价格比普通辣酱贵一倍,走超市和礼品渠道。另外,李秀兰从各厂抽了五十个业务员,专门跑小卖部和菜市场,把三保辣酱铺到了老坛香铺货的地方。
到了年底,辣酱的销量稳住了。老坛香的低价策略还在,但三保的高端系列把利润拉了上来,整体算下来,辣酱这条线没亏,利润还比去年多了一成。
辣酱的事刚按下,酒店那边又出了岔子。
徐慧珍的酒店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三亚、杭州各有一家,一共六家。到了冬天,深圳和广州的店入住率掉了两成。徐慧珍派人去查,发现深圳和广州各开了一家本地品牌的连锁酒店,叫“岭南之家”,装修比三保酒店新,价格比三保便宜三成,专门抢商务客。
徐慧珍把情况报给顾长根。顾长根把白玲叫过来,让她查一查“岭南之家”的底。
白玲查了三天,回来说:“岭南之家是广州本地一个老板开的,以前做房地产的,手里有地皮,自己盖酒店,成本比我们租楼低得多。他走的是经济型路线,房间小,设施简单,但价格便宜,专门抢对价格敏感的商务客。现在在广州开了三家,深圳开了两家,东莞和佛山各开了一家,还在往外扩。”
顾长根想了想:“经济型酒店跟我们不是一条路子。我们走的是中高端,价格贵,但服务好。他抢的是对价格敏感的客户,我们抢的是对服务敏感的客户。两条线不冲突。但有一条——我们的酒店不能让他比下去。让慧珍把深圳和广州的店翻新一遍,房间重新装修,服务再提一档。另外,把三保酒店的品牌重新做一遍,突出‘商务首选’的定位,跟经济型酒店拉开差距。”
徐慧珍把话记下来,回去就动了工。深圳和广州的店翻新了两个月,房间换了新床垫和新布草,大堂重新装修了一遍,早餐标准也提了一档。翻新之后,入住率慢慢回来了,到了春节,深圳和广州的店入住率回到了八成五。
酒店的事刚稳住,家具那边又出了新问题。
顾大妮的家具厂在佛山和成都各有一个,做板式和实木家具,走三保家居的牌子。到了年底,成都那边反馈说销量往下掉,原因是当地新开了一家家具厂,叫“蜀香居”,专门做实木家具,价格比三保便宜两成,在成都和重庆的家具城里铺了好几个档口。
顾大妮亲自跑了一趟成都,蹲在家具城里看了三天。蜀香居的家具款式老,做工也一般,但价格便宜,而且用的是本地木材,成本比三保从缅甸进柚木低得多。顾大妮把情况报给顾长根,顾长根听完,平静地开了口:“蜀香居走的是低价路线,用的是本地木材,成本低,价格便宜。我们拼价格拼不过他,但有一条——我们的家具款式新,做工细。你把成都厂的款式更新一遍,做几款适合西南市场的新品,价格不用降,但品质往上提一档。另外,在成都和重庆各开一家三保家居的展示厅,专门展示高端系列,跟蜀香居拉开档次。”
顾大妮把话记下来,回去就改了产品线。成都厂新上了几款藤木结合的沙发和实木餐桌,价格比蜀香居贵三成,但款式新、做工细,摆在展示厅里,来看的人不少。到了春节,成都和重庆的销量慢慢回来了。
到了1996年春天,辣酱、酒店、家具三条线都扛住了竞争对手的冲击,销量和利润都稳住了。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各条线报上来的季报,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把笔放下:“今年一季度,各条线的总利润比去年同期多了两成。竞争是激烈了,但各条线都扛住了。”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竞争激烈是好事。没有竞争,各条线就懒了。有了竞争,各条线才肯动脑子。下一步让各条线把产品再往上提一档,别光跟对手拼价格,得拼品质、拼服务、拼牌子。拼赢了这三样,对手就追不上了。”
1996年夏天,顾长根在深圳开完季度会,刚回到香港,高晋就找上了门。
高晋脸色不太好看,进门把一封信放在桌上:“老板,槟城船坞出事了。”
顾长根把信拿起来看了看,是顾爱军从槟城发来的。信上写着:船坞最近接了一笔大单,给新加坡一家航运公司造四条一万吨的散货船,合同签了,定金收了,工期排到了明年秋天。但船坞的两个老师傅被马来西亚一家新开的船厂挖走了,那家船厂在柔佛州,是马来西亚本地一个拿督开的,背后有政府背景,专门做船舶维修和中小型造船。拿督姓黄,叫黄国荣,以前是马来西亚海军的一个军官,退伍之后做生意,跟州政府的关系很深。他开的船厂挖人挖得凶,槟城船坞走了三个老师傅,都是焊接和装配上的骨干。
顾长根把信放下,皱了皱眉:“走了三个老师傅,船坞的生产受影响没有?”
“影响了。四条船同时开工,人手不够,工期已经拖了一个月。爱军那边在想办法招人,但槟城本地的焊工不好招,熟练工更少。黄国荣那边给的工资比我们高两成,还包吃包住,工人都往那边跑。”
顾长根想了想:“让爱军先稳住剩下的老师傅。工资涨两成,跟黄国荣持平。另外,从内地的船厂调人过去。上海和大连的船厂有熟练焊工,调二十个过去,先把工期赶回来。”
高晋把话记下来,第二天就飞了槟城。顾爱军在船坞办公室里等着他,桌上摊着工期表和人员名单。高晋看了名单,又去车间里转了一圈,看到几个年轻的焊工正在焊船体,手法还嫩,焊缝的鱼鳞纹不匀。高晋问顾爱军:“这些年轻人学了多久?”
“半年多。本来跟着老师傅当学徒,老师傅一走,只能自己顶上来。焊出来的东西能用,但质检过不了关。船东那边要是派人来验船,焊缝的鱼鳞纹不匀,人家不收货。”
高晋把情况传回香港。顾长根在电话里听完,平静地开了口:“从上海调老师傅过去,二十个。另外,让爱家那边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焊接的自动化设备引进到船坞里。手工焊的鱼鳞纹靠的是手感,手感这东西教起来慢,自动化焊机焊出来的焊缝又匀又直,比老师傅的手艺不差。”
顾爱家在香港接了电话,第二天就查了一批焊接机器人的资料。日本的自动化焊机一台要五十万美元,太贵,而且操作复杂,槟城的工人不一定学得会。顾爱家又查了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二手设备,找到一台用了三年的韩国产自动焊机,价格二十万美元,操作界面简单,培训半个月就能上手。
顾长根批了钱,焊机从釜山港运到槟城,装在船坞的车间里。老师傅带着几个年轻焊工学了半个月,焊出来的焊缝又匀又直,质检员来验船的时候,焊缝的鱼鳞纹漂亮得让船东的代表挑不出毛病。
老师傅从上海调来了二十个,加上自动焊机,四条船的工期赶回来了。顾爱军给顾长根打电话说:“爸,工期赶回来了,船东那边没话说。但黄国荣那边还在挖人,工资越开越高,我们跟不跟?”
顾长根在电话里想了想:“不跟。跟到底就是打价格战,他挖一个人,我们涨一次工资,最后大家的成本都上去了,谁都没钱赚。换个打法。你去找槟城本地的职业学校,跟学校签一个合作计划,学校每年给我们送一批毕业生,我们出钱设奖学金,学生毕业之后直接进船坞当学徒。学徒期两年,两年之后转正。这样我们自己培养人,不用去市场上抢。”
顾爱军把话记下来,回去就找了槟城的职业学校。校长姓林,是当地华人,听了顾爱军的计划,很感兴趣。两人谈了一个星期,签了协议:三保船坞每年从学校招三十个毕业生,设一个“三保奖学金”,每年十万港币,资助成绩好的学生。学生毕业之后进船坞当学徒,学徒期工资按市场价走,两年之后转正。
协议签了之后,顾爱军又在船坞里设了一个培训中心,老师傅专门带学徒,学徒跟着老师傅干,半年就能上手。黄国荣那边再挖人,挖走的都是老师傅,年轻的学徒挖不走。老师傅被挖走了几个,但学徒顶上来了,船坞的生产没受大影响。
到了年底,槟城船坞交了四条船,船东那边又续了四条,合同金额比去年多了三成。黄国荣那边还在挖人,但挖来挖去就那么几个老师傅,三保船坞的根基没被动摇。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船坞报上来的年报,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把笔放下:“槟城船坞今年赚的比去年多了三成。黄国荣那边挖走了我们几个老师傅,但学徒顶上来了,产量没掉。”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挖人这种事,防不住。但有一条——只要自己会培养人,就不怕别人挖。下一步让各条线都学槟城船坞的做法,跟职业学校合作,自己培养人。茶楼跟旅游学校合作,酒店跟酒店管理学院合作,工厂跟技工学校合作。各条线都有人才库,别人挖不完。”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回去就跟各条线说,让他们都跟学校签合作协议。”
各条线把协议签了之后,到了1997年春天,三保集团跟内地和东南亚的二十多所职业学校签了合作协议,每年培养两千多个毕业生,各条线缺什么人,直接从学校调。顾长根有一次去深圳的培训中心看学员上课,站在教室里看学员练焊接,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自己培养的人,用着放心。别人挖不走,也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