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国安谍战小说暗礁 第6章 铆钉 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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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升级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五日。
暗礁小组正式更名为特别行动组。这个名字是林铮在部首长谈话那天晚上想出来的。他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站了很久,看着那些镌刻在花岗岩上的名字,忽然想到一个词——铆钉。
一颗铆钉能有多重?不过几克。但一艘万吨巨轮,就是由成千上万颗这样的铆钉连在一起的。没有它们,钢板只是钢板,龙骨只是龙骨,船不成船。
隐蔽战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铆钉。不起眼,不声张,但缺了任何一颗,整个结构都可能松动。
新名字报上去的那天下午,首长的秘书打来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首长说,好。
林铮听到这一个字的时候,感觉像是被盖了一个章——不是荣誉的章,是责任的章。从这一刻起,不再是一把暗处的刀,它成了一颗铆钉,被锤进了这场战争最吃重的位置上。
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
杭州,西湖区。
方铭蹲在一栋写字楼对面的消防通道里,已经蹲了整整七个小时。他的腿从三个小时前就失去了知觉,但他不敢动。不是因为怕被发现,而是因为他一动,那股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酸麻就会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然后他会忍不住发出声音——任何声音在这个安静得只剩秋风扫落叶的凌晨,都可能坏事儿。
他盯着写字楼五楼那扇暗着的窗户。
辰光科技——方铭在心里把这个名字翻来覆去地嚼了好几遍。原来的星云科技在张伟被抓的第二天就更名了,工商变更、网站换标、员工重新签合同,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像是早就演练过无数遍。但法人代表还是那个张维,杭州总部的办公室还是在原来那栋楼,连前台养的那缸金鱼都没换。
这是典型的壳公司操作。名字可以改,但人、设备、数据、客户关系,本质上还是那些东西。就像一只壁虎断了尾巴,尾巴还在原地扭动吸引注意力,本体已经悄无声息地爬走了。
张维还没跑。这是方铭蹲了七个小时得出的结论。张维的车还停在地下车库b2层的固定车位上,一辆黑色的奥迪A6,浙江牌照。方铭在凌晨一点的时候摸下去看过,引擎盖是凉的,说明至少几个小时没动过。
但车在,人不一定在。方铭需要确认。
他的耳机里传来孙浩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吵醒了这座沉睡的城市:方铭,张维的手机信号还在大楼里。但很奇怪,他的手机从昨晚十点之后就再也没有移动过,一直定位在五楼东南角。
没移动?方铭皱了下眉,你确定不是他把手机扔在那儿了?
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我测了一下信号强度,和基站之间的握手数据是正常的,不是待机状态,说明有人在用——至少屏幕在亮着。
方铭想了想,做了一个决定。
孙浩,你帮我盯着大楼的所有出口,包括地下室。我进去看看。
你一个人?林处说过要等支援。
支援从北京过来至少还要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够张维从杭州跑到上海了。方铭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发出一声轻微的声,你给我开着导航,我带执法记录仪。另外,通知杭州局,让他们的人往这边靠,机场方向提前布控。
孙浩沉默了两秒。行。我把大楼的消防通道图发给你。五楼的监控我试着黑进去,给你开一条盲区路线。杭州局那边我已经联系了,他们三分钟内到外围。
你真是亲哥。
方铭站起来的时候,右腿从膝盖到脚趾都是麻的。他咬着嘴唇在原地站了十几秒,等那股酸劲儿过去,然后无声地推开了消防通道的门。
写字楼的消防通道很窄,一米二左右,两侧墙上刷着绿色的踢脚线,头顶是声控灯,但方铭的脚步轻得像猫,一盏灯都没亮。他从消防通道的楼梯一层一层往上爬,每一步都踩在台阶的直角边缘——那里最不容易发出声响。
四楼到五楼的防火门是关着的。方铭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走廊里漆黑一片,只有尽头应急指示灯发出幽绿色的微光。
他推开门,闪身进去。
孙浩的声音在耳机里精确得像GpS:走廊走到头左转,第三个房间。门上有铭牌,写着董事长。监控我已经冻住了——大楼监控是海康威视的本地系统,和星云的加密网络不在一个层级,我三分钟就进去了——画面会循环播放五分钟前的影像。你有四分钟。
四分钟。够了。
方铭沿着走廊无声地移动,身体贴着一侧的墙壁,避免踩到走廊中间可能松动的地砖。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能看到门上的铭牌——第一个房间财务部,第二个房间会议室,第三个房间——
董事长办公室五个字,黄铜铭牌,在应急灯的微光下泛着暗沉的光。
方铭伸出手,轻轻压了一下门把手。
锁着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工具包,抽出两根细长的金属工具,插进锁孔。这是一个弹子锁,结构简单,他用了一分十二秒就打开了。门锁发出的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像一颗石子落进了深井,整栋楼好像都震了一下。
方铭闪身进去,轻轻关上门。
办公室里有一股淡淡的烟味,混着古龙水的香气,还有一点点咖啡凉了之后的酸涩。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挡住外面所有的光。方铭打开头灯——一种戴在额头上的小型LEd灯,用红光的模式,亮度低到刚好能看清轮廓而不至于引起外面注意。
办公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合着,但方铭摸了一下,机身是热的。有人刚刚还在用。
椅子也是温的。
手机在桌上,一部银色的iphone,屏幕朝下扣着。
方铭的心跳突然加速了——他本能地感觉到,张维不是把手机扔在这里,而是刚刚离开。离开得很匆忙,连手机都没拿。
他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办公桌后面的书柜半开着,里面的文件夹被翻得乱七八糟。保险柜的门敞着,空的。墙角的一个行李箱拉链拉了一半,露出几件衬衫的袖子。
他跑了。
方铭对着耳机低声道:孙浩,张维跑了。就在几分钟前。查监控,看他是从哪个出口走的。另外通知杭州局,机场方向全面布控,所有出口拦住。
耳机里传来孙浩急促的键盘声,持续了十几秒,然后是一句:b2停车场,东侧出口。三分钟前,一辆白色的特斯拉model Y驶出,车牌号——浙Ad*****。从庆春路往东去了。杭州局的车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
方铭已经转身冲出了办公室,在走廊里跑起来,脚步声在空旷的写字楼里回荡,这次他不在乎了。
我已经让杭州局同事在路面布控了。孙浩说,但林处让你不要自己追,等支援。
来不及了。
方铭冲出写字楼大门的时候,凌晨的西湖区冷得像一座冰窖。他跳上自己那辆租来的白色大众,发动机轰鸣着,轮胎在水泥路面蹭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孙浩,给我路线。
庆春路往东,右转进入秋石高架,往南。他在往萧山机场方向开。
他要跑路。
大概率。
方铭把油门踩到底。凌晨四点的杭州,高架路上几乎没有车。他的车速表指针从一百二跳到一百四,在一百六的位置停住了——不是不能再快,而是再快这辆租来的大众就要散架了。
他下高架了。在机场高速的岔口。孙浩的声音像是一个坐在副驾驶的领航员。
机场高速方向?方铭一边问一边已经把方向盘打过去了,车身猛地一斜,轮胎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
对。他在往航站楼开。
方铭的眼睛眯了起来。张维要去机场,t3航站楼。这个时间点,最早一班的国际航班是六点飞东京的——国航cA145。
孙浩,查一下六点飞东京的cA145,有没有张维的名字。
键盘声。有。他是昨天下午订的票。用的是一个旅行证件的号码,不是身份证。
旅行证件。这意味着张维提前准备好了第二身份。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跑路,而是一个早就制定好的、在紧急情况下激活的预案。
但方铭忽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张维为什么是今天凌晨跑的?他蹲了七个小时,张维一直在大楼里,手机信号没动过。如果他是三天前张伟被抓时就应该知道风险,为什么偏偏是今天凌晨才启动逃跑预案?
孙浩,张维今天凌晨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邮件、短信、加密通讯——任何东西。
我查一下他的手机……孙浩的键盘声密集得像暴雨,有一条。凌晨三点四十七分,一个加密的telegram频道里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是五个字:风紧,扯呼。Ip地址经过多层代理,但最后一次跳板是在台北。
方铭咬了咬牙。陈玉山。是陈玉山在凌晨发来了预警。张维收到消息后立刻收拾东西跑路——所以方铭摸到五楼时办公室是温的,人刚刚离开。
方铭,你慢点!孙浩的声音拔高了,林处说了,人跑了可以再抓,你出事了怎么办?杭州局的车已经在机场高速出口等着了,你不用拼命追。
方铭没回话。但他松了一点油门。
凌晨四点四十一分。
方铭到达萧山机场t3航站楼出发层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航站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跑道边灯的红光,整个建筑像一艘停泊在黑暗中的巨型飞船。
他把车停在出发层4号门外——明知这里是即停即走区域,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打开双闪,跳下车,跑着进了航站楼。
出发大厅灯火通明,但凌晨的旅客并不多。几个旅行团在值机柜台前排着队,说话的嗡嗡声在大厅里回荡。方铭扫了一眼电子屏——cA145,东京成田,六点十分,值机柜台h11-h15,正在值机,登机口b27。
他跑向h值机区,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扫过每一个人。四十多岁的中国男性,身高大约一米七五,体型中等,戴眼镜,穿深蓝色外套——这是方铭从张维工作证照片和监控录像里记住的特征。
队伍排了十几个人。方铭从队伍一端走到另一端,没有看到符合特征的人。
他不在值机队伍里。那他去了哪里?安检?贵宾厅?还是——
方铭突然想到一种可能。张维有旅行证件,不一定要用身份证值机。他可能已经在网上值过机了,直接去安检。或者他根本就不是要搭乘cA145,那张机票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行程是别的航班。
他正想给孙浩打电话,目光无意中扫过h12值机柜台旁边的一个自动取款机的小隔间。
一个人从隔间里走了出来。
深蓝色外套。中等身材。戴眼镜。左手拉着一个黑色的登机箱。
和方铭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张维的眼睛在接触方铭的目光的瞬间,瞳孔剧烈地收缩了一下。那不是惊讶,是恐惧——那种被猎犬咬住后颈的、从脊髓里窜上来的、本能的恐惧。
他看到方铭的瞬间就认出了他。因为警察在追捕犯人时候的特殊眼神——那种眼神不是普通旅客会有的,那种眼神是猎人才有的。
张维转身就跑。
方铭追了上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冲出出发大厅的自动门,跑到室外的车道边。张维的登机箱在奔跑中磕在路沿上,箱子翻了,他撒手扔掉箱子继续跑。方铭跨过那只箱子,距离张维大约十五米。
站住!国家安全机关!方铭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里回荡。
张维没有停。他跑向了停车楼。
方铭追进停车楼的一层。凌晨的停车楼几乎全空,只有零星几辆车停在远处的车位上。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响,水泥地面上的反光漆在灯光下反射出一片惨白。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来回反弹,像是一场没有观众的赛跑。
张维跑向楼梯间,冲上二楼。方铭跟上去,在楼梯拐角处看到了他——他翻过了二楼的护栏,跳到一楼半的一个平台上,然后从平台的另一侧跳了下去。
方铭听到了一声闷响,然后是骨头断了的声音——不是他的骨头,是张维的。
他跑过去往下看。
张维趴在一楼的地面上,右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弯着,小腿骨从裤管里戳出来了一截,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然后血开始涌出来,深红色,在灰白色的水泥地面上洇开,像一朵缓慢绽放的花。
张维没有晕过去,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他正试图用双手把自己撑起来,但右腿的剧痛让他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低沉的呻吟,不是喊叫,是那种人在极度痛苦中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动物一样的声音。
方铭从楼梯跑下去,蹲在张维身边,掏出手机拨打了120。
萧山机场停车楼,有人从高处坠落,腿部骨折,大量出血。需要急救。
挂了电话,他看向张维。张维的脸上全是汗,脸色苍白得像纸,眼镜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露出一双小而无助的眼睛。
跑什么?方铭问。
张维张了张嘴,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嘴唇在抖,整个人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痛,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结束了。
那只断掉的腿、那滩血、那个已经滚到角落里的登机箱,都结束了。
方铭把外套脱下来,垫在张维的头下面,然后蹲在他身边,等着急救车来。
他想起林铮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对罪犯狠,但你不能忘记他也是一个人。
张维是间谍,是叛国者,是把中国的核心技术卖给外国的人。但他此刻躺在一滩自己的血里,眼睛里全是恐惧,像一个从高处掉下来的、摔碎了的、普通的、脆弱的人。
方铭没有同情他。但他也没有恨他。
他只是蹲在那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刺眼的日光灯管,让张维的眼睛不至于那么难受。
急救车十分钟后到了。
在此期间,杭州局的同事也赶到了,封锁了停车楼,控制住了张维的登机箱和身上的随身物品。登机箱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两个U盘、一本旅行证件、三万美元现金、以及一张写着两个地址的纸条——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台北。
张维被抬上担架的时候,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
我妻子不知道这些事。求你们别让她知道。
方铭看着救护车的门关上,蓝灯亮起,无声地消失在机场高速的路口。
他掏出手机,给林铮发了一条消息。
鱼上岸了。但摔断了腿。
三秒钟后,林铮回复:人活着就行。
又过了十秒,第二条消息:辛苦了。回来请你吃火锅。
方铭看着两个字,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不是感动,是困的。二十七个小时没合眼了。
上午十点,北京。
林铮在办公室收到了杭州方面的初步审讯记录。
张维在断腿后被送往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做了四个小时,小腿里打了钢钉和钢板。术后他在病房里被杭州局的同事依法监视居住,在麻醉消退后开始了断续的讯问。
他的心理防线在断腿的那一刻就已经碎了。他比张伟撑得还短——张伟撑了十分钟,他连十分钟都没撑到。
我叫张维,1977年生,浙江杭州人。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2001年赴美留学,2005年获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硅谷一家大数据公司工作,2012年获得美国绿卡。2015年回国创业,成立了辰光科技——当时叫星云科技。
谁让你回国的?
张维犹豫了一下。陈玉山。他是我在硅谷认识的朋友,台湾人。2014年底,他找到我,说中国大陆在大数据领域有巨大的市场空白,建议我回国创业。他说他可以提供启动资金和技术支持,条件是我公司的一部分业务要配合他的项目
林铮听到这里,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2014年。陈玉山在2014年就布局了。从布局到2019年数据传输正式启动,中间隔了五年。这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计划,这是一个准备了至少十年的棋局。一颗棋子从落子到发挥作用,花了五年时间。那整盘棋的规模,可能比他之前判断的还要大得多。
什么项目?
一开始他说是跨境数据服务,帮境外的客户收集中国大陆的公开商业数据。我当时觉得这不是什么敏感的事情——公开数据而已,不违法。但后来我发现,他让我收集的数据越来越不,越来越敏感。我问他,他说这些都是合法的,我们有渠道。我信了他。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非法的事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林铮能听到张维的呼吸声,急促而不规律,带着痛。
2019年,陈玉山让我在杭州的公司里架设一个专用的服务器,说是要给一个大客户做数据传输。我问他什么数据,他不说。我问他从哪里来的数据,他说你不用管。我那时候应该停下来的,但我没有。公司已经做了三年,有四十多个员工,有投资人的钱,有银行的贷款。我如果停下来,一切都完了。
所以你就继续了?
……对。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服务器,我没有窃取任何数据,我没有违法。这种自我欺骗持续了两年,直到前几天看到新闻——北京有一个军工专家跳楼了。我才知道,陈玉山的数据来源是九院。我才知道,我搭建的通道,传出去的是中国的军工机密。
张维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想跑的。但我知道跑不掉。我买了机票,想飞去日本,再从日本去美国。但你们的人比我的机票快。
林铮听完这段录音,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桌上。
他没有愤怒。没有同情。只有一个冷静的、清晰的判断:张维不是主谋,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有才华但缺乏勇气说的普通人。这种人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做了一件坏事,然后为了掩盖这件坏事,做了一百件更坏的事。
林铮在白板上写下了两个字:张维。
然后在他和陈玉山之间连了一条线。
这条线的尽头,还在台湾的某个地方,某个他暂时还够不到的地方。
下午三点,林铮接到了部里的电话。
陈玉山在台湾的精确位置锁定了。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一段的一栋写字楼。他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名义上是玉山科技顾问有限公司
林铮记下了这个地址。
我们能做什么?他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不能。我们在台湾没有执法权。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出来。
怎么让他自己出来?
香港。陈玉山每个月都会去一次香港,处理。他的下一趟行程是十月八日。我们可以在香港抓他。
林铮看了一眼日历。今天是九月二十五日,距离十月八日还有十三天。
十三天足够做很多准备。也足够发生很多变数。
但林铮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陈玉山每个月都会去一次香港——一个在华人情报圈里活动了十年、布局了至少十年的老牌特工,会这么规律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不是自信,这是傲慢。或者,这是一个陷阱。
明白了。我亲自带队去香港。林铮说,但我要提前做功课。陈玉山这个人,不会乖乖走进笼子里。
部里会协调香港警务处和驻港国安公署。但陈玉山这个人很狡猾,他可能不会按我们预期的路线走。你们要做好他临时改变行程的准备。
我会的。
林铮挂了电话,站在白板前,盯着陈玉山的名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陈玉山三个字擦掉了,换成了另一个词。
诱饵。
陈玉山是诱饵。他身后一定有更大、更深的势力。芬里尔计划——那个以巨狼命名的敌人联盟——不会因为抓到一个陈玉山就土崩瓦解。陈玉山只是狼群中的一只,甚至可能不是头狼。
但抓住了他,就能撬开他的嘴。
而那张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找到头狼的线索。
林铮转身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了一句话。
十月八日,香港。
(第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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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铆钉。不起眼,不声张,但缺了任何一颗,整个结构都可能松动。
新名字报上去的那天下午,首长的秘书打来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首长说,好。
林铮听到这一个字的时候,感觉像是被盖了一个章——不是荣誉的章,是责任的章。从这一刻起,不再是一把暗处的刀,它成了一颗铆钉,被锤进了这场战争最吃重的位置上。
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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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铭蹲在一栋写字楼对面的消防通道里,已经蹲了整整七个小时。他的腿从三个小时前就失去了知觉,但他不敢动。不是因为怕被发现,而是因为他一动,那股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酸麻就会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然后他会忍不住发出声音——任何声音在这个安静得只剩秋风扫落叶的凌晨,都可能坏事儿。
他盯着写字楼五楼那扇暗着的窗户。
辰光科技——方铭在心里把这个名字翻来覆去地嚼了好几遍。原来的星云科技在张伟被抓的第二天就更名了,工商变更、网站换标、员工重新签合同,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像是早就演练过无数遍。但法人代表还是那个张维,杭州总部的办公室还是在原来那栋楼,连前台养的那缸金鱼都没换。
这是典型的壳公司操作。名字可以改,但人、设备、数据、客户关系,本质上还是那些东西。就像一只壁虎断了尾巴,尾巴还在原地扭动吸引注意力,本体已经悄无声息地爬走了。
张维还没跑。这是方铭蹲了七个小时得出的结论。张维的车还停在地下车库b2层的固定车位上,一辆黑色的奥迪A6,浙江牌照。方铭在凌晨一点的时候摸下去看过,引擎盖是凉的,说明至少几个小时没动过。
但车在,人不一定在。方铭需要确认。
他的耳机里传来孙浩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吵醒了这座沉睡的城市:方铭,张维的手机信号还在大楼里。但很奇怪,他的手机从昨晚十点之后就再也没有移动过,一直定位在五楼东南角。
没移动?方铭皱了下眉,你确定不是他把手机扔在那儿了?
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我测了一下信号强度,和基站之间的握手数据是正常的,不是待机状态,说明有人在用——至少屏幕在亮着。
方铭想了想,做了一个决定。
孙浩,你帮我盯着大楼的所有出口,包括地下室。我进去看看。
你一个人?林处说过要等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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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浩沉默了两秒。行。我把大楼的消防通道图发给你。五楼的监控我试着黑进去,给你开一条盲区路线。杭州局那边我已经联系了,他们三分钟内到外围。
你真是亲哥。
方铭站起来的时候,右腿从膝盖到脚趾都是麻的。他咬着嘴唇在原地站了十几秒,等那股酸劲儿过去,然后无声地推开了消防通道的门。
写字楼的消防通道很窄,一米二左右,两侧墙上刷着绿色的踢脚线,头顶是声控灯,但方铭的脚步轻得像猫,一盏灯都没亮。他从消防通道的楼梯一层一层往上爬,每一步都踩在台阶的直角边缘——那里最不容易发出声响。
四楼到五楼的防火门是关着的。方铭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走廊里漆黑一片,只有尽头应急指示灯发出幽绿色的微光。
他推开门,闪身进去。
孙浩的声音在耳机里精确得像GpS:走廊走到头左转,第三个房间。门上有铭牌,写着董事长。监控我已经冻住了——大楼监控是海康威视的本地系统,和星云的加密网络不在一个层级,我三分钟就进去了——画面会循环播放五分钟前的影像。你有四分钟。
四分钟。够了。
方铭沿着走廊无声地移动,身体贴着一侧的墙壁,避免踩到走廊中间可能松动的地砖。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能看到门上的铭牌——第一个房间财务部,第二个房间会议室,第三个房间——
董事长办公室五个字,黄铜铭牌,在应急灯的微光下泛着暗沉的光。
方铭伸出手,轻轻压了一下门把手。
锁着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工具包,抽出两根细长的金属工具,插进锁孔。这是一个弹子锁,结构简单,他用了一分十二秒就打开了。门锁发出的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像一颗石子落进了深井,整栋楼好像都震了一下。
方铭闪身进去,轻轻关上门。
办公室里有一股淡淡的烟味,混着古龙水的香气,还有一点点咖啡凉了之后的酸涩。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挡住外面所有的光。方铭打开头灯——一种戴在额头上的小型LEd灯,用红光的模式,亮度低到刚好能看清轮廓而不至于引起外面注意。
办公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合着,但方铭摸了一下,机身是热的。有人刚刚还在用。
椅子也是温的。
手机在桌上,一部银色的iphone,屏幕朝下扣着。
方铭的心跳突然加速了——他本能地感觉到,张维不是把手机扔在这里,而是刚刚离开。离开得很匆忙,连手机都没拿。
他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办公桌后面的书柜半开着,里面的文件夹被翻得乱七八糟。保险柜的门敞着,空的。墙角的一个行李箱拉链拉了一半,露出几件衬衫的袖子。
他跑了。
方铭对着耳机低声道:孙浩,张维跑了。就在几分钟前。查监控,看他是从哪个出口走的。另外通知杭州局,机场方向全面布控,所有出口拦住。
耳机里传来孙浩急促的键盘声,持续了十几秒,然后是一句:b2停车场,东侧出口。三分钟前,一辆白色的特斯拉model Y驶出,车牌号——浙Ad*****。从庆春路往东去了。杭州局的车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
方铭已经转身冲出了办公室,在走廊里跑起来,脚步声在空旷的写字楼里回荡,这次他不在乎了。
我已经让杭州局同事在路面布控了。孙浩说,但林处让你不要自己追,等支援。
来不及了。
方铭冲出写字楼大门的时候,凌晨的西湖区冷得像一座冰窖。他跳上自己那辆租来的白色大众,发动机轰鸣着,轮胎在水泥路面蹭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孙浩,给我路线。
庆春路往东,右转进入秋石高架,往南。他在往萧山机场方向开。
他要跑路。
大概率。
方铭把油门踩到底。凌晨四点的杭州,高架路上几乎没有车。他的车速表指针从一百二跳到一百四,在一百六的位置停住了——不是不能再快,而是再快这辆租来的大众就要散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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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高速方向?方铭一边问一边已经把方向盘打过去了,车身猛地一斜,轮胎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
对。他在往航站楼开。
方铭的眼睛眯了起来。张维要去机场,t3航站楼。这个时间点,最早一班的国际航班是六点飞东京的——国航cA145。
孙浩,查一下六点飞东京的cA145,有没有张维的名字。
键盘声。有。他是昨天下午订的票。用的是一个旅行证件的号码,不是身份证。
旅行证件。这意味着张维提前准备好了第二身份。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跑路,而是一个早就制定好的、在紧急情况下激活的预案。
但方铭忽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张维为什么是今天凌晨跑的?他蹲了七个小时,张维一直在大楼里,手机信号没动过。如果他是三天前张伟被抓时就应该知道风险,为什么偏偏是今天凌晨才启动逃跑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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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铭咬了咬牙。陈玉山。是陈玉山在凌晨发来了预警。张维收到消息后立刻收拾东西跑路——所以方铭摸到五楼时办公室是温的,人刚刚离开。
方铭,你慢点!孙浩的声音拔高了,林处说了,人跑了可以再抓,你出事了怎么办?杭州局的车已经在机场高速出口等着了,你不用拼命追。
方铭没回话。但他松了一点油门。
凌晨四点四十一分。
方铭到达萧山机场t3航站楼出发层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航站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跑道边灯的红光,整个建筑像一艘停泊在黑暗中的巨型飞船。
他把车停在出发层4号门外——明知这里是即停即走区域,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打开双闪,跳下车,跑着进了航站楼。
出发大厅灯火通明,但凌晨的旅客并不多。几个旅行团在值机柜台前排着队,说话的嗡嗡声在大厅里回荡。方铭扫了一眼电子屏——cA145,东京成田,六点十分,值机柜台h11-h15,正在值机,登机口b27。
他跑向h值机区,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扫过每一个人。四十多岁的中国男性,身高大约一米七五,体型中等,戴眼镜,穿深蓝色外套——这是方铭从张维工作证照片和监控录像里记住的特征。
队伍排了十几个人。方铭从队伍一端走到另一端,没有看到符合特征的人。
他不在值机队伍里。那他去了哪里?安检?贵宾厅?还是——
方铭突然想到一种可能。张维有旅行证件,不一定要用身份证值机。他可能已经在网上值过机了,直接去安检。或者他根本就不是要搭乘cA145,那张机票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行程是别的航班。
他正想给孙浩打电话,目光无意中扫过h12值机柜台旁边的一个自动取款机的小隔间。
一个人从隔间里走了出来。
深蓝色外套。中等身材。戴眼镜。左手拉着一个黑色的登机箱。
和方铭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张维的眼睛在接触方铭的目光的瞬间,瞳孔剧烈地收缩了一下。那不是惊讶,是恐惧——那种被猎犬咬住后颈的、从脊髓里窜上来的、本能的恐惧。
他看到方铭的瞬间就认出了他。因为警察在追捕犯人时候的特殊眼神——那种眼神不是普通旅客会有的,那种眼神是猎人才有的。
张维转身就跑。
方铭追了上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冲出出发大厅的自动门,跑到室外的车道边。张维的登机箱在奔跑中磕在路沿上,箱子翻了,他撒手扔掉箱子继续跑。方铭跨过那只箱子,距离张维大约十五米。
站住!国家安全机关!方铭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里回荡。
张维没有停。他跑向了停车楼。
方铭追进停车楼的一层。凌晨的停车楼几乎全空,只有零星几辆车停在远处的车位上。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响,水泥地面上的反光漆在灯光下反射出一片惨白。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来回反弹,像是一场没有观众的赛跑。
张维跑向楼梯间,冲上二楼。方铭跟上去,在楼梯拐角处看到了他——他翻过了二楼的护栏,跳到一楼半的一个平台上,然后从平台的另一侧跳了下去。
方铭听到了一声闷响,然后是骨头断了的声音——不是他的骨头,是张维的。
他跑过去往下看。
张维趴在一楼的地面上,右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弯着,小腿骨从裤管里戳出来了一截,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然后血开始涌出来,深红色,在灰白色的水泥地面上洇开,像一朵缓慢绽放的花。
张维没有晕过去,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他正试图用双手把自己撑起来,但右腿的剧痛让他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低沉的呻吟,不是喊叫,是那种人在极度痛苦中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动物一样的声音。
方铭从楼梯跑下去,蹲在张维身边,掏出手机拨打了120。
萧山机场停车楼,有人从高处坠落,腿部骨折,大量出血。需要急救。
挂了电话,他看向张维。张维的脸上全是汗,脸色苍白得像纸,眼镜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露出一双小而无助的眼睛。
跑什么?方铭问。
张维张了张嘴,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嘴唇在抖,整个人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痛,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结束了。
那只断掉的腿、那滩血、那个已经滚到角落里的登机箱,都结束了。
方铭把外套脱下来,垫在张维的头下面,然后蹲在他身边,等着急救车来。
他想起林铮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对罪犯狠,但你不能忘记他也是一个人。
张维是间谍,是叛国者,是把中国的核心技术卖给外国的人。但他此刻躺在一滩自己的血里,眼睛里全是恐惧,像一个从高处掉下来的、摔碎了的、普通的、脆弱的人。
方铭没有同情他。但他也没有恨他。
他只是蹲在那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刺眼的日光灯管,让张维的眼睛不至于那么难受。
急救车十分钟后到了。
在此期间,杭州局的同事也赶到了,封锁了停车楼,控制住了张维的登机箱和身上的随身物品。登机箱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两个U盘、一本旅行证件、三万美元现金、以及一张写着两个地址的纸条——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台北。
张维被抬上担架的时候,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
我妻子不知道这些事。求你们别让她知道。
方铭看着救护车的门关上,蓝灯亮起,无声地消失在机场高速的路口。
他掏出手机,给林铮发了一条消息。
鱼上岸了。但摔断了腿。
三秒钟后,林铮回复:人活着就行。
又过了十秒,第二条消息:辛苦了。回来请你吃火锅。
方铭看着两个字,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不是感动,是困的。二十七个小时没合眼了。
上午十点,北京。
林铮在办公室收到了杭州方面的初步审讯记录。
张维在断腿后被送往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做了四个小时,小腿里打了钢钉和钢板。术后他在病房里被杭州局的同事依法监视居住,在麻醉消退后开始了断续的讯问。
他的心理防线在断腿的那一刻就已经碎了。他比张伟撑得还短——张伟撑了十分钟,他连十分钟都没撑到。
我叫张维,1977年生,浙江杭州人。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2001年赴美留学,2005年获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硅谷一家大数据公司工作,2012年获得美国绿卡。2015年回国创业,成立了辰光科技——当时叫星云科技。
谁让你回国的?
张维犹豫了一下。陈玉山。他是我在硅谷认识的朋友,台湾人。2014年底,他找到我,说中国大陆在大数据领域有巨大的市场空白,建议我回国创业。他说他可以提供启动资金和技术支持,条件是我公司的一部分业务要配合他的项目
林铮听到这里,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2014年。陈玉山在2014年就布局了。从布局到2019年数据传输正式启动,中间隔了五年。这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计划,这是一个准备了至少十年的棋局。一颗棋子从落子到发挥作用,花了五年时间。那整盘棋的规模,可能比他之前判断的还要大得多。
什么项目?
一开始他说是跨境数据服务,帮境外的客户收集中国大陆的公开商业数据。我当时觉得这不是什么敏感的事情——公开数据而已,不违法。但后来我发现,他让我收集的数据越来越不,越来越敏感。我问他,他说这些都是合法的,我们有渠道。我信了他。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非法的事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林铮能听到张维的呼吸声,急促而不规律,带着痛。
2019年,陈玉山让我在杭州的公司里架设一个专用的服务器,说是要给一个大客户做数据传输。我问他什么数据,他不说。我问他从哪里来的数据,他说你不用管。我那时候应该停下来的,但我没有。公司已经做了三年,有四十多个员工,有投资人的钱,有银行的贷款。我如果停下来,一切都完了。
所以你就继续了?
……对。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服务器,我没有窃取任何数据,我没有违法。这种自我欺骗持续了两年,直到前几天看到新闻——北京有一个军工专家跳楼了。我才知道,陈玉山的数据来源是九院。我才知道,我搭建的通道,传出去的是中国的军工机密。
张维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想跑的。但我知道跑不掉。我买了机票,想飞去日本,再从日本去美国。但你们的人比我的机票快。
林铮听完这段录音,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桌上。
他没有愤怒。没有同情。只有一个冷静的、清晰的判断:张维不是主谋,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有才华但缺乏勇气说的普通人。这种人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做了一件坏事,然后为了掩盖这件坏事,做了一百件更坏的事。
林铮在白板上写下了两个字:张维。
然后在他和陈玉山之间连了一条线。
这条线的尽头,还在台湾的某个地方,某个他暂时还够不到的地方。
下午三点,林铮接到了部里的电话。
陈玉山在台湾的精确位置锁定了。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一段的一栋写字楼。他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名义上是玉山科技顾问有限公司
林铮记下了这个地址。
我们能做什么?他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不能。我们在台湾没有执法权。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出来。
怎么让他自己出来?
香港。陈玉山每个月都会去一次香港,处理。他的下一趟行程是十月八日。我们可以在香港抓他。
林铮看了一眼日历。今天是九月二十五日,距离十月八日还有十三天。
十三天足够做很多准备。也足够发生很多变数。
但林铮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陈玉山每个月都会去一次香港——一个在华人情报圈里活动了十年、布局了至少十年的老牌特工,会这么规律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不是自信,这是傲慢。或者,这是一个陷阱。
明白了。我亲自带队去香港。林铮说,但我要提前做功课。陈玉山这个人,不会乖乖走进笼子里。
部里会协调香港警务处和驻港国安公署。但陈玉山这个人很狡猾,他可能不会按我们预期的路线走。你们要做好他临时改变行程的准备。
我会的。
林铮挂了电话,站在白板前,盯着陈玉山的名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陈玉山三个字擦掉了,换成了另一个词。
诱饵。
陈玉山是诱饵。他身后一定有更大、更深的势力。芬里尔计划——那个以巨狼命名的敌人联盟——不会因为抓到一个陈玉山就土崩瓦解。陈玉山只是狼群中的一只,甚至可能不是头狼。
但抓住了他,就能撬开他的嘴。
而那张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找到头狼的线索。
林铮转身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了一句话。
十月八日,香港。
(第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