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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全村制霸三国 第82章 赋税的思考(一)

    见陆正和陆修离开,陆弈立即下了一条命令:任何人不得打扰自己。

    于是,陆弈便将自己关在房子里,开始思考接下来最重大的一项任务。

    赋税之事,刻不容缓!

    同时,历经了这一番实地考察和体悟之后,陆弈心中豁然开朗,终于明了曹魏政权何以能够最终一统天下。

    究其原因,是曹操针对当时的困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适应了社会发展。

    此时大汉王朝,其最核心最根本社会矛盾与经济问题则是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和赋税徭役沉重且不均。

    自东汉建立以来,豪强地主,包括皇亲国戚、功臣、宦官、地方大族,利用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不断兼并小农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豪强的佃农、部曲,承受沉重的地租和劳役剥削;要么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大量土地和人口被豪强荫蔽,脱离了国家户籍和税收体系。朝廷掌握的纳税户口和耕地面积急剧萎缩,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入不敷出。

    因此,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尤其是镇压叛乱,朝廷不断增加赋税。其中,又以人口为征收基础的赋税,在天灾、战乱、流亡导致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分摊到剩余人头上的负担更重,甚至连刚出生三天的婴儿,也要加征沉重的人口税,导致大量溺婴现象的发生。同时,沉重的赋役往往被地方官吏和豪强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自耕农身上,加剧了他们的困境,甚至出现了此地虽售,税不离户的荒唐现象;而兵役、力役的沉重,又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导致更多农民破产逃亡,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加征赋税——生产破坏——进一步加税”的恶性循环之中。

    加之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水患、蝗灾及瘟疫,更是直接摧毁农业生产,导致粮食短缺,引发大饥荒,“人相食”、“易子而食”、“菜人市”的惨剧史不绝书,灾荒迫使大量失去生计的农民背井离乡,形成庞大的流民群体,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流民生活无着,极易被煽动和组织起来,成为反抗朝廷的主要力量。他们或啸聚山林为盗,或依附豪强武装,严重冲击社会秩序。

    于是张角看到底层百姓困苦,民不聊生,便顺应民心,使民心为己所用,于是领导太平道信徒发动了席卷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八州的黄巾大起义。

    这是经济、社会、政治矛盾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

    起义虽然最终被朝廷召集地方豪强联合镇压,但它沉重打击了当时大汉王朝的统治根基,迫使朝廷“废史立牧”,权力下放,直接催生了地方割据势力。

    而这一切,陆弈却是此次剿灭黄巾作乱的受益者之一,成为一方割据势力。

    然而,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大汉王朝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彻底崩塌的体现。

    豪强地主在兼并土地的同时,也通过垄断察举制等途径,逐渐发展为世代簪缨的门阀士族。他们掌控着地方乃至中央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享有世袭特权的统治阶层。

    与之相对,广大的自耕农、佃农、部曲和流民生活在赤贫与绝望之中。上升通道被彻底堵塞,贫富差距达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骇人境地。

    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而到了汉灵帝时期,皇权旁落,专权的“十常侍”卖官鬻爵,已是常态,导致官场彻底沦为贪腐的深渊。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四世三公的袁绍,看不起陆弈的原因。

    轻蔑其是投机之人的原因!

    然而,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以窦武、陈蕃等为代表的清流士大夫试图整肃吏治、对抗宦官专权,却机事不密,遭到宦官集团的残酷镇压。大批正直官员和士人被杀戮、禁锢或流放。

    这场清洗不仅消灭了大汉王朝内部最后的改革力量,也彻底撕裂了统治集团,使大汉中央政府的威信和统治基础荡然无存。

    这一系列深重的危机,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最终使曾经辉煌的大汉帝国在内外交困、民不聊生中走向了无可挽回的终结。

    它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灭亡,更标志着秦汉以来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时代的终结,为随后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拉开了序幕。

    曹操在东汉末年掌权期间,为恢复社会秩序、增强国力以支持统一战争,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些改革不仅稳定了其统治区域,也为后来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曹操开始实行屯田制。

    屯田又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招募无地流民进行,民屯的屯田民由国家拨给土地,按军事编制,分配方法“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屯田民由国家组织、保护、还耕给耕牛、种子,并免除其他摇役,可安心生产。军屯以士卒屯田,用“十二分休”制,即每十人中,八人佃耕,二人巡守要打仗又要屯田,其所受的剥削和奴役,比一般的农民和屯田民更重。二者都是战争时期的产物,为供应军粮而兴办。不同之处在于屯田民主要从事农垦生产,而军士以攻防为主。

    屯田制的实施,强制性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农民与政府间建立了一种依附性很强的租佃关系,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民与土地相分离的社会矛盾,为曹魏财政提供了租税来源。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屯田田租取代了国家赋税的地位,发挥着赋税的功能,是一种特殊的赋税政策。

    理论上讲,屯田收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租,而是一种租税混合物,因为封建政府毕竟不是私人地主,以统治者的身份进行课征,使得屯田收入带有赋税的性质。

    从经济学角度说,屯田使有限的生产资源得到了高效率的分配使用。它将闲置劳动力安置在国有土地上从事生产,从而充分利用了既定的生产资源。屯田制保证了封建国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获得了日益增多的地租,解决了军粮问题,并且使北方的农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为曹魏财政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屯田制的实行,解决了曹魏的财政问题,但它只是一种战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长期的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八月,曹操发布了着名的《收田租令》: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态,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豁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速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这一命令,今人习惯称为租调令,也即曹魏的租调制改革。

    这种租调制改革,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首先,它增产不增税,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定率制度下,税收的上交量是依据产量的多少而变化的,产量高则税多,产量低则税少,农民致力耕作增收的部分,也要按定率纳税。而在定额税制下,不论产量多少,只要按规定上交固定的数量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激发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再加上除田租外,免去了一切田租附加税,使广大农民不再受各种苛捐杂税的负累。

    其次,户调制的施行,比较适应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式。

    由出钱改交绢绵,适应当时诸侯割据混战,商品经济关系减弱的客观条件,且有助于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业,有力的促进了桑麻种植业和纺织技术的提高。按户收税,可以省却因家庭人口增加而带来的增税负担,按户不按人,增人不增税,鼓励流民重新回归故土,有利于发展小农经济。

    其实,这就是一种具有鲜明的赋税负担均平思想。

    然则,自租调制创立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沿用达五百年之久,一直到唐中期实行两税法后,租调制才被彻底取代而完成了历史使命。

    除此之外,曹魏之所以能夺得天下,除了上面对赋税改革外,还有更重要的一项——改革人才选拔制度,即“唯才是举”。

    东汉末年后期,察举制被世家大族垄断,重门第德行而轻实际才能,且名实不符,形成“门阀政治”,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阶层固化严重,寒门子弟晋升无望。

    为打破世家大族对仕途的部分垄断,广纳寒门才俊,曹操连续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强调只要有治国用兵的真才实学,哪怕出身微贱、德行有亏,如“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应被大胆任用。

    正因如此,郭嘉、戏志才、满宠、于禁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受到重用。到了后期,曹魏人才辈出,猛将如云;反观蜀汉,形成了“朝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人才匮乏的窘迫局面。

    正是因为曹操的“唯才是举”,组建起了一个高效务实的官僚和军事团队,这是其政治军事成功的关键。这为后来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埋下伏笔。

    同时,为了加强社会管控与恢复秩序,抑制豪强,整饬吏治,曹操任用崔琰、毛玠等清廉官员负责选拔官吏,提倡节俭,惩治贪污,试图改善官场风气,并努力整顿和恢复因战乱而破坏的户籍制度,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最终为曹魏建立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有郭嘉“十胜十败”论袁绍的着名论断: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今绍有此十败,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