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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全村制霸三国 第85章 赋税的思考(四)

    两税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是针对租庸调制下不可纳税的浮寄客户大量增加而制定的。主是拥有田产的主户,客是逃亡在外乡的客居户。客户和主户一样也要根据资产的多少向国家纳税。两税法和旧税制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贵族官僚等特权阶层也必须纳税,这是对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一次有效抑制,具有均平赋税的意义,同时也扩大了征税面,使国家税源得到了保证。

    两税法虽然规定计资征税,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当时的自然条件限制,仍然会兼征货币或折纳实物,以致于很快出现了通货紧缩、钱重货轻的现象,大大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的不安定。

    同时,“量出制入”是两税法的一个重要课税原则,也是杨炎的一个独特的财政管理思想。与其相反的财政原则是量入为出,即国家通过编制预算,根据收入的多少来确定总的支出额和支出方案。而量出制入则是国家先预算一年所需的经费开支,再据此规定相应的课征收入。

    杨炎提出的“量出制入”原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财政预算思想,这里的“量出制入”是以改革前一年即公元779年的财政支出作为“出”的基础,以后历年的改革均是以这一年的财政支出作为基础来“制入”,而不是以当年的前一年的财政支出作为预算基础,这和现代的财政预算思想相比多少有些出入,预算的参照年份不够精确,数据也比较落后。但无论如何,“量出制入”作为财政管理思想的一种新的提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开创了国家财政预算思想上的先河,对于现代财政管理中的国家预算体系的制定和实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所谓“量出以制入”,论者多有分歧,或认为“量出以制入”是“财政平衡原则”`或认为“量出以制入”提出重编国家预算的新原则,“以支定收”,包含着通过编制预算对支出作出一定的限制,从而控制剥削量的积极意义。其实,“量出制入”,指的就是赋税的征收必先有个数额,然后向百姓征收,杨炎用此方法只是为了确定征收两税的总额,从提法上看,确实是个新的收支观念,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否定量入为出,若将其理解为“以当时所有各种征收之总数,作为当时支出之总数,据此以定两税征收之总额”,那么其实质上也就是量入为出。

    杨炎关于“量出制入”的表述,包含将征役转化为雇役的变革内容,显示了他“赋役合一”的改革思路。之后的历代税制改革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一条鞭法,尽管具体形式有所差异,但改革趋势是一致的。这种改革趋势符合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经济潮流,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程度。

    所以,两税法在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改计丁征税为计资征税,标志着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弱化,统治者开始逐渐放松对丁、口的控制和超经济的强制剥夺,这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以及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将地税、户税、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在一起,大大简化了征税的项目和纳税手续,统一了国家的税收,便于政府的征收和管理两税法规定那些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贵族官僚、豪强地主以及不定居的商人一律照章纳税,扩大了纳税面,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打击了大地主和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缓和了社会矛盾,起了加强中央集权、裁抑藩镇财权的积极作用。两税法按照各户各家的贫富程度确定征税标准,“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富者多征,贫者少征,这是一种进步。它较为符合财产占有的实际情况,适应各纳税户的负担能力,具有均平赋税负担的作用。

    虽然两税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与原意有些出入,如“量出为入”造成统治者的横征暴敛长期不调查资产,不检核户等,造成负担不均折钱纳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两税之外,杂税丛生,所宣布的“租庸杂摇悉省”成为一纸空文。但两税法预示的这一税制改革方向却启迪着后人继续沿着这一正确方向不断完善中国的赋税制度。

    而到了北宋,王安石以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的思想上,对赋税进行了改革,并贯穿赋税改革全过程的。

    所以,他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也是赋役改革思想的核心。它包含三重涵义——生财、聚财和用财。即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发展生产,增加整个社会财富。

    因宋朝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对此,王安石提出了摧抑兼并、均平赋役的主张,并将此作为他改革赋税的中心思想,贯彻于他的变法当中。

    王安石“摧抑兼并、均平赋役”的思想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强化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职能,指出抑兼并不只要摧抑已有的兼并势力,还要防止和预防新的兼并势力。王安石认为,如果封建国家不善于在理财中摧抑兼并,不但已形成的兼并势力会更肆无忌惮,现在还未形成为兼并势力的人,也有可能变成兼并势力。这其中有着预防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利用自己的财力兼并土地和财富的含义,这正是宋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断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第二,没有触及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问题。王安石的新法中几乎没有一项是彻底解决土地制度问题的。反之,他还认为土地兼并者在农民生产最困难的时候进行高利贷贷款,是对农民的“补不足”。王安石的这种认识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他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必然对大地主的兼并势力有一定的妥协性,这也是他的变法思想中的局限之处。

    但是,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它不可能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变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

    王安石针对北宋社会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然则,王安石新法立意虽嘉,但制定执行中却是弊端丛生,这种动机与效果的巨大反差,是导致变法屡遭攻汗的重要原因,变法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