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争霸之我来自未来 第127章 蜂箱以外的村子
文昌基线调查第一次进村时,马飞没有坐在第一辆车里。
地方联络人员原本安排了会议室、横幅和一排矿泉水,车队从镇上出发前却接到消息,村口聚了二十多人。有人听说要建火箭基地,以为海边几公里都会被封;有人说土地已经被量过;还有人拿着一张不知从哪里复印的效果图,图上塔架正好压在他们家的椰林上。
效果图不是星辰公开的版本,却用了星辰的名字。
陈维明当场认出,那是总图顾问早期汇报里被撤下的一张概念图。图没有地籍、比例和现状,只为说明厂房与工位的关系。有人把它从会议材料里拍走,又与房地产边界叠在一起,变成了“即将征地”的证据。
“今天会议取消。”马飞说。
地方干部脸色变了:“人都来了,取消更像心虚。”
“不是不见人。把横幅撤了,我们去村口。”
他让车停在一公里外,只带陈维明、社会调查负责人和地方联络员步行过去。鞋踩在晒热的水泥路上,路边晾着渔网,几只鸡从椰树影里钻出来。村口没有扩音设备,只有一张木桌和二十多张塑料凳。
拿效果图的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冯,在镇上小学教数学。她把图铺在桌上,问马飞哪一块是她父亲的地。
“这张图不能回答。”马飞说。
“那你们为什么画?”
“内部做空间关系讨论,画得太像决定,是我们的错。”
“网上说已经批了。”
“没有。现在只有调查许可,没有选址决定,没有征地,更没有发射许可。”
冯老师盯着他:“以后会不会有?”
“可能继续论证,也可能因为这里不合适而停。真走到用地,必须有正式程序、边界、补偿和公开材料。今天谁也不能替未来签字。”
人群里有人问会不会封海,有人问火箭掉下来怎么办,也有人问能不能安排工作。问题互相打断,联络员几次想维持秩序,被一位老人用更大的嗓门压过去。马飞没有抢扩音器,只让陈维明逐条记。写满一页后,他把纸转过来给提问的人看,确认没有把“会不会”写成“不会”。
许船主也在人群后面。他等别人问完,才指着效果图上一条笔直的运输路:“这条线穿过两个村,还过排洪沟。你们车真这么走,第一场大雨就知道谁画错了。”
何敬当天不在场,马飞仍把图沿那条线折了一道。
下午,原定会议改成步行调查。冯老师带他们从村口走到海边。路上经过小学、祖屋、椰林、虾塘和几座散在坡上的坟。孩子放学时骑车成群穿过,装椰子的三轮车要在窄桥上交错。所谓低密度地区,不代表没有生活,只是生活没有被城市地图画得很密。
一名老人领他们去看台风时的避风点。那是一座地势稍高的水泥房,平时堆农具,风雨大时附近几户会来躲。星辰早期候选边界恰好把它画进缓冲区。若只按建筑面积统计,它是一间破旧杂房;若按村庄使用方式看,它是应急设施。
社会调查负责人当场将其标为不可忽略节点,并询问备用避难能力。老人不关心术语,只问围墙建起来后还能不能走这条路。
“如果不能,就要先有更安全、大家同意的新路。”马飞说。
“你说了算?”
“现在我只能说,没解决就不该往下画。”
傍晚,调查组没有回旅馆吃饭。冯老师家门口摆了两张桌,邻居送来鱼汤、炒地瓜叶和一盆白切鸡。饭不是接待安排,马飞坚持按当地标准把费用交给村里公共账。老人嫌他见外,冯老师却把钱收下,说以后若项目没来,大家也不欠一家公司的情。
饭桌上气氛比村口缓和,却没有变成欢迎会。有人担心噪声影响养蜂和睡眠,有人担心海滩封闭,有年轻人问工厂是否只招外地工程师。高温、高湿、盐雾和台风是设备问题,对村民而言,真正的环境还包括夜里能否听见海、清明能否走旧路、渔船几点进港、孩子去学校会不会绕远。
马飞说,若项目进入下一阶段,星辰会先开本地技术培训,不承诺人人都有岗位,也不把低技能临时工包装成产业升级。施工高峰后的就业下降必须提前说明,不能用一两年工地工资换走长期生计。
“听着不像来招商的。”一名年轻人说。
“我们也不是来卖地价的。”
这句话很快被验证。
第二天,镇上已有中介打电话给调查组,声称掌握“核心区周边独家地块”,价格比半年前高出近一倍。对方还能准确说出星辰入住的旅馆,显然一直盯着车队。马飞让法务记录来电,随后发出一份措辞克制的澄清:星辰未确定项目边界,未委托任何机构收购土地,不对投机交易承担承诺。
澄清没有立刻压住房价传言。反而有人认为公司越否认,越说明项目快落地。冯老师把村里流传的三种说法抄在黑板上,邀请调查组逐条回答。陈维明第一次没有把沟通做成新闻稿,而是做成一张每周更新的问题表:已知、未知、谁负责回答、预计何时有结论。
“不知道”出现了二十六次。
马飞在表上签名。有人拍下照片传出去,外界嘲笑星辰董事长开了一场全是不知道的说明会。可一周后,邻村也要求使用同样的问题表,而不是听中介口中的内部消息。地方部门随后暂停对不明边界内的突击测量,所有基线调查人员必须佩戴编号、说明目的,不得被误认为征地队伍。
真正让许船主态度变化的不是说明会,而是一条排水沟。
连续暴雨后,候选区附近一段村路积水。星辰地质队原本只需测土层,却发现设备车堵住了沟口。他们没有等村民来推,停下测量,拆掉临时垫板,把沟清通,再由第三方确认没有把泥浆排进虾塘。工期因此少了一天,记录里写明“调查活动造成临时阻水”。
这场积水也让调查队承认,之前发下去的问卷问错了不少事。纸上写的是“主要出行道路”和“家庭取水点”,村民却很少把每天走的小路当成道路,也不会特意注明哪段土坡只有涨潮时才绕。成年人回答的是房子和田,孩子记住的却是放学后去小卖部、球场和外婆家的路。
冯老师借了一盒彩笔,让学生把自己的回家路线画下来。有人画椰子树,有人画一只总追自行车的黄狗,还有个女孩在纸角涂了一大片蓝色,说大雨时那里会变成“不能踩的海”。工程师把图拿到现场,才发现那是两条排水支沟之间的低洼地,旧航测图把它归成连续旱地,运输道路的早期草线正从旁边经过。
地质队在雨后重新测了一遍,把低洼地、水深和消退时间录入基线。道路向西挪动后多出一座小桥,成本表增加了三百多万元。财务人员问一幅孩子的画能不能作为改线依据,顾宁回答不能,现场复测可以;画的价值是让他们知道该去哪里测。
马飞在学校门口看见那些图晾在走廊上。孩子们围着他,最关心的不是基地,而是新路建好后黄狗还能不能过。施工顾问想说会设围栏,马飞没让他轻易承诺,只请冯老师把动物通行也列入要核实的问题。
“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答应?”一个男孩问。
“因为答应了就得做到。”马飞说,“不知道的时候,先说不知道。”
男孩觉得这话没劲,转身去抢同学的绿色彩笔。冯老师却把它写在黑板角上,旁边加了一句:下雨以后再看一次。
许船主看完记录说:“至少你们承认水是自己堵的。”
“堵了就得写。”顾宁说。
调查结束前,马飞又去冯老师家。她父亲正在院里修一把旧锄头,效果图被压在桌角,已经卷边。马飞带来更新后的候选多边形,原先穿村的运输线被删除,避风点、旧路、坟地和学校通行被标出。新的边界缩小了近三分之一,也让厂房布局更难。
“你们真会按这个走?”冯老师问。
“这只是基线,不是承诺。但以后谁想把线画回来,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和路突然不重要了。”
她把两张图叠在一起,透过窗户看。旧图上的塔架压着椰林,新图留下大片空白。
“空白挺贵吧?”
“很贵。”
“那你还留?”
马飞看向院外。两个孩子骑着自行车从旧路上过去,车铃一前一后响。
“因为那不是空白。”
离开前,冯老师把卷边的旧效果图还给他。马飞没有带走,折成四块丢进院里的废纸筐。她父亲抬头看了一眼,继续磨锄头,砂轮声很轻。
回北京的飞机延误,调查队在候机厅摊开一张新图核对。上面多了黄色的学生路线、蓝色的季节积水、绿色的蜂场半径和黑色的祖坟小路。能连续摆下厂房的地方更少,何敬用铅笔算了半天,只说还放得下。
马飞靠在塑料椅上睡着,醒来时图纸被空调风吹起一角。冯老师送的那张学生路线复印件压在上面,一只画得歪歪扭扭的黄狗正好站在道路红线外。
回北京后,调查队把学生图、村民口述与现场复测分成不同证据层。孩子画的黄狗不能决定道路,老人记得的潮水也不能直接变成标高;它们能告诉工程师去哪里再量、什么时候再看。最终每条改线都能追到实测,生活细节也没有在转成坐标时消失。
冯老师收到新图,发现女孩画的低洼地变成蓝色编号,黄狗却没了。她给马飞发短信:“狗不用进总图,路记得留。”
项目办公室把这句话写进现场核查表。以后每次图层转换,都有人确认学生路线、蜂场、避风点和季节积水是否被技术格式静默吞掉。地图仍由工程师画,问题却不再只由会使用绘图软件的人提出。
女孩后来又画了一场晴天,蓝色低洼地变回绿色。工程师把两张都留着,因为道路要走过的不只是一种天气。
地方联络人员原本安排了会议室、横幅和一排矿泉水,车队从镇上出发前却接到消息,村口聚了二十多人。有人听说要建火箭基地,以为海边几公里都会被封;有人说土地已经被量过;还有人拿着一张不知从哪里复印的效果图,图上塔架正好压在他们家的椰林上。
效果图不是星辰公开的版本,却用了星辰的名字。
陈维明当场认出,那是总图顾问早期汇报里被撤下的一张概念图。图没有地籍、比例和现状,只为说明厂房与工位的关系。有人把它从会议材料里拍走,又与房地产边界叠在一起,变成了“即将征地”的证据。
“今天会议取消。”马飞说。
地方干部脸色变了:“人都来了,取消更像心虚。”
“不是不见人。把横幅撤了,我们去村口。”
他让车停在一公里外,只带陈维明、社会调查负责人和地方联络员步行过去。鞋踩在晒热的水泥路上,路边晾着渔网,几只鸡从椰树影里钻出来。村口没有扩音设备,只有一张木桌和二十多张塑料凳。
拿效果图的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冯,在镇上小学教数学。她把图铺在桌上,问马飞哪一块是她父亲的地。
“这张图不能回答。”马飞说。
“那你们为什么画?”
“内部做空间关系讨论,画得太像决定,是我们的错。”
“网上说已经批了。”
“没有。现在只有调查许可,没有选址决定,没有征地,更没有发射许可。”
冯老师盯着他:“以后会不会有?”
“可能继续论证,也可能因为这里不合适而停。真走到用地,必须有正式程序、边界、补偿和公开材料。今天谁也不能替未来签字。”
人群里有人问会不会封海,有人问火箭掉下来怎么办,也有人问能不能安排工作。问题互相打断,联络员几次想维持秩序,被一位老人用更大的嗓门压过去。马飞没有抢扩音器,只让陈维明逐条记。写满一页后,他把纸转过来给提问的人看,确认没有把“会不会”写成“不会”。
许船主也在人群后面。他等别人问完,才指着效果图上一条笔直的运输路:“这条线穿过两个村,还过排洪沟。你们车真这么走,第一场大雨就知道谁画错了。”
何敬当天不在场,马飞仍把图沿那条线折了一道。
下午,原定会议改成步行调查。冯老师带他们从村口走到海边。路上经过小学、祖屋、椰林、虾塘和几座散在坡上的坟。孩子放学时骑车成群穿过,装椰子的三轮车要在窄桥上交错。所谓低密度地区,不代表没有生活,只是生活没有被城市地图画得很密。
一名老人领他们去看台风时的避风点。那是一座地势稍高的水泥房,平时堆农具,风雨大时附近几户会来躲。星辰早期候选边界恰好把它画进缓冲区。若只按建筑面积统计,它是一间破旧杂房;若按村庄使用方式看,它是应急设施。
社会调查负责人当场将其标为不可忽略节点,并询问备用避难能力。老人不关心术语,只问围墙建起来后还能不能走这条路。
“如果不能,就要先有更安全、大家同意的新路。”马飞说。
“你说了算?”
“现在我只能说,没解决就不该往下画。”
傍晚,调查组没有回旅馆吃饭。冯老师家门口摆了两张桌,邻居送来鱼汤、炒地瓜叶和一盆白切鸡。饭不是接待安排,马飞坚持按当地标准把费用交给村里公共账。老人嫌他见外,冯老师却把钱收下,说以后若项目没来,大家也不欠一家公司的情。
饭桌上气氛比村口缓和,却没有变成欢迎会。有人担心噪声影响养蜂和睡眠,有人担心海滩封闭,有年轻人问工厂是否只招外地工程师。高温、高湿、盐雾和台风是设备问题,对村民而言,真正的环境还包括夜里能否听见海、清明能否走旧路、渔船几点进港、孩子去学校会不会绕远。
马飞说,若项目进入下一阶段,星辰会先开本地技术培训,不承诺人人都有岗位,也不把低技能临时工包装成产业升级。施工高峰后的就业下降必须提前说明,不能用一两年工地工资换走长期生计。
“听着不像来招商的。”一名年轻人说。
“我们也不是来卖地价的。”
这句话很快被验证。
第二天,镇上已有中介打电话给调查组,声称掌握“核心区周边独家地块”,价格比半年前高出近一倍。对方还能准确说出星辰入住的旅馆,显然一直盯着车队。马飞让法务记录来电,随后发出一份措辞克制的澄清:星辰未确定项目边界,未委托任何机构收购土地,不对投机交易承担承诺。
澄清没有立刻压住房价传言。反而有人认为公司越否认,越说明项目快落地。冯老师把村里流传的三种说法抄在黑板上,邀请调查组逐条回答。陈维明第一次没有把沟通做成新闻稿,而是做成一张每周更新的问题表:已知、未知、谁负责回答、预计何时有结论。
“不知道”出现了二十六次。
马飞在表上签名。有人拍下照片传出去,外界嘲笑星辰董事长开了一场全是不知道的说明会。可一周后,邻村也要求使用同样的问题表,而不是听中介口中的内部消息。地方部门随后暂停对不明边界内的突击测量,所有基线调查人员必须佩戴编号、说明目的,不得被误认为征地队伍。
真正让许船主态度变化的不是说明会,而是一条排水沟。
连续暴雨后,候选区附近一段村路积水。星辰地质队原本只需测土层,却发现设备车堵住了沟口。他们没有等村民来推,停下测量,拆掉临时垫板,把沟清通,再由第三方确认没有把泥浆排进虾塘。工期因此少了一天,记录里写明“调查活动造成临时阻水”。
这场积水也让调查队承认,之前发下去的问卷问错了不少事。纸上写的是“主要出行道路”和“家庭取水点”,村民却很少把每天走的小路当成道路,也不会特意注明哪段土坡只有涨潮时才绕。成年人回答的是房子和田,孩子记住的却是放学后去小卖部、球场和外婆家的路。
冯老师借了一盒彩笔,让学生把自己的回家路线画下来。有人画椰子树,有人画一只总追自行车的黄狗,还有个女孩在纸角涂了一大片蓝色,说大雨时那里会变成“不能踩的海”。工程师把图拿到现场,才发现那是两条排水支沟之间的低洼地,旧航测图把它归成连续旱地,运输道路的早期草线正从旁边经过。
地质队在雨后重新测了一遍,把低洼地、水深和消退时间录入基线。道路向西挪动后多出一座小桥,成本表增加了三百多万元。财务人员问一幅孩子的画能不能作为改线依据,顾宁回答不能,现场复测可以;画的价值是让他们知道该去哪里测。
马飞在学校门口看见那些图晾在走廊上。孩子们围着他,最关心的不是基地,而是新路建好后黄狗还能不能过。施工顾问想说会设围栏,马飞没让他轻易承诺,只请冯老师把动物通行也列入要核实的问题。
“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答应?”一个男孩问。
“因为答应了就得做到。”马飞说,“不知道的时候,先说不知道。”
男孩觉得这话没劲,转身去抢同学的绿色彩笔。冯老师却把它写在黑板角上,旁边加了一句:下雨以后再看一次。
许船主看完记录说:“至少你们承认水是自己堵的。”
“堵了就得写。”顾宁说。
调查结束前,马飞又去冯老师家。她父亲正在院里修一把旧锄头,效果图被压在桌角,已经卷边。马飞带来更新后的候选多边形,原先穿村的运输线被删除,避风点、旧路、坟地和学校通行被标出。新的边界缩小了近三分之一,也让厂房布局更难。
“你们真会按这个走?”冯老师问。
“这只是基线,不是承诺。但以后谁想把线画回来,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和路突然不重要了。”
她把两张图叠在一起,透过窗户看。旧图上的塔架压着椰林,新图留下大片空白。
“空白挺贵吧?”
“很贵。”
“那你还留?”
马飞看向院外。两个孩子骑着自行车从旧路上过去,车铃一前一后响。
“因为那不是空白。”
离开前,冯老师把卷边的旧效果图还给他。马飞没有带走,折成四块丢进院里的废纸筐。她父亲抬头看了一眼,继续磨锄头,砂轮声很轻。
回北京的飞机延误,调查队在候机厅摊开一张新图核对。上面多了黄色的学生路线、蓝色的季节积水、绿色的蜂场半径和黑色的祖坟小路。能连续摆下厂房的地方更少,何敬用铅笔算了半天,只说还放得下。
马飞靠在塑料椅上睡着,醒来时图纸被空调风吹起一角。冯老师送的那张学生路线复印件压在上面,一只画得歪歪扭扭的黄狗正好站在道路红线外。
回北京后,调查队把学生图、村民口述与现场复测分成不同证据层。孩子画的黄狗不能决定道路,老人记得的潮水也不能直接变成标高;它们能告诉工程师去哪里再量、什么时候再看。最终每条改线都能追到实测,生活细节也没有在转成坐标时消失。
冯老师收到新图,发现女孩画的低洼地变成蓝色编号,黄狗却没了。她给马飞发短信:“狗不用进总图,路记得留。”
项目办公室把这句话写进现场核查表。以后每次图层转换,都有人确认学生路线、蜂场、避风点和季节积水是否被技术格式静默吞掉。地图仍由工程师画,问题却不再只由会使用绘图软件的人提出。
女孩后来又画了一场晴天,蓝色低洼地变回绿色。工程师把两张都留着,因为道路要走过的不只是一种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