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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天才的官场之路 第333章 文章 比预期写得好

    从棚城回来以后的日子,像一杯沉淀了泥沙的水,重新恢复了清澈和平静。

    王景轩每天的生活轨迹简单而固定。

    早上七点起床,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买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吃完以后骑着摩托车去文远楼。

    上午的时间他全部用来写那篇论文,前前后后磨了将近一个月,初稿终于有了个大概模样。

    下午处理校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翻档案、编年鉴、接待偶尔来访的校友和学者。

    晚上回到家继续啃黄教授给他的那几本书,偶尔王景芳和苏春妮过来蹭饭,他就多做两个菜。

    四月中旬,王景轩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母亲张桂芳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说了半天,说建国回来的时候瘦得不成样子,大伯母抱着儿子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就杀了一只老母鸡炖汤给他补身子。

    又说那个叫童仁的工友在厂里干得挺好,人虽然胖但手脚麻利,搬货装车比谁都快,工友们都喜欢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胖铜人”。

    “你大伯说等你暑假回来一定要来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

    王景轩握着话筒笑了笑,说暑假一定回去。

    五月一到,魔都的天气就热了起来。

    校园里的梧桐树已经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绿荫把整条梧桐大道笼在一片清凉里。

    文远楼前的银杏树也长满了嫩绿的叶子,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五月四日,青年节,学校放了半天假。

    王景轩没有休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论文从头到尾又修改了一遍。

    这篇文章他写了将近一个月,从理论框架到案例分析,从政策建议到实践反思,每一个章节都反复打磨。

    金岛四年多的实践经验,修桥、建开发区、招商引资、处理干群矛盾、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都被他用政治学的语言重新提炼了一遍,一条一条对得严丝合缝。

    黄教授推荐的书里的核心观点,也都恰到好处地融进了论述里,既不生搬硬套也不喧宾夺主。

    改完最后一个字,他把厚厚一沓稿纸摞整齐,装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骑上摩托车去了黄教授家。

    五月的枇杷树已经结满了青色的果子,一串一串藏在肥大的叶子中间,再过个把月就该黄了。

    黄教授还是坐在那张藤椅上,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本学生交上来的论文,他正拿着红笔在上面批注。

    黄教授接过档案袋,从里面抽出那沓稿纸,一页一页地翻看。

    他看得很慢,偶尔用红笔在某个段落旁边写几个字,偶尔停下来想一想,翻到某一页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翻到下一页的时候又慢慢舒展开来。王

    景轩坐在旁边的石凳上,也不催,只是安安静静地等着。

    过了很久,黄教授看完了最后一页。

    他把稿纸放回档案袋里,摘下老花镜,靠在藤椅上闭着眼睛沉默了片刻,然后睁开眼,看着王景轩,目光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郑重。

    “这篇文章,比我预期写得好。”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理论框架扎实,案例分析有血有肉,政策建议也有可操作性。尤其是关于基层党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升级那一段,你把金岛开发区党组织协调劳资关系的几个案例写得很生动,这在同类文章里很少见。还有关于征地拆迁中基层党组织如何化解矛盾的分析,也是实打实的第一手经验。”

    他顿了顿,把档案袋放在茶几上,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敲:“有几处措辞还需要再斟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那段论述,观点没问题,但表述要更稳妥一些,不能给人留把柄。回去改一改,改完以后我帮你推荐到《理论》去。这本刊物是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联合主办的,级别不低,你的文章够格。”

    王景轩心里一热,郑重地点了点头:“谢谢老师。我回去就改。”

    黄教授摆了摆手,又从茶几下面抽出一份文件递给他。

    王景轩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博士研究生招录登记表,上面已经盖了好几个红章,院系推荐、导师意见、研究生院初审,每一项都填得工工整整。

    “博士的事,手续我已经帮你办得差不多了。”

    黄教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研究方向定的是‘比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转型国际比较?’,侧重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这个方向既能发挥你经济学的底子,又能把我这边的政治学框架补上。录取通知书估计六月份就能下来,秋季入学,九月份正式上课。”

    王景轩双手接过那张表格,目光在“比较政治经济学”那几个铅字上停了好一会儿。

    这个方向,确实是他想要的方向。

    他自己在基层干了四年多,最深的体会就是经济转型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修一座桥涉及征地拆迁、资金筹措、利益分配,哪一样都离不开政府治理的能力;建一个开发区涉及招商引资、劳资关系、公共服务,哪一样都离不开党组织在其中协调和引领的作用。

    这些体会零零碎碎地堆在心里,一直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把它们串起来。

    现在黄教授帮他把这个框架搭起来了。

    “老师,”他站起来郑重地鞠了一躬,“这几年让您费心了。”

    黄教授靠在藤椅上,他看着面前这个年轻人,目光里有欣慰,也有期许。

    “不必客气。以后读博期间,你校史研究室那边的工作也不能丢。夏主任那个人虽然看着懒散,但心里有数,你跟着他能学到不少东西。工作上、学习上,都要兼顾好。”

    王景轩点头称是。

    五月的风从院子里吹过来,带着枇杷叶淡淡的清香和远处飘来的栀子花香。

    接下来几天,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逐字逐句地修改论文。

    黄教授在稿纸边上用红笔写的批注,每一个字他都仔细琢磨过。

    改完以后又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确认没有遗漏,才把修改稿重新装进档案袋里,再次送到黄教授家。

    这一回黄教授看完以后没有再挑毛病,只是点了点头,把稿子收进了自己的公文包里。

    几天后,黄教授把王景轩叫到家里,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修改稿和一个信封。

    稿子上又多了几处用铅笔写的旁批,都是关于措辞的微调。信封是牛皮纸的,封口处盖着《理论》编辑部的红章。

    “文章我已经寄给《理论》编辑部了。主编是我以前在社科院的熟人,他说这篇文章有分量,可以发在下一期的‘理论与政策’栏目。他还说,如果后续反响好的话,可以考虑呈送内参。”

    黄教授把信封放在茶几上,靠着藤椅,语气平淡却字字分量十足,“内参的分量,你应该知道。那上面的文章,是给高层决策做参考的。”

    王景轩接过信封,手指在牛皮纸的封面上轻轻摩挲了一下。

    他知道“内参”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上辈子他在商场上打拼的时候,听人说过,有些政策出台之前,相关部门会通过内参向上面报送一些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

    能上内参的文章,不光要有理论深度,还要有实践价值,更要有政策敏感度。

    他站起来郑重地道了声谢,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现在这些来自基层第一线的经验,正在通过他写的文章,一层一层地往上走,走到政策制定的参考层面去。

    这比他个人升迁的意义要大得多,这是让底层的声音被上面听见,让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