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才的官场之路 第345章 接待校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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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笔记给你,不光是让你们档案馆多个物件。”
周世勤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王景轩脸上,“我这个人搞了一辈子石油化工,不图名,也不图利。但有些事,亲眼见过、亲历过,就总觉得不能让它就那么被忘了。”
王景轩把笔记本小心地放进公文包最里层,然后对周世勤说:“周老,您如果不急着走,咱们到楼下坐坐。那本笔记里有些地方,我还想向您请教。”
周世勤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展厅门口已经快走空的人群,点了点头。
两个人下了楼,在校史馆后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一张长椅坐下。
阳光从银杏树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他们身上。
几只灰喜鹊在草坪上跳来跳去,不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隐约的上课铃声。
周世勤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擦了擦额角的汗,然后靠在长椅背上,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松江刚解放那几年,百废待兴。
日本人走的时候把能拆的设备都拆了,能炸的井都炸了,留给中国人的是一大片废墟。
后来跟苏联专家合作,恢复生产的速度加快了不少,但好景不长,六十年代初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带走了所有技术图纸和操作手册,留下几套还没调试完的炼油装置,像一堆没有说明书的废铁堆在那里。
“当时上面下了一个硬任务,三年之内必须把这些装置开起来,不然整个东北的柴油供应就要出大问题。”
周世勤用那双骨节粗壮的手比划着,“我那时候三十出头,是炼油车间的技术副主任。上面把任务压下来,我就带着车间里十几个技术员和老师傅,没日没夜地泡在装置旁边。没有图纸,我们就自己画。把设备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量尺寸,量完了画在纸上,画完了再装回去。没有操作手册,我们就自己写。白天在车间里试运行,晚上回到办公室把试运行的数据一条一条记下来,分析哪里出问题、怎么改。”
他语气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但王景轩注意到,他说到“把设备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量尺寸”的时候,手指下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像是在回忆那些零件的形状。
“搞了一年多,装置终于开起来了。出油的那天,整个车间的人都哭了。那些老师傅,平时在车间里骂人骂得最凶的,眼泪流得比谁都多。后来这套装置稳定运行了将近二十年,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被新设备替换下来。停产那天,我在车间里站了很久,摸着那些阀门和管道,每一颗螺丝我都记得它是怎么拧上去的。”
银杏叶落了几片在他肩上,他没有去拂。
王景轩也没有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
“可是后来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周世勤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复杂起来,“庆州的开发成功以后,东北很快成了全国石油化工的基地。几套大炼油、大乙烯的项目同时上马,供应了全国一大半的成品油和化工原料。那是东北石化最辉煌的年代,也是衰落埋下种子的年代。”
他的目光有些暗淡,看着远处的银杏树,却像是在看一片更辽阔的土地。
“问题是多方面的。产业太单一,全靠石油和化工。这两个行业再往下走,必须往精细化工、新材料的方向延伸。但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往沿海转移,我们这个老工业基地想搞技术改造、想上新项目,处处都要向上面申请资金,申请上去了往往又排不上号。好的人才也不断流失,我们那批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到了这个时期,有的被沿海合资企业高薪挖走,有的自己创业走了,剩下的人在老化的装置上日复一日地维持生产,干劲也慢慢磨没了。到八十年代末,有一回我到车间里转,看见当年跟我一起画图纸的老伙计蹲在装置旁边抽烟,他抬头跟我说,老周,这厂子,咱们还能传给谁?”
他叹了口气,沉默了片刻,然后继续说下去。
“更深的问题是产业转型。松江有的地方油快采完了,有的地方炼油能力严重过剩,必须往附加值更高的方向转型升级。但转型需要钱、需要新技术、需要新项目,缺了哪一样都不行。九十年代初,厅里组织去海外考察了好几次,想引进一套精细化工装置,结果对方报价高得吓人,上面又批不下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我快退休那几年,看见沿海那些新建的石化基地一个比一个现代化,利润率一个比一个高,再回头看看咱们松江那些运转了二三十年的老装置,心里那个滋味,没法形容。不是大家不想转,是转不动。就像一个在冰面上推了半辈子重车的人,忽然发现脚下的冰裂了,想跑,腿却已经僵硬了。”
他停下来,从兜里掏出那块白手帕又擦了擦额角。
手帕还是干干净净的,他的额角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诉苦。松江的石化产业,辉煌过,也困难过。我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卖力气、流汗水、操闲心,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总觉得,这一路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如果没有人把它记下来、说清楚,后来的人还会在同样的问题上吃同样的亏。我不是什么理论家,写不出你们这些搞学术的人写的那些文章。但我相信我经历过的这些事里头,有一些东西是有意义的。”
王景轩沉默了很久。
阳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手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他听见远处的钟楼整点报时,当当当,响了十一下。
他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从里面掏出那个笔记本,翻开夹着剪报的那一页,指着那篇署名“世勤”的文章说:“周老,您这篇稿子是民国三十七年写的,谈的是战后东北工业重建。您当时提了一个观点,工业重建不能只盯着引进国外的设备,关键在于能不能形成自己持续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体系。如果引进的设备和技术不能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过几年人家一撤,我们还是会回到原点。这对六十年代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的工作,其实已经做了理论上的预判。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关注过吗?”
周世勤愣了一下。
他显然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读完那篇文章,还能提炼出核心观点。
他把手帕叠好放回口袋里,慢慢说:“当年这篇文章在新旧交替的阶段发出来,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后来我去了东北,再也没有向任何刊物投过稿。”
王景轩把笔记本合上,看着周世勤的眼睛,认真地说:“周老,您这本笔记里记录的经验和思考,今天听起来照样很宝贵。我最近在跟黄教授做一个关于产业政策与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课题,其中有一部分专门涉及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困局。您说的这些问题,产业单一化、技改投入不足、人才流失、转型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撑,这些问题是全世界老工业区在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共性难题。”
周世勤坐直了身子。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共性难题”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大半辈子的困惑。
“周老,如果您不嫌我年轻没经验,下次我去东北,一定登门拜访。我想亲眼看看松江的石化基地现状,听听您和那些还在坚守的同行的真实想法。”
周世勤看着面前这个年轻人。
他本以为今天来校史馆只是走个过场,看看老照片,跟老同学叙叙旧,没想到会碰到这样一个人。
他慢慢站起来,握住王景轩的手,握得很用力:“小同志,我在东北待了大半辈子,今天跟素不相识的你说了这么多心底的话。你有这份心,我周世勤记在心里。随时欢迎你来松江。”
周世勤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王景轩脸上,“我这个人搞了一辈子石油化工,不图名,也不图利。但有些事,亲眼见过、亲历过,就总觉得不能让它就那么被忘了。”
王景轩把笔记本小心地放进公文包最里层,然后对周世勤说:“周老,您如果不急着走,咱们到楼下坐坐。那本笔记里有些地方,我还想向您请教。”
周世勤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展厅门口已经快走空的人群,点了点头。
两个人下了楼,在校史馆后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一张长椅坐下。
阳光从银杏树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他们身上。
几只灰喜鹊在草坪上跳来跳去,不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隐约的上课铃声。
周世勤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擦了擦额角的汗,然后靠在长椅背上,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松江刚解放那几年,百废待兴。
日本人走的时候把能拆的设备都拆了,能炸的井都炸了,留给中国人的是一大片废墟。
后来跟苏联专家合作,恢复生产的速度加快了不少,但好景不长,六十年代初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带走了所有技术图纸和操作手册,留下几套还没调试完的炼油装置,像一堆没有说明书的废铁堆在那里。
“当时上面下了一个硬任务,三年之内必须把这些装置开起来,不然整个东北的柴油供应就要出大问题。”
周世勤用那双骨节粗壮的手比划着,“我那时候三十出头,是炼油车间的技术副主任。上面把任务压下来,我就带着车间里十几个技术员和老师傅,没日没夜地泡在装置旁边。没有图纸,我们就自己画。把设备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量尺寸,量完了画在纸上,画完了再装回去。没有操作手册,我们就自己写。白天在车间里试运行,晚上回到办公室把试运行的数据一条一条记下来,分析哪里出问题、怎么改。”
他语气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但王景轩注意到,他说到“把设备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量尺寸”的时候,手指下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像是在回忆那些零件的形状。
“搞了一年多,装置终于开起来了。出油的那天,整个车间的人都哭了。那些老师傅,平时在车间里骂人骂得最凶的,眼泪流得比谁都多。后来这套装置稳定运行了将近二十年,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被新设备替换下来。停产那天,我在车间里站了很久,摸着那些阀门和管道,每一颗螺丝我都记得它是怎么拧上去的。”
银杏叶落了几片在他肩上,他没有去拂。
王景轩也没有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
“可是后来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周世勤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复杂起来,“庆州的开发成功以后,东北很快成了全国石油化工的基地。几套大炼油、大乙烯的项目同时上马,供应了全国一大半的成品油和化工原料。那是东北石化最辉煌的年代,也是衰落埋下种子的年代。”
他的目光有些暗淡,看着远处的银杏树,却像是在看一片更辽阔的土地。
“问题是多方面的。产业太单一,全靠石油和化工。这两个行业再往下走,必须往精细化工、新材料的方向延伸。但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往沿海转移,我们这个老工业基地想搞技术改造、想上新项目,处处都要向上面申请资金,申请上去了往往又排不上号。好的人才也不断流失,我们那批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到了这个时期,有的被沿海合资企业高薪挖走,有的自己创业走了,剩下的人在老化的装置上日复一日地维持生产,干劲也慢慢磨没了。到八十年代末,有一回我到车间里转,看见当年跟我一起画图纸的老伙计蹲在装置旁边抽烟,他抬头跟我说,老周,这厂子,咱们还能传给谁?”
他叹了口气,沉默了片刻,然后继续说下去。
“更深的问题是产业转型。松江有的地方油快采完了,有的地方炼油能力严重过剩,必须往附加值更高的方向转型升级。但转型需要钱、需要新技术、需要新项目,缺了哪一样都不行。九十年代初,厅里组织去海外考察了好几次,想引进一套精细化工装置,结果对方报价高得吓人,上面又批不下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我快退休那几年,看见沿海那些新建的石化基地一个比一个现代化,利润率一个比一个高,再回头看看咱们松江那些运转了二三十年的老装置,心里那个滋味,没法形容。不是大家不想转,是转不动。就像一个在冰面上推了半辈子重车的人,忽然发现脚下的冰裂了,想跑,腿却已经僵硬了。”
他停下来,从兜里掏出那块白手帕又擦了擦额角。
手帕还是干干净净的,他的额角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诉苦。松江的石化产业,辉煌过,也困难过。我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卖力气、流汗水、操闲心,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总觉得,这一路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如果没有人把它记下来、说清楚,后来的人还会在同样的问题上吃同样的亏。我不是什么理论家,写不出你们这些搞学术的人写的那些文章。但我相信我经历过的这些事里头,有一些东西是有意义的。”
王景轩沉默了很久。
阳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手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他听见远处的钟楼整点报时,当当当,响了十一下。
他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从里面掏出那个笔记本,翻开夹着剪报的那一页,指着那篇署名“世勤”的文章说:“周老,您这篇稿子是民国三十七年写的,谈的是战后东北工业重建。您当时提了一个观点,工业重建不能只盯着引进国外的设备,关键在于能不能形成自己持续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体系。如果引进的设备和技术不能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过几年人家一撤,我们还是会回到原点。这对六十年代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的工作,其实已经做了理论上的预判。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关注过吗?”
周世勤愣了一下。
他显然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读完那篇文章,还能提炼出核心观点。
他把手帕叠好放回口袋里,慢慢说:“当年这篇文章在新旧交替的阶段发出来,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后来我去了东北,再也没有向任何刊物投过稿。”
王景轩把笔记本合上,看着周世勤的眼睛,认真地说:“周老,您这本笔记里记录的经验和思考,今天听起来照样很宝贵。我最近在跟黄教授做一个关于产业政策与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课题,其中有一部分专门涉及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困局。您说的这些问题,产业单一化、技改投入不足、人才流失、转型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撑,这些问题是全世界老工业区在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共性难题。”
周世勤坐直了身子。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共性难题”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大半辈子的困惑。
“周老,如果您不嫌我年轻没经验,下次我去东北,一定登门拜访。我想亲眼看看松江的石化基地现状,听听您和那些还在坚守的同行的真实想法。”
周世勤看着面前这个年轻人。
他本以为今天来校史馆只是走个过场,看看老照片,跟老同学叙叙旧,没想到会碰到这样一个人。
他慢慢站起来,握住王景轩的手,握得很用力:“小同志,我在东北待了大半辈子,今天跟素不相识的你说了这么多心底的话。你有这份心,我周世勤记在心里。随时欢迎你来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