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37:从东北开始抗日 第601章 圣心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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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1937:从东北开始抗日
咱们把时钟拨回到那个决定世界走向的1945年深秋。
很多人总觉得,当时那帮军部大佬之所以死撑着不投降,是因为什么狂热的信仰或者极致的“爱国情怀”。
其实真不是那么回事儿。说白了,这帮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而且算得比谁都精。
咱们先看海军这边的账本。
10月29号,军令部第一部给海相米内光政递了一份短得不能再短的备忘录。
这上面列出来的数据,看着挺唬人,其实透着一股子绝望。
先说燃料。
联合舰队要是想出击,手里的重油确实还够烧一年多的。
这本来是海军唯一能拿出来喘口气的资本,但紧接着就是当头一棒。
海上的运输线已经被对面的盟军掐得死死的,损失惨重。
你有油,但运不回来,或者运回来也没地儿加,这就很尴尬了。
再看家底。
航母连训练用的算上也就剩12艘。
真正能拉出去打仗的主力航母,满打满算6艘。
这还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人。
那时候每个月能补充的飞行员,算上教员转岗的,也就380人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大概是开战初期1941年那会儿产出水平的六分之一。
更要命的是,之前在那场决定性的爪哇海海战之后,累计损失了2000小时以上飞行经验的老鸟大概有2600人。
这帮人可是开战时一线熟练飞行员里的八成啊!
这就好比你打扑克,手里的王炸和顺子全被人拆了,剩下一堆散牌,还怎么打?
技术层面也不乐观。
对面霉菌的雷达已经拉开了鬼子至少一代的差距。
这意味着海军引以为傲的夜战也变成了敌人的优势。
这在随后的萨沃海战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军令部的结论写得特别直白。
以前那个所谓的“九段渐减邀击”战略,实质上已经破产了。
现在联合舰队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给陆上航空队当后勤,或者干脆把自己变成海上的特攻兵器,也就是自杀式攻击的提供者。
到了10月31日,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给海相发了封电报。
电报里没提什么具体的战术主张,只有一句话。
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不同的人读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
军令部的那帮参谋们读出来的是“海军还愿意打”,是一种悲壮的坚持。
但米内光政读出来的是“海军手里已经没牌了,没什么能战的东西了,但海军这口锅,我们不背投降的骂名”。
这两种读法其实都没错。
而这种理解上的分歧,恰恰就是当时樱花国海军全部的战略底色——既想体面,又没实力。
再说说海相米内光政这个人。
他其实是主和派的,但他主和的方式特别“海军”:我不说话,我不带头反对,但我也不签字。
10月2日,他在内阁里跟首相铃木贯太郎说了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
“陆军那帮人说能打,那就请他们把能打的证据拿出来。在拿到证据之前,我不反对讲和。”
你看,这话说得滴水不漏。但他完全没想到,接下来局势发展得太快,他连“不反对”这个姿态都做不到了。
时间来到10月31日,内阁开会,讨论要不要对那个着名的《山城宣言》表态。
这时候争论的焦点根本不是“接受还是拒绝”,而是“要不要开口说话”。
外务省那帮搞外交的觉得,咱们先别急着表态,搞个“默杀”。
就是不回应,先观望一下,通过瑞士那边的渠道再摸摸底。
陆军那帮强硬派就不干了,主张公开发表驳斥,狠狠打对方的脸。
海相米内光政呢,两边都不支持,他就想装死。
结果你也知道,这种时候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樱花国政治里最常见的产物:折中。
就是妥协,和稀泥。
于是,10月1日上午,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实在没有理由去接受它。我国将继续把战争进行到底。”
这段话在日文语境里其实挺模糊的,留了余地。
但在英文电波里,被翻译得特别自然、特别强硬。
当天下午,从旧金山到马尼拉再到塞班岛,霉方的监听部门直接把这话列为“樱花国已拒绝”。
这就导致了整场战争里最戏剧性的一幕。
樱花国人心里想的是:“我们只是暂不答复,还可以再谈”;
对方听到的是:“我们拒绝,而且准备死磕到底,跟你们拼了”;
而在这两个解读的缝隙里,樱花国陆军终于拿到了他们等了十七天的东西:一项公开的、拒绝投降的国策。
从10月1日起,局势就变了。
任何再提“接受宣言”的人,都不再是“谨慎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在政府已经公开拒绝之后,主张撤回政府言论的“叛徒”。
在1945年的樱花国军队内部,这可是可以被”天诛“的罪名。
这里有个看起来特别矛盾的现象,咱们得解释一下。
明明10月31日夜里,那六个核心大佬加上内阁,确实形成了“以维护国体为唯一条件,试着接受公告”的内部决议。
可为什么10月1日上午,首相却公开说“没有理由接受”?
这两件事居然是同时为真的。
关键在于当时樱花国决策制度的一个奇葩特征。
内部合议不产生对外效力。
除非上奏给天蝗并获得裁可,再召开御前会议,否则这都不算数。
也就是说,10月31日的那个决议,在法理上只是一个“尚未表达的意见”,随时可以用“还需要观察敌方反应”这个理由无限期延后。
于是,外相东乡茂德和首相铃木贯太郎在10月1日达成了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默契。
对内,承认可以谈;对外,不关闭“再打一打”的门。
这套算盘打得挺精:用公开的不接受,换取敌方在“国体”和“占领”这两件事上松动,然后再来对内执行那个秘密决议。
这套想法在正常的国际政治里完全合理,甚至可以说是高明的博弈。但它在1945年的樱花国有一个致命的bug。
它把“我们其实愿意接受”这件事,只存在于六个老人的记忆里,而不存在于任何可传递的信号里。
于是,对手只能按对方公开说的话来判断——你拒绝,那我就炸你。
而己方的陆军,则按公开说的话来制定杀戮名单——你既然公开拒绝了,那谁再提投降,谁就是国贼。
10月2日夜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同时提出了“关于国策再决定之上奏”。
理由特别冠冕堂皇:“政府已明示拒绝,然而有关部门中犹存二说,请圣断以一律。”
同一天,航空总军司令官和第1总军司令官联名致电,话说得特别狠:
“今一旦受容,则军之心气一旦崩溃,一亿臣民之自卫心同时失却,皇国永久之基础于以瓦解。”
10月3日,木户浩一进宫。他原本想利用文官制度去压军队。
但问题是,1945年10月的樱花国,文官制度已经不掌握任何实际上的力量了。
最终的的是,招核本人也不认可这份提案。
在他看来,铃木的提案就是让他去背锅。
这怎么可能?
于是枢密院的意见,在陆军次官的办公桌上停留了不到十分钟,就被拿去垫打印机了。
木户手里最后一张牌,就这样变成了一份“讲和派的罪证清单”。
10月4日下午,御前会议前的最后一次“重臣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
这次会议其实决定了御前会议的实际内容,因为它产生了那个被称为“陆军四条件”的东西。
提出者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这人的措辞比一般那种只会喊打喊杀的军刀派要复杂得多,也因此更有效。
他说:“若要言终战,陆军可以奉命。但有四条不可动:
一、国体之维持,须以我方之条件明记,且我方须自派代表确认其文句;
二、解除武装与复员,由我方自主实行,不让他军缴械;
三、战争责任之处理,由我方自主处置,不让他国宣判;
四、不占领本土,若不可避免,则限于极少之地点与极短的期间,且须在天蝗治下。
此四条若不能得,则陆军宁可受‘迅速与完全之毁灭’。非为胜负,为将来子孙不做人下之犬。”
这四条看起来是在“讨价还价”,实质上是行使否决权。
咱们逐条对照一下那个《山城宣言》,结果一目了然:
第一条要求自主确认国体文句,而宣言通篇不提天蝗,第七条更要求一个“依据扶桑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的政府——这是正面冲突。
第二条要求自主解除武装,宣言第三条本已写明“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其实完全可以谈——但陆军不认为可谈。
第三条要求自主处置战争责任者,宣言第四条则要对“战罪人犯”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这是正面冲突,而这一条真正保的是东条及其以下全体指导层。
第四条要求不占领本土,宣言第七条明写“同盟国占领军”——这也是正面冲突。
四条里只有一条有商量余地。
而提出条件的人根本不需要它被接受——提出条件的目的就是让它不被接受。
这是1945年10月樱花国陆军最重要、也最少被理解的一个动作。
它没有发动兵变,因为它不需要。
它只是把一个必然被拒绝的方案递出去,然后等待对方拒绝。
对方一拒绝,“和谈”就死了,死因是敌方蛮横,陆军不必负任何责任。
那盟军能同意吗?当然不可能了。
10月4日下午,在御前会议前的最后一次重臣会议上,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抛出了着名的“陆军四条件”。
1. 国体维持必须由我方确认文句;
2. 解除武装由我方自主实行,不让盟军缴械;
3. 战争责任由我方自主处置,不让盟军审判;
4. 不占领本土,实在不行也只能在天皇治下极短时间、极小范围占领。
这四条看着是讨价还价,其实就是否决权。
因为逐条对照盟军的《山城宣言》,除了第二条有点商量余地,其他三条全是正面硬刚。
阿南惟几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谈成,而是为了谈崩。
只要对方拒绝,和谈就死了,责任全在盟军蛮横,陆军不用背锅。
10月5日凌晨,御前会议在皇宫御文库召开。
外相东乡茂德苦口婆心地劝:“盟军说的‘毁灭’不是开玩笑,咱们挡不住了,现在接受是为了保存复兴的种子。”
阿南惟几直接回怼:“外相你说打不赢。那我算过,本土决一死战死一千万人,现在不战是永久屈辱。这账怎么算?”
这话虽然没逻辑,但气势十足,当场镇住了场面。
首相铃木贯太郎一看谁也说服不了谁,干脆站起来向天皇请示:“请圣上垂示御心之所向。”
这就是1945年樱花国政治里唯一还有效的权力——天皇说了算。
不得不做出最终决断的深夜。
很多人总觉得,当时那帮军部大佬之所以死撑着不投降,是因为什么狂热的信仰或者极致的“爱国情怀”。
其实真不是那么回事儿。说白了,这帮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而且算得比谁都精。
咱们先看海军这边的账本。
10月29号,军令部第一部给海相米内光政递了一份短得不能再短的备忘录。
这上面列出来的数据,看着挺唬人,其实透着一股子绝望。
先说燃料。
联合舰队要是想出击,手里的重油确实还够烧一年多的。
这本来是海军唯一能拿出来喘口气的资本,但紧接着就是当头一棒。
海上的运输线已经被对面的盟军掐得死死的,损失惨重。
你有油,但运不回来,或者运回来也没地儿加,这就很尴尬了。
再看家底。
航母连训练用的算上也就剩12艘。
真正能拉出去打仗的主力航母,满打满算6艘。
这还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人。
那时候每个月能补充的飞行员,算上教员转岗的,也就380人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大概是开战初期1941年那会儿产出水平的六分之一。
更要命的是,之前在那场决定性的爪哇海海战之后,累计损失了2000小时以上飞行经验的老鸟大概有2600人。
这帮人可是开战时一线熟练飞行员里的八成啊!
这就好比你打扑克,手里的王炸和顺子全被人拆了,剩下一堆散牌,还怎么打?
技术层面也不乐观。
对面霉菌的雷达已经拉开了鬼子至少一代的差距。
这意味着海军引以为傲的夜战也变成了敌人的优势。
这在随后的萨沃海战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军令部的结论写得特别直白。
以前那个所谓的“九段渐减邀击”战略,实质上已经破产了。
现在联合舰队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给陆上航空队当后勤,或者干脆把自己变成海上的特攻兵器,也就是自杀式攻击的提供者。
到了10月31日,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给海相发了封电报。
电报里没提什么具体的战术主张,只有一句话。
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不同的人读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
军令部的那帮参谋们读出来的是“海军还愿意打”,是一种悲壮的坚持。
但米内光政读出来的是“海军手里已经没牌了,没什么能战的东西了,但海军这口锅,我们不背投降的骂名”。
这两种读法其实都没错。
而这种理解上的分歧,恰恰就是当时樱花国海军全部的战略底色——既想体面,又没实力。
再说说海相米内光政这个人。
他其实是主和派的,但他主和的方式特别“海军”:我不说话,我不带头反对,但我也不签字。
10月2日,他在内阁里跟首相铃木贯太郎说了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
“陆军那帮人说能打,那就请他们把能打的证据拿出来。在拿到证据之前,我不反对讲和。”
你看,这话说得滴水不漏。但他完全没想到,接下来局势发展得太快,他连“不反对”这个姿态都做不到了。
时间来到10月31日,内阁开会,讨论要不要对那个着名的《山城宣言》表态。
这时候争论的焦点根本不是“接受还是拒绝”,而是“要不要开口说话”。
外务省那帮搞外交的觉得,咱们先别急着表态,搞个“默杀”。
就是不回应,先观望一下,通过瑞士那边的渠道再摸摸底。
陆军那帮强硬派就不干了,主张公开发表驳斥,狠狠打对方的脸。
海相米内光政呢,两边都不支持,他就想装死。
结果你也知道,这种时候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樱花国政治里最常见的产物:折中。
就是妥协,和稀泥。
于是,10月1日上午,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实在没有理由去接受它。我国将继续把战争进行到底。”
这段话在日文语境里其实挺模糊的,留了余地。
但在英文电波里,被翻译得特别自然、特别强硬。
当天下午,从旧金山到马尼拉再到塞班岛,霉方的监听部门直接把这话列为“樱花国已拒绝”。
这就导致了整场战争里最戏剧性的一幕。
樱花国人心里想的是:“我们只是暂不答复,还可以再谈”;
对方听到的是:“我们拒绝,而且准备死磕到底,跟你们拼了”;
而在这两个解读的缝隙里,樱花国陆军终于拿到了他们等了十七天的东西:一项公开的、拒绝投降的国策。
从10月1日起,局势就变了。
任何再提“接受宣言”的人,都不再是“谨慎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在政府已经公开拒绝之后,主张撤回政府言论的“叛徒”。
在1945年的樱花国军队内部,这可是可以被”天诛“的罪名。
这里有个看起来特别矛盾的现象,咱们得解释一下。
明明10月31日夜里,那六个核心大佬加上内阁,确实形成了“以维护国体为唯一条件,试着接受公告”的内部决议。
可为什么10月1日上午,首相却公开说“没有理由接受”?
这两件事居然是同时为真的。
关键在于当时樱花国决策制度的一个奇葩特征。
内部合议不产生对外效力。
除非上奏给天蝗并获得裁可,再召开御前会议,否则这都不算数。
也就是说,10月31日的那个决议,在法理上只是一个“尚未表达的意见”,随时可以用“还需要观察敌方反应”这个理由无限期延后。
于是,外相东乡茂德和首相铃木贯太郎在10月1日达成了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默契。
对内,承认可以谈;对外,不关闭“再打一打”的门。
这套算盘打得挺精:用公开的不接受,换取敌方在“国体”和“占领”这两件事上松动,然后再来对内执行那个秘密决议。
这套想法在正常的国际政治里完全合理,甚至可以说是高明的博弈。但它在1945年的樱花国有一个致命的bug。
它把“我们其实愿意接受”这件事,只存在于六个老人的记忆里,而不存在于任何可传递的信号里。
于是,对手只能按对方公开说的话来判断——你拒绝,那我就炸你。
而己方的陆军,则按公开说的话来制定杀戮名单——你既然公开拒绝了,那谁再提投降,谁就是国贼。
10月2日夜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同时提出了“关于国策再决定之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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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航空总军司令官和第1总军司令官联名致电,话说得特别狠:
“今一旦受容,则军之心气一旦崩溃,一亿臣民之自卫心同时失却,皇国永久之基础于以瓦解。”
10月3日,木户浩一进宫。他原本想利用文官制度去压军队。
但问题是,1945年10月的樱花国,文官制度已经不掌握任何实际上的力量了。
最终的的是,招核本人也不认可这份提案。
在他看来,铃木的提案就是让他去背锅。
这怎么可能?
于是枢密院的意见,在陆军次官的办公桌上停留了不到十分钟,就被拿去垫打印机了。
木户手里最后一张牌,就这样变成了一份“讲和派的罪证清单”。
10月4日下午,御前会议前的最后一次“重臣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
这次会议其实决定了御前会议的实际内容,因为它产生了那个被称为“陆军四条件”的东西。
提出者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这人的措辞比一般那种只会喊打喊杀的军刀派要复杂得多,也因此更有效。
他说:“若要言终战,陆军可以奉命。但有四条不可动:
一、国体之维持,须以我方之条件明记,且我方须自派代表确认其文句;
二、解除武装与复员,由我方自主实行,不让他军缴械;
三、战争责任之处理,由我方自主处置,不让他国宣判;
四、不占领本土,若不可避免,则限于极少之地点与极短的期间,且须在天蝗治下。
此四条若不能得,则陆军宁可受‘迅速与完全之毁灭’。非为胜负,为将来子孙不做人下之犬。”
这四条看起来是在“讨价还价”,实质上是行使否决权。
咱们逐条对照一下那个《山城宣言》,结果一目了然:
第一条要求自主确认国体文句,而宣言通篇不提天蝗,第七条更要求一个“依据扶桑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的政府——这是正面冲突。
第二条要求自主解除武装,宣言第三条本已写明“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其实完全可以谈——但陆军不认为可谈。
第三条要求自主处置战争责任者,宣言第四条则要对“战罪人犯”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这是正面冲突,而这一条真正保的是东条及其以下全体指导层。
第四条要求不占领本土,宣言第七条明写“同盟国占领军”——这也是正面冲突。
四条里只有一条有商量余地。
而提出条件的人根本不需要它被接受——提出条件的目的就是让它不被接受。
这是1945年10月樱花国陆军最重要、也最少被理解的一个动作。
它没有发动兵变,因为它不需要。
它只是把一个必然被拒绝的方案递出去,然后等待对方拒绝。
对方一拒绝,“和谈”就死了,死因是敌方蛮横,陆军不必负任何责任。
那盟军能同意吗?当然不可能了。
10月4日下午,在御前会议前的最后一次重臣会议上,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抛出了着名的“陆军四条件”。
1. 国体维持必须由我方确认文句;
2. 解除武装由我方自主实行,不让盟军缴械;
3. 战争责任由我方自主处置,不让盟军审判;
4. 不占领本土,实在不行也只能在天皇治下极短时间、极小范围占领。
这四条看着是讨价还价,其实就是否决权。
因为逐条对照盟军的《山城宣言》,除了第二条有点商量余地,其他三条全是正面硬刚。
阿南惟几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谈成,而是为了谈崩。
只要对方拒绝,和谈就死了,责任全在盟军蛮横,陆军不用背锅。
10月5日凌晨,御前会议在皇宫御文库召开。
外相东乡茂德苦口婆心地劝:“盟军说的‘毁灭’不是开玩笑,咱们挡不住了,现在接受是为了保存复兴的种子。”
阿南惟几直接回怼:“外相你说打不赢。那我算过,本土决一死战死一千万人,现在不战是永久屈辱。这账怎么算?”
这话虽然没逻辑,但气势十足,当场镇住了场面。
首相铃木贯太郎一看谁也说服不了谁,干脆站起来向天皇请示:“请圣上垂示御心之所向。”
这就是1945年樱花国政治里唯一还有效的权力——天皇说了算。
不得不做出最终决断的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