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王:杜城 第78章 树倒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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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良向法院主动交代的当天下午,杜远山在海口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律师打来的。律师的声音很急,像是有人在他身后拿着鞭子催他说话:“远山哥,陈国良反水了。他去找了法官,说那份鉴定报告是假的,是你指使他出的。法官已经把他交代的内容记录在案,说要作为证据使用。这个案子,我没法接了。您另请高明吧。”
杜远山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就挂了。他握着手机,指节泛白,想拨回去,手指在屏幕上点了两下,又停下了。律师不接了。合作了五年,连声招呼都不打,说不接就不接了。
第二个电话是公司副总打来的。副总姓何,跟何家没有关系,跟了杜远山七年,分管港口业务。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说一件不能让旁边人听到的事:“远山哥,港务局那边来电话了。说我们的码头租赁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让我们三个月之内把设备搬走。我在公司干了七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远山哥,这个月的工资我就不领了。辞职信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第三个电话是银行打来的。信贷部的王经理,平时说话客客气气,今天换了一个人似的,语气硬得像块铁:“杜总,您的贷款逾期已经超过九十天了。按照合同约定,我行决定提前收回全部贷款。请您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归还本息合计八千六百万元。逾期不还,我行将依法处置您的抵押资产。”
杜远山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陈国良反水了。律师不干了。副总辞职了。银行收贷了。一天之内,四件事,像四把刀,一刀一刀地捅在他身上。最疼的不是这些事本身,是这些事背后的人——律师跟他合作五年,副总跟他七年,银行跟他合作十年,说不干就不干了,连句再见都不说。
杜远山睁开眼,拿起桌上的茶杯。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倒,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得他皱了皱眉。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赵四。
“远山哥,我在老宅。老刘头走了。”
杜远山的手指抖了一下。“走了?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收拾了行李,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他说他老了,干不动了,想回老家养老。他走的时候,把老宅的钥匙留下了。”
杜远山没有说话。
“远山哥,老宅的钥匙在我手里。您要不要回来看看?”
杜远山沉默了几秒。“赵四,你也走吧。我不怪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赵四的声音有些哑:“远山哥,我不走。”
“你不走,留在这里干什么?公司没了,老宅空了,我很快也要进去了。你跟着我,什么都没有。”
“远山哥,您当初收留我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走和不走,对我来说都一样。但走了,我这辈子心里都不会踏实。”
杜远山的眼眶红了。他把手机从耳朵边拿开,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然后他贴回耳朵,说了一句:“赵四,你替我去做一件事。”
“什么事?”
“去老宅,把那棵龙眼树下的账本挖出来。交给杜城。”
赵四愣住了。“远山哥,那是……”
“那是我父亲当年侵吞大伯资产的账本。杜城一直在找。你挖出来,交给他。告诉他,我认了。”
赵四沉默了几秒。“远山哥,您想好了?”
“想好了。”
挂了电话,杜远山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海口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很低,压得人胸口发闷。远处海面上那几艘货轮的影子模糊不清,像几团灰色的墨渍。他推开窗户,海风灌进来,带着咸腥味和远处港口货轮的汽笛声。
他想起了父亲。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拉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远山,我对不起你大伯。你替我还。”父亲说完这句话,就闭上了眼睛。那是五年前的事。五年来,杜远山没有替父亲还过一分钱的债,反而变本加厉,把杜城逼得跳了海,把大伯逼得在狱中被人打断了肋骨。
“爸,”杜远山对着窗外的天空说,“您欠的债,我还不了了。”
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吹动桌上的文件,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赵四当天晚上就从海口赶到了三亚。他开了一辆老款的别克,后备箱里放着一个帆布袋子,袋子里装着从龙眼树下挖出来的账本。账本是用油纸包着的,埋在地下快十年了,纸已经泛黄,边角有些腐烂,但字迹还能看清。
他把车停在常居会所门口,没有进去,而是给杜城发了一条消息:“城哥,我在会所门口。远山哥让我给你送一样东西。你出来拿一下,我就不进去了。”
杜城正在茶楼二楼跟常虎下棋。看到这条消息,他把棋子放下,站起来。
“常叔,我出去一下。”
“谁来了?”
“赵四。”
常虎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来干什么?”
“杜远山让他来送东西。”
杜城下了楼,走出会所。赵四站在那辆别克旁边,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看到杜城出来,他从后备箱里拿出那个帆布袋子,放在地上,退后了两步。
杜城走过去,蹲下来,拉开帆布袋子的拉链。里面是一个用油纸包着的方方正正的包裹,比鞋盒大一些。他撕开油纸,露出一本泛黄的账本。账本的封面上写着四个字:“杜氏家账。”翻开第一页,是杜远山父亲的字迹,记录着哪年哪月从杜城父亲的账上转走了多少钱。
杜城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中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何兆坤。账本上写着:“何兆坤借款五千万,用于香港投资。年息百分之十五,三年归还。”借款日期是十二年前。三年后,何兆坤没有还。五年后,也没有还。杜远山的父亲把这笔烂账记在了杜城父亲头上,说是杜城父亲欠何家的钱。
杜城把账本合上,重新用油纸包好,放回帆布袋子里。他站起来,看着赵四。
“赵四,你回去告诉杜远山,账本我收到了。他认罪,我接受。但法院怎么判,不是我能左右的。”
赵四点了点头。“城哥,话我一定带到。”
他转身拉开车门,上了车。车子发动的时候,杜城叫住了他。
“赵四。”
赵四从车窗里探出头。
“你替我转告杜远山一句话——龙眼树下的账本,我会用它来翻我父亲的案。至于他,法庭上见。”
赵四沉默了一秒,点了点头,关上车窗,把车开走了。
杜城拎着帆布袋子走回会所。常虎还在二楼等着,看到杜城上来,目光落在他手里的袋子上。
“什么东西?”
“杜远山父亲当年侵吞我父亲资产的账本。”杜城把袋子放在桌上,拉开拉链,拿出账本,翻开第一页,推到常虎面前,“常叔,您看看。”
常虎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中间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何兆坤?何家的人也上了这本账?”
“何兆坤借了五千万,没还。杜远山的父亲把这笔账记在了我父亲头上,说是我父亲欠何家的钱。我父亲替他还了这笔债,但何家不认账,说钱是杜远山父亲借的,不是何家借的。何兆坤拿走了钱,杜远山父亲背了债,我父亲当了冤大头。”
常虎把账本合上,摘下老花镜。“杜城,这本账本,能搞倒杜远山,也能搞倒何家。”
杜城把账本重新包好,放回帆布袋子里。“常叔,杜远山的事,我先了结。何家的事,以后再说。”
常虎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杜城拎着袋子下了楼。阿勇的车在门口等着,他上了车,靠着椅背,闭着眼睛。脑子里在转账本里的那些数字——五千万、一个亿、百分之十五的利息、十二年的账期。何兆坤借了五千万,拖了十二年没还,连本带利已经超过两个亿了。杜远山的父亲死了,杜远山扛了这笔债。杜城父亲当了替罪羊。
“勇哥,回酒店。”
帕萨特驶入夜色中。杜城睁开眼,看着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橘黄色的光连成一条线。
“爸,”他在心里说,“账本拿到了。您的案子,很快就能翻了。”
第一个电话是律师打来的。律师的声音很急,像是有人在他身后拿着鞭子催他说话:“远山哥,陈国良反水了。他去找了法官,说那份鉴定报告是假的,是你指使他出的。法官已经把他交代的内容记录在案,说要作为证据使用。这个案子,我没法接了。您另请高明吧。”
杜远山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就挂了。他握着手机,指节泛白,想拨回去,手指在屏幕上点了两下,又停下了。律师不接了。合作了五年,连声招呼都不打,说不接就不接了。
第二个电话是公司副总打来的。副总姓何,跟何家没有关系,跟了杜远山七年,分管港口业务。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说一件不能让旁边人听到的事:“远山哥,港务局那边来电话了。说我们的码头租赁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让我们三个月之内把设备搬走。我在公司干了七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远山哥,这个月的工资我就不领了。辞职信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第三个电话是银行打来的。信贷部的王经理,平时说话客客气气,今天换了一个人似的,语气硬得像块铁:“杜总,您的贷款逾期已经超过九十天了。按照合同约定,我行决定提前收回全部贷款。请您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归还本息合计八千六百万元。逾期不还,我行将依法处置您的抵押资产。”
杜远山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陈国良反水了。律师不干了。副总辞职了。银行收贷了。一天之内,四件事,像四把刀,一刀一刀地捅在他身上。最疼的不是这些事本身,是这些事背后的人——律师跟他合作五年,副总跟他七年,银行跟他合作十年,说不干就不干了,连句再见都不说。
杜远山睁开眼,拿起桌上的茶杯。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倒,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得他皱了皱眉。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赵四。
“远山哥,我在老宅。老刘头走了。”
杜远山的手指抖了一下。“走了?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收拾了行李,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他说他老了,干不动了,想回老家养老。他走的时候,把老宅的钥匙留下了。”
杜远山没有说话。
“远山哥,老宅的钥匙在我手里。您要不要回来看看?”
杜远山沉默了几秒。“赵四,你也走吧。我不怪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赵四的声音有些哑:“远山哥,我不走。”
“你不走,留在这里干什么?公司没了,老宅空了,我很快也要进去了。你跟着我,什么都没有。”
“远山哥,您当初收留我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走和不走,对我来说都一样。但走了,我这辈子心里都不会踏实。”
杜远山的眼眶红了。他把手机从耳朵边拿开,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然后他贴回耳朵,说了一句:“赵四,你替我去做一件事。”
“什么事?”
“去老宅,把那棵龙眼树下的账本挖出来。交给杜城。”
赵四愣住了。“远山哥,那是……”
“那是我父亲当年侵吞大伯资产的账本。杜城一直在找。你挖出来,交给他。告诉他,我认了。”
赵四沉默了几秒。“远山哥,您想好了?”
“想好了。”
挂了电话,杜远山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海口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很低,压得人胸口发闷。远处海面上那几艘货轮的影子模糊不清,像几团灰色的墨渍。他推开窗户,海风灌进来,带着咸腥味和远处港口货轮的汽笛声。
他想起了父亲。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拉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远山,我对不起你大伯。你替我还。”父亲说完这句话,就闭上了眼睛。那是五年前的事。五年来,杜远山没有替父亲还过一分钱的债,反而变本加厉,把杜城逼得跳了海,把大伯逼得在狱中被人打断了肋骨。
“爸,”杜远山对着窗外的天空说,“您欠的债,我还不了了。”
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吹动桌上的文件,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赵四当天晚上就从海口赶到了三亚。他开了一辆老款的别克,后备箱里放着一个帆布袋子,袋子里装着从龙眼树下挖出来的账本。账本是用油纸包着的,埋在地下快十年了,纸已经泛黄,边角有些腐烂,但字迹还能看清。
他把车停在常居会所门口,没有进去,而是给杜城发了一条消息:“城哥,我在会所门口。远山哥让我给你送一样东西。你出来拿一下,我就不进去了。”
杜城正在茶楼二楼跟常虎下棋。看到这条消息,他把棋子放下,站起来。
“常叔,我出去一下。”
“谁来了?”
“赵四。”
常虎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来干什么?”
“杜远山让他来送东西。”
杜城下了楼,走出会所。赵四站在那辆别克旁边,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看到杜城出来,他从后备箱里拿出那个帆布袋子,放在地上,退后了两步。
杜城走过去,蹲下来,拉开帆布袋子的拉链。里面是一个用油纸包着的方方正正的包裹,比鞋盒大一些。他撕开油纸,露出一本泛黄的账本。账本的封面上写着四个字:“杜氏家账。”翻开第一页,是杜远山父亲的字迹,记录着哪年哪月从杜城父亲的账上转走了多少钱。
杜城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中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何兆坤。账本上写着:“何兆坤借款五千万,用于香港投资。年息百分之十五,三年归还。”借款日期是十二年前。三年后,何兆坤没有还。五年后,也没有还。杜远山的父亲把这笔烂账记在了杜城父亲头上,说是杜城父亲欠何家的钱。
杜城把账本合上,重新用油纸包好,放回帆布袋子里。他站起来,看着赵四。
“赵四,你回去告诉杜远山,账本我收到了。他认罪,我接受。但法院怎么判,不是我能左右的。”
赵四点了点头。“城哥,话我一定带到。”
他转身拉开车门,上了车。车子发动的时候,杜城叫住了他。
“赵四。”
赵四从车窗里探出头。
“你替我转告杜远山一句话——龙眼树下的账本,我会用它来翻我父亲的案。至于他,法庭上见。”
赵四沉默了一秒,点了点头,关上车窗,把车开走了。
杜城拎着帆布袋子走回会所。常虎还在二楼等着,看到杜城上来,目光落在他手里的袋子上。
“什么东西?”
“杜远山父亲当年侵吞我父亲资产的账本。”杜城把袋子放在桌上,拉开拉链,拿出账本,翻开第一页,推到常虎面前,“常叔,您看看。”
常虎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中间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何兆坤?何家的人也上了这本账?”
“何兆坤借了五千万,没还。杜远山的父亲把这笔账记在了我父亲头上,说是我父亲欠何家的钱。我父亲替他还了这笔债,但何家不认账,说钱是杜远山父亲借的,不是何家借的。何兆坤拿走了钱,杜远山父亲背了债,我父亲当了冤大头。”
常虎把账本合上,摘下老花镜。“杜城,这本账本,能搞倒杜远山,也能搞倒何家。”
杜城把账本重新包好,放回帆布袋子里。“常叔,杜远山的事,我先了结。何家的事,以后再说。”
常虎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杜城拎着袋子下了楼。阿勇的车在门口等着,他上了车,靠着椅背,闭着眼睛。脑子里在转账本里的那些数字——五千万、一个亿、百分之十五的利息、十二年的账期。何兆坤借了五千万,拖了十二年没还,连本带利已经超过两个亿了。杜远山的父亲死了,杜远山扛了这笔债。杜城父亲当了替罪羊。
“勇哥,回酒店。”
帕萨特驶入夜色中。杜城睁开眼,看着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橘黄色的光连成一条线。
“爸,”他在心里说,“账本拿到了。您的案子,很快就能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