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王:杜城 第137章 布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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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田区的一栋老旧居民楼,七楼,没有电梯。杜城顺着楼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层,第三层才开始亮,光线昏暗,蒙着灰尘。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油烟和潮湿墙皮的气味,像是很多年没有人认真打扫过。
他在701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门链还挂着,门缝里露出一张脸——六十岁上下,圆脸,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旧眼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的眼睛微微眯着,像是近视,又像是在辨认来人。他看了杜城几秒,然后问了一句:“你是谁?”
“姓杜。从海南来的。想跟您打听一些旧事。”
老人沉默了几秒,然后解开了门链。门开大了一些,他侧身让杜城进去。“进来吧。”
屋子里不大,客厅里堆着一些纸箱和旧家具,茶几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正在播午间新闻。沙发是棕色的皮沙发,皮面已经裂开了,露出里面发黄的填充物。老人关上门,走到沙发旁边坐下,杜城在他对面的一把折叠椅上坐下来,目光扫过房间,在茶几边缘停顿了一下——茶几上压着一本泛黄的相册,露出一角,像是刚被翻过,还没有来得及合拢。
“你想打听什么?”老人的声音有些沉,带着一种老烟嗓的沙哑。
杜城没有绕弯子:“何兆坤。二十多年前在海南做过的事。”
老人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动了一下。“你是他什么人?来要钱的?”
“我是杜建国的儿子。我母亲叫沈玉华,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见过何兆坤一面。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老人盯着他,脸上的肌肉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拉紧了一瞬。他没有说话,但这种沉默本身已经是一种回答——他知道杜城在说什么,他知道杜城说的是对的。他看着杜城,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和自己做最后的核实。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你妈的事,我只知道一部分。”
杜城没有催他,等着他往下说。
“我是何兆坤当时的司机,兼做一些杂事。你母亲来香港那次,是我开车去酒店接何兆坤。”老人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本相册的边缘上,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他们在酒店餐厅吃饭,我在车里等着。后来何兆坤让我去买一样东西,我就去了。回来的时候,你母亲已经不在餐厅了。我问了一句,何兆坤说她已经走了。”
杜城听着,脑子里在对照父亲卷宗里的时间线。“那天晚上,你买了什么东西?”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判断该不该说。“他让我去买一种叫罗氏的喉糖。酒店附近没有药店,我跑了很远才买到。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餐厅,一个人坐着喝茶。他问我买到了没有,我说买到了。他接过去,看了一眼包装,然后放进了口袋里,什么都没有再说。”
杜城没有打断他,目光在那本相册上停了一下。
“你母亲走之后不到一个月,林茂生拿了一笔钱,很快就死了。我当时就知道不对,但我没有证据,也没有胆量去查。”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但每次都还是在掏自己的事,“后来何兆坤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提那天晚上的事,说那是误会。我没再提过,也没有再见过何兆坤。”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电视里午间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像一层薄薄的白噪音浮在两个人之间。
“你愿意出庭作证吗?”杜城问。
老人看着他,目光有些复杂,像是在衡量着什么。“你手里有证据吗?”
“有。录音、转账记录、人证。缺的就是一个能把这串人证串起来的人。你就是那个人。”
老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干瘦,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道老年斑,像是写满日子的旧纸。他看了很久,久到杜城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来,说:“如果你能保证我家里人不会有事,我可以作证。”
杜城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茶几上。“这是我的电话。你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
他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边的时候,老人叫住了他:“等等。”
杜城停下来,回头。
“你妈长什么样?我当时在车里,没看清。”老人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名片,却没有看它,目光越过杜城的肩膀,落在门外的走廊上,像是想透过墙看见一个他当年没来得及看仔细的人影。
杜城想了想。“照片里她穿着白裙子,站在海边,笑的时候眼角会有细纹。”
老人微微张了张嘴,像有什么话堵在嗓子眼,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他低下头,把名片翻了个面,像在确认那不是一张普通的纸片。然后他开口,声音平静,像是已经决定了:“名片的背面有一行字——‘周德成,曾任职于何兆坤私人事务助理。’这个身份还在,你拿去用。”
杜城接过名片,翻到背面,看了一眼那行字。字迹有些旧,像是多年前写的,但依然清晰。他没有多问,把名片放进口袋,说了一句:“谢谢。”然后推门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发出一声闷响。
两天后,杜城到了香港。
他没有住酒店,而是住进了沈沧海在香港的一处旧公寓。公寓在中环附近的一条窄巷里,楼下是一家开了几十年的烧腊店,窗户外面晒着腊肠和烧鸭,咸甜的油脂气息混合着潮湿的空气,在午后的阳光下微微发亮,像是挂了一排琥珀色的帘子。房间不大,一室一厅,家具都是老式的,像是十几年没有换过。但收拾得很干净,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长得很好,藤蔓垂到了桌面。
傍晚,外公打来电话。“见到周德成了?”
“见到了。他愿意作证。”
外公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何兆华那边,你打算什么时候见?”
“明天。”杜城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窄巷里来来往往的人,有人提着菜篮,有人牵着狗,有人推着一辆装满货物的手推车,香港的拥挤与繁忙在暮色中变得更加真实,“他应该已经知道我来香港了。”
“他知道。我让人放的风声。”外公的声音很稳,像是一个已经布置好了一切的人,“他明天会主动联系你。”
杜城没有追问外公具体做了什么。“他约在哪里见?”
“他还没有想好,但他会在明天中午之前联系你。”外公顿了一下,“何兆华这个人,他怕的不是你,是你手里的那些东西。他愿意谈,但不会轻易让步。你要做好准备。”
杜城说:“我知道。”
挂了电话,杜城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天色。香港的黄昏来得比三亚早,天空从橙红色过渡到深蓝只用了几十分钟,像是有人在天上轻轻拧了一下调色盘。楼下烧腊店的灯光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映在潮湿的路面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油脂。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到桌边,坐下来,拿出手机,给林晚发了一条消息:“我到香港了。一切顺利。”
林晚秒回:“注意安全。别什么都自己扛。”
杜城看着这句话,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没有真正笑出来。他打了一行字:“习惯了。”然后又删掉了,重新打了一句:“好。我尽量。”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靠进椅背里,仰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老式的,贴着浅黄色的壁纸,壁纸边缘有些翘起来了,像是被时间轻轻掀开了一角。窗外的城市还在运转,车流声、人声、远处电车的叮当声,混在一起,像一层低沉的底噪,成为香港夜色的一部分。他在那层低噪中闭上眼睛,像一艘船在入港前最后一次校正航线,调整呼吸。
明天何兆华会联系他,那将是他在香港的第一场对话,也是一条他没有办法后退的路。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烧腊店的灯光还在亮着,映在潮湿的路面上,像一小片被遗忘的月光。
他在701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门链还挂着,门缝里露出一张脸——六十岁上下,圆脸,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旧眼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的眼睛微微眯着,像是近视,又像是在辨认来人。他看了杜城几秒,然后问了一句:“你是谁?”
“姓杜。从海南来的。想跟您打听一些旧事。”
老人沉默了几秒,然后解开了门链。门开大了一些,他侧身让杜城进去。“进来吧。”
屋子里不大,客厅里堆着一些纸箱和旧家具,茶几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正在播午间新闻。沙发是棕色的皮沙发,皮面已经裂开了,露出里面发黄的填充物。老人关上门,走到沙发旁边坐下,杜城在他对面的一把折叠椅上坐下来,目光扫过房间,在茶几边缘停顿了一下——茶几上压着一本泛黄的相册,露出一角,像是刚被翻过,还没有来得及合拢。
“你想打听什么?”老人的声音有些沉,带着一种老烟嗓的沙哑。
杜城没有绕弯子:“何兆坤。二十多年前在海南做过的事。”
老人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动了一下。“你是他什么人?来要钱的?”
“我是杜建国的儿子。我母亲叫沈玉华,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见过何兆坤一面。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老人盯着他,脸上的肌肉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拉紧了一瞬。他没有说话,但这种沉默本身已经是一种回答——他知道杜城在说什么,他知道杜城说的是对的。他看着杜城,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和自己做最后的核实。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你妈的事,我只知道一部分。”
杜城没有催他,等着他往下说。
“我是何兆坤当时的司机,兼做一些杂事。你母亲来香港那次,是我开车去酒店接何兆坤。”老人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本相册的边缘上,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他们在酒店餐厅吃饭,我在车里等着。后来何兆坤让我去买一样东西,我就去了。回来的时候,你母亲已经不在餐厅了。我问了一句,何兆坤说她已经走了。”
杜城听着,脑子里在对照父亲卷宗里的时间线。“那天晚上,你买了什么东西?”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判断该不该说。“他让我去买一种叫罗氏的喉糖。酒店附近没有药店,我跑了很远才买到。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餐厅,一个人坐着喝茶。他问我买到了没有,我说买到了。他接过去,看了一眼包装,然后放进了口袋里,什么都没有再说。”
杜城没有打断他,目光在那本相册上停了一下。
“你母亲走之后不到一个月,林茂生拿了一笔钱,很快就死了。我当时就知道不对,但我没有证据,也没有胆量去查。”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但每次都还是在掏自己的事,“后来何兆坤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提那天晚上的事,说那是误会。我没再提过,也没有再见过何兆坤。”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电视里午间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像一层薄薄的白噪音浮在两个人之间。
“你愿意出庭作证吗?”杜城问。
老人看着他,目光有些复杂,像是在衡量着什么。“你手里有证据吗?”
“有。录音、转账记录、人证。缺的就是一个能把这串人证串起来的人。你就是那个人。”
老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干瘦,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道老年斑,像是写满日子的旧纸。他看了很久,久到杜城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来,说:“如果你能保证我家里人不会有事,我可以作证。”
杜城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茶几上。“这是我的电话。你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
他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边的时候,老人叫住了他:“等等。”
杜城停下来,回头。
“你妈长什么样?我当时在车里,没看清。”老人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名片,却没有看它,目光越过杜城的肩膀,落在门外的走廊上,像是想透过墙看见一个他当年没来得及看仔细的人影。
杜城想了想。“照片里她穿着白裙子,站在海边,笑的时候眼角会有细纹。”
老人微微张了张嘴,像有什么话堵在嗓子眼,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他低下头,把名片翻了个面,像在确认那不是一张普通的纸片。然后他开口,声音平静,像是已经决定了:“名片的背面有一行字——‘周德成,曾任职于何兆坤私人事务助理。’这个身份还在,你拿去用。”
杜城接过名片,翻到背面,看了一眼那行字。字迹有些旧,像是多年前写的,但依然清晰。他没有多问,把名片放进口袋,说了一句:“谢谢。”然后推门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发出一声闷响。
两天后,杜城到了香港。
他没有住酒店,而是住进了沈沧海在香港的一处旧公寓。公寓在中环附近的一条窄巷里,楼下是一家开了几十年的烧腊店,窗户外面晒着腊肠和烧鸭,咸甜的油脂气息混合着潮湿的空气,在午后的阳光下微微发亮,像是挂了一排琥珀色的帘子。房间不大,一室一厅,家具都是老式的,像是十几年没有换过。但收拾得很干净,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长得很好,藤蔓垂到了桌面。
傍晚,外公打来电话。“见到周德成了?”
“见到了。他愿意作证。”
外公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何兆华那边,你打算什么时候见?”
“明天。”杜城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窄巷里来来往往的人,有人提着菜篮,有人牵着狗,有人推着一辆装满货物的手推车,香港的拥挤与繁忙在暮色中变得更加真实,“他应该已经知道我来香港了。”
“他知道。我让人放的风声。”外公的声音很稳,像是一个已经布置好了一切的人,“他明天会主动联系你。”
杜城没有追问外公具体做了什么。“他约在哪里见?”
“他还没有想好,但他会在明天中午之前联系你。”外公顿了一下,“何兆华这个人,他怕的不是你,是你手里的那些东西。他愿意谈,但不会轻易让步。你要做好准备。”
杜城说:“我知道。”
挂了电话,杜城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天色。香港的黄昏来得比三亚早,天空从橙红色过渡到深蓝只用了几十分钟,像是有人在天上轻轻拧了一下调色盘。楼下烧腊店的灯光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映在潮湿的路面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油脂。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到桌边,坐下来,拿出手机,给林晚发了一条消息:“我到香港了。一切顺利。”
林晚秒回:“注意安全。别什么都自己扛。”
杜城看着这句话,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没有真正笑出来。他打了一行字:“习惯了。”然后又删掉了,重新打了一句:“好。我尽量。”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靠进椅背里,仰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老式的,贴着浅黄色的壁纸,壁纸边缘有些翘起来了,像是被时间轻轻掀开了一角。窗外的城市还在运转,车流声、人声、远处电车的叮当声,混在一起,像一层低沉的底噪,成为香港夜色的一部分。他在那层低噪中闭上眼睛,像一艘船在入港前最后一次校正航线,调整呼吸。
明天何兆华会联系他,那将是他在香港的第一场对话,也是一条他没有办法后退的路。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烧腊店的灯光还在亮着,映在潮湿的路面上,像一小片被遗忘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