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鼎三国：玄镜红颜录 第399章 布施仁政，渐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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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火朝天的屯垦景象，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暂时驱散了笼罩在新野上空的绝望阴霾。军民们在共同的劳作中找到了宣泄口，也看到了未来的些许微光。然而，仅仅依靠屯田带来的远期希望和高压下的军纪约束，还不足以真正凝聚人心，更无法将这片废墟变成我们稳固的根基。
我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赢得本地稀少却至关重要的原住民的支持，以及彻底安抚那些跟随我们颠沛流离而来的家眷，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仁政”。当然，在我看来，所谓的“仁政”，并非简单的施舍，而是建立秩序、给予希望、保障基本生存权利的实用主义策略。
在屯田初步展开，大家的情绪稍稍稳定之后，我再次找到了主公刘备。这一次，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对待新野这片土地上仅存的“主人”——那些在战火和饥荒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原住民。
根据我们最初的勘察和后续的了解（一部分信息来自石秀等人的公开走访，另一部分则是我通过“向导”——玄镜台的眼线——秘密收集到的更详细情况），整个新野县境内，原住民的数量恐怕不足五百户，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龟缩在偏僻的村落或是城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过着朝不保夕、惊恐万状的生活。他们对我们这支突然到来的“官军”，充满了疑虑和恐惧，生怕我们是另一拨带来灾难的兵匪。
“主公，”我开门见山，“新野虽残破，然此地百姓，乃我等立足之根基。若不能安抚其心，则我等终究是无源之水，难以长久。昭以为，当立刻布施恩信，以示我等与过往乱兵不同。”
刘备闻言，立刻深以为然：“子明所言极是！备，素以仁义为本，岂能坐视此地百姓困苦而无动于衷？只是……我军粮草亦是捉襟见肘，恐难有余力……”他面露难色，显然是在为有限的资源发愁。
“主公，”我接口道，“正因我等亦处困境，此刻所施之恩，方显真诚，更能收买人心。昭并非建议大肆赈济，而是要精准施策，传递善意，建立信任。”
我随即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由主公亲自出面，带领少量亲随（关羽、张飞必须随行以示威严和保护，但要约束部下，不得惊扰百姓），携带我们仅有粮草中的一小部分（哪怕每户只能分到几升粗粮），挨家挨户进行慰问。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救济，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姿态，表明我们是来保护他们，而非劫掠他们。
第二，立刻张榜安民。在城中几个显眼的位置设立公示牌（用木板简单制作即可），明确宣布：免除本年度及过往所有苛捐杂税（反正也没什么可收的，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严禁任何军士骚扰、劫掠百姓，违者严惩不贷；鼓励所有百姓（包括原住民和随迁家眷）开垦荒地，凡开垦之田，三年内归其所有，官府不取分毫。
第三，建立最基本的管理秩序。指派几位性格稳重、略懂文墨的属吏（简雍是最佳人选），负责登记户籍（主要是自愿前来登记的原住民和随迁家眷），处理简单的民事纠纷，传达政令。虽然极其简陋，但要让百姓感觉到，这里不再是无法无天的状态，而是有了一个可以依靠和说理的地方。
第四，保护他们的安全。除了严禁内部滋扰，还要加强城防和巡逻，明确告知百姓，我们这支军队会保护他们免受外部流寇和野兽的侵袭。
刘备听完我的建议，眼中放出光彩，连连点头：“子明此策，甚好！甚好！既显仁德，又务实可行。备，当亲自为之！”
接下来的几天，主公刘备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安抚百姓的工作中。他亲自带领关羽、张飞，以及简雍等人，走访了城内城外所有能找到的原住民聚居点。
起初，那些百姓看到官兵前来，都吓得闭门不出，或是惊恐地跪伏在地。但当他们看到为首的竟是那位传说中仁德宽厚的刘皇叔，亲自将一小袋虽然粗糙却能救命的粮食递到他们手中，温言询问他们的疾苦，并郑重承诺会保护他们的安全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和难以置信，是无法伪装的。
关羽和张飞虽然不善言辞，但他们往那里一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足以让任何潜在的宵小之徒不敢妄动。同时，他们也严格约束着随行的士兵，秋毫无犯，与百姓之前遭遇的那些烧杀抢掠的乱兵形成了天壤之别。
公示牌很快就立了起来，上面用清晰的字迹（虽然书写条件简陋）写明了各项安民政策。特别是“开垦荒地，三年不纳粮”这一条，对于那些一无所有、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百姓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霖，眼中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简雍也迅速进入了角色，他在城中一个稍微完好的小院里设立了临时的“民事处”，开始登记户口，调解邻里纠纷。虽然处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这种秩序的回归，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安抚作用。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原住民们从最初的恐惧和疑虑，逐渐转变为试探和观望，最后变成了初步的信任和感激。他们开始敢于走出家门，与我们的士兵和家眷进行有限的交流。有些胆子大的，甚至主动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本地情况的信息，比如哪里有可用的水源，哪片土地相对肥沃一些。
而那些跟随我们从徐州一路迁徙而来的家眷们，看到主公如此体恤百姓，看到新野虽然贫瘠却有了秩序和希望，心中的不安感也大大减轻。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屯田和建设中去，因为他们知道，这里虽然艰苦，却是一个可以真正称之为“家”的地方，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地方。
主公刘备的“仁德”形象，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得到了最有效的传播和升华。他不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皇叔符号，而是成为了这些底层百姓和追随者眼中实实在在的依靠和希望的象征。这种凝聚起来的人心，虽然无形，却是我深知未来发展最宝贵的财富。
我看着这一切，心中暗自点头。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将主公的“仁德”优势最大化，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果和民心基础。这既符合主公的政治理念，也为我后续更深层次的计划（比如招揽流民、扩大人口、建立更稳固的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也清楚，仅仅依靠布施恩信是不够的。人心的巩固，最终还是要靠实力的提升和生活的持续改善。但至少，通过这一系列的“仁政”措施，我们成功地在这片废墟之上，播撒下了信任的种子，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和发展空间。
新野的风，依旧萧瑟。但在这风中，已经开始夹杂着一丝人气的温暖和希望的气息。
渐聚的人心，如同星星之火，虽然微弱，却预示着燎原的可能。而我，则需要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火种，同时，在不为人知的角落，点燃属于我自己的、更加炽热的火焰。
我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赢得本地稀少却至关重要的原住民的支持，以及彻底安抚那些跟随我们颠沛流离而来的家眷，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仁政”。当然，在我看来，所谓的“仁政”，并非简单的施舍，而是建立秩序、给予希望、保障基本生存权利的实用主义策略。
在屯田初步展开，大家的情绪稍稍稳定之后，我再次找到了主公刘备。这一次，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对待新野这片土地上仅存的“主人”——那些在战火和饥荒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原住民。
根据我们最初的勘察和后续的了解（一部分信息来自石秀等人的公开走访，另一部分则是我通过“向导”——玄镜台的眼线——秘密收集到的更详细情况），整个新野县境内，原住民的数量恐怕不足五百户，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龟缩在偏僻的村落或是城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过着朝不保夕、惊恐万状的生活。他们对我们这支突然到来的“官军”，充满了疑虑和恐惧，生怕我们是另一拨带来灾难的兵匪。
“主公，”我开门见山，“新野虽残破，然此地百姓，乃我等立足之根基。若不能安抚其心，则我等终究是无源之水，难以长久。昭以为，当立刻布施恩信，以示我等与过往乱兵不同。”
刘备闻言，立刻深以为然：“子明所言极是！备，素以仁义为本，岂能坐视此地百姓困苦而无动于衷？只是……我军粮草亦是捉襟见肘，恐难有余力……”他面露难色，显然是在为有限的资源发愁。
“主公，”我接口道，“正因我等亦处困境，此刻所施之恩，方显真诚，更能收买人心。昭并非建议大肆赈济，而是要精准施策，传递善意，建立信任。”
我随即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由主公亲自出面，带领少量亲随（关羽、张飞必须随行以示威严和保护，但要约束部下，不得惊扰百姓），携带我们仅有粮草中的一小部分（哪怕每户只能分到几升粗粮），挨家挨户进行慰问。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救济，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姿态，表明我们是来保护他们，而非劫掠他们。
第二，立刻张榜安民。在城中几个显眼的位置设立公示牌（用木板简单制作即可），明确宣布：免除本年度及过往所有苛捐杂税（反正也没什么可收的，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严禁任何军士骚扰、劫掠百姓，违者严惩不贷；鼓励所有百姓（包括原住民和随迁家眷）开垦荒地，凡开垦之田，三年内归其所有，官府不取分毫。
第三，建立最基本的管理秩序。指派几位性格稳重、略懂文墨的属吏（简雍是最佳人选），负责登记户籍（主要是自愿前来登记的原住民和随迁家眷），处理简单的民事纠纷，传达政令。虽然极其简陋，但要让百姓感觉到，这里不再是无法无天的状态，而是有了一个可以依靠和说理的地方。
第四，保护他们的安全。除了严禁内部滋扰，还要加强城防和巡逻，明确告知百姓，我们这支军队会保护他们免受外部流寇和野兽的侵袭。
刘备听完我的建议，眼中放出光彩，连连点头：“子明此策，甚好！甚好！既显仁德，又务实可行。备，当亲自为之！”
接下来的几天，主公刘备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安抚百姓的工作中。他亲自带领关羽、张飞，以及简雍等人，走访了城内城外所有能找到的原住民聚居点。
起初，那些百姓看到官兵前来，都吓得闭门不出，或是惊恐地跪伏在地。但当他们看到为首的竟是那位传说中仁德宽厚的刘皇叔，亲自将一小袋虽然粗糙却能救命的粮食递到他们手中，温言询问他们的疾苦，并郑重承诺会保护他们的安全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和难以置信，是无法伪装的。
关羽和张飞虽然不善言辞，但他们往那里一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足以让任何潜在的宵小之徒不敢妄动。同时，他们也严格约束着随行的士兵，秋毫无犯，与百姓之前遭遇的那些烧杀抢掠的乱兵形成了天壤之别。
公示牌很快就立了起来，上面用清晰的字迹（虽然书写条件简陋）写明了各项安民政策。特别是“开垦荒地，三年不纳粮”这一条，对于那些一无所有、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百姓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霖，眼中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简雍也迅速进入了角色，他在城中一个稍微完好的小院里设立了临时的“民事处”，开始登记户口，调解邻里纠纷。虽然处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这种秩序的回归，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安抚作用。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原住民们从最初的恐惧和疑虑，逐渐转变为试探和观望，最后变成了初步的信任和感激。他们开始敢于走出家门，与我们的士兵和家眷进行有限的交流。有些胆子大的，甚至主动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本地情况的信息，比如哪里有可用的水源，哪片土地相对肥沃一些。
而那些跟随我们从徐州一路迁徙而来的家眷们，看到主公如此体恤百姓，看到新野虽然贫瘠却有了秩序和希望，心中的不安感也大大减轻。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屯田和建设中去，因为他们知道，这里虽然艰苦，却是一个可以真正称之为“家”的地方，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地方。
主公刘备的“仁德”形象，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得到了最有效的传播和升华。他不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皇叔符号，而是成为了这些底层百姓和追随者眼中实实在在的依靠和希望的象征。这种凝聚起来的人心，虽然无形，却是我深知未来发展最宝贵的财富。
我看着这一切，心中暗自点头。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将主公的“仁德”优势最大化，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果和民心基础。这既符合主公的政治理念，也为我后续更深层次的计划（比如招揽流民、扩大人口、建立更稳固的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也清楚，仅仅依靠布施恩信是不够的。人心的巩固，最终还是要靠实力的提升和生活的持续改善。但至少，通过这一系列的“仁政”措施，我们成功地在这片废墟之上，播撒下了信任的种子，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和发展空间。
新野的风，依旧萧瑟。但在这风中，已经开始夹杂着一丝人气的温暖和希望的气息。
渐聚的人心，如同星星之火，虽然微弱，却预示着燎原的可能。而我，则需要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火种，同时，在不为人知的角落，点燃属于我自己的、更加炽热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