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977章 深夜十一点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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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初冬，长治的夜冷得像一把钝刀，一寸一寸地刮着人的骨头。
招待所走廊里那根坏了一半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惨白的光一下一下抖下来，把人影都拉得歪歪扭扭。
窗户玻璃上结满了厚厚一层冰花，屋里烧着煤炉，可那股子寒气还是从窗缝、门缝里钻进来，直往人的骨头缝里爬。
六个打球的姑娘挤在一间屋里，把棉大衣都压在被子上，谁也不敢把手伸出被窝。
邓红盯着那层冰花出神，脑子里还回放着白天那场没打完的比赛——寒流来得毫无征兆，穿单薄球衣的运动员刚在场上跑两步，胳膊腿就冻得不听使唤了。
组委会连夜从驻地部队调来一车棉大衣，挨个发到队员手里，才算是把这场寒潮扛了过去，可全省职工篮球赛到底还是中断了一天。
屋里有人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念叨了一句：人间天堂，不外乎就是暖和和的被窝。
话音刚落，走廊里咚咚响起两声敲门，紧接着服务员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孙葆丽，楼下有人找你！
邓红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点，谁会来找邓红？
邓红从被窝里哆嗦着钻出来，把棉大衣紧紧裹在身上，趿拉着鞋就往楼下跑，一路冷得牙关直打颤。
昏黄的灯影里，招待所门口站着一个裹着单薄棉袄的人，嘴唇冻得发紫，正不停地哈着气搓手，眉毛和胡茬上挂着一层白霜。
那是邓红的父亲。
邓红愣在门口，半天没回过神来——从太原到长治，铁路刚铺好，火车还是试运行，班次极不规律，行速又慢得吓人，他怎么就来了？
邓红心里一阵发慌，声音都在抖：爸，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父亲却咧开嘴笑了，眼睛在灯光下亮得吓人：有个好消息。
邓红急得跺脚：什么好消息，至于大冷天跑这么远的路？
父亲压低了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要恢复高考了。
邓红整个人都懵在原地。
原来，父亲一得到这个内部消息，立马就收拾了几件衣服，跳上那趟刚铺好铁轨的试运列车，在既没水喝、也没东西吃的车厢里，摇摇晃晃坐了十多个小时，赶到长治。
他赶这么远的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早一点，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亲口告诉邓红。
邓红眼眶一热，眼泪不受控制地滚了下来，在冻僵的脸上烫出一道道痕。
父亲看邓红非但没有跳起来、没有手舞足蹈，反而站在那儿掉眼泪，一时也有些手足无措，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邓红。
他不知道，邓红心里翻江倒海，翻的全是这些年，父亲为邓红们做过的那些事。
为了让几个孩子能多学一点文化知识，父亲一个人摸进了无人问津的学校图书馆，一本一本地往外翻书，硬是在“读书无用论”肆虐的时候，让邓红们几个孩子手里始终有书可读。
父亲还请人撬开贴着封条的实验室门，请来化学老师，手把手地教邓红怎么做小实验。
父亲用牛皮纸，把那些在当时可有可无的作业本，一本一本地细心裱糊好，生怕邓红们写坏一个字。
父亲甚至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1974年第一次考试入大学的试卷，让邓红试着去做。
这些事一桩一桩地涌上来，像走马灯一样在邓红眼前转，转得邓红眼泪根本止不住。
1975年，邓红高中毕业，赶上“插队”的浪潮，好在按政策获得了“免插”资格，进了一家大型纺织机械厂当工人。
因为邓红有打篮球的特长，厂里让邓红挑工作。
厂里人都劝邓红去厂医院当护士，又轻松又干净，是姑娘们抢破头的差事。
可父亲偏偏一句话把邓红按进了车间，当了车工。
父亲说得很直白：护士不属于“工农兵”，想上大学，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当过两年“工农兵”。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父亲固执地给邓红留着上大学的梦，哪怕这个梦，在当时看起来遥不可及、荒唐至极。
在轰鸣的车床旁，铁屑飞溅，机油味钻进鼻子里，上大学成了邓红遥远而模糊的念想，偶尔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
两年过去，邓红出了徒，父亲嘴上不再提上大学的事，邓红也以为，这个梦早就被岁月尘封了。
没想到，就在这个寒冷得能把人冻僵的深夜里，父亲用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把这个梦重新焐热了，焐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邓红吸了吸鼻子，红着眼眶对父亲说：爸，邓红一定考上。
接近夜里十二点，招待所已经没有空床位了。
为了不影响邓红第二天的比赛，父亲没有多留，匆匆告别，然后一个人钻进四面透风的长治长途汽车站，在冷风里熬到天亮，再乘车返回太原。
邓红看着父亲裹着单薄棉袄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父爱如山，这四个字，那一夜，邓红体会得最真切、最滚烫。
回到车间以后，邓红整个人都变了。
以前在轰鸣的车床旁，邓红总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嫁人、生娃、当一辈子工人。
可那天夜里之后，邓红的心里突然燃起了一团火，怎么都浇不灭。
邓红白天照常上班，下班以后，就趴在宿舍的床上，翻开父亲当年给邓红找的那些课本，一页一页地啃。
车床的轰鸣声、铁屑的飞溅声、工友们的说笑声，都变成了邓红身后的背景音。
邓红报考的是体育专项，可体育专项也要参加文化课的考试，文化课过不了及格线，体育考得再好也没用。
好在这些年，父亲一直紧抓着邓红的学习不放松，邓红的底子没有丢。
文化科目考试结束后不久，邓红参加了体育专项考试。
考试由一般身体素质考试和专项能力测试组成，内容不算难，邓红很顺利地过了关。
说来也怪，体育考试过了就过了，印象反而不如文化课考试深刻。
真正让邓红记了一辈子的，是考试前那个反复在车间里问自己的问题——邓红到底能不能考上、配不配得上父亲那一夜的奔波？
而在千里之外的四川，有一个人，对体育专项考试的印象，却深刻得不能再深刻。
因为全县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只有他和另一名考生两个人。
结果光监考老师就有十几位，看热闹的人更是多到数不清，那一天，让邓红出尽了风头。
邓红出生于1958年11月，自称是半个隆昌人。
他出生在四川隆昌县城中心街，后来历经辗转，才回到父亲的故乡——四川合川县城安家。
邓红对体育的热爱与天赋，不是一天长起来的，而是一点一点，踢出来的。
初中一年级，他开始参加校队踢球，在球场上像个不要命的野马，一路从校队踢进了县青少年足球队、县中学生足球代表队。
后来，他甚至代表江津地区，参加了省级比赛。
就这样，除了文化知识，邓红身上还多了一样别人抢不走的硬通货——足球特长。
1975年7月，邓红高中毕业，不出意外地来到母亲的家乡隆昌县插队。
当时四川省知识青年下乡，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知青点，知识青年以父母所在的单位或居住地区为中心，结成知青点，集体生活，集体劳动。
另一种是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一个人到某个生产队去安家落户，单独生活，与农民一起劳动。
知识青年插的是队，也就是生产队，而不是插户，并入社员户口里。
大队，是知识青年落脚并赖以生存的根本。
邓红插队的地方，全称叫隆昌县黄家区复兴公社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
当时的黄家区所在地叫黄家场，是隆昌县最偏僻的一个区，素有隆昌的“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之称。
而复兴公社，又是黄家区几个公社里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
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邓红干足了一年光景，自始至终没让书离过手。
1976年夏天，大队的满书记，找到了正在柴棚里劈树枝烧水的邓红。
满书记说：小邓啊，有这么一件事跟你说。
邓红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放下柴刀起身，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自己是不是哪里惹了事？
满书记说：咱大队民办小学的陈老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开除了，大队开会研究，准备让你去当小学老师，试试。
试试就试试。
就这样，18岁的邓红，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对于这从天而降的重任，邓红并不畏惧。
他体育不错，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在合川一中上初中和高中时，一直是全班的尖子生。
高中毕业时，他已经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这些大部头名着。
只是时运不济，“文革”教育制度改革，居然把高中缩短成了两年，这让邓红多多少少有些埋怨，总觉得该学的还没学够。
邓红敏锐地觉得，世道要变了。
他回城把当年高中学过的课本一股脑翻了出来，带回乡里，在煤油灯下，一点一点地把丢失的记忆捡回来。
求知若渴的邓红，甚至在社员家里翻到一本《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
直到白居易的《长恨歌》这些诗篇，被他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代课老师又叫“民办”老师，这个“民办”的由来，有个过程。
那时候，民办小学起源于“耕读小学”。
“耕读小学”是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为对象，办的是半耕半读的学习班，学小学的语文、数学这些课程。
后来，“耕读小学”全部改成了民办小学，主要解决那些不能去公社完小上学的孩子的上学问题。
所谓“民办”，主要指教师的报酬形式——由生产队支付工分，教育部门每月补助一点学习费。
邓红当上民办老师后，每天挣10分，按一年360天算，生产队每年补助他3600工分。
每月，他还能从县教育局领10元现金。
这笔收入，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大款”了，好多农民干一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
即便已经习惯了教师岗位，邓红还是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按时起来，洗脸刷牙。
也就是这个当儿，他总会打开那台破收音机，听“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
1977年10月21日的那个早上，音乐响过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竟然以头条新闻，发布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邓红一下子愣在原地，手里的牙刷悬在半空。
他保持着刷牙的姿势，一动不动，直到把整条新闻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完，才缓缓把嘴里的牙膏沫子吐掉。
那一瞬间，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擂鼓一样响。
原来，那团在心里烧了一路的火，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中午，公社的喇叭突然响了：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知识青年邓红，你妈妈打电话要你赶快回城里，有重要事情！
当时农村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重要事情都是靠广播通知的。
邓红这才知道，家里人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等交接完手头的教学工作，处理好休假手续，邓红便踏上了回乡的路。
两天后回到城里，他这才发现，隆昌城里的高考热，已经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二姐早已开始备考，桌子上堆满了高中各科的教科书和复习资料，密密麻麻全是笔记。
跟邓红同年的亲戚家的小表叔，已经干脆脱产复习，什么都不干，就剩啃书。
隆昌一中更是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教室里挤满了人。
邓红站在街口，看着满城匆匆忙忙的年轻人，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激动。
他盘算了一下：自己下乡两年多，理科知识已经荒芜了一大片，重新捡起来谈何容易。
他犹豫了整整三天，最后决定，报考文科。
可填志愿的当儿，他又琢磨开了——文科毕业生，教书的可能性极大，教的还是语文、历史这些。
与其站在讲台上教别人历史，还不如自己上场踢球，将来率领一支足球队，在球场上鏖战群雄，不也是威风得很？
于是，缘于一股莫名的冲动，邓红当场拍板，填报了体育学院。
当年的四川省高考制度规定，考前能填报6个志愿，但体育艺术类的学院，必须填为第一志愿。
邓红的6个高考志愿，就这么定了下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云南林学院林业经济系、宜宾师专。
四川省的高考时间，定在12月10日与11日。
考试前的一个来月，邓红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
他跟姐姐、小表叔一起复习，交流经验。
后两位都考理科，跟邓红关系不大，他基本上是各啃各的，自己跟自己较劲。
做了一年教师的邓红，有着旁人没有的清晰规划。
他给自己定下的备考战略战术，只有十六个字：不管语文、抢背政治、猛攻数学、最后几天抓史地。
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他的逻辑。
语文知识全靠平时的积累，作文靠的是文笔和读书量，短期突击复习用处不大。
政治复习，主要依靠当时一些热心肠编的复习资料，抓住重点背就完了。
数学，他毕业两年多没碰过，尽管底子还不错，可要把高中两年学过的部分重新捡起来，大概就要20来天。
高中的历史地理课本，幸好还没有丢，考前全部看一遍，大概就没问题了。
1977年12月10日，考试开始了。
隆昌的文科考场，设在隆昌二中。
邓红走进考场，坐下，摊开试卷，深吸一口气，提笔就写。
考试的自邓红感觉，还不错。
不过，由于民办小学还没有放假，邓红考完试，当天马上又赶回了生产队。
一路上，邓红心里清楚得很：如果自己没考上，还得继续回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当农民，接着挣那3600工分。
这个念头，让他每写一笔都格外用力。
12月的某一天，公社突然通知邓红：他过了高考合格线，马上要去县里体检，报考体育学院的，还要考体育专项。
邓红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赶到县城，参加了体检，又看见县教育局门口贴着一张通知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第二天，在县体育场，考体育专项。
第二天一大早，邓红从箱子底下翻出当年打球穿的那身衣服，一件件套上。
他找出一只足球，又跑到合川二中，跟体育老师借了一双跑鞋。
然后，他兴冲冲地往县体育场跑。
到了体育场，他抬头一看，傻了眼。
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全县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个女生，县篮球队的主力；另一个，就是他邓红。
原来，当年因为是第一次高考，一开始异常重视文化成绩，必须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体育院校的专项考试。
殊不知，四川省的体育院校招生名额一共有300多个，而报考了体育学院、又同时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才60多人。
后来邓红才听说，为了补足考生空缺，体育专业的高考合格线，一口气降了50分。
考生虽然只有两个，考官阵容却不能马虎。
现场来了几个成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加上内江地区体委的领导，再加上本地县体委的官员，邓红粗略数了数，考官大约有十几个。
两个考生，十几个考官，这场面，光是摆出来就够吓人的。
体育专项考试分身体素质测验和专业考试。
身体素质考4项：100米，13秒5及格，邓红拼了命地冲，跑了12秒9；垂直跳高，50公分及格，他猛地一跃，跳了70公分。
引体向上，10个及格，邓红咬着牙一个个往上拉，拉到第9个，胳膊抖得跟筛糠似的，愣是没拉上第10个。
立卧伸，要求1分钟做25个，邓红像装了弹簧一样，一口气做了40个。
考足球专业时，县体育老师不懂足球，一时没辙，只好临时找了一个看热闹的来试脚。
这个看热闹的，是下放到隆昌的重庆下乡知青，跟邓红一样，参加过1973年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是重庆中学生队的队员。
两个人在球场上一碰面，先是一愣，随即都笑了——老熟人。
这样的考试，是“文革”后的头一回，大家都觉得新奇，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
不到半天功夫，县体育场边就黑压压地围了一片人，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邓红在球场上左冲右突，把球一次次送进对方门里，场边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在发烫，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深夜苦读，都化成了脚下那颗滚动的足球。
邓红和那位女生，那一天，出尽了风头。
夜色四合的时候，邓红抱着那只足球，坐在县体育场的看台上，久久没有起身。
远处，隆昌城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他不知道成绩什么时候出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考上。
可他心里清楚，那个被冰封了十年的梦，终于开始解冻了。
而远在山西，孙葆丽同样在等着那个改变命运的消息。
她想起父亲那夜被寒风吹红的眼睛，想起车间里轰鸣的车床，想起那张1974年的试卷。
1977年的冬天，冷得让人发抖。
可就是在这个寒冬里，千千万万个像孙葆丽、像邓红一样的年轻人，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
春天，就要来了。
招待所走廊里那根坏了一半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惨白的光一下一下抖下来，把人影都拉得歪歪扭扭。
窗户玻璃上结满了厚厚一层冰花，屋里烧着煤炉，可那股子寒气还是从窗缝、门缝里钻进来，直往人的骨头缝里爬。
六个打球的姑娘挤在一间屋里，把棉大衣都压在被子上，谁也不敢把手伸出被窝。
邓红盯着那层冰花出神，脑子里还回放着白天那场没打完的比赛——寒流来得毫无征兆，穿单薄球衣的运动员刚在场上跑两步，胳膊腿就冻得不听使唤了。
组委会连夜从驻地部队调来一车棉大衣，挨个发到队员手里，才算是把这场寒潮扛了过去，可全省职工篮球赛到底还是中断了一天。
屋里有人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念叨了一句：人间天堂，不外乎就是暖和和的被窝。
话音刚落，走廊里咚咚响起两声敲门，紧接着服务员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孙葆丽，楼下有人找你！
邓红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点，谁会来找邓红？
邓红从被窝里哆嗦着钻出来，把棉大衣紧紧裹在身上，趿拉着鞋就往楼下跑，一路冷得牙关直打颤。
昏黄的灯影里，招待所门口站着一个裹着单薄棉袄的人，嘴唇冻得发紫，正不停地哈着气搓手，眉毛和胡茬上挂着一层白霜。
那是邓红的父亲。
邓红愣在门口，半天没回过神来——从太原到长治，铁路刚铺好，火车还是试运行，班次极不规律，行速又慢得吓人，他怎么就来了？
邓红心里一阵发慌，声音都在抖：爸，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父亲却咧开嘴笑了，眼睛在灯光下亮得吓人：有个好消息。
邓红急得跺脚：什么好消息，至于大冷天跑这么远的路？
父亲压低了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要恢复高考了。
邓红整个人都懵在原地。
原来，父亲一得到这个内部消息，立马就收拾了几件衣服，跳上那趟刚铺好铁轨的试运列车，在既没水喝、也没东西吃的车厢里，摇摇晃晃坐了十多个小时，赶到长治。
他赶这么远的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早一点，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亲口告诉邓红。
邓红眼眶一热，眼泪不受控制地滚了下来，在冻僵的脸上烫出一道道痕。
父亲看邓红非但没有跳起来、没有手舞足蹈，反而站在那儿掉眼泪，一时也有些手足无措，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邓红。
他不知道，邓红心里翻江倒海，翻的全是这些年，父亲为邓红们做过的那些事。
为了让几个孩子能多学一点文化知识，父亲一个人摸进了无人问津的学校图书馆，一本一本地往外翻书，硬是在“读书无用论”肆虐的时候，让邓红们几个孩子手里始终有书可读。
父亲还请人撬开贴着封条的实验室门，请来化学老师，手把手地教邓红怎么做小实验。
父亲用牛皮纸，把那些在当时可有可无的作业本，一本一本地细心裱糊好，生怕邓红们写坏一个字。
父亲甚至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1974年第一次考试入大学的试卷，让邓红试着去做。
这些事一桩一桩地涌上来，像走马灯一样在邓红眼前转，转得邓红眼泪根本止不住。
1975年，邓红高中毕业，赶上“插队”的浪潮，好在按政策获得了“免插”资格，进了一家大型纺织机械厂当工人。
因为邓红有打篮球的特长，厂里让邓红挑工作。
厂里人都劝邓红去厂医院当护士，又轻松又干净，是姑娘们抢破头的差事。
可父亲偏偏一句话把邓红按进了车间，当了车工。
父亲说得很直白：护士不属于“工农兵”，想上大学，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当过两年“工农兵”。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父亲固执地给邓红留着上大学的梦，哪怕这个梦，在当时看起来遥不可及、荒唐至极。
在轰鸣的车床旁，铁屑飞溅，机油味钻进鼻子里，上大学成了邓红遥远而模糊的念想，偶尔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
两年过去，邓红出了徒，父亲嘴上不再提上大学的事，邓红也以为，这个梦早就被岁月尘封了。
没想到，就在这个寒冷得能把人冻僵的深夜里，父亲用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把这个梦重新焐热了，焐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邓红吸了吸鼻子，红着眼眶对父亲说：爸，邓红一定考上。
接近夜里十二点，招待所已经没有空床位了。
为了不影响邓红第二天的比赛，父亲没有多留，匆匆告别，然后一个人钻进四面透风的长治长途汽车站，在冷风里熬到天亮，再乘车返回太原。
邓红看着父亲裹着单薄棉袄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父爱如山，这四个字，那一夜，邓红体会得最真切、最滚烫。
回到车间以后，邓红整个人都变了。
以前在轰鸣的车床旁，邓红总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嫁人、生娃、当一辈子工人。
可那天夜里之后，邓红的心里突然燃起了一团火，怎么都浇不灭。
邓红白天照常上班，下班以后，就趴在宿舍的床上，翻开父亲当年给邓红找的那些课本，一页一页地啃。
车床的轰鸣声、铁屑的飞溅声、工友们的说笑声，都变成了邓红身后的背景音。
邓红报考的是体育专项，可体育专项也要参加文化课的考试，文化课过不了及格线，体育考得再好也没用。
好在这些年，父亲一直紧抓着邓红的学习不放松，邓红的底子没有丢。
文化科目考试结束后不久，邓红参加了体育专项考试。
考试由一般身体素质考试和专项能力测试组成，内容不算难，邓红很顺利地过了关。
说来也怪，体育考试过了就过了，印象反而不如文化课考试深刻。
真正让邓红记了一辈子的，是考试前那个反复在车间里问自己的问题——邓红到底能不能考上、配不配得上父亲那一夜的奔波？
而在千里之外的四川，有一个人，对体育专项考试的印象，却深刻得不能再深刻。
因为全县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只有他和另一名考生两个人。
结果光监考老师就有十几位，看热闹的人更是多到数不清，那一天，让邓红出尽了风头。
邓红出生于1958年11月，自称是半个隆昌人。
他出生在四川隆昌县城中心街，后来历经辗转，才回到父亲的故乡——四川合川县城安家。
邓红对体育的热爱与天赋，不是一天长起来的，而是一点一点，踢出来的。
初中一年级，他开始参加校队踢球，在球场上像个不要命的野马，一路从校队踢进了县青少年足球队、县中学生足球代表队。
后来，他甚至代表江津地区，参加了省级比赛。
就这样，除了文化知识，邓红身上还多了一样别人抢不走的硬通货——足球特长。
1975年7月，邓红高中毕业，不出意外地来到母亲的家乡隆昌县插队。
当时四川省知识青年下乡，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知青点，知识青年以父母所在的单位或居住地区为中心，结成知青点，集体生活，集体劳动。
另一种是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一个人到某个生产队去安家落户，单独生活，与农民一起劳动。
知识青年插的是队，也就是生产队，而不是插户，并入社员户口里。
大队，是知识青年落脚并赖以生存的根本。
邓红插队的地方，全称叫隆昌县黄家区复兴公社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
当时的黄家区所在地叫黄家场，是隆昌县最偏僻的一个区，素有隆昌的“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之称。
而复兴公社，又是黄家区几个公社里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
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邓红干足了一年光景，自始至终没让书离过手。
1976年夏天，大队的满书记，找到了正在柴棚里劈树枝烧水的邓红。
满书记说：小邓啊，有这么一件事跟你说。
邓红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放下柴刀起身，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自己是不是哪里惹了事？
满书记说：咱大队民办小学的陈老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开除了，大队开会研究，准备让你去当小学老师，试试。
试试就试试。
就这样，18岁的邓红，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对于这从天而降的重任，邓红并不畏惧。
他体育不错，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在合川一中上初中和高中时，一直是全班的尖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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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时运不济，“文革”教育制度改革，居然把高中缩短成了两年，这让邓红多多少少有些埋怨，总觉得该学的还没学够。
邓红敏锐地觉得，世道要变了。
他回城把当年高中学过的课本一股脑翻了出来，带回乡里，在煤油灯下，一点一点地把丢失的记忆捡回来。
求知若渴的邓红，甚至在社员家里翻到一本《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
直到白居易的《长恨歌》这些诗篇，被他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代课老师又叫“民办”老师，这个“民办”的由来，有个过程。
那时候，民办小学起源于“耕读小学”。
“耕读小学”是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为对象，办的是半耕半读的学习班，学小学的语文、数学这些课程。
后来，“耕读小学”全部改成了民办小学，主要解决那些不能去公社完小上学的孩子的上学问题。
所谓“民办”，主要指教师的报酬形式——由生产队支付工分，教育部门每月补助一点学习费。
邓红当上民办老师后，每天挣10分，按一年360天算，生产队每年补助他3600工分。
每月，他还能从县教育局领10元现金。
这笔收入，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大款”了，好多农民干一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
即便已经习惯了教师岗位，邓红还是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按时起来，洗脸刷牙。
也就是这个当儿，他总会打开那台破收音机，听“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
1977年10月21日的那个早上，音乐响过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竟然以头条新闻，发布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邓红一下子愣在原地，手里的牙刷悬在半空。
他保持着刷牙的姿势，一动不动，直到把整条新闻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完，才缓缓把嘴里的牙膏沫子吐掉。
那一瞬间，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擂鼓一样响。
原来，那团在心里烧了一路的火，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中午，公社的喇叭突然响了：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知识青年邓红，你妈妈打电话要你赶快回城里，有重要事情！
当时农村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重要事情都是靠广播通知的。
邓红这才知道，家里人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等交接完手头的教学工作，处理好休假手续，邓红便踏上了回乡的路。
两天后回到城里，他这才发现，隆昌城里的高考热，已经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二姐早已开始备考，桌子上堆满了高中各科的教科书和复习资料，密密麻麻全是笔记。
跟邓红同年的亲戚家的小表叔，已经干脆脱产复习，什么都不干，就剩啃书。
隆昌一中更是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教室里挤满了人。
邓红站在街口，看着满城匆匆忙忙的年轻人，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激动。
他盘算了一下：自己下乡两年多，理科知识已经荒芜了一大片，重新捡起来谈何容易。
他犹豫了整整三天，最后决定，报考文科。
可填志愿的当儿，他又琢磨开了——文科毕业生，教书的可能性极大，教的还是语文、历史这些。
与其站在讲台上教别人历史，还不如自己上场踢球，将来率领一支足球队，在球场上鏖战群雄，不也是威风得很？
于是，缘于一股莫名的冲动，邓红当场拍板，填报了体育学院。
当年的四川省高考制度规定，考前能填报6个志愿，但体育艺术类的学院，必须填为第一志愿。
邓红的6个高考志愿，就这么定了下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云南林学院林业经济系、宜宾师专。
四川省的高考时间，定在12月10日与11日。
考试前的一个来月，邓红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
他跟姐姐、小表叔一起复习，交流经验。
后两位都考理科，跟邓红关系不大，他基本上是各啃各的，自己跟自己较劲。
做了一年教师的邓红，有着旁人没有的清晰规划。
他给自己定下的备考战略战术，只有十六个字：不管语文、抢背政治、猛攻数学、最后几天抓史地。
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他的逻辑。
语文知识全靠平时的积累，作文靠的是文笔和读书量，短期突击复习用处不大。
政治复习，主要依靠当时一些热心肠编的复习资料，抓住重点背就完了。
数学，他毕业两年多没碰过，尽管底子还不错，可要把高中两年学过的部分重新捡起来，大概就要20来天。
高中的历史地理课本，幸好还没有丢，考前全部看一遍，大概就没问题了。
1977年12月10日，考试开始了。
隆昌的文科考场，设在隆昌二中。
邓红走进考场，坐下，摊开试卷，深吸一口气，提笔就写。
考试的自邓红感觉，还不错。
不过，由于民办小学还没有放假，邓红考完试，当天马上又赶回了生产队。
一路上，邓红心里清楚得很：如果自己没考上，还得继续回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当农民，接着挣那3600工分。
这个念头，让他每写一笔都格外用力。
12月的某一天，公社突然通知邓红：他过了高考合格线，马上要去县里体检，报考体育学院的，还要考体育专项。
邓红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赶到县城，参加了体检，又看见县教育局门口贴着一张通知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第二天，在县体育场，考体育专项。
第二天一大早，邓红从箱子底下翻出当年打球穿的那身衣服，一件件套上。
他找出一只足球，又跑到合川二中，跟体育老师借了一双跑鞋。
然后，他兴冲冲地往县体育场跑。
到了体育场，他抬头一看，傻了眼。
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全县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个女生，县篮球队的主力；另一个，就是他邓红。
原来，当年因为是第一次高考，一开始异常重视文化成绩，必须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体育院校的专项考试。
殊不知，四川省的体育院校招生名额一共有300多个，而报考了体育学院、又同时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才60多人。
后来邓红才听说，为了补足考生空缺，体育专业的高考合格线，一口气降了50分。
考生虽然只有两个，考官阵容却不能马虎。
现场来了几个成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加上内江地区体委的领导，再加上本地县体委的官员，邓红粗略数了数，考官大约有十几个。
两个考生，十几个考官，这场面，光是摆出来就够吓人的。
体育专项考试分身体素质测验和专业考试。
身体素质考4项：100米，13秒5及格，邓红拼了命地冲，跑了12秒9；垂直跳高，50公分及格，他猛地一跃，跳了70公分。
引体向上，10个及格，邓红咬着牙一个个往上拉，拉到第9个，胳膊抖得跟筛糠似的，愣是没拉上第10个。
立卧伸，要求1分钟做25个，邓红像装了弹簧一样，一口气做了40个。
考足球专业时，县体育老师不懂足球，一时没辙，只好临时找了一个看热闹的来试脚。
这个看热闹的，是下放到隆昌的重庆下乡知青，跟邓红一样，参加过1973年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是重庆中学生队的队员。
两个人在球场上一碰面，先是一愣，随即都笑了——老熟人。
这样的考试，是“文革”后的头一回，大家都觉得新奇，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
不到半天功夫，县体育场边就黑压压地围了一片人，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邓红在球场上左冲右突，把球一次次送进对方门里，场边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在发烫，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深夜苦读，都化成了脚下那颗滚动的足球。
邓红和那位女生，那一天，出尽了风头。
夜色四合的时候，邓红抱着那只足球，坐在县体育场的看台上，久久没有起身。
远处，隆昌城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他不知道成绩什么时候出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考上。
可他心里清楚，那个被冰封了十年的梦，终于开始解冻了。
而远在山西，孙葆丽同样在等着那个改变命运的消息。
她想起父亲那夜被寒风吹红的眼睛，想起车间里轰鸣的车床，想起那张1974年的试卷。
1977年的冬天，冷得让人发抖。
可就是在这个寒冬里，千千万万个像孙葆丽、像邓红一样的年轻人，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
春天，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