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978章 音乐家因体检不合格挡在大学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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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2 月，全国五百七十万名青年涌进考场，最终能走进大学的却只有二十七万人，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五，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不为过。
高考的硝烟刚散，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就接到一纸通知。
他被派往上海，主持音乐专业的招生考试。
考点设在上海音乐学院，走廊里常年飘着松香和琴声混在一起的气息，过道两边的长椅上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考生，一个个怀里抱着琴盒，脸上写满了紧张。
笔试这天，报考作曲系的考生多达四百多人，交上来的卷子堆了半人高，光是改卷子，就要熬掉好几个通宵。
而让李西安在一堆卷子里一眼记住的名字，是一个来自湖南、刚满十九岁的少年，那人正是谭盾。
那份试卷里有一股藏不住的野气，音符像是从田埂的泥土里刨出来的，跟学院里那些规规矩矩、工工整整的乐段，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面试那天，谭盾推开考场门的一瞬，李西安心里先是一沉。
他太瘦了，瘦得像一根风干的高粱秆，个子倒是够高，可单薄得让人发慌 —— 要是考场的门坏了，一阵东风都能把他吹倒。
少年手里握着一把小提琴，杵在门口，身子微微摇晃，可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直直地迎着几位考官的目光，没有一丝怯场的影子。
李西安低头翻了翻手里的学生资料，又抬眼看了看面前这个少年，开口说：这位考生好，请你用这把小提琴，拉一首莫扎特的作品。
谭盾愣了两秒，脖子一梗，反问：莫什么特？是哪个省的？
满屋考官当场就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几道目光齐刷刷钉在谭盾脸上，见他一脸无辜的模样，才确认这少年是真没听过这个名字，不是在开玩笑。
李西安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厉声呵斥：你连莫扎特都不知道，还考什么音乐学院？
他是真动了火气。不是气这少年莽撞，是气这几年荒唐的日子，把多少本该学琴弄曲的好苗子，硬生生糟蹋成了连莫扎特都没听过的乡下娃。
可还没等李西安这口气消下去，谭盾反倒先炸了。
少年把琴往怀里一抱，扬声说：你把中国地图打开，你点到哪个地方，我就能拉那个地方的民歌给你听。
一句话出口，满屋的人都面面相觑。
有人干脆冷笑出了声。
李西安压着火气敲打他：不要说大话，音乐考试凭的是真才实学，不是一张嘴。
我有没有吹牛，一试便知。 谭盾理直气壮，一步也不退。
李西安到底没能忍住，扭头吩咐门口负责计时的年轻人：出去，拿一张中国地图来。
地图很快被贴上了墙，李西安抄起教棒，先在图上点了一下内蒙古。
谭盾不慌不忙，把琴往肩上一架，气定神闲地拉开了弓。
一曲内蒙古民歌，苍凉辽阔，像草原上的风一样顺着琴弦淌了出来。
李西安微微点头。
这一曲还过得去，便接着往下点。
他从内蒙古点到湖南，从新疆点到四川，一口气点遍了大半个中国。
谭盾就站在地图前，一弓一弓地接招，二胡的滑指、木叶的吹声、湘西打镏子的脆响，全都被他搬到了这把西洋乐器上。
连和声里都带着花鼓戏的味道，热辣辣地往人耳朵里钻。
李西安看谭盾的眼神，不知不觉就变了，原先那股子嫌弃和恼怒，一寸一寸地化成了一种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溺爱。
他忽然开口：把你的小提琴，拿过来给我们看看。
谭盾迟疑了一下，还是抱着琴走上前，把琴递了过去。
众人凑过来一瞧，一个个都愣住了。
这把小提琴上，竟然只有三根弦。
你的琴，怎么只有三根弦？ 李西安问。
因为我买不起第四根。 谭盾答得坦荡。
所以，你就把小提琴当二胡拉？
满屋考官一听这
的回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西安也笑了，指着他直说：你小子，比莫扎特还厉害！
谭盾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压着嗓子问：那这么说，我是不是考上了？
考不考得上，还要看你的文化课成绩。 李西安故意板起脸。
我的文化课没问题！ 谭盾拍着胸脯，那份自信又回来了。
众考官瞧着这个看似胸有成竹、实则狂妄得没边儿的小子，又好气又好笑，竟还有那么一点说不出的怜惜。
回去等通知吧。 李西安挥了挥手。
谭盾应了一声，转身一阵风似的朝门口飞奔，眼看就要撞上教室门，才猛地刹住脚，想起一件天大的事。
他转回身，对着众考官深深鞠了一躬，大声道：谢谢各位考官！
然后才一溜烟冲出了考场，走廊里还飘着他急促的脚步声。
初试的名单，很快有了眉目。
复试时，东北来的考生林德虹把那道 给几个音写一个乐段 的题，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鸣曲，主题、副题、过渡、结束一样不缺，还仔仔细细标明了每一种乐器。
而谭盾，把那几段歌词谱成了一首四部合唱，人声一层压着一层，气势一下子就把人镇住了。
复试下来，叶小钢、谭盾、陈其钢、胡咏言、金月苓、林德虹等十个人，被从四百多名考生里挑了出来。
可这份名单到了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全体老师参加的汇总会上，却犯了难。
面对这些禀赋出众的年轻人，老师们一个也舍不得往外剔，有人当场动议：能不能向上申请，把名额再往上加几个？
1977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央的关心支持下，作曲系招生名额从原来的十人，一路扩到三十六人，成了当年扩招比例最高的一个系。
上海选出来的十名考生，就这样一个不落地全被录取了。
因为这一连串复杂的过程，这批学生直到1978 年 4 月才入学报到。
那时学院早已恢复 中央音乐学院 的名字。
春季招的这批四月入学，秋季的第二批十月入学，于是他们便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77/78 级。
后来的事，说出去都没人敢信。
那个在考场里问 莫什么特 的瘦弱少年，后来成了把中国声音带上世界舞台的人。
音乐对谭盾来说，不是爱好，是命。
1957 年 8 月 18 日，谭盾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丝茅冲，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街巷里。
五六岁那年，他被送回乡下外婆家，那几年光景很像鲁迅笔下的《故乡》，贫瘠、温热，却在他心里刻下了一辈子都磨不掉的印子。
乡下最常见的，是那些办红白喜事的道场，他见了满眼的 鬼魅文化，最羡慕的，是那些做仪式的巫师。
巫师会讲各种方言，会吹会拉会唱，在小小的谭盾眼里，他们就是能与另一个世界说话的人。
他那时坚定地相信，巫师真能沟通前世来生，那些嚎叫与鸣唱，是在和另一边的魂灵对话。
那个世界是什么模样？他想，一定没有痛苦，不再受难，跟仙境一样，死去的人，人人都是快活无边的仙人。
这个念头像种子一样扎进他心口，一直长到他上学。
谭盾的妈妈是医生，一家四口挤在医院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里，转个身都能撞到人。
医院幼儿园白天有人、晚上没人，大人商量之后，便把谭盾从老家接了来，让他夜里寄宿在幼儿园的空屋里。
每到晚上，谭盾就打开小姨送他的那台收音机，如痴如醉地听里头飘出来的音乐，一听就是大半夜。
上了小学，父亲给他找来一把二胡，朋友又送了他一管笛子，谭盾高兴得不行，一天到晚拉二胡、吹笛子，连走路都哼着调子。
学校排节目，谭盾总在旁边给人家伴奏，别人在台上演，他在台下拉，谁也没请他来，他自己就坐那儿不肯走。
班主任看出这孩子音乐感强，有天问他：你怎么不拉小提琴呢？可以到舞台中央去呀。
谭盾老实回答：我没有小提琴。
第二天，班主任把自己丈夫闲置的一把小提琴，送到了谭盾手里。
得了这么高档的乐器，谭盾跟得了宝贝似的，从此练琴练得更疯，饭可以少吃，琴不能少拉。
后来，妈妈费了好大劲，寻访到一家寄卖商行，又给他淘来一把音色更好的小提琴。
十三岁那年，谭盾已经是长沙小有名气的音乐 小天才 了。
这名头，一半靠他在长沙中学生音乐歌舞团里当 音乐总监、指挥歌舞表演，一半靠他写的一首三重奏《梦见毛主席》。
在丝茅冲那一带，谁都知道出了个能拉能唱还能写曲的音乐小神人。
有一次，新疆南疆军区到湖南招音乐指挥，条件是十八岁以上，一进部队就是排级干部，还能配枪。
谭盾动了心，他舅舅在派出所工作，便托舅舅把户口上的年龄往大里改了五岁。
招生老师看了谭盾指挥的《清风血泪》和《梦见》，当即就拍板要人。
可妈妈不答应，把门窗都锁了，还堵在院门口，死活不让谭盾走。
那一趟新疆，谭盾终究没能去成。
1975 年，谭盾从长沙第一中学毕业，插队到雷锋的家乡望城县雷锋公社附近，每天下地干活，差不多要劳动十六个小时。
在那片土地上，谭盾真成了个红白主事佬，活成了他小时候梦想的 ，常帮农民操持红白喜事。
他自己谱的曲子里写过这么几句：白天数着头顶飘过的云彩，夜里点着火把和村民学鬼戏。
那天他下田插秧，地里的蚂蟥特别多，他正弯着腰拔腿上的蚂蟥，村头的大喇叭突然炸响一段雄浑有力的音乐，是他从没听过的动静。
随后喇叭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说费城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奏的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播音员细细解说了一番，最后说了一句话，让谭盾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费城的交响乐，就像银色的光芒一样，发出一种未来的声音。
历史上，1973 年费城交响乐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访华的美国乐团，由指挥家尤金?奥曼迪执棒，奏响了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
那是谭盾生平头一回听见西方音乐，他在日记里写道：非常震撼，怎么这么大的声音？如此多的乐器，可以演奏得如此整齐。
田埂上，少年握着沾满泥巴的手，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当贝多芬，我要写这种音乐。
可要写出那样的音乐，首先得有个乐队。
那时候，方圆百里唯一有乐队的地方，是京剧团，可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1975 年，京剧《磐石湾》正是最红火的时候，人人都会哼两句 金鳞银翅哟鱼满舱，海潮喧腾哟唱丰年，桅樯如林哟红旗展，喜迎国庆哟万家欢。
谭盾更是着了迷，整天把这京剧不离嘴地哼着。
《磐石湾》讲的是 1963 年国庆前夕，磐石湾的民兵连长陆长海，凭着一把可疑的刀鞘，抓住了持刀前来接头的特务的故事。
这出戏一经广播推出，立刻传遍大江南北，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各地京剧团加紧排练，赶着到全国巡回演出。
1975 年 11 月 22 日，湖南省京剧团乘船从津市转场安乡去演这出戏，船行洞庭湖上，不幸沉没。
八十多位演职员里，包括剧团指挥在内的十个人，再也没能上岸。
劫后余生的人就地重组，文工团实行军事化管理，要选拔新人补充进来，继续为工农兵服务。
经过几轮海选，知青点里的谭盾，以 农民音乐家 的身份火速上线，补上了人手的亏空。
要排的节目越来越多，谭盾渐渐觉得自己的本事不够用了。
一次，他眼尖，在垃圾箱里翻出一本被人丢弃的《中国民歌》，当下如获至宝。
他照着书上的曲谱，把小提琴当二胡拉，竟一首一首学会了四五百首民歌。
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谭盾参加完文化科统考不久，便接到通知。他报考的中央音乐学院，要在上海公开招考。
谭盾从湖南动身去上海，身上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他混上了火车，躲进厕所，为了不被人赶出来，自己做了一块 厕所已坏 的木牌挂在门上，在里头躲了二十多个小时。
一路又臭又饿，躲在厕所里的二十多个小时像过了一辈子，等到车到站他钻出来的时候，两条腿都是软的，眼前一阵一阵发黑。
好不容易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当年只招十个人，报名的却足足有四万人。
四万人里挑十个，他一个乡下插队知青，凭着一把三根弦的小提琴，愣是闯过了初试，又闯过了复试。
他以为，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那道门。
可最后，他还是落榜了。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不偏不倚地砸在他头顶，把他整个人都劈懵了。
那天上海的天灰蒙蒙的，飘着小雨，他站在上海火车站的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潮，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前程，只有他一个，怀里抱着一把三根弦的小提琴，像被整个世界丢下。
他张了张嘴，想哭，又哭不出来，只觉得浑身发冷，冷得连骨头缝都在打颤。
他想不明白，四万人里他挤过了初试，挤过了复试，连考官都指着他夸 比莫扎特还厉害，怎么偏偏就倒在了最后一关？
那一年，被这记闷雷砸中的不止他一个：多少同样天赋出众的年轻人，就差那一个名额，被硬生生挡在了门外。
那些人里头，有写得出完整奏鸣曲的林德虹，有后来被无数人记住的名字，可那一刻，他们都被同一道门槛拦在了外面。
消息传回北京，许多老师坐不住了。
他们把自己教过的、见过的、落选的卷子一张张翻出来，对着烛火反复地看，越看越心疼，越看越觉得，这一刀切下去，切掉的是几十年才能出一个的好苗子。
作曲系的办公室里，几位老师围着一盏灯，商量了大半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他们知道规矩，知道名额就是名额，可他们也清楚，这批孩子要是就这么散了，可能一辈子都再也摸不到琴了。
于是，几位老师联名给中央写信，把这一批孩子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报了上去，恳请扩招。
信里写的，不是套话，是那些卷子上的音符，是那一双双在考场里亮得吓人的眼睛。
信递上去的那些日子，李西安心里一直七上八下，他知道规矩，更知道名额就是名额，哪能说加就加。
他数着日子过，一天，两天，三天，办公室里谁都不敢先开口提这件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在中央的特批下，中央音乐学院又招了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是从那一年险些被埋没的考生里，一个一个捞回来的。
谭盾的名字，就在这三十人里。
消息传到的时候，谭盾先是不敢信，把录取通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掐了自己一把，确认上面写的是自己的名字，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那个在火车厕所里躲了二十多个小时的少年，那个差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进不了音乐学院的少年，蹲在地上，捧着那张纸，眼泪一颗一颗砸在纸面上。
他给家里写了信，说：妈，我考上了。
可命运偏偏还要再吓他一回。
入学前的体检，又给他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 他的小便检查，没能过关。
那一纸 不合格 的报告，比落榜的通知还让人绝望，就差最后一步了，他却被硬生生卡在了这里。
他想，老天爷是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非要看他倒在自己门前的台阶上才甘心。
李西安不信这个邪。
他亲自带着谭盾，又坐了一趟火车，专门赶回上海重新体检。
火车上，李西安一路没怎么说话，只在快到站的时候，拍了拍谭盾的肩膀，说了句：别怕，有我。
在上海的医院里，李西安陪着谭盾跑上跑下，挂号、排队、送样，折腾了整整一天，把一个副教授累得满头大汗。
终于，检查结果出来了，李西安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最后终于查明了真相 —— 根本不是谭盾的身体有问题，是那家医院的试管出了问题。
一场虚惊。
一根坏掉的试管，差一点就葬送了一位后来震动世界的作曲家。
直到今天，上海音乐学院招生时，老人们还常讲起谭盾当年的故事，用来提醒后来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能就在一截坏掉的试管、一道没过关的检查里，被轻轻漏掉。
而那个在考场里问 莫什么特 的少年，终究还是走进了那扇门。
1978 年 4 月，他背着铺盖卷，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校门，成了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作曲系学生。
后来的年月里，他让中国的音乐在世界舞台回响，凭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也捧回了格莱美奖杯。
当年和他一同走进校门的那些人，也一个个长成了大树 ——叶小钢后来担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陈其钢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创作了那首传遍世界的主题歌《我和你》。
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没忘掉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他记得乡下外婆家那些红白喜事的道场，记得夜里枕着收音机听音乐的那些晚上，记得插队田埂上那条钻进泥里的小提琴。
那一年，一个瘦得风一吹就倒的少年，握着一把三根弦的小提琴，对满屋考官说：你点到哪儿，我就拉哪儿。
那把只有三根弦的琴，那句 你点到哪儿，我就拉哪儿，始终是他出发的地方。
高考的硝烟刚散，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就接到一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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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这天，报考作曲系的考生多达四百多人，交上来的卷子堆了半人高，光是改卷子，就要熬掉好几个通宵。
而让李西安在一堆卷子里一眼记住的名字，是一个来自湖南、刚满十九岁的少年，那人正是谭盾。
那份试卷里有一股藏不住的野气，音符像是从田埂的泥土里刨出来的，跟学院里那些规规矩矩、工工整整的乐段，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面试那天，谭盾推开考场门的一瞬，李西安心里先是一沉。
他太瘦了，瘦得像一根风干的高粱秆，个子倒是够高，可单薄得让人发慌 —— 要是考场的门坏了，一阵东风都能把他吹倒。
少年手里握着一把小提琴，杵在门口，身子微微摇晃，可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直直地迎着几位考官的目光，没有一丝怯场的影子。
李西安低头翻了翻手里的学生资料，又抬眼看了看面前这个少年，开口说：这位考生好，请你用这把小提琴，拉一首莫扎特的作品。
谭盾愣了两秒，脖子一梗，反问：莫什么特？是哪个省的？
满屋考官当场就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几道目光齐刷刷钉在谭盾脸上，见他一脸无辜的模样，才确认这少年是真没听过这个名字，不是在开玩笑。
李西安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厉声呵斥：你连莫扎特都不知道，还考什么音乐学院？
他是真动了火气。不是气这少年莽撞，是气这几年荒唐的日子，把多少本该学琴弄曲的好苗子，硬生生糟蹋成了连莫扎特都没听过的乡下娃。
可还没等李西安这口气消下去，谭盾反倒先炸了。
少年把琴往怀里一抱，扬声说：你把中国地图打开，你点到哪个地方，我就能拉那个地方的民歌给你听。
一句话出口，满屋的人都面面相觑。
有人干脆冷笑出了声。
李西安压着火气敲打他：不要说大话，音乐考试凭的是真才实学，不是一张嘴。
我有没有吹牛，一试便知。 谭盾理直气壮，一步也不退。
李西安到底没能忍住，扭头吩咐门口负责计时的年轻人：出去，拿一张中国地图来。
地图很快被贴上了墙，李西安抄起教棒，先在图上点了一下内蒙古。
谭盾不慌不忙，把琴往肩上一架，气定神闲地拉开了弓。
一曲内蒙古民歌，苍凉辽阔，像草原上的风一样顺着琴弦淌了出来。
李西安微微点头。
这一曲还过得去，便接着往下点。
他从内蒙古点到湖南，从新疆点到四川，一口气点遍了大半个中国。
谭盾就站在地图前，一弓一弓地接招，二胡的滑指、木叶的吹声、湘西打镏子的脆响，全都被他搬到了这把西洋乐器上。
连和声里都带着花鼓戏的味道，热辣辣地往人耳朵里钻。
李西安看谭盾的眼神，不知不觉就变了，原先那股子嫌弃和恼怒，一寸一寸地化成了一种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溺爱。
他忽然开口：把你的小提琴，拿过来给我们看看。
谭盾迟疑了一下，还是抱着琴走上前，把琴递了过去。
众人凑过来一瞧，一个个都愣住了。
这把小提琴上，竟然只有三根弦。
你的琴，怎么只有三根弦？ 李西安问。
因为我买不起第四根。 谭盾答得坦荡。
所以，你就把小提琴当二胡拉？
满屋考官一听这
的回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西安也笑了，指着他直说：你小子，比莫扎特还厉害！
谭盾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压着嗓子问：那这么说，我是不是考上了？
考不考得上，还要看你的文化课成绩。 李西安故意板起脸。
我的文化课没问题！ 谭盾拍着胸脯，那份自信又回来了。
众考官瞧着这个看似胸有成竹、实则狂妄得没边儿的小子，又好气又好笑，竟还有那么一点说不出的怜惜。
回去等通知吧。 李西安挥了挥手。
谭盾应了一声，转身一阵风似的朝门口飞奔，眼看就要撞上教室门，才猛地刹住脚，想起一件天大的事。
他转回身，对着众考官深深鞠了一躬，大声道：谢谢各位考官！
然后才一溜烟冲出了考场，走廊里还飘着他急促的脚步声。
初试的名单，很快有了眉目。
复试时，东北来的考生林德虹把那道 给几个音写一个乐段 的题，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鸣曲，主题、副题、过渡、结束一样不缺，还仔仔细细标明了每一种乐器。
而谭盾，把那几段歌词谱成了一首四部合唱，人声一层压着一层，气势一下子就把人镇住了。
复试下来，叶小钢、谭盾、陈其钢、胡咏言、金月苓、林德虹等十个人，被从四百多名考生里挑了出来。
可这份名单到了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全体老师参加的汇总会上，却犯了难。
面对这些禀赋出众的年轻人，老师们一个也舍不得往外剔，有人当场动议：能不能向上申请，把名额再往上加几个？
1977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央的关心支持下，作曲系招生名额从原来的十人，一路扩到三十六人，成了当年扩招比例最高的一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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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一连串复杂的过程，这批学生直到1978 年 4 月才入学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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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说出去都没人敢信。
那个在考场里问 莫什么特 的瘦弱少年，后来成了把中国声音带上世界舞台的人。
音乐对谭盾来说，不是爱好，是命。
1957 年 8 月 18 日，谭盾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丝茅冲，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街巷里。
五六岁那年，他被送回乡下外婆家，那几年光景很像鲁迅笔下的《故乡》，贫瘠、温热，却在他心里刻下了一辈子都磨不掉的印子。
乡下最常见的，是那些办红白喜事的道场，他见了满眼的 鬼魅文化，最羡慕的，是那些做仪式的巫师。
巫师会讲各种方言，会吹会拉会唱，在小小的谭盾眼里，他们就是能与另一个世界说话的人。
他那时坚定地相信，巫师真能沟通前世来生，那些嚎叫与鸣唱，是在和另一边的魂灵对话。
那个世界是什么模样？他想，一定没有痛苦，不再受难，跟仙境一样，死去的人，人人都是快活无边的仙人。
这个念头像种子一样扎进他心口，一直长到他上学。
谭盾的妈妈是医生，一家四口挤在医院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里，转个身都能撞到人。
医院幼儿园白天有人、晚上没人，大人商量之后，便把谭盾从老家接了来，让他夜里寄宿在幼儿园的空屋里。
每到晚上，谭盾就打开小姨送他的那台收音机，如痴如醉地听里头飘出来的音乐，一听就是大半夜。
上了小学，父亲给他找来一把二胡，朋友又送了他一管笛子，谭盾高兴得不行，一天到晚拉二胡、吹笛子，连走路都哼着调子。
学校排节目，谭盾总在旁边给人家伴奏，别人在台上演，他在台下拉，谁也没请他来，他自己就坐那儿不肯走。
班主任看出这孩子音乐感强，有天问他：你怎么不拉小提琴呢？可以到舞台中央去呀。
谭盾老实回答：我没有小提琴。
第二天，班主任把自己丈夫闲置的一把小提琴，送到了谭盾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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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妈妈费了好大劲，寻访到一家寄卖商行，又给他淘来一把音色更好的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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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头，一半靠他在长沙中学生音乐歌舞团里当 音乐总监、指挥歌舞表演，一半靠他写的一首三重奏《梦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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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妈妈不答应，把门窗都锁了，还堵在院门口，死活不让谭盾走。
那一趟新疆，谭盾终究没能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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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员细细解说了一番，最后说了一句话，让谭盾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费城的交响乐，就像银色的光芒一样，发出一种未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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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谭盾生平头一回听见西方音乐，他在日记里写道：非常震撼，怎么这么大的声音？如此多的乐器，可以演奏得如此整齐。
田埂上，少年握着沾满泥巴的手，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当贝多芬，我要写这种音乐。
可要写出那样的音乐，首先得有个乐队。
那时候，方圆百里唯一有乐队的地方，是京剧团，可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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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11 月 22 日，湖南省京剧团乘船从津市转场安乡去演这出戏，船行洞庭湖上，不幸沉没。
八十多位演职员里，包括剧团指挥在内的十个人，再也没能上岸。
劫后余生的人就地重组，文工团实行军事化管理，要选拔新人补充进来，继续为工农兵服务。
经过几轮海选，知青点里的谭盾，以 农民音乐家 的身份火速上线，补上了人手的亏空。
要排的节目越来越多，谭盾渐渐觉得自己的本事不够用了。
一次，他眼尖，在垃圾箱里翻出一本被人丢弃的《中国民歌》，当下如获至宝。
他照着书上的曲谱，把小提琴当二胡拉，竟一首一首学会了四五百首民歌。
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谭盾参加完文化科统考不久，便接到通知。他报考的中央音乐学院，要在上海公开招考。
谭盾从湖南动身去上海，身上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他混上了火车，躲进厕所，为了不被人赶出来，自己做了一块 厕所已坏 的木牌挂在门上，在里头躲了二十多个小时。
一路又臭又饿，躲在厕所里的二十多个小时像过了一辈子，等到车到站他钻出来的时候，两条腿都是软的，眼前一阵一阵发黑。
好不容易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当年只招十个人，报名的却足足有四万人。
四万人里挑十个，他一个乡下插队知青，凭着一把三根弦的小提琴，愣是闯过了初试，又闯过了复试。
他以为，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那道门。
可最后，他还是落榜了。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不偏不倚地砸在他头顶，把他整个人都劈懵了。
那天上海的天灰蒙蒙的，飘着小雨，他站在上海火车站的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潮，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前程，只有他一个，怀里抱着一把三根弦的小提琴，像被整个世界丢下。
他张了张嘴，想哭，又哭不出来，只觉得浑身发冷，冷得连骨头缝都在打颤。
他想不明白，四万人里他挤过了初试，挤过了复试，连考官都指着他夸 比莫扎特还厉害，怎么偏偏就倒在了最后一关？
那一年，被这记闷雷砸中的不止他一个：多少同样天赋出众的年轻人，就差那一个名额，被硬生生挡在了门外。
那些人里头，有写得出完整奏鸣曲的林德虹，有后来被无数人记住的名字，可那一刻，他们都被同一道门槛拦在了外面。
消息传回北京，许多老师坐不住了。
他们把自己教过的、见过的、落选的卷子一张张翻出来，对着烛火反复地看，越看越心疼，越看越觉得，这一刀切下去，切掉的是几十年才能出一个的好苗子。
作曲系的办公室里，几位老师围着一盏灯，商量了大半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他们知道规矩，知道名额就是名额，可他们也清楚，这批孩子要是就这么散了，可能一辈子都再也摸不到琴了。
于是，几位老师联名给中央写信，把这一批孩子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报了上去，恳请扩招。
信里写的，不是套话，是那些卷子上的音符，是那一双双在考场里亮得吓人的眼睛。
信递上去的那些日子，李西安心里一直七上八下，他知道规矩，更知道名额就是名额，哪能说加就加。
他数着日子过，一天，两天，三天，办公室里谁都不敢先开口提这件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在中央的特批下，中央音乐学院又招了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是从那一年险些被埋没的考生里，一个一个捞回来的。
谭盾的名字，就在这三十人里。
消息传到的时候，谭盾先是不敢信，把录取通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掐了自己一把，确认上面写的是自己的名字，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那个在火车厕所里躲了二十多个小时的少年，那个差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进不了音乐学院的少年，蹲在地上，捧着那张纸，眼泪一颗一颗砸在纸面上。
他给家里写了信，说：妈，我考上了。
可命运偏偏还要再吓他一回。
入学前的体检，又给他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 他的小便检查，没能过关。
那一纸 不合格 的报告，比落榜的通知还让人绝望，就差最后一步了，他却被硬生生卡在了这里。
他想，老天爷是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非要看他倒在自己门前的台阶上才甘心。
李西安不信这个邪。
他亲自带着谭盾，又坐了一趟火车，专门赶回上海重新体检。
火车上，李西安一路没怎么说话，只在快到站的时候，拍了拍谭盾的肩膀，说了句：别怕，有我。
在上海的医院里，李西安陪着谭盾跑上跑下，挂号、排队、送样，折腾了整整一天，把一个副教授累得满头大汗。
终于，检查结果出来了，李西安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最后终于查明了真相 —— 根本不是谭盾的身体有问题，是那家医院的试管出了问题。
一场虚惊。
一根坏掉的试管，差一点就葬送了一位后来震动世界的作曲家。
直到今天，上海音乐学院招生时，老人们还常讲起谭盾当年的故事，用来提醒后来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能就在一截坏掉的试管、一道没过关的检查里，被轻轻漏掉。
而那个在考场里问 莫什么特 的少年，终究还是走进了那扇门。
1978 年 4 月，他背着铺盖卷，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校门，成了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作曲系学生。
后来的年月里，他让中国的音乐在世界舞台回响，凭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也捧回了格莱美奖杯。
当年和他一同走进校门的那些人，也一个个长成了大树 ——叶小钢后来担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陈其钢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创作了那首传遍世界的主题歌《我和你》。
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没忘掉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他记得乡下外婆家那些红白喜事的道场，记得夜里枕着收音机听音乐的那些晚上，记得插队田埂上那条钻进泥里的小提琴。
那一年，一个瘦得风一吹就倒的少年，握着一把三根弦的小提琴，对满屋考官说：你点到哪儿，我就拉哪儿。
那把只有三根弦的琴，那句 你点到哪儿，我就拉哪儿，始终是他出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