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986章 京字5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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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字。
一个三十岁的关外人，指着地图上那三个字，对满屋子劝他的人说：我要考它。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那是1978年的春天，鞍山的雪还没化净，区教育局院子里那几棵老杨树刚抽了青芽。吴福辉站在人群中间，西装领口别着一枚磨得发亮的红五星胸章，说出那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却像往一锅滚水里丢进一块石头——先是死寂，然后是此起彼伏的劝。
“吴老师，你这是烧昏了头。”
“北京的能人这么多，你一个中专底子，再拼十年也是给人家垫底的。”
“宁为牛头，不为凤尾，老祖宗这话总没错吧。”
他听完了，没有争辩，只是把手里那本卷了边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合上，说了一句让人噎住的话：“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凤尾。”
没人接得下去。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眼前这个说话慢条斯理、偶尔还带两句上海腔的男人，是个一天大学都没上过的中学老师。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人，敢在那个 “1977 年高考刚刚恢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年代，把眼睛盯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不是本科，是研究生。
不是省内的任何一所大学，是北大。
消息传开那天，鞍山十中的老师们在食堂里端着搪瓷缸子，把这事儿当成一个笑话，传了一整个冬天。
“老吴这是魔怔了。”
“他要是能考上，我把这搪瓷缸子吃了。”
吴福辉听见了，只是笑笑。
他这一生，听过太多的笑，早就不在乎了。
他这个人，说来也奇。
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可他的学识，比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要高出一截。
这份学识，不是从课堂里来的，是从一场场人生的颠簸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他小时候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爱文义路四寿村，那是个典型的上海弄堂。
弄堂窄，房子旧，可里头的生活却是有声有色的。
天刚蒙蒙亮，卖豆腐的梆子声就沿着青石板路敲过来了，接着是生煤炉的咳嗽声、倒马桶的木桶声、女人隔着窗喊孩子吃饭的尖嗓子。
吴福辉小时候就趴在阁楼的小窗上，看这些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一看就是一整个上午。
那时候的上海，是他记忆里最柔软的一团光。
后来因为父亲被调到东北支援工业建设，举家迁到了鞍山，他从此就成了个 “关外人”。
刚到鞍山那几年，他别扭极了。
满耳朵是东北话，满眼是灰扑扑的厂房和焦炭，出门买根冰棍儿，老板都要问他 “打哪儿来的”。
他开始学着说东北话，说得地道圆润，一张口就是一股苞米碴子味儿。
可要是碰上个上海老乡，他立马又换回一口纯正的沪语，那声调软得像弄堂里的梅雨季。
鞍山把他养大了，上海却在他心里扎了根。
越离得远，那个地方就越清晰。
他后来写过一篇《弄堂深处是我家》，把那幼时在静安寺附近的生活，写得连声响和气味都能让人闻见。
弄堂里那股混合着煤球、饭菜和潮湿墙皮的味道，他写得出；夏天傍晚弄堂口乘凉的老太太们摇蒲扇的哗啦声，他也写得出。
人这一辈子的底色，往往就是童年那一层。
吴福辉是真正酷爱自由的人，感情浓得像一团火，爱好也多得吓人。
他爱玩，爱旅游，爱交朋友，还爱收藏各种奇石，书房里摆着一架子奇形怪状的石头，每一块他都说得出来历。
可在这所有爱好之上，他最爱的是读书。
他这人读书，靠的是两样东西：一股子聪明劲儿，外加满腔子热爱。
青少年时代，他就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着翻了个底朝天。
别人读书是为了考试，他读书纯粹是为了快活，读到兴头上，能捧着书熬个通宵，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
这种 “无目的” 的杂览，读出来的不是死知识，是一种眼界，一种灵气。
他的老同学温儒敏后来感叹，这种 “漫羡而无所归心” 的杂览培养出的感受和视野，不是科班训练所能达致的。
因为读书，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却胜似读过大学。
也正因为这份杂，当他在鞍山十中高中毕业后留校教书时，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站在讲台上讲起文学来，能把台下的矿工子弟和农民子弟，都讲得眼睛发亮。
鞍山十中在城郊，学生大多是矿工的儿子、农民的儿子。
吴福辉刚来时，心里是有过 “落差” 的 —— 他见过上海的繁华，如今却站在煤灰飞扬的郊区讲台上。
可这份落差没把他打垮，反而让他比那些从学校到学校的书呆子，更真切地看见了基层的人怎么活。
他教书教得极好，从普通老师一路升到教导主任。
日子安稳下来，他本该就这么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
可他没有。
因为就在鞍山十中旁边不远，有一座图书馆。
那是吴福辉的天堂。
一下课，他就钻进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饿了啃两口冷馒头，渴了灌一缸子白开水，跟那些泡在阅览室的老读者混得比谁都熟。
馆里有什么书，放在哪个架子，他闭着眼都能摸到。
1977 年冬天，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无数下乡知青、厂矿工人、回乡青年，从田埂上、从机床边、从猪圈旁，重新捡起课本，冲向考场。
吴福辉也心动了。
可一算年纪，他心凉了半截 ——那年高考对年龄有严格限制，他超龄了，报不了名。
那阵子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趴在宿舍的小桌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一遍遍翻那些早已翻了无数遍的书。
命运像是存心要跟他开玩笑。
1978 年春天，考研的补充通知来了。
这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头那层灰。
吴福辉几乎是一路跑着去报的名。
消息传到学校，先是错愕，后是哄笑。
“高考恢复那阵儿，去考大学的人都快挤破头了，谁听说要去考研究生的？”
“老吴这是哪儿来的胆子？”
人们正新鲜着 “考大学” 这件事，他倒好，一步跨到了 “考研究生” 上头，比时代整整快了一拍。
直到听说他报的是北大，那些哄笑才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关切。
熟的不熟的，一个个都找上门来劝他。
“吴老师，你听我的，考辽宁大学，咱省内最好的学校，稳妥！”
“一个自学的人，能在这种竞争里考上辽宁大学，都算烧了高香了，你非要拿这仅有的机会，去赌那够不着边的北大？”
“北京的能人堆成山，你一个中专基础，再拼命，将来也是给人打底子的。”
“宁为牛头，不为凤尾，前人早有总结呀。”
吴福辉听着，脸上一直挂着笑。
他知道，这些劝，都是善意的，都是真心为他好的人。
可他们越劝，他心里那个念头就越清晰。
他这人，偏就信一条反过来的理：宁为凤尾，不为牛头。
他坚信，名师出高徒。
名师的水平，就像一架高高的梯子，你站上去，才能看得远；你不跟那些堪称天才的人摩擦，不跟他们撞出火花，你凭什么变得更优秀？
他想要站在那架梯子上。
而北大中文系，恰好有一架让他仰望了半辈子的梯子。
导师王瑶、严家炎，学界闻名。
着名文学史家王瑶，是朱自清先生西南联大时的研究生，每逢纪念朱先生，中央报纸上都能读到王瑶的怀念文章。
吴福辉买过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诗歌发展讲话》，一字一句读下来，心服口服，恨不得立刻站到这位先生面前。
严家炎引起的对柳青《创业史》人物的讨论，也是当时文坛都知道的大事。
这两个名字，像两盏灯，在他心里亮了好多年。
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非考北大不可的，还有一条几乎要命的理由 ——
北大这个专业，居然不考外语。
吴福辉在鞍山十中长期读的是中学，那所学校是不开外语课的。
他满打满算，只有解放前读上海小学时学的那点英语皮毛，连一句像样的句子都说不完整，拿来应付研究生考试，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
要是真考外语，他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当他打听到北大这个专业不必考外语时，那颗悬着的心，才总算落回肚子里。
可北大也有北大的狠。
这门课，除了不考外语，还要加考 “中国古代文学” 一整张卷。
考现代文学，却要考古代文学，不是考一两道题，而是考整整一张卷。
这样的考法，放眼全国，绝无仅有。
别人听了直咂舌，吴福辉却越听越上瘾。
他从这张卷子里，窥见了一条治学的门径：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得懂古代文学，得懂外国文学，得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得懂中外的文艺理论。
上下左右，要贯通起来。
人家把门槛垒得越高，他越觉得，这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所有的选拔，说到底，都是分子和分母的较量。
吴福辉不知道自己到底跟多少人同场竞技。
可他从 1977 年高考那吓人的录取比例里，能推算出个大概。
他报考的那个学科，怕是有几百人报名，能进复试的或许只有 12 个，最后只录取 3 个。
几百人，争那 3 个名额。
而他要面对的最可怕的对手，是因历史原因，整整十年积压下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十年啊，那是多少人。
分子不会扩大，分母却会一直扩大。
从几百分之十二，到四分之一。
越是残酷，吴福辉的斗志反而烧得越旺。
他抱着一腔近乎执拗的信念，只当分子，绝不当分母。
可话说回来，到底怎么才能赢？
吴福辉清楚，决定胜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细节，而最要紧的头一条，就是打好基础。
他自己的底子，是那些年一册册啃出来的，厚实得很。
可他还嫌不够。
晚上回了宿舍，他把自己白天领会透的内容，一句一句讲给舍友们听。
“这段你听懂了没？不懂我再讲一遍。”
舍友们被他讲得头昏脑涨，却也真把那些知识点记了个七七八八。
吴福辉自己呢，讲一遍，知识就又巩固了一层。
他管这叫 “以讲代学”—— 你教别人的时候，才是学得最透的时候。
除了基础，他还琢磨出了一整套应试的门道。
笔试，卷面必须整洁，字要写端正，别让老师看着烦。
做题，先做有把握的，把能拿的分稳稳攥在手里，别在不该费时间的地方纠缠。
不会的，也不能空着，选那个看起来最有可能的答案。
主观题拿不准的，就把能想到的可能，统统罗列上去，说不定里头就藏着正确答案。
这一套套，都是他自己一点点从错题里抠出来的血泪经验。
日子在紧张里，一天一天地过。
直到有一天，一封信，从北京，寄到了鞍山。
那封信，在单位负责人的桌上，整整躺了半个多月。
等它辗转递到吴福辉手上时，他拆开信封的手，都是抖的。
里面是一张准考证。
考号 “京字 ”。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挂号发出准考证的日期，是 1978 年 4 月 18 日。
可他收到信时，鞍山邮戳上清清楚楚地印着 5 月 2 日。
也就是说，这封信在路上，走了足有半个月。
而这半个多月，本该是他抓紧复习的黄金时间。
他捏着那张薄薄的准考证，指尖发白，心口像被人狠狠攥了一把。
准考证上印着各科考试的日期：5 月 15 日、16 日、17 日，三天。
从收到准考证那天算起，到正式考试，满打满算，连两个星期都不到了。
这是一次几乎 “无需准备” 的考试。
可实际上，所有人早就起跑出发了。
因为人人可报，报了几乎就能拿到准考资格，大家的报名和备考，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即便如此，真正能用来复习的时间，从最基础的算起，也不过一个月而已。
而吴福辉，被那封迟到的信，又吞掉了半个月。
他没有时间去懊恼。
他把那张准考证压在枕下，翻出所有的书，一头扎了进去。
5 月 15 日，转瞬即至。
“文革” 后大规模举行的全国考研，那场面是令人震惊的，是任何一个亲历者都很难忘却的。
每张准考证的正面，都填明了考试地点。
吴福辉的考试地点是 “辽宁省鞍山市郊区招办”。
背面注意事项第 5 条写着：“考生应在考试前一天到考试地点了解试场有关事项。”
随准考证一同寄来的北大研招办通知，也再三强调：“我们已经将你的考题寄往鞍山市郊区招办，具体考试地点和考试有关事项，请你在考试前直接到上述单位联系。”
这些提醒，句句都透着必要。
全国的考生如此之多，考场如此复杂，要是有人掉以轻心，到了考试那天，该有多少人找不到考场、拿不到考题，三天里连吃住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会是怎样的一团乱麻。
吴福辉所在学校，总共报了三个考生。
大家早都打听清楚了，考场就在区教育局院里，那是他们平时常去的上级机关。
可为了保险起见，考试前一天，三个人还是结伴去区里所在的旧堡，踏踏实实地踩了一趟点。
这一趟，吴福辉是头一回去旧堡。
他没想到，这一去，竟撞上了一座沉睡了六百年的古城。
旧堡，是鞍山的发源地，旧中长铁路上的一个站头，确切的名字，叫鞍山驿堡。
“鞍山” 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座小山连绵起伏，突兀起两高一隆的山峰，远远看过去，像一个马鞍，老百姓就把它叫作鞍山，山下的这座驿堡，便被唤作鞍山城。
站在东西鞍山两峰之间，一座青石古城昂然矗立，古老而又苍凉。
东北面源起长白山余脉，西南面依托辽河平原。
吴福辉眯起眼睛，望着那斑驳的城墙，忽然觉得，脚下的每一块砖，都压着几百年的往事。
他这人，走到哪儿都爱刨根问底。
当初刚到鞍山时，他就缠着当地人打听过这座古城。
鞍山驿堡是个驿站，又是个堡垒，兼有传递文书、经商、住人的功能。
它采用砖石夹夯土，东西两面墙都是 276 米，南墙 280 米，北墙 293 米。
门楼高 13 米，墙体最矮的地方一米七，高的地方有两米。
至于它怎么来的，当地的传说，多得能编成一本书。
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那个唐代传说 ——“一夜修出鞍山城”。
传说唐王李世民征东，走到这个地方，决定在此驻扎，命大将尉迟恭修城。
尉迟恭领旨，率十万士兵，摆开一字长蛇阵，把远在辽河西边的木家城整个搬了过来。
一夜之间，人头攒动，次日天光一亮、太阳初升的时候，一座小城就砌成了。
吴福辉听得入神，眼前仿佛真看见那十万士兵，在月色下接力搬砖运土的浩大场面。
可传说终究是传说。
真要较真起来，旧堡却独独缺了宋朝的详细史料记载。
吴福辉翻遍了能找到的史料，也寻不见宋时旧堡的影子。
他一个人坐在城墙根下想了很久，想出一个让自己心头一沉的猜测：
这里许是靖康之耻的必经之地，当地老百姓亲眼见过徽、钦二帝被金兵掳走的场景，便故意把这段沉痛的历史，悄悄雪藏了起来，不给后人留下那些痛苦的记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望着古城的眼神，都添了几分沉重。
而根据可查的史料，旧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辽代。
辽代时期的旧堡城址，是土筑的方形城，边长四百余米，存高四米，基宽五米，夯土纯净坚实。
城内遗物，有辽地烧造的白瓷片、龙泉窑瓷片、铁剑、石臼等。
到了明代，旧堡已经有了 “长店铺” 的名称。
作为明代辽东长城的附设建筑，鞍山驿堡曾经隶属于定辽前卫，是明代重要的交通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明代起，这里就算鞍山市的中心地带了。
过牛庄，经山海关，到北京去。
这座驿堡还有一个军事功能，起到防御的作用。
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洪武二十年，就在这里设了驿。
明万历六年，鞍山驿又重修，改筑为砖城。
吴福辉顺着城墙走，边走边看，看得格外仔细。
鞍山驿堡的墙体是砖石结构，底部以虎皮石为基。
那黄颜色的虎皮石做墙体的底围子，主要功能是防潮、稳定地基。
要不然，砖体一到夏季汛期就会变得异常潮湿，时间久了，容易损毁。
他蹲下身，伸手去抚摸那些黑色的旧砖。
那是典型的明砖，尺度比后世的砖大得多，厚度能达到十一公分，长的有四十公分。
砖石之间，用糯米浆掺杂白灰沤连。
这份良心工程，让这座城墙即使过了六百多年，强度依然极大。
吴福辉看着那些砖缝里渗出的糯米白灰，忽然有些感慨：
六百年前，那些修城的匠人，可曾想过，会有个三十岁的教书先生，蹲在他们垒起的砖上，为一张考北大的准考证发愁？
走上古城，台阶马道依稀可辨。
脚下那些光滑如镜面的旧石上，刻着深深的车辙印记。
吴福辉几乎能想象出来：一辆辆马车，从马道上一路直抵城顶，为坚守在明代边关的将士运输补给、传达号令。
古道，西风，瘦马。
入城门，旁侧小摊位上的老妪，会自豪地跟来往的人介绍：“这城六百多岁了，城外有护城河，城上顶能走马车，城四角都有一个炮楼。这鞍城其实挺富裕，当年鞍城没有穷人。”
吴福辉听着，心里那句 “富” 字，跟着沉沉地落了地。
确实如此。尤其是明清时期，地处辽南古道要冲，鞍山驿曾经无比辉煌。
城内车马繁多，商贾极盛。
往来经商，都可以由此过牛庄走海城，入山海关到北京。
清代诗人魏燮均，就有诗记述过清末鞍山驿堡那市井的热闹景象：
“驰抵鞍山道，春风送客鞭。坏桥荒驿水，寒村破春烟。行旅通车马，居民起市廛。停骖且膏秣，又费买春钱。回头看宿处，山与白云连。”
吴福辉站在城头，把这首诗在心里默诵了一遍，恍惚间，仿佛能看见那些赶车的旅人，在春风里打着马鞭，从这座城里进进出出。
明代负责管理驿堡的官员名为百户，由六品武官担任。
到了清初顺治元年，则改为满洲章京和汉军章京各一员，率兵驻防。
一座城，几百年，换了多少主人，走了多少车马。
可谁也没想到，鞍山的历史虽然悠久，鞍山市的建立，却很晚。
半个世纪以前，鞍山还没有 “市” 这一说。
旧堡以北，归辽阳县所辖；旧堡以南，隶属海城县。
直到 1937 年 12 月 1 日，按照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发的 403 号 “敕令”，鞍山实行市制，正式建立鞍山市，成立了伪鞍山市公署。
当时鞍山市的辖区，包括鞍山、立山两个满铁附属地，以及与辽阳县接壤的南沙河、北沙河、前立山、后立山等十三个村屯。
建市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大，制定了 “鞍山都邑计划”。
到 1939 年 10 月，市区面积扩大到 123.3 平方公里，中国劳工急剧增加。
1943 年，全市人口达到 30.6 万人。
鞍山的城市建设发展得很快，可那繁华的背后，却蒙着一层浓重的殖民阴影。
日本人住在铁东，不仅居住条件好，还用上了电灯、煤气、自来水。
而中国劳动人民，只能住在条件极差的工棚区里。
吴福辉站在城墙上，望着远处钢厂高耸的烟囱，心里忽然翻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一直到1948年鞍山解放，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事业才迅速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才逐步改善，真正过上了好日子。
此后，鞍山废除保甲制，实行区村制。
1954年，遵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命令，辽阳县、海城县划出二十八个村，分别划归鞍山市第一、二、三、四区管辖。
1960年，经批准成立鞍山郊区。
前世尽去，繁华不复；家国旧恨，往事如烟。
吴福辉站在门楼上，眺望着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一时间，思绪万千。
鞍山驿堡，在它的历史过往里，牵连着古今旧事，牵动着鞍山人的故土情怀。
女墙炮台，处处是历史遗痕，仿佛昨日沙场。
车马古道，犹现昔日繁盛，边陲狼烟。
如今这座古城，虽只剩下断壁残垣、一座古巷、一城古香。
可穿越历史的风雨星辰，它保存下来的，是千百年间细数蹉跎的流金岁月，是那些散不去的淡淡魂影。
吴福辉忽然想起一句不知谁写下的诗：
朝花夕拾，冬去春来，三丈城上，尽揽鞍山风华，一骑绝尘，踏出锦绣钢都。
寻访完古道，三个人都有些舍不得走。
可这一趟，他们算是彻底弄明白了一件事 ——
要是按往常去旧堡的路线，先乘环市铁路到市区，再转那种没准点儿的汽车，根本没法保证考试那天八点半前赶到考场。
于是，5月15日清晨，六点多，天还蒙蒙亮。
三个人摸黑出了门，乘环市铁路到四方台站，下车，步行半个多小时，提前赶到了考场。
说也奇怪，这一路走得格外奇妙。
他们跨过道岔，沿着公路，看着两边的农田和远处的东鞍山铁矿，一路走向旧堡。
走着走着，三个人都没了话。
每个人都在心里暗祷着自己的命运。
考试无常，眼前等待大家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前景，谁也说不好。
吴福辉望着远处铁矿那黑黢黢的轮廓，忽然想：
六百年前，那些修城的人，大概也是这样，在夜色里，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命运的。
来到考场，区教育局院里的一间普通平房，布置得颇像一间教室。
吴福辉这些平时站在讲台上当老师的人，如今一个个落了座，坐在学生的课桌里。
桌上摆着 8 开的白纸，铅笔削得尖尖的。
他坐下，手心有些出汗，在那张课桌上，不自觉地摩挲着一道不知道哪个学生刻下的刻痕。
等考试铃声响起时，全区的应考者已经坐满了，约有四十人左右。
监考的人他不认得，倒是中间来巡视的领导，都是区里的干部。
答题一律用 8 开白纸，题目是用信封密封的，当场由考生自己取出。
抄袭的风气那时候还没完全消除，可这场考试，倒不用担心 —— 因为各个学校寄各自不同的题目，绝不重复，考场内外，也没有听说哪两个人考的是同一所大学。
四十个人，考场里安静得能听见铅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吴福辉深吸一口气，低下头，认认真真地，在卷子左上角，写下那个考号 ——
京字 。
那一笔一划，落在纸上，轻得像怕惊碎了什么，又重得像是要把整个后半生，都压进这几个字里。
窗外，旧堡古城的影子，在晨光里拉得老长。
远处，是鞍山的钢铁厂，是绵延起伏、形如马鞍的群山。
这一场考试，几百人争三个名额。
这一个坐在学生课桌里的三十岁教书先生，此刻，正一笔一划地，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开始。
一个三十岁的关外人，指着地图上那三个字，对满屋子劝他的人说：我要考它。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那是1978年的春天，鞍山的雪还没化净，区教育局院子里那几棵老杨树刚抽了青芽。吴福辉站在人群中间，西装领口别着一枚磨得发亮的红五星胸章，说出那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却像往一锅滚水里丢进一块石头——先是死寂，然后是此起彼伏的劝。
“吴老师，你这是烧昏了头。”
“北京的能人这么多，你一个中专底子，再拼十年也是给人家垫底的。”
“宁为牛头，不为凤尾，老祖宗这话总没错吧。”
他听完了，没有争辩，只是把手里那本卷了边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合上，说了一句让人噎住的话：“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凤尾。”
没人接得下去。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眼前这个说话慢条斯理、偶尔还带两句上海腔的男人，是个一天大学都没上过的中学老师。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人，敢在那个 “1977 年高考刚刚恢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年代，把眼睛盯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不是本科，是研究生。
不是省内的任何一所大学，是北大。
消息传开那天，鞍山十中的老师们在食堂里端着搪瓷缸子，把这事儿当成一个笑话，传了一整个冬天。
“老吴这是魔怔了。”
“他要是能考上，我把这搪瓷缸子吃了。”
吴福辉听见了，只是笑笑。
他这一生，听过太多的笑，早就不在乎了。
他这个人，说来也奇。
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可他的学识，比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要高出一截。
这份学识，不是从课堂里来的，是从一场场人生的颠簸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他小时候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爱文义路四寿村，那是个典型的上海弄堂。
弄堂窄，房子旧，可里头的生活却是有声有色的。
天刚蒙蒙亮，卖豆腐的梆子声就沿着青石板路敲过来了，接着是生煤炉的咳嗽声、倒马桶的木桶声、女人隔着窗喊孩子吃饭的尖嗓子。
吴福辉小时候就趴在阁楼的小窗上，看这些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一看就是一整个上午。
那时候的上海，是他记忆里最柔软的一团光。
后来因为父亲被调到东北支援工业建设，举家迁到了鞍山，他从此就成了个 “关外人”。
刚到鞍山那几年，他别扭极了。
满耳朵是东北话，满眼是灰扑扑的厂房和焦炭，出门买根冰棍儿，老板都要问他 “打哪儿来的”。
他开始学着说东北话，说得地道圆润，一张口就是一股苞米碴子味儿。
可要是碰上个上海老乡，他立马又换回一口纯正的沪语，那声调软得像弄堂里的梅雨季。
鞍山把他养大了，上海却在他心里扎了根。
越离得远，那个地方就越清晰。
他后来写过一篇《弄堂深处是我家》，把那幼时在静安寺附近的生活，写得连声响和气味都能让人闻见。
弄堂里那股混合着煤球、饭菜和潮湿墙皮的味道，他写得出；夏天傍晚弄堂口乘凉的老太太们摇蒲扇的哗啦声，他也写得出。
人这一辈子的底色，往往就是童年那一层。
吴福辉是真正酷爱自由的人，感情浓得像一团火，爱好也多得吓人。
他爱玩，爱旅游，爱交朋友，还爱收藏各种奇石，书房里摆着一架子奇形怪状的石头，每一块他都说得出来历。
可在这所有爱好之上，他最爱的是读书。
他这人读书，靠的是两样东西：一股子聪明劲儿，外加满腔子热爱。
青少年时代，他就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着翻了个底朝天。
别人读书是为了考试，他读书纯粹是为了快活，读到兴头上，能捧着书熬个通宵，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
这种 “无目的” 的杂览，读出来的不是死知识，是一种眼界，一种灵气。
他的老同学温儒敏后来感叹，这种 “漫羡而无所归心” 的杂览培养出的感受和视野，不是科班训练所能达致的。
因为读书，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却胜似读过大学。
也正因为这份杂，当他在鞍山十中高中毕业后留校教书时，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站在讲台上讲起文学来，能把台下的矿工子弟和农民子弟，都讲得眼睛发亮。
鞍山十中在城郊，学生大多是矿工的儿子、农民的儿子。
吴福辉刚来时，心里是有过 “落差” 的 —— 他见过上海的繁华，如今却站在煤灰飞扬的郊区讲台上。
可这份落差没把他打垮，反而让他比那些从学校到学校的书呆子，更真切地看见了基层的人怎么活。
他教书教得极好，从普通老师一路升到教导主任。
日子安稳下来，他本该就这么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
可他没有。
因为就在鞍山十中旁边不远，有一座图书馆。
那是吴福辉的天堂。
一下课，他就钻进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饿了啃两口冷馒头，渴了灌一缸子白开水，跟那些泡在阅览室的老读者混得比谁都熟。
馆里有什么书，放在哪个架子，他闭着眼都能摸到。
1977 年冬天，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无数下乡知青、厂矿工人、回乡青年，从田埂上、从机床边、从猪圈旁，重新捡起课本，冲向考场。
吴福辉也心动了。
可一算年纪，他心凉了半截 ——那年高考对年龄有严格限制，他超龄了，报不了名。
那阵子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趴在宿舍的小桌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一遍遍翻那些早已翻了无数遍的书。
命运像是存心要跟他开玩笑。
1978 年春天，考研的补充通知来了。
这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头那层灰。
吴福辉几乎是一路跑着去报的名。
消息传到学校，先是错愕，后是哄笑。
“高考恢复那阵儿，去考大学的人都快挤破头了，谁听说要去考研究生的？”
“老吴这是哪儿来的胆子？”
人们正新鲜着 “考大学” 这件事，他倒好，一步跨到了 “考研究生” 上头，比时代整整快了一拍。
直到听说他报的是北大，那些哄笑才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关切。
熟的不熟的，一个个都找上门来劝他。
“吴老师，你听我的，考辽宁大学，咱省内最好的学校，稳妥！”
“一个自学的人，能在这种竞争里考上辽宁大学，都算烧了高香了，你非要拿这仅有的机会，去赌那够不着边的北大？”
“北京的能人堆成山，你一个中专基础，再拼命，将来也是给人打底子的。”
“宁为牛头，不为凤尾，前人早有总结呀。”
吴福辉听着，脸上一直挂着笑。
他知道，这些劝，都是善意的，都是真心为他好的人。
可他们越劝，他心里那个念头就越清晰。
他这人，偏就信一条反过来的理：宁为凤尾，不为牛头。
他坚信，名师出高徒。
名师的水平，就像一架高高的梯子，你站上去，才能看得远；你不跟那些堪称天才的人摩擦，不跟他们撞出火花，你凭什么变得更优秀？
他想要站在那架梯子上。
而北大中文系，恰好有一架让他仰望了半辈子的梯子。
导师王瑶、严家炎，学界闻名。
着名文学史家王瑶，是朱自清先生西南联大时的研究生，每逢纪念朱先生，中央报纸上都能读到王瑶的怀念文章。
吴福辉买过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诗歌发展讲话》，一字一句读下来，心服口服，恨不得立刻站到这位先生面前。
严家炎引起的对柳青《创业史》人物的讨论，也是当时文坛都知道的大事。
这两个名字，像两盏灯，在他心里亮了好多年。
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非考北大不可的，还有一条几乎要命的理由 ——
北大这个专业，居然不考外语。
吴福辉在鞍山十中长期读的是中学，那所学校是不开外语课的。
他满打满算，只有解放前读上海小学时学的那点英语皮毛，连一句像样的句子都说不完整，拿来应付研究生考试，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
要是真考外语，他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当他打听到北大这个专业不必考外语时，那颗悬着的心，才总算落回肚子里。
可北大也有北大的狠。
这门课，除了不考外语，还要加考 “中国古代文学” 一整张卷。
考现代文学，却要考古代文学，不是考一两道题，而是考整整一张卷。
这样的考法，放眼全国，绝无仅有。
别人听了直咂舌，吴福辉却越听越上瘾。
他从这张卷子里，窥见了一条治学的门径：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得懂古代文学，得懂外国文学，得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得懂中外的文艺理论。
上下左右，要贯通起来。
人家把门槛垒得越高，他越觉得，这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所有的选拔，说到底，都是分子和分母的较量。
吴福辉不知道自己到底跟多少人同场竞技。
可他从 1977 年高考那吓人的录取比例里，能推算出个大概。
他报考的那个学科，怕是有几百人报名，能进复试的或许只有 12 个，最后只录取 3 个。
几百人，争那 3 个名额。
而他要面对的最可怕的对手，是因历史原因，整整十年积压下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十年啊，那是多少人。
分子不会扩大，分母却会一直扩大。
从几百分之十二，到四分之一。
越是残酷，吴福辉的斗志反而烧得越旺。
他抱着一腔近乎执拗的信念，只当分子，绝不当分母。
可话说回来，到底怎么才能赢？
吴福辉清楚，决定胜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细节，而最要紧的头一条，就是打好基础。
他自己的底子，是那些年一册册啃出来的，厚实得很。
可他还嫌不够。
晚上回了宿舍，他把自己白天领会透的内容，一句一句讲给舍友们听。
“这段你听懂了没？不懂我再讲一遍。”
舍友们被他讲得头昏脑涨，却也真把那些知识点记了个七七八八。
吴福辉自己呢，讲一遍，知识就又巩固了一层。
他管这叫 “以讲代学”—— 你教别人的时候，才是学得最透的时候。
除了基础，他还琢磨出了一整套应试的门道。
笔试，卷面必须整洁，字要写端正，别让老师看着烦。
做题，先做有把握的，把能拿的分稳稳攥在手里，别在不该费时间的地方纠缠。
不会的，也不能空着，选那个看起来最有可能的答案。
主观题拿不准的，就把能想到的可能，统统罗列上去，说不定里头就藏着正确答案。
这一套套，都是他自己一点点从错题里抠出来的血泪经验。
日子在紧张里，一天一天地过。
直到有一天，一封信，从北京，寄到了鞍山。
那封信，在单位负责人的桌上，整整躺了半个多月。
等它辗转递到吴福辉手上时，他拆开信封的手，都是抖的。
里面是一张准考证。
考号 “京字 ”。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挂号发出准考证的日期，是 1978 年 4 月 18 日。
可他收到信时，鞍山邮戳上清清楚楚地印着 5 月 2 日。
也就是说，这封信在路上，走了足有半个月。
而这半个多月，本该是他抓紧复习的黄金时间。
他捏着那张薄薄的准考证，指尖发白，心口像被人狠狠攥了一把。
准考证上印着各科考试的日期：5 月 15 日、16 日、17 日，三天。
从收到准考证那天算起，到正式考试，满打满算，连两个星期都不到了。
这是一次几乎 “无需准备” 的考试。
可实际上，所有人早就起跑出发了。
因为人人可报，报了几乎就能拿到准考资格，大家的报名和备考，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即便如此，真正能用来复习的时间，从最基础的算起，也不过一个月而已。
而吴福辉，被那封迟到的信，又吞掉了半个月。
他没有时间去懊恼。
他把那张准考证压在枕下，翻出所有的书，一头扎了进去。
5 月 15 日，转瞬即至。
“文革” 后大规模举行的全国考研，那场面是令人震惊的，是任何一个亲历者都很难忘却的。
每张准考证的正面，都填明了考试地点。
吴福辉的考试地点是 “辽宁省鞍山市郊区招办”。
背面注意事项第 5 条写着：“考生应在考试前一天到考试地点了解试场有关事项。”
随准考证一同寄来的北大研招办通知，也再三强调：“我们已经将你的考题寄往鞍山市郊区招办，具体考试地点和考试有关事项，请你在考试前直接到上述单位联系。”
这些提醒，句句都透着必要。
全国的考生如此之多，考场如此复杂，要是有人掉以轻心，到了考试那天，该有多少人找不到考场、拿不到考题，三天里连吃住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会是怎样的一团乱麻。
吴福辉所在学校，总共报了三个考生。
大家早都打听清楚了，考场就在区教育局院里，那是他们平时常去的上级机关。
可为了保险起见，考试前一天，三个人还是结伴去区里所在的旧堡，踏踏实实地踩了一趟点。
这一趟，吴福辉是头一回去旧堡。
他没想到，这一去，竟撞上了一座沉睡了六百年的古城。
旧堡，是鞍山的发源地，旧中长铁路上的一个站头，确切的名字，叫鞍山驿堡。
“鞍山” 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座小山连绵起伏，突兀起两高一隆的山峰，远远看过去，像一个马鞍，老百姓就把它叫作鞍山，山下的这座驿堡，便被唤作鞍山城。
站在东西鞍山两峰之间，一座青石古城昂然矗立，古老而又苍凉。
东北面源起长白山余脉，西南面依托辽河平原。
吴福辉眯起眼睛，望着那斑驳的城墙，忽然觉得，脚下的每一块砖，都压着几百年的往事。
他这人，走到哪儿都爱刨根问底。
当初刚到鞍山时，他就缠着当地人打听过这座古城。
鞍山驿堡是个驿站，又是个堡垒，兼有传递文书、经商、住人的功能。
它采用砖石夹夯土，东西两面墙都是 276 米，南墙 280 米，北墙 293 米。
门楼高 13 米，墙体最矮的地方一米七，高的地方有两米。
至于它怎么来的，当地的传说，多得能编成一本书。
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那个唐代传说 ——“一夜修出鞍山城”。
传说唐王李世民征东，走到这个地方，决定在此驻扎，命大将尉迟恭修城。
尉迟恭领旨，率十万士兵，摆开一字长蛇阵，把远在辽河西边的木家城整个搬了过来。
一夜之间，人头攒动，次日天光一亮、太阳初升的时候，一座小城就砌成了。
吴福辉听得入神，眼前仿佛真看见那十万士兵，在月色下接力搬砖运土的浩大场面。
可传说终究是传说。
真要较真起来，旧堡却独独缺了宋朝的详细史料记载。
吴福辉翻遍了能找到的史料，也寻不见宋时旧堡的影子。
他一个人坐在城墙根下想了很久，想出一个让自己心头一沉的猜测：
这里许是靖康之耻的必经之地，当地老百姓亲眼见过徽、钦二帝被金兵掳走的场景，便故意把这段沉痛的历史，悄悄雪藏了起来，不给后人留下那些痛苦的记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望着古城的眼神，都添了几分沉重。
而根据可查的史料，旧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辽代。
辽代时期的旧堡城址，是土筑的方形城，边长四百余米，存高四米，基宽五米，夯土纯净坚实。
城内遗物，有辽地烧造的白瓷片、龙泉窑瓷片、铁剑、石臼等。
到了明代，旧堡已经有了 “长店铺” 的名称。
作为明代辽东长城的附设建筑，鞍山驿堡曾经隶属于定辽前卫，是明代重要的交通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明代起，这里就算鞍山市的中心地带了。
过牛庄，经山海关，到北京去。
这座驿堡还有一个军事功能，起到防御的作用。
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洪武二十年，就在这里设了驿。
明万历六年，鞍山驿又重修，改筑为砖城。
吴福辉顺着城墙走，边走边看，看得格外仔细。
鞍山驿堡的墙体是砖石结构，底部以虎皮石为基。
那黄颜色的虎皮石做墙体的底围子，主要功能是防潮、稳定地基。
要不然，砖体一到夏季汛期就会变得异常潮湿，时间久了，容易损毁。
他蹲下身，伸手去抚摸那些黑色的旧砖。
那是典型的明砖，尺度比后世的砖大得多，厚度能达到十一公分，长的有四十公分。
砖石之间，用糯米浆掺杂白灰沤连。
这份良心工程，让这座城墙即使过了六百多年，强度依然极大。
吴福辉看着那些砖缝里渗出的糯米白灰，忽然有些感慨：
六百年前，那些修城的匠人，可曾想过，会有个三十岁的教书先生，蹲在他们垒起的砖上，为一张考北大的准考证发愁？
走上古城，台阶马道依稀可辨。
脚下那些光滑如镜面的旧石上，刻着深深的车辙印记。
吴福辉几乎能想象出来：一辆辆马车，从马道上一路直抵城顶，为坚守在明代边关的将士运输补给、传达号令。
古道，西风，瘦马。
入城门，旁侧小摊位上的老妪，会自豪地跟来往的人介绍：“这城六百多岁了，城外有护城河，城上顶能走马车，城四角都有一个炮楼。这鞍城其实挺富裕，当年鞍城没有穷人。”
吴福辉听着，心里那句 “富” 字，跟着沉沉地落了地。
确实如此。尤其是明清时期，地处辽南古道要冲，鞍山驿曾经无比辉煌。
城内车马繁多，商贾极盛。
往来经商，都可以由此过牛庄走海城，入山海关到北京。
清代诗人魏燮均，就有诗记述过清末鞍山驿堡那市井的热闹景象：
“驰抵鞍山道，春风送客鞭。坏桥荒驿水，寒村破春烟。行旅通车马，居民起市廛。停骖且膏秣，又费买春钱。回头看宿处，山与白云连。”
吴福辉站在城头，把这首诗在心里默诵了一遍，恍惚间，仿佛能看见那些赶车的旅人，在春风里打着马鞭，从这座城里进进出出。
明代负责管理驿堡的官员名为百户，由六品武官担任。
到了清初顺治元年，则改为满洲章京和汉军章京各一员，率兵驻防。
一座城，几百年，换了多少主人，走了多少车马。
可谁也没想到，鞍山的历史虽然悠久，鞍山市的建立，却很晚。
半个世纪以前，鞍山还没有 “市” 这一说。
旧堡以北，归辽阳县所辖；旧堡以南，隶属海城县。
直到 1937 年 12 月 1 日，按照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发的 403 号 “敕令”，鞍山实行市制，正式建立鞍山市，成立了伪鞍山市公署。
当时鞍山市的辖区，包括鞍山、立山两个满铁附属地，以及与辽阳县接壤的南沙河、北沙河、前立山、后立山等十三个村屯。
建市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大，制定了 “鞍山都邑计划”。
到 1939 年 10 月，市区面积扩大到 123.3 平方公里，中国劳工急剧增加。
1943 年，全市人口达到 30.6 万人。
鞍山的城市建设发展得很快，可那繁华的背后，却蒙着一层浓重的殖民阴影。
日本人住在铁东，不仅居住条件好，还用上了电灯、煤气、自来水。
而中国劳动人民，只能住在条件极差的工棚区里。
吴福辉站在城墙上，望着远处钢厂高耸的烟囱，心里忽然翻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一直到1948年鞍山解放，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事业才迅速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才逐步改善，真正过上了好日子。
此后，鞍山废除保甲制，实行区村制。
1954年，遵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命令，辽阳县、海城县划出二十八个村，分别划归鞍山市第一、二、三、四区管辖。
1960年，经批准成立鞍山郊区。
前世尽去，繁华不复；家国旧恨，往事如烟。
吴福辉站在门楼上，眺望着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一时间，思绪万千。
鞍山驿堡，在它的历史过往里，牵连着古今旧事，牵动着鞍山人的故土情怀。
女墙炮台，处处是历史遗痕，仿佛昨日沙场。
车马古道，犹现昔日繁盛，边陲狼烟。
如今这座古城，虽只剩下断壁残垣、一座古巷、一城古香。
可穿越历史的风雨星辰，它保存下来的，是千百年间细数蹉跎的流金岁月，是那些散不去的淡淡魂影。
吴福辉忽然想起一句不知谁写下的诗：
朝花夕拾，冬去春来，三丈城上，尽揽鞍山风华，一骑绝尘，踏出锦绣钢都。
寻访完古道，三个人都有些舍不得走。
可这一趟，他们算是彻底弄明白了一件事 ——
要是按往常去旧堡的路线，先乘环市铁路到市区，再转那种没准点儿的汽车，根本没法保证考试那天八点半前赶到考场。
于是，5月15日清晨，六点多，天还蒙蒙亮。
三个人摸黑出了门，乘环市铁路到四方台站，下车，步行半个多小时，提前赶到了考场。
说也奇怪，这一路走得格外奇妙。
他们跨过道岔，沿着公路，看着两边的农田和远处的东鞍山铁矿，一路走向旧堡。
走着走着，三个人都没了话。
每个人都在心里暗祷着自己的命运。
考试无常，眼前等待大家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前景，谁也说不好。
吴福辉望着远处铁矿那黑黢黢的轮廓，忽然想：
六百年前，那些修城的人，大概也是这样，在夜色里，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命运的。
来到考场，区教育局院里的一间普通平房，布置得颇像一间教室。
吴福辉这些平时站在讲台上当老师的人，如今一个个落了座，坐在学生的课桌里。
桌上摆着 8 开的白纸，铅笔削得尖尖的。
他坐下，手心有些出汗，在那张课桌上，不自觉地摩挲着一道不知道哪个学生刻下的刻痕。
等考试铃声响起时，全区的应考者已经坐满了，约有四十人左右。
监考的人他不认得，倒是中间来巡视的领导，都是区里的干部。
答题一律用 8 开白纸，题目是用信封密封的，当场由考生自己取出。
抄袭的风气那时候还没完全消除，可这场考试，倒不用担心 —— 因为各个学校寄各自不同的题目，绝不重复，考场内外，也没有听说哪两个人考的是同一所大学。
四十个人，考场里安静得能听见铅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吴福辉深吸一口气，低下头，认认真真地，在卷子左上角，写下那个考号 ——
京字 。
那一笔一划，落在纸上，轻得像怕惊碎了什么，又重得像是要把整个后半生，都压进这几个字里。
窗外，旧堡古城的影子，在晨光里拉得老长。
远处，是鞍山的钢铁厂，是绵延起伏、形如马鞍的群山。
这一场考试，几百人争三个名额。
这一个坐在学生课桌里的三十岁教书先生，此刻，正一笔一划地，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