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696章 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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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燕还举了一个例子。
1974年冬，正是冬闲时节，某天接到队里通知，派她参加玉米皮编织学习班。打听了一下，说有三队的一名女社员和她一起去，刚好两人认识。
到公社集中后，两人搭乘长途车，前往东川的甘谷驿，学习班的举办地在那里。
玉米皮编织，就是将玉米皮剥下来后，去除外面的老皮，只留中间的嫩皮，然后用硫磺熏蒸，使玉米皮的颜色变白，这就是编织的原材料。然后用编辫子的手法，将玉米皮编成长辫子，做法有点儿类似麦秆辫子，再将辫子一圈一圈地盘起来，盘一圈用针线固定一次，最终盘成指定直径大小的圆形或椭圆形，就完成了一个成品。
成品可以用来做杯垫、茶盘垫等，应该是公社外贸部门用于出口创汇的产品。同时也可以让社员在农闲时增加些额外收入。
到了甘谷驿，两人被安排住宿在小旅社里，好在有热炕，人不受罪。
第二天，她们就开始学习。第一步，熏制玉米皮。用一口大缸、一个饭碗，先在碗里放一些硫磺，把碗放进大缸底部，然后点燃硫磺，上面罩个铁丝笼，再把玉米皮用水湿润后，把水甩净放入缸中，最后把缸口封严熏一天一夜，玉米皮就被熏成了白色，这些玉米皮柔软，且带有一些水分，把根部的硬节用剪刀剪掉，就是很好的原材料了。
第二步，编辫子。取一片玉米皮，纵向折叠成1公分左右宽度，起头是用线将三根玉米皮绑紧，然后开始编辫子，编辫子女生一般都会，但要求手劲匀称，这样编出来的辫子才直溜好看。一根玉米皮快编完时，就要接上一根续起来，才能将辫子一直编下去。
这是一个技术活，要细心、不能着急，接头部分又要小心，不要露出茬子，编的辫子才能直溜、光滑、宽度一样。两人就这样练了2天。
第三步，盘制。圆形的垫子好盘，只要注意固定的针脚要细密，不要让垫子散架就行。椭圆形的垫子则要确定好椭圆形的长、宽，以二者之差作为圆心，开始盘辫子，同时进行固定。
经过几天的学习，两人基本掌握了玉米皮编织的技术，下来就要靠自己苦练，提高技艺。
学成归来，二、三队一商量，把学习地点定在三队，由三队负责玉米皮的熏制，二队的社员到三队学习。赵晓燕每天早出晚归，到三队去教社员们玉米皮的编织。
一个冬天过去，不记得最后学会了几个人，赵晓燕倒是做出来好些个成品。
1975年春天，赵晓燕转队离开了侯家沟，随身带走的几个成品，在家使用了好几年时间。
1977年一声春雷唤醒的不单单是高考，同样也将高考的延续——研究生考试唤醒。
到了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年和1978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
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初步建立，招生标准、考试内容和录取程序等都得到了明确?。
有意思的是，报考资格放宽到未毕业大学生乃至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尽管录取名额非常少，但这一举措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
在众多考研大军中，有一个群体不能被忽视，他们便是中国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
“你听过春天来时，山间竹笋的生长声吗？”的陈尚君听见且深刻进记忆了。
1978年，春回大地，成功报考研究生考试的陈尚君感觉每天的日子都是充实的，连那生命都是充满了喜悦与希望的。“真有一种万物复苏的感觉。我备研起，学问不断往上发展，有次走在山上，真的能够听到春笋在往上蹿时，那种噼噼啪啪的声响，感到自己也一样……”
1945年12月出生的陈尚君，是1977年春入学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恢复高考时他兴冲冲地去报名，结果超龄被拒。1978年，再次遭遇超龄“厄运”。有一天，他看报时“喜欲狂”。
报纸上写着：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同月中科院和复旦数学专业恢复招研，在读大学生可考，复旦还放宽到“高中学生”；11月全国允许高中学生和大学生考研；1978年1月，报名“极为踊跃”，经国务院批准，宣布1977年1978年招研合一，整个3月都可报名；3月20日，再将年龄放宽到40岁。
一系列好消息传来，让陈尚君心动不已，不过，他还是担忧异常。
结合自己“糟糕”的学习经历，这份担忧也不无道理。
1952年出生的陈尚君，中学仅仅上了一年，务农八年以后，在1977年的3月1日到复旦大学读大学，高考消息传来，陈尚君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成为全国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陈尚君父母是浙江宁波人，客居在江苏南通。陈尚君小的时候家境还可以，大概是六七岁以前，父母每天晚上带他去看越剧，咿咿呀呀唱些什么陈尚君记不得了，但是从小便有了越剧的节奏感。以后读小学，是进入了南通师范学校第四附属小学。
在陈尚君眼里，南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之处与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办实业有关。南通离上海很近，从民国初年开始就是一个半独立王国，基本上是清末状元张謇的地盘。民国初年的战争没有波及南通，而且张謇又办实业、又办教育，从而使得南通的基础教育一直非常好。
说起张謇，不得不提及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和勤奋。他16岁时冒用他人名义考中生员，18岁时考中秀才。但由于祖上三代无功名，他在科举之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碍。他先后五次赴江南乡试均未中试，直到33岁时才取中举人。此后又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直到41岁时才高中状元。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从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高中状元，在这漫长而艰辛的37求学过程中，张謇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恩师。
【寒加言，噤若寒蝉，检查自己，此字为jiǎn】
张謇在科举之外，也有着广泛的社会活动。他曾随淮军统领吴长庆入其幕府任文书，并与袁世凯成为好友。他曾随庆军赴朝鲜平定叛乱，并为吴长庆起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日本侵略。他曾因父丧回籍守制，并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他曾应两江总督张之洞之邀，在南通和苏州创办大生纱厂和苏纶纱厂，并引进美国机器和技术，开创了中国民族轻工业的先河。
张謇在晚清时期是立宪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密切合作，推动变法维新。他曾三次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尽快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他还曾参与筹备南京保卫战，并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过接触。在辛亥革命后，他支持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担任工商部长。他在任内提出“悉听民办”的方针，鼓励民间发展实业。
1899年4月，拥有2.04万纱锭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家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张謇在唐家闸开办的大生纱厂拥有各式机器设备，以棉纺织工业为龙头，兼顾机械制造、粮油加工、造纸印刷等多种部门，初步形成近代工业体系，并涉及金融、交通等多方面的城市建设。
张謇在发展近代工业的同时还建立股份制农业生产企业——通海垦牧公司，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修道路、建桥梁，营造仓房、街市等基础建设有序进行。由此，南通出现了农业早期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对改变农村面貌起了示范作用。
棉纺企业和垦牧公司的出现对南通农村的变化发生重大影响，棉花生产成为商品经济的一部分，1935年南通县有棉田约150万亩，占全县农田面积的40.72%。在棉纺工业的刺激下，南通农村的土布生产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生产土布的集镇，农村的棉花生产进入商品生产范畴。
为了解决木船驳运江中轮船货物效率低的难题，张謇在天生港建了两座名为“通源”“通靖”的码头，并对附近江滩施以抛石护滩，抵挡江潮，由此开启近代南通港建设的历史。为解决产业电力供应不足问题，张謇于1910年创办了南通电灯厂，南通市区开始用电灯照明。
张謇不仅是实业家，也是教育家。他认为“教育为国之本”，实业教育是“富强之大本”，提出“实业为教育之母”理念，发展实业，积累资金，而后为教育提供经费。1902年到1908年的六年间，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为通州师范提供经费达13万两规银。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现南通师范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和学者。他还参与筹建了多所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到1920年，南通的初、中、高等教育齐备，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并举，教育体系基本形成。教育方向的转变为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建设进行了人才储备。张謇在通开办新式学校以科学教育替代科举教育是一项重要举措，客观上成为南通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张謇还注重社会事业的建设。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收藏了大量的文物和艺术品，并向公众免费开放。图书馆、五公园、公共体育场的开办，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贫民工厂等慈善机构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功能，是南通近代社会进步的表现。
一生创办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张謇在通兴办工业，客观上开启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南通城市规模扩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由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转变成近代工业城市。20世纪初，南通成为中国城市的典范。
南通得此收获，让陈尚君受益匪浅。就说小学，所教的东西不一定很浅，连小学的语文老师，都是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做过海安李堡镇的镇长。当时他对陈尚君还蛮有好感，觉得陈尚君考南通中学一定能考得中。
可是，陈尚君中考没有考好，就进了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此校在南通市属于中等。虽然当时的陈尚君不甚懂事，但牢记毛主席的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陈尚君当时关心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或着他一个人，或者陪着母亲，把南通市的一条街的大字报从头到尾看过去，每天都看。
中学仅仅上了一年，随后便处于长期的停学状态。1969年的3月，陈尚君跟随一批知青响应号召到南通海门的江心沙农场——一个靠近长江边上冲积形成的小岛上当知青。
当时无知到一个程度，总觉得一个孤零零的小岛立在那儿，四边都是水。到了那边以后，才从顽童的心理回到现实。那里是广袤的农田，跟普通的乡村没什么两样。这里被人叫作岛，只是名字而已。
自打双脚踏到这片土地上，陈尚君就跟着农民开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生活。早晨4点到5点之间就起床下地干活，7点到8点回到住处吃饭，吃完饭后再去干活，一直到天黑，天天如此。
最初的三年是被当地的农民管，因为这里是国营农场，叫老职工管知青。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一下子扎身于繁忙又劳累的农活，为此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后来四五年，知青管老职工，被管着的日子很辛苦，管人的日子很高兴。为此，陈尚君还可以和农村的孩子们吹吹牛。
不过，陈尚君做了基层生产队长依旧辛苦不辍。那个角色其实做的都是最辛苦的工作。陈尚君管理着六七百亩土地，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开始叫人家下地，天天站在农场村头布置农活。晚上众人都回去休息了，他还要算工分，查看今天的收工情况，盘算明日的劳作计划。等忙活完已经不早了。那日子简直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农村生活劳累而艰难，陈尚君却在这辛苦里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陈尚君在家里做事或者其他能力都很差，但是在农场这八年，经历了最艰苦的锻炼，自己身上软弱、脆弱、很无知的状态改变了。陈尚君甚至参悟到，当时的人们可以说把自己人生的能量无限放大，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艰难，和中国农民一起生活，在承担最艰苦的农活之中，经历了体力上和精神上最严酷的考验。
江心沙农场是个可以容纳几千知青的大农场。劳动的艰辛，远远超过知青们的能力。
比如说挑担子，当陈尚君挑起担子的时候，他的腿就在发抖，但陈尚君挑着担子要咬牙坚持走几里路，就这样一边劳动还要一边承担其他的管理工作。
比方说拾棉花，在跟大伙儿一样忙着摘棉花的同时，还要进行计分的管理，每天称量某一个人拾起了多少棉花，进行这样的统计的时候，他会忽然发现，人的生存可以放到最大的能量，那么艰苦的劳作，人们竟然都能坚持下来。中国农民的顽强和生命放大是无限的。
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陈尚君每次扪心自问，都能够自豪地说，“我作为一个知青，和农民一起工作没有任何的懈怠，自己原来的无能转变为能力大爆发，并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
这样的锻炼是有益的，以至于进入复旦学习后，陈尚君对务农的经历和感受，以及生存的状态没有太多改变。这样一位感觉自己像个大地主的老知青，到了复旦很久，还常跟人说：农活第一，学问第二。
因这一点，在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情上，陈尚君有自己的认识。“知青之中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但在这十年他们的学业中止了。很多最好的年轻人前途被改变了。”“但至少对我来说，我认识了中国的农民，土地的耕作，庄稼的生长，从具体的技巧到节奏的把握，整个流程我都极其熟悉，我每天都在那边布置，都在那里检查，都在那里带头劳作。就算在这种生活之中，个人依然有成长的机缘。”
正因为有这一层，陈尚君觉得自己算是非常幸运的。尽管劳作很辛苦，是真正地干农活，但这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生存能力，也让他明白了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种生存状态。
1974年冬，正是冬闲时节，某天接到队里通知，派她参加玉米皮编织学习班。打听了一下，说有三队的一名女社员和她一起去，刚好两人认识。
到公社集中后，两人搭乘长途车，前往东川的甘谷驿，学习班的举办地在那里。
玉米皮编织，就是将玉米皮剥下来后，去除外面的老皮，只留中间的嫩皮，然后用硫磺熏蒸，使玉米皮的颜色变白，这就是编织的原材料。然后用编辫子的手法，将玉米皮编成长辫子，做法有点儿类似麦秆辫子，再将辫子一圈一圈地盘起来，盘一圈用针线固定一次，最终盘成指定直径大小的圆形或椭圆形，就完成了一个成品。
成品可以用来做杯垫、茶盘垫等，应该是公社外贸部门用于出口创汇的产品。同时也可以让社员在农闲时增加些额外收入。
到了甘谷驿，两人被安排住宿在小旅社里，好在有热炕，人不受罪。
第二天，她们就开始学习。第一步，熏制玉米皮。用一口大缸、一个饭碗，先在碗里放一些硫磺，把碗放进大缸底部，然后点燃硫磺，上面罩个铁丝笼，再把玉米皮用水湿润后，把水甩净放入缸中，最后把缸口封严熏一天一夜，玉米皮就被熏成了白色，这些玉米皮柔软，且带有一些水分，把根部的硬节用剪刀剪掉，就是很好的原材料了。
第二步，编辫子。取一片玉米皮，纵向折叠成1公分左右宽度，起头是用线将三根玉米皮绑紧，然后开始编辫子，编辫子女生一般都会，但要求手劲匀称，这样编出来的辫子才直溜好看。一根玉米皮快编完时，就要接上一根续起来，才能将辫子一直编下去。
这是一个技术活，要细心、不能着急，接头部分又要小心，不要露出茬子，编的辫子才能直溜、光滑、宽度一样。两人就这样练了2天。
第三步，盘制。圆形的垫子好盘，只要注意固定的针脚要细密，不要让垫子散架就行。椭圆形的垫子则要确定好椭圆形的长、宽，以二者之差作为圆心，开始盘辫子，同时进行固定。
经过几天的学习，两人基本掌握了玉米皮编织的技术，下来就要靠自己苦练，提高技艺。
学成归来，二、三队一商量，把学习地点定在三队，由三队负责玉米皮的熏制，二队的社员到三队学习。赵晓燕每天早出晚归，到三队去教社员们玉米皮的编织。
一个冬天过去，不记得最后学会了几个人，赵晓燕倒是做出来好些个成品。
1975年春天，赵晓燕转队离开了侯家沟，随身带走的几个成品，在家使用了好几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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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年和1978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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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报考资格放宽到未毕业大学生乃至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尽管录取名额非常少，但这一举措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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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张謇，不得不提及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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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木船驳运江中轮船货物效率低的难题，张謇在天生港建了两座名为“通源”“通靖”的码头，并对附近江滩施以抛石护滩，抵挡江潮，由此开启近代南通港建设的历史。为解决产业电力供应不足问题，张謇于1910年创办了南通电灯厂，南通市区开始用电灯照明。
张謇不仅是实业家，也是教育家。他认为“教育为国之本”，实业教育是“富强之大本”，提出“实业为教育之母”理念，发展实业，积累资金，而后为教育提供经费。1902年到1908年的六年间，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为通州师范提供经费达13万两规银。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现南通师范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和学者。他还参与筹建了多所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到1920年，南通的初、中、高等教育齐备，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并举，教育体系基本形成。教育方向的转变为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建设进行了人才储备。张謇在通开办新式学校以科学教育替代科举教育是一项重要举措，客观上成为南通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张謇还注重社会事业的建设。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收藏了大量的文物和艺术品，并向公众免费开放。图书馆、五公园、公共体育场的开办，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贫民工厂等慈善机构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功能，是南通近代社会进步的表现。
一生创办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张謇在通兴办工业，客观上开启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南通城市规模扩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由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转变成近代工业城市。20世纪初，南通成为中国城市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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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陈尚君中考没有考好，就进了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此校在南通市属于中等。虽然当时的陈尚君不甚懂事，但牢记毛主席的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陈尚君当时关心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或着他一个人，或者陪着母亲，把南通市的一条街的大字报从头到尾看过去，每天都看。
中学仅仅上了一年，随后便处于长期的停学状态。1969年的3月，陈尚君跟随一批知青响应号召到南通海门的江心沙农场——一个靠近长江边上冲积形成的小岛上当知青。
当时无知到一个程度，总觉得一个孤零零的小岛立在那儿，四边都是水。到了那边以后，才从顽童的心理回到现实。那里是广袤的农田，跟普通的乡村没什么两样。这里被人叫作岛，只是名字而已。
自打双脚踏到这片土地上，陈尚君就跟着农民开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生活。早晨4点到5点之间就起床下地干活，7点到8点回到住处吃饭，吃完饭后再去干活，一直到天黑，天天如此。
最初的三年是被当地的农民管，因为这里是国营农场，叫老职工管知青。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一下子扎身于繁忙又劳累的农活，为此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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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劳累而艰难，陈尚君却在这辛苦里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陈尚君在家里做事或者其他能力都很差，但是在农场这八年，经历了最艰苦的锻炼，自己身上软弱、脆弱、很无知的状态改变了。陈尚君甚至参悟到，当时的人们可以说把自己人生的能量无限放大，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艰难，和中国农民一起生活，在承担最艰苦的农活之中，经历了体力上和精神上最严酷的考验。
江心沙农场是个可以容纳几千知青的大农场。劳动的艰辛，远远超过知青们的能力。
比如说挑担子，当陈尚君挑起担子的时候，他的腿就在发抖，但陈尚君挑着担子要咬牙坚持走几里路，就这样一边劳动还要一边承担其他的管理工作。
比方说拾棉花，在跟大伙儿一样忙着摘棉花的同时，还要进行计分的管理，每天称量某一个人拾起了多少棉花，进行这样的统计的时候，他会忽然发现，人的生存可以放到最大的能量，那么艰苦的劳作，人们竟然都能坚持下来。中国农民的顽强和生命放大是无限的。
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陈尚君每次扪心自问，都能够自豪地说，“我作为一个知青，和农民一起工作没有任何的懈怠，自己原来的无能转变为能力大爆发，并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
这样的锻炼是有益的，以至于进入复旦学习后，陈尚君对务农的经历和感受，以及生存的状态没有太多改变。这样一位感觉自己像个大地主的老知青，到了复旦很久，还常跟人说：农活第一，学问第二。
因这一点，在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情上，陈尚君有自己的认识。“知青之中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但在这十年他们的学业中止了。很多最好的年轻人前途被改变了。”“但至少对我来说，我认识了中国的农民，土地的耕作，庄稼的生长，从具体的技巧到节奏的把握，整个流程我都极其熟悉，我每天都在那边布置，都在那里检查，都在那里带头劳作。就算在这种生活之中，个人依然有成长的机缘。”
正因为有这一层，陈尚君觉得自己算是非常幸运的。尽管劳作很辛苦，是真正地干农活，但这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生存能力，也让他明白了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种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