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700章 粉红皮，两毛四
热门推荐：
神级插班生
1977年高考又一春
原神：失去记忆！开局先抱大腿？
卡莫纳之地
胎穿后我掌管全家气运
领主开端：时空之城
四合院：从修复身体开始无敌
洪荒人道纪元：火种重燃
星际殖民？看我华夏全民封神
一九七七年正月十五，江北的雪化了。
屋檐上的水一滴一滴砸在青石阶上。
砸得人心里发空。
林锡琦蹲在灶房门口，膝盖上摊着一本没有封皮的本子。
本子是从知青点借来的。
借的时候，老周只说了一句话。
“看完就还。”
“别让第三个人看见。”
林锡琦点头。
点得很快。
快得像怕自己反悔。
那本本子传到他手上时，最后三页已经不见了。
撕口很齐。
齐得像拿尺子比着裁下来的。
不是慌乱里撕的。
是攒够了狠心，一页一页慢慢撕的。
他翻到断口那里，指头来回摸了两遍。
纸边起毛，毛得很轻。
说明撕的人手在抖。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这本本子在知青点转了七个人。
七个人里，有四个是姑娘。
那么是谁撕的。
为什么偏偏撕最后三页。
那三页上，到底写了什么。
灶膛里的火 “噗” 地响了一声。
他吓得把本子按进棉袄里。
母亲在院里喊他抬水。
他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的雪印子留了两个黑窝。
那本本子贴着肚皮，凉得像一块铁。
可他又觉得烫。
烫得他走路都不稳。
他提着木桶往井边走，脑子里还是那三页。
他知道那是什么本子。
整个知青点都知道。
《少女之心》。
这四个字，在那些年里，比粮票还要紧。
粮票丢了还能补。
这四个字，只能靠嘴传，靠手抄。
一本书，抄一遍，就老一遍。
抄到第十遍，字都走了样。
抄到第二十遍，故事也走了样。
有人添一句。
有人删一句。
有人嫌不够，就自己动手往里补。
补的那些字，一看就不是原来的人写的。
原来的字，还留着一点羞。
后来的字，只剩馋。
林锡琦听老周说过一句很怪的话。
“这书最好的一版，是最早那一版。”
“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她怕，她臊，她不敢，她夜里睡不着，她一遍一遍问自己是不是坏女人。”
“后来抄的人不耐烦看这些。”
“抄着抄着，就只把后面那些留下。”
“留得干干净净，一点人味都没了。”
老周说这话时，正拿一根草棍剔牙。
剔完了，把草棍一折两断。
“你说这些人，抄书抄得跟杀猪似的。”
“只留下能让人上火的肉。”
“把骨头都扔了。”
林锡琦那会儿没听懂。
这会儿他贴着那本冰凉的册子，忽然有点懂了。
一本本子，抄到后来，抄丢的不是字。
抄丢的是人心里那点挣扎。
挣扎没了，就只剩下喘气。
他正想着，院门口有人 “咳” 了一声。
他魂都飞了。
来的是春杏。
春杏是隔壁队的记工员，十八岁，辫子扎得紧，走路带风。
她站在门槛外，没往里迈。
“你手里拿的什么。”
“书。”
“什么书。”
“《中国通史》。”
春杏笑了一下。
那笑很短，一闪就没了。
“范文谰那四本，你都快翻烂了。”
“还装。”
林锡琦脸一下烧起来。
他知道瞒不住。
在这个庄子上，什么都瞒不住。
谁家昨夜熬了粥，谁家丢了半升米，谁家闺女跟谁多说了两句话，第二天晌午就能传遍三个队。
春杏没再逼他。
她只是把手里一个蓝布包递过来。
“给你的。”
“什么。”
“鸡蛋。”
“我家母鸡下的，两个。”
林锡琦愣了一下。
“为什么给我。”
春杏低头理了理辫梢上的红头绳。
“我听说，公社那边有你一个名额。”
“什么名额。”
“你装吧。”
她把蓝布包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走。
走了三步，又回头。
“那本子。”
“看完别烧。”
“我要看。”
林锡琦张嘴，没说出话。
春杏已经拐出了院墙。
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脚跟深，脚尖浅。
走得有点急。
那天夜里，林锡琦没点灯。
他躺在炕上，等母亲的屋里没了动静。
等到鸡叫头遍，他摸出那本册子。
油灯只敢拧一丝线。
那点光，刚好照亮两页。
他一页一页往上抄。
抄在一个用过的作业本背面。
作业本的正面是 “农业学大寨” 的算术题。
背面空着，纸糙，钢笔一走就洇。
他抄得很慢。
抄到他觉得不对的地方，就停下来。
停下来，把那句话在心里默念两遍。
他想，写这话的人，当时是什么心情。
她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手心出汗，耳朵发烫，怕被人看见。
她是不是也听见了自己心跳，觉得这心跳很丢人。
抄到鸡叫二遍，他抄完了两页半。
第三页的后半截，没有了。
断了。
断在一个句子的中间。
就像一个正说着话的人，被人捂住了嘴。
他盯着那个断口，好半天没动。
天亮前，他把抄的东西塞进炕席底下。
塞的时候手一抖，纸角折了。
他想抻平，又不敢多动。
那一夜他没睡着。
第二天上工，他锄地时把一株麦苗铲断了。
队长骂了他两句。
他没顶嘴。
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事。
春杏为什么要看这本子。
一个姑娘，怎么敢开口要这种东西。
正月里，队上没什么活。
人闲了，嘴就忙。
知青点的炕头上，一夜能讲出十件事，九件是假的。
老周讲《望乡》那一段的时候，屋里静得能听见耗子跑。
“那片子，我看了七回。”
“头一回是队里包场，坐在后排，什么也没看清。”
“后来六回，我自己买票。”
“买完票，我不进去。”
“我就在电影院门口站着，抽半根烟，看表。”
“等到里头放那段了，我一分不差地推门进去。”
“进去坐下，就看那几秒。”
“几秒过去了，我就起身走。”
有人问：“值吗。”
老周把烟屁股按在鞋底上。
“你说值不值。”
“一张票一毛五。”
“我六回，九毛钱。”
“九毛钱买九秒钟。”
“你说值不值。”
没人答。
炕上几个后生都低着头，抠炕席的草。
林锡琦也低着头。
他忽然觉得那九毛钱，不是买那几秒。
是买一个证明。
证明这世上还有那么一种活法。
那种活法，他们在别的地方看不见。
那时候能看的片子不多。
《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
片子每来一回，公社的场院就挤满人。
挤得连墙头上都坐着半大小子。
演到男女抱一下，底下就 “轰” 地一声。
那声音里有笑，有臊，有骂。
骂得最凶的，往往眼睛瞪得最圆。
老周说，有一次演到接吻。
后排有个老太太拿手绢捂了孙子的眼。
捂了三秒钟，自己把手绢挪开了。
“她挪的时候，还四下看了一眼。”
“看有没有人瞧见她挪。”
“瞧见了，她就又捂回去。”
“一屋子人，就这么互相捂着。”
“捂到散场。”
屋里有人笑。
笑到一半，又断了。
因为都知道，这不是笑话。
这是一屋子人的日子。
那本《少女之心》，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页一页地传。
它从南传到北，从城里传到乡下。
传到后来，抄本比人还多。
一个人抄完，传给下一个。
下一个抄完，再传给下一个。
抄的人越多，字越乱。
作业本抄的，稿纸抄的，笔记本抄的，都有。
有的字一笔一画，像刻碑。
有的字龙飞凤舞，认不出来。
有的字连笔连得厉害，得猜。
还有的字娟秀，一看就是女孩子的手。
林锡琦见过一本。
那本里有一页，字特别小。
小到要凑到眼前才看得清。
那一页中间还空了一块。
想抄的人抄到一半，忽然停了。
停了很久，才接着往下写。
林锡琦猜，那空着的地方，是她自己心里的话。
她没敢写。
也没敢划掉。
就空在那里。
空着的地方，比写满的地方还沉。
公社中学那年贴过一张纸。
纸上写着六个大字。
下面四个字一排。
“不准看，不准抄。”
“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
“三不准、一立即。”
这六个字，林锡琦的同桌背得比课文还熟。
背完了，转头就问：“你那本，能不能借我一晚上。”
林锡琦没借。
不是舍不得。
是怕。
那年月，一个本子能毁一个人。
学校里收缴过一回。
收的时候，是从一个女生的书包里翻出来的。
那女生学习好，字也好。
翻出本子那一刻，她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
她没哭。
一个字也没说。
只是把手放在桌沿上，把桌沿攥得发白。
后来她被叫到办公室。
再后来，她父亲来学校，把她领回去了。
走的时候，她低着头。
走廊里的人都看她。
看的人里，有一半手里也抄过。
抄过的人，眼睛比谁都亮。
那不是愤怒。
那是庆幸。
庆幸翻出来的不是自己。
林锡琦每次想起那个女生的背影，心里就堵。
堵得像信里塞了一块石头。
他常想，一个本子，为什么能让人变成这样。
为什么看完以后，有人变得更坏。
有人变得更怕。
有人变得什么都不信。
也有人，就像他这样，只想弄明白。
弄明白一个姑娘，为什么在纸上写那些字。
弄明白那些字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疼。
腊月里，他去过一次县里。
是替队长送一份材料。
送完材料，他绕到新华书店门口。
他在门口站了一炷香的工夫。
进去，又出来。
出来，又进去。
柜台后面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戴眼镜。
她问：“小同志，买什么。”
他张了张嘴。
嘴张开了，声音没出来。
他低头看了看柜台里的玻璃。
玻璃上有一层灰。
灰上有一道道手印。
“我要本书。”
“什么书。”
“两毛四。”
“粉红皮。”
“五个字。”
女同志抬了抬眼镜。
她上下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长。
长得像把一个人从头到脚量了一遍。
然后她转身，从后面架子上抽出一本。
书皮是粉红的。
薄薄一本。
她把书往柜台上一放，压得玻璃 “嗡” 了一声。
“你多大了。”
“十八。”
“十八。”
她重复了一遍。
重复的时候，眼睛没离开他的脸。
林锡琦摸出两毛四。
钱是母亲给他的，本来是让他买盐。
他把钱摊在玻璃上，一张一张数。
数到第三遍，才想起已经数够了。
出了书店，他把书塞进棉袄里。
走出十几步，他听见身后有人 “啧” 了一声。
他没敢回头。
他一路走到城墙根，才把书掏出来。
书皮上的字，他认了半天。
《新婚必读》。
他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上写着编者的话。
话说得很正经。
正经得像大队部门口那块黑板。
他往下看。
看着看着，脸红到了脖子根。
不是因为字下流。
是因为那些字太正经了。
正经得像有人在床边站着，跟你讲一件本该没人的事。
他合上书，蹲在墙根下，笑了。
笑得肩膀一抖一抖。
笑完了，他把书揣好。
回去以后，他把这本书压在箱底。
压在一件旧棉袄下面。
那件棉袄早就不穿了。
可他还是每个月翻一次。
翻的时候，只看封面。
正月二十那天，春杏又来了。
这次她进了院。
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帮他母亲剥豆子。
剥得很快。
豆子蹦到地上，她一颗一颗捡回来。
捡的时候，腰弯得很低。
她一边捡，一边问：“那本子，你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
“那三页，是不是缺了。”
林锡琦手里的豆子掉了。
“你怎么知道缺了。”
春杏没抬头。
“缺的，是不是最后三页。”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撕的。”
灶膛里的火苗跳了一下。
屋子里静了好一会。
只有豆子落进粗瓷盆的声音。
一颗，一颗。
“你撕的。”
“我撕的。”
“为什么。”
春杏把最后一颗豆子捡起来，放进盆里。
她拍了拍手上的灰。
“因为我抄到那儿，抄不下去了。”
“为什么抄不下去。”
“因为写着，那姑娘后来跟一个男人，在河边。”
“我看了一半，把本子合上了。”
“合上以后，我手一直抖。”
“抖了半个钟头。”
“我娘以为我发疟子。”
她说话了，说得很平。
平得像在讲别人家的事。
“后来我拿着本子，走到屋后头。”
“我想烧。”
“火柴都划着了。”
“划了三根。”
“三根都没点着。”
“风大。”
“我就站着，把本子一页一页撕。”
“撕到剩下最后三页，我撕不动了。”
“我把它卷起来，塞到樟木箱子底下。”
“上面压了一件我出嫁才穿的褂子。”
“压了两年。”
“谁也没告诉。”
林锡琦听着。
他听着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老周那句怪话。
老周说，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春杏撕掉的，正是后面。
她留下的，是前面。
她知道该留下什么。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比抄了十遍的后生们，更懂得那个分寸。
“那你为什么又要看。”
春杏终于抬头。
她眼睛有点红。
“因为我想看看，我撕得对不对。”
那天送春杏出门，天已经擦黑。
她走到院门口，站住了。
“林锡琦。”
“嗯。”
“你那个名额，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怎么会不知道。”
林锡琦看着院墙外面的雪。
雪化了一半，剩下一半，脏兮兮地贴着地。
“因为推荐表填上去三个月了。”
“公社盖了章。”
“县里没信。”
“地区也没信。”
“什么都没有。”
春杏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个脸。
“那你等着。”
“等着就有。”
她走了。
这一回，她走得很慢。
慢得像舍不得踩坏雪。
那几个月，是林锡琦这辈子过得最长的几个月。
一九七六年秋天，大队开会。
会开在仓库里，屋梁上挂着两盏马灯。
队长念了一份文件。
念到 “推荐” 两个字，屋里所有人都直起腰。
“咱大队，今年有一个名额。”
“上大学。”
有人在底下低声说：“工农兵学员。”
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那几年，上大学不走考。
走推荐。
推荐看什么。
看成分，看表现，看队里说话的人是谁。
林锡琦家里是中农。
不是红五类，也不算黑。
父亲在队里当了十几年会计，账目清得能拿出去对。
母亲手巧，给队里缝过三十几面红旗。
这些，都是能写进表里的 “表现”。
可一个大队，只有一张表。
想去的，有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里，有五个是知青。
那五个知青，都是六八届、六九届下来的。
下来的时候十七八，现在二十好几。
有一个姓孙的，会拉手风琴。
有一个姓何的，能背半本《资本论》。
有个女知青，在县里汇演上唱过《红灯记》。
唱完那一年，她的嗓子哑了一个月。
十一个人争一张表，仓库里那晚上的烟，抽得跟失火一样。
会开到后半夜。
队长把烟头按在鞋底，说：“明天都到大队部来，一个一个谈。”
谈的那天，林锡琦排在第七。
他坐在长条凳上，看着前面的人进去，出来。
进去的人，脸是绷的。
出来的人，脸是松的。
松完了，又绷上。
轮到他，他把手心的汗在裤子上擦了两把。
屋里坐着三个人。
队长，大队支书，还有一个公社来的干部，姓吴。
姓吴的同志戴着棉帽，帽檐压得很低。
他问：“你为什么想上大学。”
林锡琦想了一路，想了很多句。
真到了跟前，他说了一句最笨的。
“我想读书。”
“读书干什么。”
“读了书，回来教娃娃。”
姓吴的把笔放下。
他看了林锡琦一会。
“你会算账。”
“会一点。”
“你父亲是会计。”
“是。”
“你父亲的账，公社查过三回。”
“三回都没出过错。”
林锡琦心里一紧。
他不知道这话是夸，还是别的。
姓吴的同志说完了，又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写完，他抬头：“回去等通知。”
回去等。
这四个字，他听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他把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看完了。
第一本看了半个月。
第二本快一点。
第三本看得慢。
第四本，他看两页就合上。
不是看不下去。
是不敢看完。
看完了，就没有了。
知青点夜里聊天。
有人说，前些年要是不闹那一场，我们这些人早该坐在大学教室里了。
有人说，北大清华的门槛，我们未必迈不过去。
有人说，我爹当年考上过，后来家里出事，退了学。
说到这儿，屋里就没话了。
只剩风从窗纸的破洞里往里钻。
林锡琦听着，心里烦。
他不是替自己难过。
他忽然想起母校。
那是个非常好的中学。
语文老师姓沈，讲课讲到 “关关雎鸠”，耳朵会红。
他那时候不懂老师为什么脸红。
现在懂了。
他也想起有一回开班级干部会。
知青们在底下说笑，说这说那。
说到最后，一个人拍了下大腿：“要不是那些年，我们这些人都上大学去了。”
“都是北大清华的。”
满屋子笑。
笑得很大声。
笑完了，谁也没再说话。
因为都知道，那句笑话底下，垫着的是实的。
一月底，公社来了人。
来的是那个姓吴的同志，骑着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铁皮箱。
他在大队部待了半个钟头。
出来的时候，队长送他到院门口。
林锡琦在地里，隔着二百步远，看见队长朝他这边看了一眼。
那一眼，看不明白。
他扛着锄头走过去。
队长说：“明天去县里。”
“干什么。”
“体检。”
“谁体检。”
“你。”
林锡琦的锄头从肩上滑下来，砸在脚背上。
他没觉出疼。
县医院在县城东头，一栋两层楼。
楼前的台阶上结着冰。
体检的人排了一长队。
队里有男有女，都穿得体面。
有的穿的确良，有的穿蓝卡其。
有个小伙子手腕上戴着一块表，进门时故意抬手看了看时间。
林锡琦排在队伍中段。
轮到他，医生让他脱了上衣。
医生的手很凉。
听诊器贴在胸口上，他心跳得把听诊器都震。
医生抬眼看他：“紧张什么。”
“没有。”
“心跳一百一。”
“我不紧张。”
医生笑了：“不紧张还一百一。”
他量了血压，看了眼睛，敲了敲膝盖。
然后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写的什么，林锡琦看不见。
他只看见医生写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顿了一下，才往下写。
就这一顿，让他回去的路上想了一夜。
政审那一关，比体检还难过。
公社要调档案。
档案在县里。
县里要大队出证明。
大队要生产队出证明。
生产队要三户邻居签字。
三户邻居里，有一户跟他家吵过架。
吵的是一堵墙。
墙塌了半边，两家人争了半个月。
那户人家的男人，最后还是签了。
签的时候，他把笔在纸上戳了两下。
“我签。”
“我签的是实话。”
“他家人没做过坏事。”
林锡琦后来听说这件事，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起来。
他忽然明白，一个人能不能走出去，靠的不是自己。
靠的是一整条链子。
链子上每一环，都得有人肯抬手。
二月初，表送到了地区。
表送走了，人就悬起来了。
悬在半空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他干活干得比谁都狠。
狠到手上裂了三道口子。
裂口里塞着泥，晚上洗不掉。
母亲拿针给他挑，一挑他就抽气。
母亲说：“你要是走了，家里这些活谁干。”
“我走了，弟弟能干。”
弟弟在旁边剥花生，头也不抬：“我能干。”
“我还能干两个人的。”
母亲笑了。
笑完，眼泪掉在针上。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硬。”
二月二十那天，邮递员老陈来了。
老陈骑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绿皮邮包。
他一天跑十二个大队，来回六十里。
到他们队，一般是下午三点。
那天他到得早。
两点半，车铃就在村口响。
“老陈来了。”
“老陈来了。”
喊声一路传进来。
孩子们跟在车后头跑。
老陈把车支在打谷场上，从邮包里掏东西。
一张报纸。
两封信。
一个牛皮纸信封。
那个牛皮纸信封，他拿在手里，往人群里扫了一眼。
“林锡琦在不在。”
林锡琦站在人堆后面。
他想应。
嘴张了，没出声。
旁边的人推了他一把：“叫你呢。”
他往前走。
走的时候，两条腿像不是自己的。
老陈把信封递过来。
信封很轻。
轻得像里面什么也没装。
可他一摸，就摸到了硬。
他把信封翻过来。
信封正面写着三个字。
复旦大学。
那三个字是红的。
红得很正。
红得在冬天的太阳底下发光。
他没敢当场拆。
他捏着信封，往家走。
走得很慢。
慢得像怕把里面的东西颠碎。
到家，他把门关上。
母亲在灶上烧水。
父亲从队部回来，草帽还没摘。
“什么东西。”
“信。”
“什么信。”
“上海的。”
父亲把草帽摘下来，放在桌上。
摘得很轻。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剪刀。
剪信封口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三下。
抖到第三下，才剪开。
里面是一张纸。
纸上盖着一个红章。
红章有点印歪了。
印歪的地方，糊了一小块。
父亲把纸举到窗户底下。
举了很久。
举到胳膊都酸了，才放下。
“复旦大学。”
他念了一遍。
又念了一遍。
第三遍，他念不下去了。
他把纸递给母亲。
母亲不识字。
她捧着那张纸，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
看得非常认真。
“这上面写的什么。”
“写的是，他被录取了。”
母亲把纸贴在胸口上。
贴了好一会。
然后她说：“锅里还有半斤白面。”
“晚上吃面。”
弟弟从外面跑进来，一把抢过那张纸。
他念得很大声。
念到 “工农兵学员” 四个字，他停了。
“哥，工农兵学员是什么。”
“就是不用考，国家送你去的。”
“那以后还考不考。”
屋里人都愣住了。
那一年，广播里天天讲形势。
讲得很热闹。
可谁也说不准，明年还招不招，明年还推不推荐。
父亲把纸收起来，压进一个木匣子。
匣子里放着户口本，还有几张存了多年的布票。
“先别出门说。”
“为什么。”
“等通知。”
“通知书都来了，还等什么通知。”
父亲没答。
他只是把匣子推到柜子最里面。
推到最里面，又用被子压了一层。
那天夜里，林锡琦躺在炕上。
他听见父亲在另一间屋里翻身。
翻了一遍，又一遍。
翻到半夜，父亲起来了。
林锡琦听见他走到柜子前，把匣子抽出来。
抽出来，打开。
然后又合上。
合上，放回去。
把被子压好。
那声音很轻。
可林锡琦一字不落全听见了。
他躺着，眼泪流到耳朵里。
二月二十四，家里开始给他收拾东西。
母亲结了半个队，凑出一身衣裳。
一件蓝卡其的中山装。
袖口有点长。
母亲拿针线缝了半宿。
缝的时候，她把针在头发上蹭一下，再缝一针。
“到了上海，别舍不得穿。”
“穿破了，我给你补。”
“上海那么远，你怎么补。”
“寄回来。”
她把一件旧棉袄叠好，塞进那个帆布包里。
包是跟会计家借的。
包带断过一回，用麻绳接过。
结的那个结，鼓鼓的，硌肩膀。
母亲煮了六个鸡蛋。
煮好，用一块粗布包起来，塞到包的最底下。
“路上吃。”
“路上别舍不得。”
“饿着肚子到上海，丢人。”
父亲从外面回来，把二十块钱放在桌上。
钱是新票，边角挺。
“哪来的。”
“卖了一口猪。”
“猪不是留着过年。”
“年过了。”
父亲说完，坐下抽烟。
一支烟抽完，他说了一句话。
“到了那儿，先把报到的手续办完。”
“别听人瞎说。”
“别信小道消息。”
“有人说什么，你就点头，别接话。”
“为什么。”
“因为你还什么都不是。”
这句话很冷。
冷得像井水。
可林锡琦知道，这话是父亲拿半辈子换来的。
二月二十五，天没亮他就起来了。
母亲在灶上热了粥。
粥里放了两颗红枣。
红枣是去年秋天留的，一直舍不得吃。
他吃得很慢。
吃到一半，他把碗放下。
“娘。”
“嗯。”
“我走了以后，拿本子。”
“什么本子。”
“炕席底下那个。”
母亲没说话。
她走到炕边，把席子掀开。
把那几张纸拿出来。
纸上是他抄的字。
母亲不识几个字。
她把纸对折，对折，再对折。
折成一个小方块。
“我给你收着。”
“你回来，我还给你。”
“你要是不回来。”
她把方块塞进自己衣裳的口袋里。
“我就一直收着。”
天蒙蒙亮，他出了村。
春杏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我以为你走了。”
“还没。”
“这个给你。”
布包里是一件毛线背心。
毛线是自己纺的，颜色不匀，一块深一块浅。
“我织了半个月。”
“有两只袖子织歪了，你别嫌。”
林锡琦接过来。
背心还是暖的。
暖得像刚从人身上脱下来。
“春杏。”
“嗯。”
“你那个樟木箱子。”
“怎么了。”
“那三页，你还留着吗。”
春杏没有立刻答。
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
“留着。”
“留着干什么。”
“不知道。”
“就是不想让它没了。”
她说完，退了一步。
“快走吧。”
“船不等人。”
林锡琦走了。
走出二十步，他回头。
春杏还站在树下。
她没有挥手。
她只是站着。
站得像那棵树的另一半影子。
从他们那儿到南通，要先走十五里土路，再坐拖拉机，再换一趟长途车。
土路上的雪化得半干，一脚踩下去，鞋底粘厚厚一层。
走到一半，他把鞋脱下来磕泥。
磕完，他把鞋提在手里走。
光脚踩在冻土上，很疼。
疼得人清醒。
到了南通，已经下午。
码头在江边。
江风大得能把人吹偏。
候船室里挤满了人，凳子上坐不下，就蹲在墙根。
有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哭得脸通红。
她从怀里摸出半块饼干，塞进孩子嘴里。
饼干屑掉了一地。
地上有人蹲着捡。
林锡琦把帆布包抱在怀里。
包里的六个鸡蛋，他已经吃了两个。
吃的时候他没舍得全吃。
剩下四个，他想留到上海。
上船的时候，人挤人。
有人在后面推他，推得他差点绊倒。
他上到甲板上，扶着栏杆，回了下头。
江对岸的房子已经很模糊。
他忽然想到，这一走，可能好几年不回来。
船开了。
船走得慢，慢得像在泥里爬。
他站在船尾，看了很久的水。
水是黄的。
不是书里写的那种蓝。
他这才明白，原来江是这个颜色。
天黑下来，船上的人都进屋了。
他不肯进去。
他站在外头，风把他的脸吹得发木。
他一直在想父亲说的那句 “你还什么都不是”。
他也在想老周那句 “这到底算不算数”。
他更在想春杏撕掉的那三页。
那三页上写着的，是一个姑娘的怕。
而他现在，也正在怕。
怕的是同一件事。
怕自己不该往前走。
怕走到了，人家说你不算。
船靠十六铺码头的时候，是夜里。
码头上灯火很多。
灯照在江面上，晃成一片片碎金。
林锡琦提着他那个麻绳解带的帆布包，从跳板上走下来。
他的脚一沾地，忽然有点站不稳。
不是晕船。
是那种感觉，他说不上来。
他长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
长得像把从村里带出来的一路憋闷，全吐干净了。
就在这一天，天南海北的青年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从天津的文化馆。
从二炮部队的营房。
从安徽的公社。
从昆明的文化局。
从江西的农场。
有人赶车。
有人赶船。
有人背着铺盖卷，走三十里路去搭一辆顺路的卡车。
他们身上，都揣着一份复旦大学的 “工农兵学员” 入学通知书。
他们在往同一个方向赶。
上海的灯，在江边亮着。
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还有一个人，一夜没睡。
他叫戴伟。
是宝鸡话剧团的团支部书记。
他坐的是硬座。
剧团给他买的是卧铺。
上车的时候，他把卧铺让给了一个女孩子。
那女孩子抱着一个包袱，站了一路。
他把票塞给她，说：“你上去睡。”
女孩子推让了两回。
第三回，她把票接了。
戴伟就坐到硬座车厢去了。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
过道上坐着人，行李架上躺着人。
他找到一个同去上海报到的老乡。
两个人一聊，聊到半夜。
聊话剧，聊书，聊上海。
聊到天亮，谁也没困。
天刚亮的时候，车进了上海。
他趴在窗玻璃上往外看。
外面一片灰白。
他忽然有点想哭。
这想法把他自己吓了一跳。
他赶紧抹了一把脸。
一九七六年四五月间，剧团里传出消息，说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那消息像一颗石子，砸进他心里。
他高兴坏了。
他刚从团省委借调回来没几个月。
回来后，读书的兴头正浓。
他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图书室里。
睡着了，书还摊在胸口上。
那阵子他看泰戈尔。
看西方美学。
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抄。
抄了满满三个本子。
一九七○年，他还是个中学生。
因为文艺骨干，被选进了话剧团。
他父亲在那些年里被打成了 “走资派”。
因为这个，他从上学起，就没少吃苦。
同学不跟他同桌。
老师点名点到他的名字，声音会低半格。
所以进了剧团，能吃上一碗饭，他觉得真是太好了。
他精神头足。
上午训练。
下午排戏。
晚上演出。
十点钟散了戏，他还要到工地上去干活。
一般要忙到凌晨一两点。
累得他走路都想睡。
可他不喊苦。
他从做演员开始，很快做到演员队长，还入了党。
剧团里讲究又红又专，一专多能。
他经常给学员讲课。
讲形体。
讲表演。
讲朗诵。
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谈话剧体会。
《古文观止》他跟着老大哥偷偷背。
《孙中山传》也背。
《共产党宣言》更背得熟。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他在练习台词里学知识。
在读书里找乐子。
书里有一个很好的世界。
可那个世界到底在哪儿，他说不清楚。
一九七六年那个名额，让他依稀看到了那个世界的影子。
剧团只有一个名额。
竞争者十几个。
一轮一轮往下刷。
最后只剩了他和一个编剧。
那一天，复旦的老师到剧团来要人。
剧团领导通知他去。
他去了。
他也不知深浅。
去了就谈东谈西。
谈到最后，他自己说了句傻话。
“我年轻，以后还有机会。”
“这个名额，让给别人吧。”
来招生的复旦老师看着他。
看了好一会。
“你怎么能放弃了呢。”
“复旦有个话剧团。”
“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演过《雷雨》，演过《日出》。”
“洪深、马彦祥这些人，都跟它结过缘分。”
“你去了，正好能发挥特长。”
戴伟听完，心跳得厉害。
打动他的不是复旦这两个字。
是 “话剧” 这两个字。
后面就是等通知书。
一九七六年底，他心里既兴奋，又提心吊胆。
“‘四人帮’都粉碎了。”
“会不会恢复高考。”
“推荐上大学，还算不算。”
他等得眼睛都发疼。
通知书来的时候，他看了又看。
看到纸都起皱。
他还是不放心。
“这到底算不算数啊。”
这句话，他一天要问自己七八遍。
而在南通开往上海的那条船上，还有一个人，跟他问了同一句话。
他叫范计春。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他和弟弟上的船。
弟弟替他扛着铺盖卷。
铺盖卷很沉。
弟弟走一段就要换一次肩。
船到上海，天已经黑了。
一出十六铺码头，范计春长出了一口气。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林锡琦，此刻正站在码头的石阶上。
他刚把那口气吐完。
他抬起头，往人堆里看。
人太多了。
有提箱子的。
有扛被子的。
有举着牌子等人的。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人站在二十步开外，也提着一个帆布包。
包上别着一枚红塑料像章。
那人转过身来。
林锡琦的手，一下攥紧了包带。
是春杏。
她站在上海的灯底下。
辫子上还系着那根红头绳。
她手里，攥着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方块。
她朝他笑了笑。
“我不是来送你的。”
屋檐上的水一滴一滴砸在青石阶上。
砸得人心里发空。
林锡琦蹲在灶房门口，膝盖上摊着一本没有封皮的本子。
本子是从知青点借来的。
借的时候，老周只说了一句话。
“看完就还。”
“别让第三个人看见。”
林锡琦点头。
点得很快。
快得像怕自己反悔。
那本本子传到他手上时，最后三页已经不见了。
撕口很齐。
齐得像拿尺子比着裁下来的。
不是慌乱里撕的。
是攒够了狠心，一页一页慢慢撕的。
他翻到断口那里，指头来回摸了两遍。
纸边起毛，毛得很轻。
说明撕的人手在抖。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这本本子在知青点转了七个人。
七个人里，有四个是姑娘。
那么是谁撕的。
为什么偏偏撕最后三页。
那三页上，到底写了什么。
灶膛里的火 “噗” 地响了一声。
他吓得把本子按进棉袄里。
母亲在院里喊他抬水。
他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的雪印子留了两个黑窝。
那本本子贴着肚皮，凉得像一块铁。
可他又觉得烫。
烫得他走路都不稳。
他提着木桶往井边走，脑子里还是那三页。
他知道那是什么本子。
整个知青点都知道。
《少女之心》。
这四个字，在那些年里，比粮票还要紧。
粮票丢了还能补。
这四个字，只能靠嘴传，靠手抄。
一本书，抄一遍，就老一遍。
抄到第十遍，字都走了样。
抄到第二十遍，故事也走了样。
有人添一句。
有人删一句。
有人嫌不够，就自己动手往里补。
补的那些字，一看就不是原来的人写的。
原来的字，还留着一点羞。
后来的字，只剩馋。
林锡琦听老周说过一句很怪的话。
“这书最好的一版，是最早那一版。”
“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她怕，她臊，她不敢，她夜里睡不着，她一遍一遍问自己是不是坏女人。”
“后来抄的人不耐烦看这些。”
“抄着抄着，就只把后面那些留下。”
“留得干干净净，一点人味都没了。”
老周说这话时，正拿一根草棍剔牙。
剔完了，把草棍一折两断。
“你说这些人，抄书抄得跟杀猪似的。”
“只留下能让人上火的肉。”
“把骨头都扔了。”
林锡琦那会儿没听懂。
这会儿他贴着那本冰凉的册子，忽然有点懂了。
一本本子，抄到后来，抄丢的不是字。
抄丢的是人心里那点挣扎。
挣扎没了，就只剩下喘气。
他正想着，院门口有人 “咳” 了一声。
他魂都飞了。
来的是春杏。
春杏是隔壁队的记工员，十八岁，辫子扎得紧，走路带风。
她站在门槛外，没往里迈。
“你手里拿的什么。”
“书。”
“什么书。”
“《中国通史》。”
春杏笑了一下。
那笑很短，一闪就没了。
“范文谰那四本，你都快翻烂了。”
“还装。”
林锡琦脸一下烧起来。
他知道瞒不住。
在这个庄子上，什么都瞒不住。
谁家昨夜熬了粥，谁家丢了半升米，谁家闺女跟谁多说了两句话，第二天晌午就能传遍三个队。
春杏没再逼他。
她只是把手里一个蓝布包递过来。
“给你的。”
“什么。”
“鸡蛋。”
“我家母鸡下的，两个。”
林锡琦愣了一下。
“为什么给我。”
春杏低头理了理辫梢上的红头绳。
“我听说，公社那边有你一个名额。”
“什么名额。”
“你装吧。”
她把蓝布包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走。
走了三步，又回头。
“那本子。”
“看完别烧。”
“我要看。”
林锡琦张嘴，没说出话。
春杏已经拐出了院墙。
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脚跟深，脚尖浅。
走得有点急。
那天夜里，林锡琦没点灯。
他躺在炕上，等母亲的屋里没了动静。
等到鸡叫头遍，他摸出那本册子。
油灯只敢拧一丝线。
那点光，刚好照亮两页。
他一页一页往上抄。
抄在一个用过的作业本背面。
作业本的正面是 “农业学大寨” 的算术题。
背面空着，纸糙，钢笔一走就洇。
他抄得很慢。
抄到他觉得不对的地方，就停下来。
停下来，把那句话在心里默念两遍。
他想，写这话的人，当时是什么心情。
她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手心出汗，耳朵发烫，怕被人看见。
她是不是也听见了自己心跳，觉得这心跳很丢人。
抄到鸡叫二遍，他抄完了两页半。
第三页的后半截，没有了。
断了。
断在一个句子的中间。
就像一个正说着话的人，被人捂住了嘴。
他盯着那个断口，好半天没动。
天亮前，他把抄的东西塞进炕席底下。
塞的时候手一抖，纸角折了。
他想抻平，又不敢多动。
那一夜他没睡着。
第二天上工，他锄地时把一株麦苗铲断了。
队长骂了他两句。
他没顶嘴。
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事。
春杏为什么要看这本子。
一个姑娘，怎么敢开口要这种东西。
正月里，队上没什么活。
人闲了，嘴就忙。
知青点的炕头上，一夜能讲出十件事，九件是假的。
老周讲《望乡》那一段的时候，屋里静得能听见耗子跑。
“那片子，我看了七回。”
“头一回是队里包场，坐在后排，什么也没看清。”
“后来六回，我自己买票。”
“买完票，我不进去。”
“我就在电影院门口站着，抽半根烟，看表。”
“等到里头放那段了，我一分不差地推门进去。”
“进去坐下，就看那几秒。”
“几秒过去了，我就起身走。”
有人问：“值吗。”
老周把烟屁股按在鞋底上。
“你说值不值。”
“一张票一毛五。”
“我六回，九毛钱。”
“九毛钱买九秒钟。”
“你说值不值。”
没人答。
炕上几个后生都低着头，抠炕席的草。
林锡琦也低着头。
他忽然觉得那九毛钱，不是买那几秒。
是买一个证明。
证明这世上还有那么一种活法。
那种活法，他们在别的地方看不见。
那时候能看的片子不多。
《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
片子每来一回，公社的场院就挤满人。
挤得连墙头上都坐着半大小子。
演到男女抱一下，底下就 “轰” 地一声。
那声音里有笑，有臊，有骂。
骂得最凶的，往往眼睛瞪得最圆。
老周说，有一次演到接吻。
后排有个老太太拿手绢捂了孙子的眼。
捂了三秒钟，自己把手绢挪开了。
“她挪的时候，还四下看了一眼。”
“看有没有人瞧见她挪。”
“瞧见了，她就又捂回去。”
“一屋子人，就这么互相捂着。”
“捂到散场。”
屋里有人笑。
笑到一半，又断了。
因为都知道，这不是笑话。
这是一屋子人的日子。
那本《少女之心》，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页一页地传。
它从南传到北，从城里传到乡下。
传到后来，抄本比人还多。
一个人抄完，传给下一个。
下一个抄完，再传给下一个。
抄的人越多，字越乱。
作业本抄的，稿纸抄的，笔记本抄的，都有。
有的字一笔一画，像刻碑。
有的字龙飞凤舞，认不出来。
有的字连笔连得厉害，得猜。
还有的字娟秀，一看就是女孩子的手。
林锡琦见过一本。
那本里有一页，字特别小。
小到要凑到眼前才看得清。
那一页中间还空了一块。
想抄的人抄到一半，忽然停了。
停了很久，才接着往下写。
林锡琦猜，那空着的地方，是她自己心里的话。
她没敢写。
也没敢划掉。
就空在那里。
空着的地方，比写满的地方还沉。
公社中学那年贴过一张纸。
纸上写着六个大字。
下面四个字一排。
“不准看，不准抄。”
“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
“三不准、一立即。”
这六个字，林锡琦的同桌背得比课文还熟。
背完了，转头就问：“你那本，能不能借我一晚上。”
林锡琦没借。
不是舍不得。
是怕。
那年月，一个本子能毁一个人。
学校里收缴过一回。
收的时候，是从一个女生的书包里翻出来的。
那女生学习好，字也好。
翻出本子那一刻，她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
她没哭。
一个字也没说。
只是把手放在桌沿上，把桌沿攥得发白。
后来她被叫到办公室。
再后来，她父亲来学校，把她领回去了。
走的时候，她低着头。
走廊里的人都看她。
看的人里，有一半手里也抄过。
抄过的人，眼睛比谁都亮。
那不是愤怒。
那是庆幸。
庆幸翻出来的不是自己。
林锡琦每次想起那个女生的背影，心里就堵。
堵得像信里塞了一块石头。
他常想，一个本子，为什么能让人变成这样。
为什么看完以后，有人变得更坏。
有人变得更怕。
有人变得什么都不信。
也有人，就像他这样，只想弄明白。
弄明白一个姑娘，为什么在纸上写那些字。
弄明白那些字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疼。
腊月里，他去过一次县里。
是替队长送一份材料。
送完材料，他绕到新华书店门口。
他在门口站了一炷香的工夫。
进去，又出来。
出来，又进去。
柜台后面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戴眼镜。
她问：“小同志，买什么。”
他张了张嘴。
嘴张开了，声音没出来。
他低头看了看柜台里的玻璃。
玻璃上有一层灰。
灰上有一道道手印。
“我要本书。”
“什么书。”
“两毛四。”
“粉红皮。”
“五个字。”
女同志抬了抬眼镜。
她上下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长。
长得像把一个人从头到脚量了一遍。
然后她转身，从后面架子上抽出一本。
书皮是粉红的。
薄薄一本。
她把书往柜台上一放，压得玻璃 “嗡” 了一声。
“你多大了。”
“十八。”
“十八。”
她重复了一遍。
重复的时候，眼睛没离开他的脸。
林锡琦摸出两毛四。
钱是母亲给他的，本来是让他买盐。
他把钱摊在玻璃上，一张一张数。
数到第三遍，才想起已经数够了。
出了书店，他把书塞进棉袄里。
走出十几步，他听见身后有人 “啧” 了一声。
他没敢回头。
他一路走到城墙根，才把书掏出来。
书皮上的字，他认了半天。
《新婚必读》。
他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上写着编者的话。
话说得很正经。
正经得像大队部门口那块黑板。
他往下看。
看着看着，脸红到了脖子根。
不是因为字下流。
是因为那些字太正经了。
正经得像有人在床边站着，跟你讲一件本该没人的事。
他合上书，蹲在墙根下，笑了。
笑得肩膀一抖一抖。
笑完了，他把书揣好。
回去以后，他把这本书压在箱底。
压在一件旧棉袄下面。
那件棉袄早就不穿了。
可他还是每个月翻一次。
翻的时候，只看封面。
正月二十那天，春杏又来了。
这次她进了院。
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帮他母亲剥豆子。
剥得很快。
豆子蹦到地上，她一颗一颗捡回来。
捡的时候，腰弯得很低。
她一边捡，一边问：“那本子，你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
“那三页，是不是缺了。”
林锡琦手里的豆子掉了。
“你怎么知道缺了。”
春杏没抬头。
“缺的，是不是最后三页。”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撕的。”
灶膛里的火苗跳了一下。
屋子里静了好一会。
只有豆子落进粗瓷盆的声音。
一颗，一颗。
“你撕的。”
“我撕的。”
“为什么。”
春杏把最后一颗豆子捡起来，放进盆里。
她拍了拍手上的灰。
“因为我抄到那儿，抄不下去了。”
“为什么抄不下去。”
“因为写着，那姑娘后来跟一个男人，在河边。”
“我看了一半，把本子合上了。”
“合上以后，我手一直抖。”
“抖了半个钟头。”
“我娘以为我发疟子。”
她说话了，说得很平。
平得像在讲别人家的事。
“后来我拿着本子，走到屋后头。”
“我想烧。”
“火柴都划着了。”
“划了三根。”
“三根都没点着。”
“风大。”
“我就站着，把本子一页一页撕。”
“撕到剩下最后三页，我撕不动了。”
“我把它卷起来，塞到樟木箱子底下。”
“上面压了一件我出嫁才穿的褂子。”
“压了两年。”
“谁也没告诉。”
林锡琦听着。
他听着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老周那句怪话。
老周说，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春杏撕掉的，正是后面。
她留下的，是前面。
她知道该留下什么。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比抄了十遍的后生们，更懂得那个分寸。
“那你为什么又要看。”
春杏终于抬头。
她眼睛有点红。
“因为我想看看，我撕得对不对。”
那天送春杏出门，天已经擦黑。
她走到院门口，站住了。
“林锡琦。”
“嗯。”
“你那个名额，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怎么会不知道。”
林锡琦看着院墙外面的雪。
雪化了一半，剩下一半，脏兮兮地贴着地。
“因为推荐表填上去三个月了。”
“公社盖了章。”
“县里没信。”
“地区也没信。”
“什么都没有。”
春杏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个脸。
“那你等着。”
“等着就有。”
她走了。
这一回，她走得很慢。
慢得像舍不得踩坏雪。
那几个月，是林锡琦这辈子过得最长的几个月。
一九七六年秋天，大队开会。
会开在仓库里，屋梁上挂着两盏马灯。
队长念了一份文件。
念到 “推荐” 两个字，屋里所有人都直起腰。
“咱大队，今年有一个名额。”
“上大学。”
有人在底下低声说：“工农兵学员。”
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那几年，上大学不走考。
走推荐。
推荐看什么。
看成分，看表现，看队里说话的人是谁。
林锡琦家里是中农。
不是红五类，也不算黑。
父亲在队里当了十几年会计，账目清得能拿出去对。
母亲手巧，给队里缝过三十几面红旗。
这些，都是能写进表里的 “表现”。
可一个大队，只有一张表。
想去的，有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里，有五个是知青。
那五个知青，都是六八届、六九届下来的。
下来的时候十七八，现在二十好几。
有一个姓孙的，会拉手风琴。
有一个姓何的，能背半本《资本论》。
有个女知青，在县里汇演上唱过《红灯记》。
唱完那一年，她的嗓子哑了一个月。
十一个人争一张表，仓库里那晚上的烟，抽得跟失火一样。
会开到后半夜。
队长把烟头按在鞋底，说：“明天都到大队部来，一个一个谈。”
谈的那天，林锡琦排在第七。
他坐在长条凳上，看着前面的人进去，出来。
进去的人，脸是绷的。
出来的人，脸是松的。
松完了，又绷上。
轮到他，他把手心的汗在裤子上擦了两把。
屋里坐着三个人。
队长，大队支书，还有一个公社来的干部，姓吴。
姓吴的同志戴着棉帽，帽檐压得很低。
他问：“你为什么想上大学。”
林锡琦想了一路，想了很多句。
真到了跟前，他说了一句最笨的。
“我想读书。”
“读书干什么。”
“读了书，回来教娃娃。”
姓吴的把笔放下。
他看了林锡琦一会。
“你会算账。”
“会一点。”
“你父亲是会计。”
“是。”
“你父亲的账，公社查过三回。”
“三回都没出过错。”
林锡琦心里一紧。
他不知道这话是夸，还是别的。
姓吴的同志说完了，又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写完，他抬头：“回去等通知。”
回去等。
这四个字，他听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他把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看完了。
第一本看了半个月。
第二本快一点。
第三本看得慢。
第四本，他看两页就合上。
不是看不下去。
是不敢看完。
看完了，就没有了。
知青点夜里聊天。
有人说，前些年要是不闹那一场，我们这些人早该坐在大学教室里了。
有人说，北大清华的门槛，我们未必迈不过去。
有人说，我爹当年考上过，后来家里出事，退了学。
说到这儿，屋里就没话了。
只剩风从窗纸的破洞里往里钻。
林锡琦听着，心里烦。
他不是替自己难过。
他忽然想起母校。
那是个非常好的中学。
语文老师姓沈，讲课讲到 “关关雎鸠”，耳朵会红。
他那时候不懂老师为什么脸红。
现在懂了。
他也想起有一回开班级干部会。
知青们在底下说笑，说这说那。
说到最后，一个人拍了下大腿：“要不是那些年，我们这些人都上大学去了。”
“都是北大清华的。”
满屋子笑。
笑得很大声。
笑完了，谁也没再说话。
因为都知道，那句笑话底下，垫着的是实的。
一月底，公社来了人。
来的是那个姓吴的同志，骑着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铁皮箱。
他在大队部待了半个钟头。
出来的时候，队长送他到院门口。
林锡琦在地里，隔着二百步远，看见队长朝他这边看了一眼。
那一眼，看不明白。
他扛着锄头走过去。
队长说：“明天去县里。”
“干什么。”
“体检。”
“谁体检。”
“你。”
林锡琦的锄头从肩上滑下来，砸在脚背上。
他没觉出疼。
县医院在县城东头，一栋两层楼。
楼前的台阶上结着冰。
体检的人排了一长队。
队里有男有女，都穿得体面。
有的穿的确良，有的穿蓝卡其。
有个小伙子手腕上戴着一块表，进门时故意抬手看了看时间。
林锡琦排在队伍中段。
轮到他，医生让他脱了上衣。
医生的手很凉。
听诊器贴在胸口上，他心跳得把听诊器都震。
医生抬眼看他：“紧张什么。”
“没有。”
“心跳一百一。”
“我不紧张。”
医生笑了：“不紧张还一百一。”
他量了血压，看了眼睛，敲了敲膝盖。
然后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写的什么，林锡琦看不见。
他只看见医生写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顿了一下，才往下写。
就这一顿，让他回去的路上想了一夜。
政审那一关，比体检还难过。
公社要调档案。
档案在县里。
县里要大队出证明。
大队要生产队出证明。
生产队要三户邻居签字。
三户邻居里，有一户跟他家吵过架。
吵的是一堵墙。
墙塌了半边，两家人争了半个月。
那户人家的男人，最后还是签了。
签的时候，他把笔在纸上戳了两下。
“我签。”
“我签的是实话。”
“他家人没做过坏事。”
林锡琦后来听说这件事，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起来。
他忽然明白，一个人能不能走出去，靠的不是自己。
靠的是一整条链子。
链子上每一环，都得有人肯抬手。
二月初，表送到了地区。
表送走了，人就悬起来了。
悬在半空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他干活干得比谁都狠。
狠到手上裂了三道口子。
裂口里塞着泥，晚上洗不掉。
母亲拿针给他挑，一挑他就抽气。
母亲说：“你要是走了，家里这些活谁干。”
“我走了，弟弟能干。”
弟弟在旁边剥花生，头也不抬：“我能干。”
“我还能干两个人的。”
母亲笑了。
笑完，眼泪掉在针上。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硬。”
二月二十那天，邮递员老陈来了。
老陈骑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绿皮邮包。
他一天跑十二个大队，来回六十里。
到他们队，一般是下午三点。
那天他到得早。
两点半，车铃就在村口响。
“老陈来了。”
“老陈来了。”
喊声一路传进来。
孩子们跟在车后头跑。
老陈把车支在打谷场上，从邮包里掏东西。
一张报纸。
两封信。
一个牛皮纸信封。
那个牛皮纸信封，他拿在手里，往人群里扫了一眼。
“林锡琦在不在。”
林锡琦站在人堆后面。
他想应。
嘴张了，没出声。
旁边的人推了他一把：“叫你呢。”
他往前走。
走的时候，两条腿像不是自己的。
老陈把信封递过来。
信封很轻。
轻得像里面什么也没装。
可他一摸，就摸到了硬。
他把信封翻过来。
信封正面写着三个字。
复旦大学。
那三个字是红的。
红得很正。
红得在冬天的太阳底下发光。
他没敢当场拆。
他捏着信封，往家走。
走得很慢。
慢得像怕把里面的东西颠碎。
到家，他把门关上。
母亲在灶上烧水。
父亲从队部回来，草帽还没摘。
“什么东西。”
“信。”
“什么信。”
“上海的。”
父亲把草帽摘下来，放在桌上。
摘得很轻。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剪刀。
剪信封口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三下。
抖到第三下，才剪开。
里面是一张纸。
纸上盖着一个红章。
红章有点印歪了。
印歪的地方，糊了一小块。
父亲把纸举到窗户底下。
举了很久。
举到胳膊都酸了，才放下。
“复旦大学。”
他念了一遍。
又念了一遍。
第三遍，他念不下去了。
他把纸递给母亲。
母亲不识字。
她捧着那张纸，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
看得非常认真。
“这上面写的什么。”
“写的是，他被录取了。”
母亲把纸贴在胸口上。
贴了好一会。
然后她说：“锅里还有半斤白面。”
“晚上吃面。”
弟弟从外面跑进来，一把抢过那张纸。
他念得很大声。
念到 “工农兵学员” 四个字，他停了。
“哥，工农兵学员是什么。”
“就是不用考，国家送你去的。”
“那以后还考不考。”
屋里人都愣住了。
那一年，广播里天天讲形势。
讲得很热闹。
可谁也说不准，明年还招不招，明年还推不推荐。
父亲把纸收起来，压进一个木匣子。
匣子里放着户口本，还有几张存了多年的布票。
“先别出门说。”
“为什么。”
“等通知。”
“通知书都来了，还等什么通知。”
父亲没答。
他只是把匣子推到柜子最里面。
推到最里面，又用被子压了一层。
那天夜里，林锡琦躺在炕上。
他听见父亲在另一间屋里翻身。
翻了一遍，又一遍。
翻到半夜，父亲起来了。
林锡琦听见他走到柜子前，把匣子抽出来。
抽出来，打开。
然后又合上。
合上，放回去。
把被子压好。
那声音很轻。
可林锡琦一字不落全听见了。
他躺着，眼泪流到耳朵里。
二月二十四，家里开始给他收拾东西。
母亲结了半个队，凑出一身衣裳。
一件蓝卡其的中山装。
袖口有点长。
母亲拿针线缝了半宿。
缝的时候，她把针在头发上蹭一下，再缝一针。
“到了上海，别舍不得穿。”
“穿破了，我给你补。”
“上海那么远，你怎么补。”
“寄回来。”
她把一件旧棉袄叠好，塞进那个帆布包里。
包是跟会计家借的。
包带断过一回，用麻绳接过。
结的那个结，鼓鼓的，硌肩膀。
母亲煮了六个鸡蛋。
煮好，用一块粗布包起来，塞到包的最底下。
“路上吃。”
“路上别舍不得。”
“饿着肚子到上海，丢人。”
父亲从外面回来，把二十块钱放在桌上。
钱是新票，边角挺。
“哪来的。”
“卖了一口猪。”
“猪不是留着过年。”
“年过了。”
父亲说完，坐下抽烟。
一支烟抽完，他说了一句话。
“到了那儿，先把报到的手续办完。”
“别听人瞎说。”
“别信小道消息。”
“有人说什么，你就点头，别接话。”
“为什么。”
“因为你还什么都不是。”
这句话很冷。
冷得像井水。
可林锡琦知道，这话是父亲拿半辈子换来的。
二月二十五，天没亮他就起来了。
母亲在灶上热了粥。
粥里放了两颗红枣。
红枣是去年秋天留的，一直舍不得吃。
他吃得很慢。
吃到一半，他把碗放下。
“娘。”
“嗯。”
“我走了以后，拿本子。”
“什么本子。”
“炕席底下那个。”
母亲没说话。
她走到炕边，把席子掀开。
把那几张纸拿出来。
纸上是他抄的字。
母亲不识几个字。
她把纸对折，对折，再对折。
折成一个小方块。
“我给你收着。”
“你回来，我还给你。”
“你要是不回来。”
她把方块塞进自己衣裳的口袋里。
“我就一直收着。”
天蒙蒙亮，他出了村。
春杏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我以为你走了。”
“还没。”
“这个给你。”
布包里是一件毛线背心。
毛线是自己纺的，颜色不匀，一块深一块浅。
“我织了半个月。”
“有两只袖子织歪了，你别嫌。”
林锡琦接过来。
背心还是暖的。
暖得像刚从人身上脱下来。
“春杏。”
“嗯。”
“你那个樟木箱子。”
“怎么了。”
“那三页，你还留着吗。”
春杏没有立刻答。
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
“留着。”
“留着干什么。”
“不知道。”
“就是不想让它没了。”
她说完，退了一步。
“快走吧。”
“船不等人。”
林锡琦走了。
走出二十步，他回头。
春杏还站在树下。
她没有挥手。
她只是站着。
站得像那棵树的另一半影子。
从他们那儿到南通，要先走十五里土路，再坐拖拉机，再换一趟长途车。
土路上的雪化得半干，一脚踩下去，鞋底粘厚厚一层。
走到一半，他把鞋脱下来磕泥。
磕完，他把鞋提在手里走。
光脚踩在冻土上，很疼。
疼得人清醒。
到了南通，已经下午。
码头在江边。
江风大得能把人吹偏。
候船室里挤满了人，凳子上坐不下，就蹲在墙根。
有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哭得脸通红。
她从怀里摸出半块饼干，塞进孩子嘴里。
饼干屑掉了一地。
地上有人蹲着捡。
林锡琦把帆布包抱在怀里。
包里的六个鸡蛋，他已经吃了两个。
吃的时候他没舍得全吃。
剩下四个，他想留到上海。
上船的时候，人挤人。
有人在后面推他，推得他差点绊倒。
他上到甲板上，扶着栏杆，回了下头。
江对岸的房子已经很模糊。
他忽然想到，这一走，可能好几年不回来。
船开了。
船走得慢，慢得像在泥里爬。
他站在船尾，看了很久的水。
水是黄的。
不是书里写的那种蓝。
他这才明白，原来江是这个颜色。
天黑下来，船上的人都进屋了。
他不肯进去。
他站在外头，风把他的脸吹得发木。
他一直在想父亲说的那句 “你还什么都不是”。
他也在想老周那句 “这到底算不算数”。
他更在想春杏撕掉的那三页。
那三页上写着的，是一个姑娘的怕。
而他现在，也正在怕。
怕的是同一件事。
怕自己不该往前走。
怕走到了，人家说你不算。
船靠十六铺码头的时候，是夜里。
码头上灯火很多。
灯照在江面上，晃成一片片碎金。
林锡琦提着他那个麻绳解带的帆布包，从跳板上走下来。
他的脚一沾地，忽然有点站不稳。
不是晕船。
是那种感觉，他说不上来。
他长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
长得像把从村里带出来的一路憋闷，全吐干净了。
就在这一天，天南海北的青年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从天津的文化馆。
从二炮部队的营房。
从安徽的公社。
从昆明的文化局。
从江西的农场。
有人赶车。
有人赶船。
有人背着铺盖卷，走三十里路去搭一辆顺路的卡车。
他们身上，都揣着一份复旦大学的 “工农兵学员” 入学通知书。
他们在往同一个方向赶。
上海的灯，在江边亮着。
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还有一个人，一夜没睡。
他叫戴伟。
是宝鸡话剧团的团支部书记。
他坐的是硬座。
剧团给他买的是卧铺。
上车的时候，他把卧铺让给了一个女孩子。
那女孩子抱着一个包袱，站了一路。
他把票塞给她，说：“你上去睡。”
女孩子推让了两回。
第三回，她把票接了。
戴伟就坐到硬座车厢去了。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
过道上坐着人，行李架上躺着人。
他找到一个同去上海报到的老乡。
两个人一聊，聊到半夜。
聊话剧，聊书，聊上海。
聊到天亮，谁也没困。
天刚亮的时候，车进了上海。
他趴在窗玻璃上往外看。
外面一片灰白。
他忽然有点想哭。
这想法把他自己吓了一跳。
他赶紧抹了一把脸。
一九七六年四五月间，剧团里传出消息，说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那消息像一颗石子，砸进他心里。
他高兴坏了。
他刚从团省委借调回来没几个月。
回来后，读书的兴头正浓。
他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图书室里。
睡着了，书还摊在胸口上。
那阵子他看泰戈尔。
看西方美学。
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抄。
抄了满满三个本子。
一九七○年，他还是个中学生。
因为文艺骨干，被选进了话剧团。
他父亲在那些年里被打成了 “走资派”。
因为这个，他从上学起，就没少吃苦。
同学不跟他同桌。
老师点名点到他的名字，声音会低半格。
所以进了剧团，能吃上一碗饭，他觉得真是太好了。
他精神头足。
上午训练。
下午排戏。
晚上演出。
十点钟散了戏，他还要到工地上去干活。
一般要忙到凌晨一两点。
累得他走路都想睡。
可他不喊苦。
他从做演员开始，很快做到演员队长，还入了党。
剧团里讲究又红又专，一专多能。
他经常给学员讲课。
讲形体。
讲表演。
讲朗诵。
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谈话剧体会。
《古文观止》他跟着老大哥偷偷背。
《孙中山传》也背。
《共产党宣言》更背得熟。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他在练习台词里学知识。
在读书里找乐子。
书里有一个很好的世界。
可那个世界到底在哪儿，他说不清楚。
一九七六年那个名额，让他依稀看到了那个世界的影子。
剧团只有一个名额。
竞争者十几个。
一轮一轮往下刷。
最后只剩了他和一个编剧。
那一天，复旦的老师到剧团来要人。
剧团领导通知他去。
他去了。
他也不知深浅。
去了就谈东谈西。
谈到最后，他自己说了句傻话。
“我年轻，以后还有机会。”
“这个名额，让给别人吧。”
来招生的复旦老师看着他。
看了好一会。
“你怎么能放弃了呢。”
“复旦有个话剧团。”
“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演过《雷雨》，演过《日出》。”
“洪深、马彦祥这些人，都跟它结过缘分。”
“你去了，正好能发挥特长。”
戴伟听完，心跳得厉害。
打动他的不是复旦这两个字。
是 “话剧” 这两个字。
后面就是等通知书。
一九七六年底，他心里既兴奋，又提心吊胆。
“‘四人帮’都粉碎了。”
“会不会恢复高考。”
“推荐上大学，还算不算。”
他等得眼睛都发疼。
通知书来的时候，他看了又看。
看到纸都起皱。
他还是不放心。
“这到底算不算数啊。”
这句话，他一天要问自己七八遍。
而在南通开往上海的那条船上，还有一个人，跟他问了同一句话。
他叫范计春。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他和弟弟上的船。
弟弟替他扛着铺盖卷。
铺盖卷很沉。
弟弟走一段就要换一次肩。
船到上海，天已经黑了。
一出十六铺码头，范计春长出了一口气。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林锡琦，此刻正站在码头的石阶上。
他刚把那口气吐完。
他抬起头，往人堆里看。
人太多了。
有提箱子的。
有扛被子的。
有举着牌子等人的。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人站在二十步开外，也提着一个帆布包。
包上别着一枚红塑料像章。
那人转过身来。
林锡琦的手，一下攥紧了包带。
是春杏。
她站在上海的灯底下。
辫子上还系着那根红头绳。
她手里，攥着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方块。
她朝他笑了笑。
“我不是来送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