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702章 小题大做，浅题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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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秋。
复旦大礼堂的门一推开，风就顺着领口灌了进来。
陈尚君站在门槛上，脚底下有点发飘。
他后来跟人说起那天，总要停一停，才接着往下讲。
不是他怯场。
是他没想到，人会这么多。
上千号人挤在一间礼堂里，长条桌一张挨着一张，从台前一直排到最后一排的墙根。
桌面上摆着的准考证，边角都被手心捂得发软。
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抬头一看，前面是后脑勺，后面也是后脑勺。
有人在咳嗽，一声接一声，压不住。
有人在翻书，翻得哗啦哗啦响，明明还有五分钟就要发卷，还在翻。
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鬓角全是白的，正低着头，用铅笔在掌心写小字。
陈尚君盯着那只手看了两秒。
那只手在抖。
他心里忽然就静了一点。
原来不是他一个人怕。
这一年，光是报考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就有九十个人。
九十个人，抢几个名额。
九十个人里头，一大半是“文革” 期间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
那些人比他大十岁，甚至十五岁。
他们下过乡，进过厂，扛过麻袋，也在牛棚边上抄过书。
他们把最好的时年，扔在了一个不需要读书的地方。
现在他们回来了，坐在他前后左右，一个一个眼睛发亮。
也有另一种人。
那种人连研究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只知道高考落榜了，还能再考一次。
高考落榜，再考研究生。这话放在今天听着荒唐，放在那一年，是活路。
陈尚君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空白桌面，忽然想，这九十个人里头，有多少人是把命押在这张卷子上的。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也是。
铃响了。
卷子发下来。
油印的，纸有点薄，正面能看见背面的字影。
一股墨香混着潮气，直往鼻子里钻。
他捏起卷子，先扫了一遍题。
然后他懵了。
不是难。
是太简单了。
简单到他 staring 在那儿，半天没落笔。
他心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慌。
“就这么点？”
他又看了一遍，还是一样。
大约经过了 “文革” 那阵动荡，出题的老师对考生的水平也没底。
他们不敢出神题。
他们怕一出神题，满场没人会写，卷子收上来一片白，那才叫难看。
所以题目往浅里出，往稳里出，往不会出错的方向出。
可他们没料到，有人准备得远远超过了这个要求。
陈尚君握着笔，指节有点发白。
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照题答，他最多拿满分。
满分不够。
满分在这儿不值钱，满场都是满分的时候，满分就是零。
那怎么办？
小题大做，浅题深做。
他心里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笔尖落下去了。
第一题，《秋兴八首》的作者是谁。
标准答案四个字：杜甫。
他写下去的是另一套东西。
杜甫是哪一年写的。在哪一处写的。那时候他多大年纪。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写这八首的时候，长安在哪个方向，夔州在哪个方向，他站在江边看见的是什么。
后人又是怎么评这八首的。
谁把它抬倒了 “古今七律第一” 的位置。
谁又说它字字血泪。
他一句一句往下写。
写到一半，他停了停。
手心的汗把笔杆浸得有点滑。
他换了个姿势，接着写。
抬头的时候，他看见前排那个白头发的男人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在看什么。
也许是听见了他写字的声音。
他的字写得快，纸面沙沙响，像下雨。
那一整场考试，每一道题他都这么干。
题目之问 “是谁”，他就把 “为什么是他”“他什么时候写的”“他写得怎么样”“别人怎么看” 全塞进去。
像一个人被问 “你叫什么”，他把自己的族谱、生辰、履历、口碑，一口气全报了。
写到后来，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了。
可笔停不下来。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拉开差距的地方。
考完出来，天已经擦黑。
他站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上，风一吹，后背凉飕飕的。
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已经湿透了。
后面有人拍他肩膀。
“你写那么多干嘛？”
陈尚君回头，笑了一下，没说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说 “我怕满分不够”，听着像狂。
说 “我怕别人比我写得多”，听着像怯。
其实两样都是。
成绩出来那天，是别人跑来告诉他的。
“专业第一。”
陈尚君愣在原地。
那人又补了一句：“总分第二。”
他 “哦” 了一声。
心里那根绷了几个月的弦，“啪” 地断了一半。
还有一半没断。
因为他知道自己丢在哪儿了。
政治题，问长征的意义。
这题，闭着眼睛都能写。
可偏偏，他答漏了 “新长征”。
那几年，“新长征” 三个字天天在广播里滚，在报纸上印，在墙上刷。
他偏偏在考场上想不起来。
整整扣了五分。
五分，足够让他从第一掉到第二。
他后来提起这事，语气很平，可每次都要顿一下。
那一顿里头，有点说不出的懊恼。
复试只剩六个人。
九十个人，六个人。
面试在中文系的资料室。
屋子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窗外是梧桐。
王运熙老师主考。
王水照老师记录，叫号。
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
出来的人脸上都看不出什么，谁也不肯先说。
轮到陈尚君。
他推门进去，屋里三个人抬头看他。
王运熙老师问了很多问题。
问得又快又碎，像撒网。
有些他答得上，有些答得磕磕绊绊。
多年以后，他只记得其中一句。
“你读了什么中国哲学史？”
陈尚君想都没想。
“我读了任继愈的三本，第四本没有看过。”
屋里静了一秒。
王运熙老师说：“第四本还没有出来。”
陈尚君的脸 “腾” 地红了。
他不是撒谎。
他是真怕。
怕自己读得不够，怕自己答得不好，怕这六个人里头，只有他一个人是从工农兵学院里走出来的。
所以他老老实实把底交了。
觉得有点蠢。
可也正是这一句，让屋里三位先生笑了。
后来他想，也许先生们要的，就是这么一句实话。
这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 6.35 万人报考研究生，录取
人。
六万三千五百人里，取一万零七百零八。
陈尚君是那一万零七百零八分之一。
整个复旦大学，在校生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研究生。
物理一个，历史一个，中文一个。
中文的那个，就是他。
他因此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三好学生。
照片挂到了校门口的陈列窗里。
那几天，走过校门的人都要停一下，看一眼玻璃窗里那张脸。
有人认得他，就 “哟” 一声。
有人不认得，也要多看两眼。
中文系里炸了锅。
7611 班的同学，走路都带风。
有人拍着桌子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后来传了很久：
“工农兵大学生也不是没有好样的！陈尚君非常了不起，他为我们班级争了光。”
这话说得粗糙。
可那一年，很多人听着，眼睛是热的。
因为他们被看轻了太久。
久到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不行。
现在有人替他们把这句话摔在了桌上。
可考上，只是开始。
真正让他心里发凉的，是进了学校以后。
考取研究生没几天，系里的杨明老师来了。
杨明老师比他大整整十岁。
那年杨明老师很谦恭地拿出一本自己整理的《龙洲集》，说，请你指正。
陈尚君接过来，翻了两页。
手就停住了。
那些东西，成熟得不像话。
校勘，辑佚，笺注，一条一条，清清楚楚。
那不是学生作业。
那是能给同行看的东西。
他合上书，抬头看杨明。
杨明还在等着他说话，眼神很客气，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陈尚君那一刻，脑子里 “嗡” 的一声。
他找不到北了。
他原以为自己已经跑得够快。
结果一抬头，人家早就站在前面很远的地方，还回过头来，很客气地问他一句 “你看这样行不行”。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半夜。
他明白了一件事。
考场上他赢的，只是一张卷子。
考场外头，才是真刀真枪。
他后来自己总结过一句话，说得很实在：
“考试的过程，我觉得还算发挥得不错。”
“拿到卷子以后，不觉得问题答不出，而是觉得这些题目出得太简单了。”
这话不是炫耀。
是他真的这么想。
十个名篇，指出哪一朝、哪一人所作。
其中就有《秋兴八首》。
他知道是杜甫。
他还知道杜甫是哪一年、哪一月、在什么地方写的。
别人写四个字，他写了一整篇。
后来是王水照先生负责阅卷。
王先生年纪比他大，可到复旦比他晚。
刚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引进过来，辛苦活儿都归他。
考卷也是他看的。
王先生看完，说了一句：“这个地方，他发挥得很特别。”
“特别” 两个字，用得很轻。
可陈尚君知道，那两个字底下压着什么。
压着他那些天熬的夜，压着他翻烂的书，压着他心里那点不肯认输的劲。
他也有短板。
外语。
1978 年考研，外语是可以带词典进场的。
他外语很差。
可他词典翻得快。
一个词一个词查，查得手指头都磨出了茧。
就这么蒙混过关。
他说 “蒙混” 两个字的时候，是笑着说的。
可那笑里头有苦。
因为后来还有更苦的。
评职称，还要考外语。
那才是真的要命。
还好系里有蒋孔阳先生。
蒋先生是老好人。
他出了一道题，拿一页黑格尔的原着，让人当场翻译。
陈尚君坐在中文系办公室里，桌上摊着词典。
对着词典翻黑格尔。
一句一句抠，抠得满头汗。
大致还是蒙出来了，知道人家在讲什么意思。
蒋先生给了通过。
他后来提起这事，总要笑一声。
那声笑，是一个人在很多年后，回头看自己当年狼狈样子的时候，才会有的笑。
1978 年 9 月，他正式进了研究生阶段。
一进门，他就知道自己不行。
那一届，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了将近二十岁。
最大的声音 1937 年。
最小的生于 1955 年。
一个经历过战乱，一个生在红旗下。
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读同一本书。
有些人进校的时候，成熟程度已经很惊人了。
系里的游汝杰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游汝杰老师进校以后，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
他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
陈尚君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愣了半天。
游先生把水稻的读音，从日本一路排到印度，穿过中国，再到东南亚，画了一条线。
用稻谷读音的语言演变，去推最早的稻作起源。
推出来的地方，是云南、广西，还是东南亚那一片。
陈尚君看完，坐在那儿没动。
“惊讶到了。”
这是他自己的原话。
他还在找方向的时候，人家已经走到了那一步。
后来他才知道，游先生是夏承焘先生的内侄，有家学传承。
游先生 1962 我俄语专业毕业，毕业以后就一直做这个。
不是天才一闪。
是十年二十年，一天一天磨出来的。
陈尚君把这篇论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看完，他把本子合上，心里冒出一句话。
“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见贤思齐。”
“自己不如别人，就努力补上去。”
这句话说得朴素。
可在那个年代，能说出这句话的人不多。
更多的人是眼红，是嘀咕，是背后说一句 “他不就是有个好叔叔”。
他不。
他把牙咬住，往书堆里钻。
1978 年那会儿，读书的气氛好得不像话。
现在复旦的图书状况早就变了。
当时对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就是现在校内进来左手边理科图书馆那个位置。
到了研究生阶段，可以到现在的外办，1100 好那个地方。
那边有一间比较完整的文史哲参考阅览室。
可以在那儿看书。
1977 年、1978 年，整个校内的读书气氛，好得惊人。
图书馆早上八点开馆。
开馆之前，队伍已经排得很长。
门一开，人往里涌，位置转眼就没了。
陈尚君去得早。
他常常是天还没亮透就站在队伍里，手插在袖子里，脚在原地跺。
前面那个人的棉袄后背，有一块补丁。
后面那个人在啃冷馒头。
没有人说话。
大家都在等那扇门开。
他用得比较多的，是图书馆一楼大厅里的古籍阅览室。
那个地方，基本的几套书都在。
所以有机会充分阅读。
他一坐就是一天。
中午不出来，饿了就啃两口带的干粮。
书页翻过去的声音，一页一页，像有人在替他数时间。
“虽然说起来，过程很艰苦。”
他这么说。
可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温的。
因为苦是苦，可那苦里有甜。
从 1977 年 3 月到复旦，到 1978 年 9 月进研究生，一年半。
一年半，一个人换了条命。
他把这变化归给了大环境。
“这个改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
“1976 年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大学里非常明显。”
“可以看到努力读书的风气。”
“大家都是意气风发，追求新的目标。”
“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裹挟，跟上了这样一种节奏，这样一种步伐。”
“裹挟” 两个字，用得很准。
不是他一个人往前跑。
是整整一代人，被一股力量推着，一起往前涌。
那股力量，是从 1977 年冬天开始的。
1977 年冬天，中国关闭了 11 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打开。
570 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涌向考场。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那天，很多考场外头都结了冰。
考生进门的时候，鞋底在冰上打滑。
有人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裤子，接着往里走。
这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
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
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可拐点归拐点，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张报名表，一支笔，一道题。
1977 年太仓促。
竞争太激烈。
考试失利，是普遍现象。
好在，太多太多的青年人，选择了不放弃。
于是 1978 年的高考，竞争更狠。
狠到什么程度？
恨到有些人在 1977 年明明功底不浅，却因为别的原因，连考场都没进去。
比如，政审。
那道卡在人们脑子里的门槛。
1978 年的报考条件，松了一些。
松到什么地步，看看那几条就明白了。
政治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有决心为革命学习。
文化水平：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
在校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的，可以自己申请，或者由学校推荐报考。
身体：必须健康。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岁，针对老高三学生。
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上限通常 25 周岁。
个别情况可以放宽到 30 岁。
不能有违法犯罪记录。
1977 年的政策里，还有一条：有丰富实践经验、取得一定成就或专长的，年龄放宽到 30 岁，婚否不限。
1978 年进一步放宽，取消了其他限制，年龄上限明确为 30 岁。
可到了 1979 年，主要条件变成：一般不超过 25 岁，且须未婚。
两年。
就两年。
留给大龄青年备考的机会，不多了。
这话在当时没人说得出口。
因为谁也不知道，政策会往哪儿拐。
两年时间，消化不掉那么多被耽误的青年人。
可政策的变化，还是来了。
它来得不动声色。
它来得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而在 1977 年、1978 年那一批人里，最难受的，不是考不上的人。
是连报名表都递不进去的人。
“你怎么又来了？”
公社负责报考的领导捏着陈卫平的报名表，抬眼质问。
陈卫平站在那张桌子前，手心全是汗。
他张了张嘴，结巴得说不出话。
1977 年高考恢复，他就来过一次。
那一次，他因为家庭成分过高，被这个人把报名表退了回来。
推的时候，连看都没多看一眼。
“今年报考不限成分啊。”
陈卫平终于把这句话挤了出来。
声音抖。
“谁说的不限成分？”
那人往前逼了一步。
豆大的汗珠，从陈卫平的额头上滚下来。
落在他手背上，凉。
“报纸上，广播上，都在说了。”
“我怎么不知道。”
那人瞧着他，眼神是冷的。
冷得像在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儿的东西。
“你收着吧。”
陈卫平带着哭腔央求。
那声音他自己听着都陌生。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站在公社的办公室里，像个小学生一样求人。
那人斜着眼，瞥了一眼他手里的报名表。
“你的条件不符合。”
七个字。
轻飘飘的。
陈卫平心里直叫苦。
可他没别的办法。
这人是负责高考报名的。
他能怎么着？
他不能怎么着。
他悻悻地出了门。
门是那种老木门，推开的时候 “吱呀” 一声。
刚走出去两步，身后就飘来一句：
“富农家的孩子想高考？反了你了！”
陈卫平站在院里的太阳底下，愣了很久。
那天太阳很好。
晒得他后脖子发烫。
可他浑身是冷的。
其实 1977 年、1978 年，像陈卫平这种遭遇的人，不在少数。
人们的观念是固化的。
家庭成分，依然在 “横刀立马”。
就算 1978 年的招生通知里明确放开了条件，很多基层的人还是谨慎。
谨慎到把成分不好的学子，直接拒在门外。
在那个年代，“成分” 两个字，是铁律。
是阶级斗争的重要依据。
建国初期，运动连连，“地富反坏右” 层出不穷。
后来又是一场大动荡。
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绷着。
农村居民的成分，从高到低：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
城市居民的成分，从高到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半无产阶级，店员、小贩；无产阶级，工人、职员。
这种以成分论阶层的办法，管的不是一代人，两代人。
管的是整个家族。
考生出身三代赤贫，只要社会关系清白，那就没问题。
可考生自己清白，家族上总有千丝万缕。
一根线牵出来，就能把人绊倒。
所有经历过那些年的人，一提 “政审”，就像触电一样敏感。
谁也不知道，家族里哪一个人，会在哪一天，把自己的前途按下去。
可就是在那样的门缝里，还是有人不肯走。
1977 年 12 月。
安徽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安庆市。
怀宁县高河中学。
一个 “顶编代课教师”，叫张云高。
他捏着高考报名表，兴冲冲地走进高河公社。
去找秘书汪志高报名。
结果当头一棒。
汪志高把报名表上的内容看完，慢慢抬起头。
“老三届学生要求有发明创造才能报名。”
张云高愣住了。
一个读完大学的人，都很难有什么发明创造。
他一个只读过高一的学生，能发明什么？
能创造什么？
他心里那句 “凭什么” 转了三圈，没敢说出口。
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最怕当官的。
汪秘书的话，就是政策。
就是法律。
张云高没有勇气追问。
他捏着那张表，转过身，走出公社的门。
回到学校，他照常备课，照常上课。
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
然后接着写。
可这件事，成了新的创伤。
一想起来，心里就隐隐作痛。
之所以叫 “新的创伤”，是因为他受过一次类似的伤。
那一次，是 1973 年。
1973 年 6 月上旬，大学招生的好消息传下来。
那一年不同于往年。
往年是单纯推荐上学。
那一年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
先由有推荐指标的大队推荐考生。
然后参加统一考试。
根据成绩，择优录取。
这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政策。
因为它讲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谁有本事，谁上。
张云高一直盼着这样一个机会。
一个凭本事考试上大学的机会。
很快，推荐名额下放下来了。
高河公社分给胜利大队 1 个名额。
胜利大队开会定人。
徐腊苟书记、徐累述副书记，还有绝大多数领导，都同意推荐张云高。
理由很简单。
他有考试竞争的优势。
被录取的可能性大。
会开到这儿，本该散了。
可一位徐姓支委开了口。
他要推荐自己的弟弟。
屋里静了一下。
两个人的底子，大家都清楚。
张云高读到高一，一直在学校代课。
徐支委的弟弟读到初中，一直在家务农。
一边是天天站在讲台上的人，一边是天天扛锄头的人。
考同一张卷子。
领导们都不愿意看到，因为徐支委的弟弟录取不上，白白浪费了大队的名额。
可这位支委，无论如何都要推荐自己的弟弟。
大家无奈。
也碍于面子。
最后，名额给了徐支委的弟弟。
张云高被权力挤了出去。
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那天，胜利大队定人的时候，刘心益校长不在。
刘校长正带着高河中学篮球队，在洪镇中学参加县中学生篮球赛。
球场上哨子响得正欢。
学校里，一个人的前途已经被定了。
张云高没别的路。
他去了县文教局。
找到县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县文教局副局长徐累寿先生。
把自己没被推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
也把自己想参加选拔考试的愿望，说了。
徐副组长听完，没有打官腔。
他把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说了。
“县里还留有一些推荐指标，没有分下去。”
“是否会再分到公社，要由县里某位领导决定。”
“这位领导正因公外出。”
“等他回来，我们就知道具体情况。”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张云高从文教局出来，天已经晌午。
他没吃饭。
回到高河公社，他立刻去找有关领导。
把 “县里几天之内可能还有指标下来” 这件事，讲了一遍。
又把自己的愿望，讲了一遍。
一遍一遍地讲。
像一个人守着一扇门，反复地敲。
县中学生篮球赛结束，刘心益校长回校。
张云高一见着他，就把招生推荐的事说了。
刘校长听完，立刻去找公社领导反映。
公社领导表示同情。
可为难的地方也明摆着。
每个地方的名额，是按等分配的。
不可能给了别的大队一个，再给胜利大队一个。
刘校长想了一会儿。
“把高河中学作为一个独立单位，与大队一起参与推荐名额分配。”
公社领导一听，眼睛亮了。
“这倒是一个解决办法。”
“但须经过全公社大队书记会议讨论通过。”
过了几天，县里果然又给高河公社分了 3 名推荐名额。
大队书记会议上，全体与会书记一致同意：高河中学参与大学招生推荐指标分配。
公社书记陈荣庆同志在会上，指名道姓说了张云高的情况。
决定从 3 个名额里，分给高河中学 1 名。
高河中学的这个名额，自然就是张云高的。
整个学校，就他一个代课教师。
这样，胜利大队同时推荐了两个人参加选拔考试。
消息传到张云高耳朵里那天，他正在给学生讲一道题。
粉笔停在半空。
他 “嗯” 了一声，把题讲完，才转过身，背对着学生，长长吐了一口气。
选拔考试的试题，很容易。
数学，张云高得了满分。
20 分的附加题，也全对。
语文、英语两科笔试，他考得同样满意。
口试全优。
这样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
他本来第一想报的，是英语。
他想上安徽大学外语系。
一打听，外语系已经没有名额了。
于是他被录取到安徽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也行。”
“只要我能被录取，只要能端到铁饭碗就行。”
这话听着不浪漫。
可在那个年代，铁饭碗三个字，比什么情话都实在。
可就在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高音喇叭，响了。
响得又急又密。
各大报纸，粗纸黑字，登着一条消息。
1973 年 6 月 30 日。
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一个考生。
他在考场上答不出题。
他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
——《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
信里说，他每天在生产队劳动，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所以考不了。
这封信，被人发现了。
被人捡了起来。
被人当成了刀。
1973 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首先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接着，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一个交白卷的人，被捧成了 “反潮流英雄”。
本来反对这场选拔考试的人，抓住了这把刀。
他们大做文章，大肆渲染。
把 “择优录取”，批成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于是，这段时间的考分，一律不算数了。
此前的录取计划，被完全推倒重来。
标准没有了。
一切都乱了。
张云高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手里还捏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窗外的高音喇叭还在响。
一遍，又一遍。
他把那张纸折了一下。
又折了一下。
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了上衣口袋。
贴着胸口的那一边。
他不知道，这个方块，还能不能算数。
他也不知道，口袋里这点热乎气，还能捂多久。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
纸角在他胸口，轻轻地动了一下。
复旦大礼堂的门一推开，风就顺着领口灌了进来。
陈尚君站在门槛上，脚底下有点发飘。
他后来跟人说起那天，总要停一停，才接着往下讲。
不是他怯场。
是他没想到，人会这么多。
上千号人挤在一间礼堂里，长条桌一张挨着一张，从台前一直排到最后一排的墙根。
桌面上摆着的准考证，边角都被手心捂得发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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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咳嗽，一声接一声，压不住。
有人在翻书，翻得哗啦哗啦响，明明还有五分钟就要发卷，还在翻。
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鬓角全是白的，正低着头，用铅笔在掌心写小字。
陈尚君盯着那只手看了两秒。
那只手在抖。
他心里忽然就静了一点。
原来不是他一个人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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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个人，抢几个名额。
九十个人里头，一大半是“文革” 期间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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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最好的时年，扔在了一个不需要读书的地方。
现在他们回来了，坐在他前后左右，一个一个眼睛发亮。
也有另一种人。
那种人连研究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只知道高考落榜了，还能再考一次。
高考落榜，再考研究生。这话放在今天听着荒唐，放在那一年，是活路。
陈尚君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空白桌面，忽然想，这九十个人里头，有多少人是把命押在这张卷子上的。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也是。
铃响了。
卷子发下来。
油印的，纸有点薄，正面能看见背面的字影。
一股墨香混着潮气，直往鼻子里钻。
他捏起卷子，先扫了一遍题。
然后他懵了。
不是难。
是太简单了。
简单到他 staring 在那儿，半天没落笔。
他心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慌。
“就这么点？”
他又看了一遍，还是一样。
大约经过了 “文革” 那阵动荡，出题的老师对考生的水平也没底。
他们不敢出神题。
他们怕一出神题，满场没人会写，卷子收上来一片白，那才叫难看。
所以题目往浅里出，往稳里出，往不会出错的方向出。
可他们没料到，有人准备得远远超过了这个要求。
陈尚君握着笔，指节有点发白。
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照题答，他最多拿满分。
满分不够。
满分在这儿不值钱，满场都是满分的时候，满分就是零。
那怎么办？
小题大做，浅题深做。
他心里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笔尖落下去了。
第一题，《秋兴八首》的作者是谁。
标准答案四个字：杜甫。
他写下去的是另一套东西。
杜甫是哪一年写的。在哪一处写的。那时候他多大年纪。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写这八首的时候，长安在哪个方向，夔州在哪个方向，他站在江边看见的是什么。
后人又是怎么评这八首的。
谁把它抬倒了 “古今七律第一” 的位置。
谁又说它字字血泪。
他一句一句往下写。
写到一半，他停了停。
手心的汗把笔杆浸得有点滑。
他换了个姿势，接着写。
抬头的时候，他看见前排那个白头发的男人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在看什么。
也许是听见了他写字的声音。
他的字写得快，纸面沙沙响，像下雨。
那一整场考试，每一道题他都这么干。
题目之问 “是谁”，他就把 “为什么是他”“他什么时候写的”“他写得怎么样”“别人怎么看” 全塞进去。
像一个人被问 “你叫什么”，他把自己的族谱、生辰、履历、口碑，一口气全报了。
写到后来，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了。
可笔停不下来。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拉开差距的地方。
考完出来，天已经擦黑。
他站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上，风一吹，后背凉飕飕的。
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已经湿透了。
后面有人拍他肩膀。
“你写那么多干嘛？”
陈尚君回头，笑了一下，没说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说 “我怕满分不够”，听着像狂。
说 “我怕别人比我写得多”，听着像怯。
其实两样都是。
成绩出来那天，是别人跑来告诉他的。
“专业第一。”
陈尚君愣在原地。
那人又补了一句：“总分第二。”
他 “哦” 了一声。
心里那根绷了几个月的弦，“啪” 地断了一半。
还有一半没断。
因为他知道自己丢在哪儿了。
政治题，问长征的意义。
这题，闭着眼睛都能写。
可偏偏，他答漏了 “新长征”。
那几年，“新长征” 三个字天天在广播里滚，在报纸上印，在墙上刷。
他偏偏在考场上想不起来。
整整扣了五分。
五分，足够让他从第一掉到第二。
他后来提起这事，语气很平，可每次都要顿一下。
那一顿里头，有点说不出的懊恼。
复试只剩六个人。
九十个人，六个人。
面试在中文系的资料室。
屋子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窗外是梧桐。
王运熙老师主考。
王水照老师记录，叫号。
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
出来的人脸上都看不出什么，谁也不肯先说。
轮到陈尚君。
他推门进去，屋里三个人抬头看他。
王运熙老师问了很多问题。
问得又快又碎，像撒网。
有些他答得上，有些答得磕磕绊绊。
多年以后，他只记得其中一句。
“你读了什么中国哲学史？”
陈尚君想都没想。
“我读了任继愈的三本，第四本没有看过。”
屋里静了一秒。
王运熙老师说：“第四本还没有出来。”
陈尚君的脸 “腾” 地红了。
他不是撒谎。
他是真怕。
怕自己读得不够，怕自己答得不好，怕这六个人里头，只有他一个人是从工农兵学院里走出来的。
所以他老老实实把底交了。
觉得有点蠢。
可也正是这一句，让屋里三位先生笑了。
后来他想，也许先生们要的，就是这么一句实话。
这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 6.35 万人报考研究生，录取
人。
六万三千五百人里，取一万零七百零八。
陈尚君是那一万零七百零八分之一。
整个复旦大学，在校生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研究生。
物理一个，历史一个，中文一个。
中文的那个，就是他。
他因此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三好学生。
照片挂到了校门口的陈列窗里。
那几天，走过校门的人都要停一下，看一眼玻璃窗里那张脸。
有人认得他，就 “哟” 一声。
有人不认得，也要多看两眼。
中文系里炸了锅。
7611 班的同学，走路都带风。
有人拍着桌子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后来传了很久：
“工农兵大学生也不是没有好样的！陈尚君非常了不起，他为我们班级争了光。”
这话说得粗糙。
可那一年，很多人听着，眼睛是热的。
因为他们被看轻了太久。
久到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不行。
现在有人替他们把这句话摔在了桌上。
可考上，只是开始。
真正让他心里发凉的，是进了学校以后。
考取研究生没几天，系里的杨明老师来了。
杨明老师比他大整整十岁。
那年杨明老师很谦恭地拿出一本自己整理的《龙洲集》，说，请你指正。
陈尚君接过来，翻了两页。
手就停住了。
那些东西，成熟得不像话。
校勘，辑佚，笺注，一条一条，清清楚楚。
那不是学生作业。
那是能给同行看的东西。
他合上书，抬头看杨明。
杨明还在等着他说话，眼神很客气，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陈尚君那一刻，脑子里 “嗡” 的一声。
他找不到北了。
他原以为自己已经跑得够快。
结果一抬头，人家早就站在前面很远的地方，还回过头来，很客气地问他一句 “你看这样行不行”。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半夜。
他明白了一件事。
考场上他赢的，只是一张卷子。
考场外头，才是真刀真枪。
他后来自己总结过一句话，说得很实在：
“考试的过程，我觉得还算发挥得不错。”
“拿到卷子以后，不觉得问题答不出，而是觉得这些题目出得太简单了。”
这话不是炫耀。
是他真的这么想。
十个名篇，指出哪一朝、哪一人所作。
其中就有《秋兴八首》。
他知道是杜甫。
他还知道杜甫是哪一年、哪一月、在什么地方写的。
别人写四个字，他写了一整篇。
后来是王水照先生负责阅卷。
王先生年纪比他大，可到复旦比他晚。
刚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引进过来，辛苦活儿都归他。
考卷也是他看的。
王先生看完，说了一句：“这个地方，他发挥得很特别。”
“特别” 两个字，用得很轻。
可陈尚君知道，那两个字底下压着什么。
压着他那些天熬的夜，压着他翻烂的书，压着他心里那点不肯认输的劲。
他也有短板。
外语。
1978 年考研，外语是可以带词典进场的。
他外语很差。
可他词典翻得快。
一个词一个词查，查得手指头都磨出了茧。
就这么蒙混过关。
他说 “蒙混” 两个字的时候，是笑着说的。
可那笑里头有苦。
因为后来还有更苦的。
评职称，还要考外语。
那才是真的要命。
还好系里有蒋孔阳先生。
蒋先生是老好人。
他出了一道题，拿一页黑格尔的原着，让人当场翻译。
陈尚君坐在中文系办公室里，桌上摊着词典。
对着词典翻黑格尔。
一句一句抠，抠得满头汗。
大致还是蒙出来了，知道人家在讲什么意思。
蒋先生给了通过。
他后来提起这事，总要笑一声。
那声笑，是一个人在很多年后，回头看自己当年狼狈样子的时候，才会有的笑。
1978 年 9 月，他正式进了研究生阶段。
一进门，他就知道自己不行。
那一届，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了将近二十岁。
最大的声音 1937 年。
最小的生于 1955 年。
一个经历过战乱，一个生在红旗下。
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读同一本书。
有些人进校的时候，成熟程度已经很惊人了。
系里的游汝杰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游汝杰老师进校以后，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
他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
陈尚君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愣了半天。
游先生把水稻的读音，从日本一路排到印度，穿过中国，再到东南亚，画了一条线。
用稻谷读音的语言演变，去推最早的稻作起源。
推出来的地方，是云南、广西，还是东南亚那一片。
陈尚君看完，坐在那儿没动。
“惊讶到了。”
这是他自己的原话。
他还在找方向的时候，人家已经走到了那一步。
后来他才知道，游先生是夏承焘先生的内侄，有家学传承。
游先生 1962 我俄语专业毕业，毕业以后就一直做这个。
不是天才一闪。
是十年二十年，一天一天磨出来的。
陈尚君把这篇论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看完，他把本子合上，心里冒出一句话。
“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见贤思齐。”
“自己不如别人，就努力补上去。”
这句话说得朴素。
可在那个年代，能说出这句话的人不多。
更多的人是眼红，是嘀咕，是背后说一句 “他不就是有个好叔叔”。
他不。
他把牙咬住，往书堆里钻。
1978 年那会儿，读书的气氛好得不像话。
现在复旦的图书状况早就变了。
当时对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就是现在校内进来左手边理科图书馆那个位置。
到了研究生阶段，可以到现在的外办，1100 好那个地方。
那边有一间比较完整的文史哲参考阅览室。
可以在那儿看书。
1977 年、1978 年，整个校内的读书气氛，好得惊人。
图书馆早上八点开馆。
开馆之前，队伍已经排得很长。
门一开，人往里涌，位置转眼就没了。
陈尚君去得早。
他常常是天还没亮透就站在队伍里，手插在袖子里，脚在原地跺。
前面那个人的棉袄后背，有一块补丁。
后面那个人在啃冷馒头。
没有人说话。
大家都在等那扇门开。
他用得比较多的，是图书馆一楼大厅里的古籍阅览室。
那个地方，基本的几套书都在。
所以有机会充分阅读。
他一坐就是一天。
中午不出来，饿了就啃两口带的干粮。
书页翻过去的声音，一页一页，像有人在替他数时间。
“虽然说起来，过程很艰苦。”
他这么说。
可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温的。
因为苦是苦，可那苦里有甜。
从 1977 年 3 月到复旦，到 1978 年 9 月进研究生，一年半。
一年半，一个人换了条命。
他把这变化归给了大环境。
“这个改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
“1976 年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大学里非常明显。”
“可以看到努力读书的风气。”
“大家都是意气风发，追求新的目标。”
“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裹挟，跟上了这样一种节奏，这样一种步伐。”
“裹挟” 两个字，用得很准。
不是他一个人往前跑。
是整整一代人，被一股力量推着，一起往前涌。
那股力量，是从 1977 年冬天开始的。
1977 年冬天，中国关闭了 11 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打开。
570 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涌向考场。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那天，很多考场外头都结了冰。
考生进门的时候，鞋底在冰上打滑。
有人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裤子，接着往里走。
这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
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
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可拐点归拐点，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张报名表，一支笔，一道题。
1977 年太仓促。
竞争太激烈。
考试失利，是普遍现象。
好在，太多太多的青年人，选择了不放弃。
于是 1978 年的高考，竞争更狠。
狠到什么程度？
恨到有些人在 1977 年明明功底不浅，却因为别的原因，连考场都没进去。
比如，政审。
那道卡在人们脑子里的门槛。
1978 年的报考条件，松了一些。
松到什么地步，看看那几条就明白了。
政治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有决心为革命学习。
文化水平：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
在校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的，可以自己申请，或者由学校推荐报考。
身体：必须健康。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岁，针对老高三学生。
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上限通常 25 周岁。
个别情况可以放宽到 30 岁。
不能有违法犯罪记录。
1977 年的政策里，还有一条：有丰富实践经验、取得一定成就或专长的，年龄放宽到 30 岁，婚否不限。
1978 年进一步放宽，取消了其他限制，年龄上限明确为 30 岁。
可到了 1979 年，主要条件变成：一般不超过 25 岁，且须未婚。
两年。
就两年。
留给大龄青年备考的机会，不多了。
这话在当时没人说得出口。
因为谁也不知道，政策会往哪儿拐。
两年时间，消化不掉那么多被耽误的青年人。
可政策的变化，还是来了。
它来得不动声色。
它来得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而在 1977 年、1978 年那一批人里，最难受的，不是考不上的人。
是连报名表都递不进去的人。
“你怎么又来了？”
公社负责报考的领导捏着陈卫平的报名表，抬眼质问。
陈卫平站在那张桌子前，手心全是汗。
他张了张嘴，结巴得说不出话。
1977 年高考恢复，他就来过一次。
那一次，他因为家庭成分过高，被这个人把报名表退了回来。
推的时候，连看都没多看一眼。
“今年报考不限成分啊。”
陈卫平终于把这句话挤了出来。
声音抖。
“谁说的不限成分？”
那人往前逼了一步。
豆大的汗珠，从陈卫平的额头上滚下来。
落在他手背上，凉。
“报纸上，广播上，都在说了。”
“我怎么不知道。”
那人瞧着他，眼神是冷的。
冷得像在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儿的东西。
“你收着吧。”
陈卫平带着哭腔央求。
那声音他自己听着都陌生。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站在公社的办公室里，像个小学生一样求人。
那人斜着眼，瞥了一眼他手里的报名表。
“你的条件不符合。”
七个字。
轻飘飘的。
陈卫平心里直叫苦。
可他没别的办法。
这人是负责高考报名的。
他能怎么着？
他不能怎么着。
他悻悻地出了门。
门是那种老木门，推开的时候 “吱呀” 一声。
刚走出去两步，身后就飘来一句：
“富农家的孩子想高考？反了你了！”
陈卫平站在院里的太阳底下，愣了很久。
那天太阳很好。
晒得他后脖子发烫。
可他浑身是冷的。
其实 1977 年、1978 年，像陈卫平这种遭遇的人，不在少数。
人们的观念是固化的。
家庭成分，依然在 “横刀立马”。
就算 1978 年的招生通知里明确放开了条件，很多基层的人还是谨慎。
谨慎到把成分不好的学子，直接拒在门外。
在那个年代，“成分” 两个字，是铁律。
是阶级斗争的重要依据。
建国初期，运动连连，“地富反坏右” 层出不穷。
后来又是一场大动荡。
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绷着。
农村居民的成分，从高到低：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
城市居民的成分，从高到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半无产阶级，店员、小贩；无产阶级，工人、职员。
这种以成分论阶层的办法，管的不是一代人，两代人。
管的是整个家族。
考生出身三代赤贫，只要社会关系清白，那就没问题。
可考生自己清白，家族上总有千丝万缕。
一根线牵出来，就能把人绊倒。
所有经历过那些年的人，一提 “政审”，就像触电一样敏感。
谁也不知道，家族里哪一个人，会在哪一天，把自己的前途按下去。
可就是在那样的门缝里，还是有人不肯走。
1977 年 12 月。
安徽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安庆市。
怀宁县高河中学。
一个 “顶编代课教师”，叫张云高。
他捏着高考报名表，兴冲冲地走进高河公社。
去找秘书汪志高报名。
结果当头一棒。
汪志高把报名表上的内容看完，慢慢抬起头。
“老三届学生要求有发明创造才能报名。”
张云高愣住了。
一个读完大学的人，都很难有什么发明创造。
他一个只读过高一的学生，能发明什么？
能创造什么？
他心里那句 “凭什么” 转了三圈，没敢说出口。
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最怕当官的。
汪秘书的话，就是政策。
就是法律。
张云高没有勇气追问。
他捏着那张表，转过身，走出公社的门。
回到学校，他照常备课，照常上课。
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
然后接着写。
可这件事，成了新的创伤。
一想起来，心里就隐隐作痛。
之所以叫 “新的创伤”，是因为他受过一次类似的伤。
那一次，是 1973 年。
1973 年 6 月上旬，大学招生的好消息传下来。
那一年不同于往年。
往年是单纯推荐上学。
那一年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
先由有推荐指标的大队推荐考生。
然后参加统一考试。
根据成绩，择优录取。
这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政策。
因为它讲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谁有本事，谁上。
张云高一直盼着这样一个机会。
一个凭本事考试上大学的机会。
很快，推荐名额下放下来了。
高河公社分给胜利大队 1 个名额。
胜利大队开会定人。
徐腊苟书记、徐累述副书记，还有绝大多数领导，都同意推荐张云高。
理由很简单。
他有考试竞争的优势。
被录取的可能性大。
会开到这儿，本该散了。
可一位徐姓支委开了口。
他要推荐自己的弟弟。
屋里静了一下。
两个人的底子，大家都清楚。
张云高读到高一，一直在学校代课。
徐支委的弟弟读到初中，一直在家务农。
一边是天天站在讲台上的人，一边是天天扛锄头的人。
考同一张卷子。
领导们都不愿意看到，因为徐支委的弟弟录取不上，白白浪费了大队的名额。
可这位支委，无论如何都要推荐自己的弟弟。
大家无奈。
也碍于面子。
最后，名额给了徐支委的弟弟。
张云高被权力挤了出去。
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那天，胜利大队定人的时候，刘心益校长不在。
刘校长正带着高河中学篮球队，在洪镇中学参加县中学生篮球赛。
球场上哨子响得正欢。
学校里，一个人的前途已经被定了。
张云高没别的路。
他去了县文教局。
找到县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县文教局副局长徐累寿先生。
把自己没被推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
也把自己想参加选拔考试的愿望，说了。
徐副组长听完，没有打官腔。
他把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说了。
“县里还留有一些推荐指标，没有分下去。”
“是否会再分到公社，要由县里某位领导决定。”
“这位领导正因公外出。”
“等他回来，我们就知道具体情况。”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张云高从文教局出来，天已经晌午。
他没吃饭。
回到高河公社，他立刻去找有关领导。
把 “县里几天之内可能还有指标下来” 这件事，讲了一遍。
又把自己的愿望，讲了一遍。
一遍一遍地讲。
像一个人守着一扇门，反复地敲。
县中学生篮球赛结束，刘心益校长回校。
张云高一见着他，就把招生推荐的事说了。
刘校长听完，立刻去找公社领导反映。
公社领导表示同情。
可为难的地方也明摆着。
每个地方的名额，是按等分配的。
不可能给了别的大队一个，再给胜利大队一个。
刘校长想了一会儿。
“把高河中学作为一个独立单位，与大队一起参与推荐名额分配。”
公社领导一听，眼睛亮了。
“这倒是一个解决办法。”
“但须经过全公社大队书记会议讨论通过。”
过了几天，县里果然又给高河公社分了 3 名推荐名额。
大队书记会议上，全体与会书记一致同意：高河中学参与大学招生推荐指标分配。
公社书记陈荣庆同志在会上，指名道姓说了张云高的情况。
决定从 3 个名额里，分给高河中学 1 名。
高河中学的这个名额，自然就是张云高的。
整个学校，就他一个代课教师。
这样，胜利大队同时推荐了两个人参加选拔考试。
消息传到张云高耳朵里那天，他正在给学生讲一道题。
粉笔停在半空。
他 “嗯” 了一声，把题讲完，才转过身，背对着学生，长长吐了一口气。
选拔考试的试题，很容易。
数学，张云高得了满分。
20 分的附加题，也全对。
语文、英语两科笔试，他考得同样满意。
口试全优。
这样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
他本来第一想报的，是英语。
他想上安徽大学外语系。
一打听，外语系已经没有名额了。
于是他被录取到安徽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也行。”
“只要我能被录取，只要能端到铁饭碗就行。”
这话听着不浪漫。
可在那个年代，铁饭碗三个字，比什么情话都实在。
可就在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高音喇叭，响了。
响得又急又密。
各大报纸，粗纸黑字，登着一条消息。
1973 年 6 月 30 日。
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一个考生。
他在考场上答不出题。
他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
——《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
信里说，他每天在生产队劳动，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所以考不了。
这封信，被人发现了。
被人捡了起来。
被人当成了刀。
1973 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首先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接着，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一个交白卷的人，被捧成了 “反潮流英雄”。
本来反对这场选拔考试的人，抓住了这把刀。
他们大做文章，大肆渲染。
把 “择优录取”，批成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于是，这段时间的考分，一律不算数了。
此前的录取计划，被完全推倒重来。
标准没有了。
一切都乱了。
张云高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手里还捏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窗外的高音喇叭还在响。
一遍，又一遍。
他把那张纸折了一下。
又折了一下。
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了上衣口袋。
贴着胸口的那一边。
他不知道，这个方块，还能不能算数。
他也不知道，口袋里这点热乎气，还能捂多久。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
纸角在他胸口，轻轻地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