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703章 推荐名单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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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那些考分很低、原本已被淘汰的人，忽然像闻到了血腥味。
他们不再相信分数。
他们不再相信规则。
他们觉得，既然录取标准可以被搅浑，那就有人能浑水摸鱼。
有人开始盯着张云高的名字。
有人开始盯着那张推荐表。
有人开始在心里盘算：只要把他拉下来，自己就有机会上去。
于是，一封“人民来信”悄悄递了出去。
信分别寄到了安庆地区招生领导小组和怀宁县招生领导小组。
信里说，张云高被推荐是“走后门”。
短短几个字，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命运。
张云高看到风声时，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刘心益校长也知道了。
两个人都清楚，这封信是谁写的。
不需要明说。
也不需要指认。
只要问一句：假如他的愿望得逞，谁受到的伤害最大？
答案就浮出来了。
人性有时候很冷。
旁人多半只是看热闹。
谁会无缘无故替一个无关的人挨刀？
谁会冒着风险去替别人挡箭？
写信的人心里有一笔账。
大队同时推荐了两个人。
可一个大队不可能录取两个。
那个人要上，张云高就必须下。
这样的猜测，像毒草一样疯长。
这样的恶意，最终变成了一纸黑字。
张云高把那封信反复想过很多遍。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可在那个年月，一封信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它不需要证据。
它不需要对质。
它只需要一个“问题”两个字。
只要被贴上这两个字，所有努力都可能变成泡影。
刘心益没有轻易表态。
他只是看着张云高，眼神里有压不住的沉重。
张云高也没有哭。
他只是觉得胸口像被一块湿冷的石头压住。
喘不上气。
说不出来。
烈日下的调查
安庆地区招生领导小组收到信后，很快把任务压给了怀宁县招生领导小组。
要求调查。
要求核实。
要求给个说法。
县招生领导小组派了两位文教局办事员，到高河落实此事。
那天正逢酷暑。
太阳像火盆一样扣在高河上空。
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
田埂上的土被烤得发白。
蝉声嘶哑，像要把整个夏天喊裂。
两位办事员从班车下来，刚迈出车门，热浪便扑了一脸。
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
衬衫后背很快湿了一片。
他们站在车站门口，举目四望。
高河中学在哪里？
张云高在哪里？
该找谁谈话？
该问谁核实？
没有人来接。
没有人引路。
也没有人提前通知学校。
他们像是被扔进了一口滚烫的锅。
四周只有刺眼的白光。
一位办事员抹了把汗，皱起眉。
另一位看了看表，又看了看远处空荡荡的街道。
他们忽然转身。
没有往高河中学走。
也没有去找大队干部。
更没有去学校核实情况。
他们跟着刚才那辆班车，又回了县城石牌。
这一幕，被不少人看在眼里。
有人觉得奇怪。
有人不敢多问。
有人只是默默记下。
几个月后，当那个人顺利上了大学，张云高却背上了处分，许多人才猛然明白过来。
原来那天的“调查”，根本没有真正开始。
他们回去向领导报告。
说没找到人。
说情况无法核实。
说调查不了了之。
于是，张云高的名字，就这样从录取名单上被抹掉了。
没有通知。
没有解释。
没有申辩的机会。
就像一粒灰尘，被风轻轻一吹，便不见了。
对张云高而言，这无异于被判了死刑。
天塌下来的那一刻
消息传回学校时，张云高正在备课。
粉笔还捏在手里。
黑板上写着半行字。
教室外有学生跑过的脚步声。
一切看起来都还正常。
可当他听见那句话时，手里的粉笔忽然断了。
“咔”的一声。
很轻。
却像砸在他心上。
他愣在那里。
半天没有动。
刘心益站在他身旁，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安慰的话。
有些伤害，语言接不住。
张云高慢慢放下粉笔。
他不敢看校长的眼睛。
也不敢看窗外的操场。
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天塌了。
地陷了。
所有辛苦熬过的夜，所有写满笔记的课本，所有被汗水浸湿的衣裳，所有对未来小心翼翼的期待，都在这一刻碎成粉末。
他曾经以为，只要自己肯努力，就能从泥地里走出来。
他曾经以为，推荐考试是一条可以抓住的路。
他曾经以为，刘心益校长的信任，能替他挡住一些风雨。
可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那一巴掌没有声音。
却疼得他浑身发冷。
暑假变得格外漫长。
白天，太阳毒辣。
夜里，蚊虫嗡嗡作响。
张云高常常睁着眼到天亮。
他不敢问父母。
不敢问同学。
也不敢问自己。
他怕一开口，眼泪就会掉下来。
他更怕一旦承认失败，就再也站不起来。
开学后，他回到高河中学继续做代课教师。
他照常备课。
照常上课。
照常批改作业。
照常站在讲台上，把知识点一条条讲给学生听。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裂开了。
他开始惶恐。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突然衰退得厉害。
昨天讲过的题，今天竟想不起来。
刚翻过的书，合上后像没看过一样。
学生提问时，他有时会愣住。
明明很熟悉的内容，却像隔着一层雾。
他心慌意乱。
夜里躺在床上，耳朵里全是嗡嗡声。
他害怕自己废了。
害怕自己连眼前的代课工作也守不住。
更害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校园里的疗伤所
时间一点点往前挪。
高河中学的梧桐叶黄了又绿。
教室里的读书声散了又起。
刘心益没有催他。
也没有逼他振作。
他只是像以前一样，给他安排课务。
给他留一盏办公室的灯。
在他疲惫时，递上一句不轻不重的话。
“先把课上稳。”
“日子还长。”
“别把自己压垮。”
这些话没有惊天动地。
却像一双手，慢慢把他从泥里托起来。
数月后，张云高终于恢复了一些平静。
他在日记里写下：多亏了刘心益校长赐予他高河中学这个心灵疗伤所。
多亏了刘心益校长一如既往的呵护。
多亏了校园里那些温暖的时光。
他的创伤，才一点点愈合。
他的人，才慢慢“康复”。
那段时间，他重新拿起课本。
重新整理教案。
重新在黑板上写下一行行字。
他告诉自己，哪怕路被堵死，也不能在讲台上倒下。
可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时，张云高先是怔住，随后心口猛地一热。
他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机会。
他以为那扇被关上的门，终于要重新打开。
然而现实再一次冷硬地横在他面前。
他依然无法参加考试。
那一瞬间，他像被人从高处推下。
所有刚刚燃起的火苗，又被一盆冷水浇灭。
他站在操场边，看着学生们奔跑。
阳光很亮。
风很轻。
可他的心里一片黯淡。
他慢慢认命了。
他只能走刘心益殚精竭虑替他打算好的那条路。
代课转正。
这条路窄。
这条路慢。
这条路充满不确定。
可它至少还活着。
至少还能让他留在学校。
至少还能让他继续教书。
张云高能得到刘心益这般呵护，并不只是因为两家老人熟识。
更因为刘心益看见了他的能力。
看见了他骨子里那股不肯低头的劲。
看见了他站在讲台上时，眼里有光。
少年时的风雨
张云高的少年时代，并不平顺。
1960年暑期，他和哥哥小学毕业，考入高河埠初级中学。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村口的小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可那年秋天，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安徽省政府决定，将怀宁县高河埠初级中学改办为安庆专区农业机械学校。
校园里的读书声，忽然被机器的轰鸣替代。
课桌还在。
黑板还在。
可许多课程已经变了模样。
1961年暑假，张云高和哥哥刚刚读完初一。
国家经济衰退引发的大规模“下放”浪潮，席卷而来。
初一年级六个班，初二年级四个班，共约六百名同学，全部下放到农村。
张云高和哥哥也在其中。
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乡下。
书本被收进箱底。
锄头握进手里。
田埂上的泥水没过脚背。
太阳晒得脊背发烫。
少年人的肩膀，还来不及长大，就先学会了承重。
那段日子很苦。
可张云高没有完全放弃读书。
夜里，煤油灯昏黄。
他在灯下翻书。
蚊虫绕着耳朵飞。
母亲在一旁纳鞋底。
父亲偶尔咳嗽几声。
屋外的狗吠远远传来。
他一边记生字，一边听着风声。
他知道，自己不想一辈子只握着锄头。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
他想把失去的课堂找回来。
1962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恢复方针。
经济形势渐渐好转。
那年暑假，安庆专区农业机械学校停办。
高河埠初级中学重新恢复。
张云高的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刻前往学校。
他找到刘心益校长。
说明张云高想继续读书的愿望。
刘校长满口答应。
没有推诿。
没有犹豫。
也没有因为家庭困难而轻视这个孩子。
那年九月，张云高再次走进熟悉的校园。
校门还是那座校门。
操场还是那片操场。
可他的心境已经不同。
他知道自己回来的机会多么难得。
他知道父亲为了他跑过多少路。
他知道刘心益校长的一句话，替他托住了即将坠落的少年时光。
被看见的少年
高河埠初中的三年，成为张云高终身难忘的岁月。
那三年里，校园里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息。
老师们认真负责。
同学们健康朴实。
大家在一间间教室里，扎扎实实学完初中全部课程。
没有花哨。
没有浮躁。
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只有清晨朗朗的读书声。
只有夜晚宿舍里低声讨论题目的声音。
这些声音，后来都成了他生命里的底色。
1963年秋，怀宁县组织文化教育系统各单位领导和代表，到老县城石牌镇听取周恩来总理当年7月22日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刘心益让张云高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
这个消息传来时，张云高既兴奋又紧张。
他从未去过县城石牌。
也从未参加过这样正式的场合。
他跟着刘心益校长、丁孔夷主任、校团总支书记、王俊文老师、李实秋会计等领导和老师，一起住进县委招待所。
招待所的走廊很安静。
房间比家里整洁得多。
床单白得发亮。
茶杯摆在桌上，像一件稀罕物。
张云高站在门口，不敢随便坐。
吃饭时，他低着头，不敢夹菜。
刘校长看在眼里，笑着催他。
“别拘束。”
李会计也给他夹菜。
“多吃点。”
老师们越温和，他越拘谨。
他怕自己举止不对。
怕自己给学校丢脸。
也怕自己配不上这份信任。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县城的大场面。
也是他第一次在这样高级的饭店里，品尝到稀罕的佳肴。
饭菜的味道，他后来未必记得真切。
可那种被尊重、被重视、被带进更广阔世界的感觉，深深烙进了心里。
听报告那天，礼堂里很安静。
录音里的声音沉稳有力。
张云高坐得笔直。
他听不懂每一句话背后的全部含义。
但他能感受到一种力量。
一种关于责任、奋斗和未来的力量。
那次经历，对他影响极大。
他开心。
他自豪。
他感动。
他也因此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此后，他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他成为同届同学中第一名新团员。
他当上班主席。
担任团支部书记。
后来又被选为校团总支委员和学生会主席。
这些身份没有让他飘起来。
反而让他更明白，能力不是喊出来的。
威信不是争来的。
它来自一次次把事情做好。
来自一次次在别人需要时站出来。
来自一次次把困难扛在肩上。
志愿表上的沉默
1965年，张云高初中毕业。
班主任王俊文让大家填写志愿草表。
教室里很安静。
同学们低头写字。
有人想上高中。
有人想读中专。
有人还在犹豫。
张云高握着笔，迟迟没有落下。
一年前，父亲离世。
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塌了下去。
他清楚，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上普通高中。
于是，他把所有志愿栏目都填上了师范类学校。
安庆师范学校。
池州师范学校。
一个个名字写下去，像一次次向现实低头。
刘心益知道情况后，把他叫到办公室。
办公室里光线柔和。
桌上堆着作业本和文件。
刘校长看着他，语气平和却坚定。
“你应该填报怀宁中学。”
张云高愣住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刘心益接着说，他会向怀宁中学介绍张云高的家庭经济情况，请学校考虑助学金。
“怀宁中学是本县学校，了解你的情况，有利于解决你的困难。”
这句话很轻。
却像一道光，照进他几乎关闭的未来。
作为一校之长，刘心益竟然关注到他的志愿填报。
关注到他家里有没有钱吃饭。
关注到他还能不能继续读书。
还愿意亲自替他开口求助。
张云高站在那里，眼眶发热。
他知道，这样的关心，不是任何校长都会给。
这样的机会，也不是任何少年都能遇到。
他后来考上桐城中学。
在那里继续读书。
继续把命运一点点往前推。
下放与赤脚教师
1968年10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张云高从桐城中学下放回乡务农。
他再次回到土地。
再次拿起农具。
再次在田埂上顶着烈日行走。
可他没有完全离开教育。
不久后，胜利大队领导安排他做了“赤脚教师”。
赤脚教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朴素。
做起来却并不轻松。
教室简陋。
桌椅不齐。
学生年龄参差不齐。
有的孩子光着脚跑进教室。
有的孩子书包破了一个洞。
有的孩子连铅笔都舍不得削得太短。
张云高站在讲台前，看着一双双眼睛。
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孩子。
想起刘心益校长曾经怎样把他从失学的边缘拉回来。
于是，他教得更认真。
他白天上课。
晚上备课。
农忙时还要下地。
手上磨出了茧。
嗓子常常哑得说不出话。
可他没有抱怨。
因为他知道，讲台就是他的命。
只要能站在上面，他就觉得自己还活着。
一次改变命运的调动
1972年春，高河公社文化教育界党委委员刘心益，在公社党委会上提出，要把张云高从胜利学校抽调到高河中学，任“顶编代课教师”。
所谓顶编代课教师，意味着纳入正式教师编制管理。
它与普通代课教师不同。
也与赤脚教师不同。
按照当时政策，赤脚教师队伍虽然长期存在，却不能转正。
而代课教师，存在转为正式教师的可能。
这条缝隙，就是希望。
公社党委会一致同意。
消息传到胜利大队片区蹲点的公社徐副书记那里。
徐副书记随后通知了大队徐腊苟书记等领导。
3月30日，刘心益又亲自来到胜利大队。
他与大队领导联系张云高去高河中学代课的具体事宜。
他要尽量消除阻力。
他要把这条路铺得稳一些。
张云高起初并不知情。
刘心益没有张扬。
也没有提前告诉他，让他空欢喜。
直到3月31日，张云高收到高河中学查文彦老师的来信。
信里催他尽早去高河中学上班。
他这才知道，命运已经悄悄转动。
那一刻，他拿着信，手都在抖。
信纸很薄。
字却重如千钧。
他反复看了好几遍。
每一个字都像火苗，烧得他眼眶发酸。
这是天大的机遇。
这是他几乎不敢奢望的转折。
而替他争取这一切的人，正是刘心益。
回到母校
4月2日，张云高回到高河中学。
他无比兴奋。
无比激动。
脚下的路仿佛都变得轻快。
校园还是那个校园。
梧桐树依旧挺立。
教室的窗户依旧明亮。
操场上有学生奔跑。
办公室里有老师批改作业。
一切熟悉得让人想哭。
他对自己说：学校是我的母校。
老师是我的母校老师。
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
他可以像从前做学生一样，再学习。
他可以随时随地不懂就问。
他可以毫无芥蒂地与老师们玩笑。
虽然代课教师的日子仍然艰难。
虽然工资微薄。
虽然前途未卜。
可他的心情是舒畅的。
他的心是快乐的。
他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这种幸福，不是来自物质。
而是来自归属感。
来自被接纳。
来自重新站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深夜里的医院灯光
让张云高更加感动的是，刘心益对他的关心，细致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方。
一个周六晚上，张云高突发急性肠胃炎。
腹痛如绞。
脸色惨白。
身体严重虚脱。
他被送进高河医院。
深夜的医院灯光昏黄。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瓶滴落的声音。
张云高躺在病床上，浑身无力。
他以为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
没想到，刘心益和许多老师都来看他。
刘校长站在床边，声音不高，却让人安心。
“安心治疗。”
“医药费学校给你报销。”
这句话让张云高怔住。
一般情况下，代课教师的医药费不能报销。
他的月工资只有三十元。
而治疗费用远远超过三十元。
刘校长了解他的困难。
也愿意为他排忧解难。
那一刻，张云高没有说太多感谢的话。
他怕一开口，眼泪就会掉下来。
他只是紧紧攥着被角。
心里一遍遍念着：这样的校长，太难得了。
这样的恩情，太重了。
被抹掉的名字，又被重新提起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张云高渐渐明白，既然考大学之路不顺，那就安安心心在学校里好好教学。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报答刘心益校长长期以来的关爱。
他认真备课。
认真上课。
认真带学生。
认真把每一堂课站稳。
他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可他没有想到，刘心益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刘心益没有大声疾呼。
也没有四处张扬。
他只是等待合适的机会，向上级反映情况。
高考前三周的一个星期天，县文教局局长曹振华来到高河中学，检查高考考场准备情况。
刘心益抓住这个机会，向曹局长反映了张云高高考报名未准的事。
办公室里气氛严肃。
桌上摆着考场安排表。
窗外有学生走过的脚步声。
刘心益语气坚定。
他把张云高的情况说清楚。
也把张云高的能力说清楚。
曹振华听后，当即表态。
“那怎么不行！”
“代课教师可以报考师范院校嘛！”
“我给公社打招呼，让张云高报名参加考试。”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乌云。
当天，张云高像往常一样，在生产队挣了一天工分后，匆匆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刘心益把他叫到一旁，转告了曹局长的话。
“你可以报名了。”
“明天赶紧去把名字报上。”
张云高听完，整个人像被电流击中。
他愣了几秒。
随后眼眶发热。
他再次被感动到说不出话。
这不是普通的一句话。
这是把他从绝望边缘拉回来的一句话。
这是把他被抹掉的名字，重新写回命运名单上的一句话。
最后的二十天
第二天，张云高兴高采烈地去公社报名。
可报名过程并不顺利。
高河公社汪志高秘书无端阻挠。
一次次拖延。
一次次推诿。
一次次让他回去等。
张云高站在公社办公室外，心里又急又怒。
他知道，时间正在一秒一秒流逝。
每一天的延误，都可能让他错过高考。
他不得不反复去问。
反复去等。
反复去争取。
直到最后，名字终于报上。
可离高考，只剩下二十来天。
二十天。
对于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来说，短得几乎残酷。
张云高没有抱怨。
也没有时间抱怨。
他把自己关进宿舍。
他把课本摊满一床。
他把历年试题一遍遍翻出来。
他把公式抄在纸上。
他把重点背到深夜。
煤油灯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窗外偶尔传来狗吠。
远处田地里仍有蛙声。
他困了就洗把脸。
累了就站起来走两步。
饿了就啃几口干粮。
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失去。
他也知道，刘心益校长替他争来的，不是一张报名表。
而是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高考那天，他走进考场。
手心出汗。
心跳很快。
可当他看见试卷时，心里反而慢慢静了下来。
那些曾经扎实学过的知识。
那些在初中三年打下的基础。
那些在代课岁月里反复温习的内容。
那些在深夜灯下一遍遍背诵的公式。
全都一点点浮现出来。
他握紧笔。
一题一题往下写。
他知道……
他们不再相信分数。
他们不再相信规则。
他们觉得，既然录取标准可以被搅浑，那就有人能浑水摸鱼。
有人开始盯着张云高的名字。
有人开始盯着那张推荐表。
有人开始在心里盘算：只要把他拉下来，自己就有机会上去。
于是，一封“人民来信”悄悄递了出去。
信分别寄到了安庆地区招生领导小组和怀宁县招生领导小组。
信里说，张云高被推荐是“走后门”。
短短几个字，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命运。
张云高看到风声时，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刘心益校长也知道了。
两个人都清楚，这封信是谁写的。
不需要明说。
也不需要指认。
只要问一句：假如他的愿望得逞，谁受到的伤害最大？
答案就浮出来了。
人性有时候很冷。
旁人多半只是看热闹。
谁会无缘无故替一个无关的人挨刀？
谁会冒着风险去替别人挡箭？
写信的人心里有一笔账。
大队同时推荐了两个人。
可一个大队不可能录取两个。
那个人要上，张云高就必须下。
这样的猜测，像毒草一样疯长。
这样的恶意，最终变成了一纸黑字。
张云高把那封信反复想过很多遍。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可在那个年月，一封信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它不需要证据。
它不需要对质。
它只需要一个“问题”两个字。
只要被贴上这两个字，所有努力都可能变成泡影。
刘心益没有轻易表态。
他只是看着张云高，眼神里有压不住的沉重。
张云高也没有哭。
他只是觉得胸口像被一块湿冷的石头压住。
喘不上气。
说不出来。
烈日下的调查
安庆地区招生领导小组收到信后，很快把任务压给了怀宁县招生领导小组。
要求调查。
要求核实。
要求给个说法。
县招生领导小组派了两位文教局办事员，到高河落实此事。
那天正逢酷暑。
太阳像火盆一样扣在高河上空。
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
田埂上的土被烤得发白。
蝉声嘶哑，像要把整个夏天喊裂。
两位办事员从班车下来，刚迈出车门，热浪便扑了一脸。
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
衬衫后背很快湿了一片。
他们站在车站门口，举目四望。
高河中学在哪里？
张云高在哪里？
该找谁谈话？
该问谁核实？
没有人来接。
没有人引路。
也没有人提前通知学校。
他们像是被扔进了一口滚烫的锅。
四周只有刺眼的白光。
一位办事员抹了把汗，皱起眉。
另一位看了看表，又看了看远处空荡荡的街道。
他们忽然转身。
没有往高河中学走。
也没有去找大队干部。
更没有去学校核实情况。
他们跟着刚才那辆班车，又回了县城石牌。
这一幕，被不少人看在眼里。
有人觉得奇怪。
有人不敢多问。
有人只是默默记下。
几个月后，当那个人顺利上了大学，张云高却背上了处分，许多人才猛然明白过来。
原来那天的“调查”，根本没有真正开始。
他们回去向领导报告。
说没找到人。
说情况无法核实。
说调查不了了之。
于是，张云高的名字，就这样从录取名单上被抹掉了。
没有通知。
没有解释。
没有申辩的机会。
就像一粒灰尘，被风轻轻一吹，便不见了。
对张云高而言，这无异于被判了死刑。
天塌下来的那一刻
消息传回学校时，张云高正在备课。
粉笔还捏在手里。
黑板上写着半行字。
教室外有学生跑过的脚步声。
一切看起来都还正常。
可当他听见那句话时，手里的粉笔忽然断了。
“咔”的一声。
很轻。
却像砸在他心上。
他愣在那里。
半天没有动。
刘心益站在他身旁，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安慰的话。
有些伤害，语言接不住。
张云高慢慢放下粉笔。
他不敢看校长的眼睛。
也不敢看窗外的操场。
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天塌了。
地陷了。
所有辛苦熬过的夜，所有写满笔记的课本，所有被汗水浸湿的衣裳，所有对未来小心翼翼的期待，都在这一刻碎成粉末。
他曾经以为，只要自己肯努力，就能从泥地里走出来。
他曾经以为，推荐考试是一条可以抓住的路。
他曾经以为，刘心益校长的信任，能替他挡住一些风雨。
可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那一巴掌没有声音。
却疼得他浑身发冷。
暑假变得格外漫长。
白天，太阳毒辣。
夜里，蚊虫嗡嗡作响。
张云高常常睁着眼到天亮。
他不敢问父母。
不敢问同学。
也不敢问自己。
他怕一开口，眼泪就会掉下来。
他更怕一旦承认失败，就再也站不起来。
开学后，他回到高河中学继续做代课教师。
他照常备课。
照常上课。
照常批改作业。
照常站在讲台上，把知识点一条条讲给学生听。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裂开了。
他开始惶恐。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突然衰退得厉害。
昨天讲过的题，今天竟想不起来。
刚翻过的书，合上后像没看过一样。
学生提问时，他有时会愣住。
明明很熟悉的内容，却像隔着一层雾。
他心慌意乱。
夜里躺在床上，耳朵里全是嗡嗡声。
他害怕自己废了。
害怕自己连眼前的代课工作也守不住。
更害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校园里的疗伤所
时间一点点往前挪。
高河中学的梧桐叶黄了又绿。
教室里的读书声散了又起。
刘心益没有催他。
也没有逼他振作。
他只是像以前一样，给他安排课务。
给他留一盏办公室的灯。
在他疲惫时，递上一句不轻不重的话。
“先把课上稳。”
“日子还长。”
“别把自己压垮。”
这些话没有惊天动地。
却像一双手，慢慢把他从泥里托起来。
数月后，张云高终于恢复了一些平静。
他在日记里写下：多亏了刘心益校长赐予他高河中学这个心灵疗伤所。
多亏了刘心益校长一如既往的呵护。
多亏了校园里那些温暖的时光。
他的创伤，才一点点愈合。
他的人，才慢慢“康复”。
那段时间，他重新拿起课本。
重新整理教案。
重新在黑板上写下一行行字。
他告诉自己，哪怕路被堵死，也不能在讲台上倒下。
可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时，张云高先是怔住，随后心口猛地一热。
他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机会。
他以为那扇被关上的门，终于要重新打开。
然而现实再一次冷硬地横在他面前。
他依然无法参加考试。
那一瞬间，他像被人从高处推下。
所有刚刚燃起的火苗，又被一盆冷水浇灭。
他站在操场边，看着学生们奔跑。
阳光很亮。
风很轻。
可他的心里一片黯淡。
他慢慢认命了。
他只能走刘心益殚精竭虑替他打算好的那条路。
代课转正。
这条路窄。
这条路慢。
这条路充满不确定。
可它至少还活着。
至少还能让他留在学校。
至少还能让他继续教书。
张云高能得到刘心益这般呵护，并不只是因为两家老人熟识。
更因为刘心益看见了他的能力。
看见了他骨子里那股不肯低头的劲。
看见了他站在讲台上时，眼里有光。
少年时的风雨
张云高的少年时代，并不平顺。
1960年暑期，他和哥哥小学毕业，考入高河埠初级中学。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村口的小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可那年秋天，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安徽省政府决定，将怀宁县高河埠初级中学改办为安庆专区农业机械学校。
校园里的读书声，忽然被机器的轰鸣替代。
课桌还在。
黑板还在。
可许多课程已经变了模样。
1961年暑假，张云高和哥哥刚刚读完初一。
国家经济衰退引发的大规模“下放”浪潮，席卷而来。
初一年级六个班，初二年级四个班，共约六百名同学，全部下放到农村。
张云高和哥哥也在其中。
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乡下。
书本被收进箱底。
锄头握进手里。
田埂上的泥水没过脚背。
太阳晒得脊背发烫。
少年人的肩膀，还来不及长大，就先学会了承重。
那段日子很苦。
可张云高没有完全放弃读书。
夜里，煤油灯昏黄。
他在灯下翻书。
蚊虫绕着耳朵飞。
母亲在一旁纳鞋底。
父亲偶尔咳嗽几声。
屋外的狗吠远远传来。
他一边记生字，一边听着风声。
他知道，自己不想一辈子只握着锄头。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
他想把失去的课堂找回来。
1962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恢复方针。
经济形势渐渐好转。
那年暑假，安庆专区农业机械学校停办。
高河埠初级中学重新恢复。
张云高的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刻前往学校。
他找到刘心益校长。
说明张云高想继续读书的愿望。
刘校长满口答应。
没有推诿。
没有犹豫。
也没有因为家庭困难而轻视这个孩子。
那年九月，张云高再次走进熟悉的校园。
校门还是那座校门。
操场还是那片操场。
可他的心境已经不同。
他知道自己回来的机会多么难得。
他知道父亲为了他跑过多少路。
他知道刘心益校长的一句话，替他托住了即将坠落的少年时光。
被看见的少年
高河埠初中的三年，成为张云高终身难忘的岁月。
那三年里，校园里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息。
老师们认真负责。
同学们健康朴实。
大家在一间间教室里，扎扎实实学完初中全部课程。
没有花哨。
没有浮躁。
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只有清晨朗朗的读书声。
只有夜晚宿舍里低声讨论题目的声音。
这些声音，后来都成了他生命里的底色。
1963年秋，怀宁县组织文化教育系统各单位领导和代表，到老县城石牌镇听取周恩来总理当年7月22日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刘心益让张云高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
这个消息传来时，张云高既兴奋又紧张。
他从未去过县城石牌。
也从未参加过这样正式的场合。
他跟着刘心益校长、丁孔夷主任、校团总支书记、王俊文老师、李实秋会计等领导和老师，一起住进县委招待所。
招待所的走廊很安静。
房间比家里整洁得多。
床单白得发亮。
茶杯摆在桌上，像一件稀罕物。
张云高站在门口，不敢随便坐。
吃饭时，他低着头，不敢夹菜。
刘校长看在眼里，笑着催他。
“别拘束。”
李会计也给他夹菜。
“多吃点。”
老师们越温和，他越拘谨。
他怕自己举止不对。
怕自己给学校丢脸。
也怕自己配不上这份信任。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县城的大场面。
也是他第一次在这样高级的饭店里，品尝到稀罕的佳肴。
饭菜的味道，他后来未必记得真切。
可那种被尊重、被重视、被带进更广阔世界的感觉，深深烙进了心里。
听报告那天，礼堂里很安静。
录音里的声音沉稳有力。
张云高坐得笔直。
他听不懂每一句话背后的全部含义。
但他能感受到一种力量。
一种关于责任、奋斗和未来的力量。
那次经历，对他影响极大。
他开心。
他自豪。
他感动。
他也因此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此后，他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他成为同届同学中第一名新团员。
他当上班主席。
担任团支部书记。
后来又被选为校团总支委员和学生会主席。
这些身份没有让他飘起来。
反而让他更明白，能力不是喊出来的。
威信不是争来的。
它来自一次次把事情做好。
来自一次次在别人需要时站出来。
来自一次次把困难扛在肩上。
志愿表上的沉默
1965年，张云高初中毕业。
班主任王俊文让大家填写志愿草表。
教室里很安静。
同学们低头写字。
有人想上高中。
有人想读中专。
有人还在犹豫。
张云高握着笔，迟迟没有落下。
一年前，父亲离世。
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塌了下去。
他清楚，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上普通高中。
于是，他把所有志愿栏目都填上了师范类学校。
安庆师范学校。
池州师范学校。
一个个名字写下去，像一次次向现实低头。
刘心益知道情况后，把他叫到办公室。
办公室里光线柔和。
桌上堆着作业本和文件。
刘校长看着他，语气平和却坚定。
“你应该填报怀宁中学。”
张云高愣住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刘心益接着说，他会向怀宁中学介绍张云高的家庭经济情况，请学校考虑助学金。
“怀宁中学是本县学校，了解你的情况，有利于解决你的困难。”
这句话很轻。
却像一道光，照进他几乎关闭的未来。
作为一校之长，刘心益竟然关注到他的志愿填报。
关注到他家里有没有钱吃饭。
关注到他还能不能继续读书。
还愿意亲自替他开口求助。
张云高站在那里，眼眶发热。
他知道，这样的关心，不是任何校长都会给。
这样的机会，也不是任何少年都能遇到。
他后来考上桐城中学。
在那里继续读书。
继续把命运一点点往前推。
下放与赤脚教师
1968年10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张云高从桐城中学下放回乡务农。
他再次回到土地。
再次拿起农具。
再次在田埂上顶着烈日行走。
可他没有完全离开教育。
不久后，胜利大队领导安排他做了“赤脚教师”。
赤脚教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朴素。
做起来却并不轻松。
教室简陋。
桌椅不齐。
学生年龄参差不齐。
有的孩子光着脚跑进教室。
有的孩子书包破了一个洞。
有的孩子连铅笔都舍不得削得太短。
张云高站在讲台前，看着一双双眼睛。
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孩子。
想起刘心益校长曾经怎样把他从失学的边缘拉回来。
于是，他教得更认真。
他白天上课。
晚上备课。
农忙时还要下地。
手上磨出了茧。
嗓子常常哑得说不出话。
可他没有抱怨。
因为他知道，讲台就是他的命。
只要能站在上面，他就觉得自己还活着。
一次改变命运的调动
1972年春，高河公社文化教育界党委委员刘心益，在公社党委会上提出，要把张云高从胜利学校抽调到高河中学，任“顶编代课教师”。
所谓顶编代课教师，意味着纳入正式教师编制管理。
它与普通代课教师不同。
也与赤脚教师不同。
按照当时政策，赤脚教师队伍虽然长期存在，却不能转正。
而代课教师，存在转为正式教师的可能。
这条缝隙，就是希望。
公社党委会一致同意。
消息传到胜利大队片区蹲点的公社徐副书记那里。
徐副书记随后通知了大队徐腊苟书记等领导。
3月30日，刘心益又亲自来到胜利大队。
他与大队领导联系张云高去高河中学代课的具体事宜。
他要尽量消除阻力。
他要把这条路铺得稳一些。
张云高起初并不知情。
刘心益没有张扬。
也没有提前告诉他，让他空欢喜。
直到3月31日，张云高收到高河中学查文彦老师的来信。
信里催他尽早去高河中学上班。
他这才知道，命运已经悄悄转动。
那一刻，他拿着信，手都在抖。
信纸很薄。
字却重如千钧。
他反复看了好几遍。
每一个字都像火苗，烧得他眼眶发酸。
这是天大的机遇。
这是他几乎不敢奢望的转折。
而替他争取这一切的人，正是刘心益。
回到母校
4月2日，张云高回到高河中学。
他无比兴奋。
无比激动。
脚下的路仿佛都变得轻快。
校园还是那个校园。
梧桐树依旧挺立。
教室的窗户依旧明亮。
操场上有学生奔跑。
办公室里有老师批改作业。
一切熟悉得让人想哭。
他对自己说：学校是我的母校。
老师是我的母校老师。
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
他可以像从前做学生一样，再学习。
他可以随时随地不懂就问。
他可以毫无芥蒂地与老师们玩笑。
虽然代课教师的日子仍然艰难。
虽然工资微薄。
虽然前途未卜。
可他的心情是舒畅的。
他的心是快乐的。
他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这种幸福，不是来自物质。
而是来自归属感。
来自被接纳。
来自重新站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深夜里的医院灯光
让张云高更加感动的是，刘心益对他的关心，细致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方。
一个周六晚上，张云高突发急性肠胃炎。
腹痛如绞。
脸色惨白。
身体严重虚脱。
他被送进高河医院。
深夜的医院灯光昏黄。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瓶滴落的声音。
张云高躺在病床上，浑身无力。
他以为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
没想到，刘心益和许多老师都来看他。
刘校长站在床边，声音不高，却让人安心。
“安心治疗。”
“医药费学校给你报销。”
这句话让张云高怔住。
一般情况下，代课教师的医药费不能报销。
他的月工资只有三十元。
而治疗费用远远超过三十元。
刘校长了解他的困难。
也愿意为他排忧解难。
那一刻，张云高没有说太多感谢的话。
他怕一开口，眼泪就会掉下来。
他只是紧紧攥着被角。
心里一遍遍念着：这样的校长，太难得了。
这样的恩情，太重了。
被抹掉的名字，又被重新提起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张云高渐渐明白，既然考大学之路不顺，那就安安心心在学校里好好教学。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报答刘心益校长长期以来的关爱。
他认真备课。
认真上课。
认真带学生。
认真把每一堂课站稳。
他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可他没有想到，刘心益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刘心益没有大声疾呼。
也没有四处张扬。
他只是等待合适的机会，向上级反映情况。
高考前三周的一个星期天，县文教局局长曹振华来到高河中学，检查高考考场准备情况。
刘心益抓住这个机会，向曹局长反映了张云高高考报名未准的事。
办公室里气氛严肃。
桌上摆着考场安排表。
窗外有学生走过的脚步声。
刘心益语气坚定。
他把张云高的情况说清楚。
也把张云高的能力说清楚。
曹振华听后，当即表态。
“那怎么不行！”
“代课教师可以报考师范院校嘛！”
“我给公社打招呼，让张云高报名参加考试。”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乌云。
当天，张云高像往常一样，在生产队挣了一天工分后，匆匆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刘心益把他叫到一旁，转告了曹局长的话。
“你可以报名了。”
“明天赶紧去把名字报上。”
张云高听完，整个人像被电流击中。
他愣了几秒。
随后眼眶发热。
他再次被感动到说不出话。
这不是普通的一句话。
这是把他从绝望边缘拉回来的一句话。
这是把他被抹掉的名字，重新写回命运名单上的一句话。
最后的二十天
第二天，张云高兴高采烈地去公社报名。
可报名过程并不顺利。
高河公社汪志高秘书无端阻挠。
一次次拖延。
一次次推诿。
一次次让他回去等。
张云高站在公社办公室外，心里又急又怒。
他知道，时间正在一秒一秒流逝。
每一天的延误，都可能让他错过高考。
他不得不反复去问。
反复去等。
反复去争取。
直到最后，名字终于报上。
可离高考，只剩下二十来天。
二十天。
对于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来说，短得几乎残酷。
张云高没有抱怨。
也没有时间抱怨。
他把自己关进宿舍。
他把课本摊满一床。
他把历年试题一遍遍翻出来。
他把公式抄在纸上。
他把重点背到深夜。
煤油灯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窗外偶尔传来狗吠。
远处田地里仍有蛙声。
他困了就洗把脸。
累了就站起来走两步。
饿了就啃几口干粮。
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失去。
他也知道，刘心益校长替他争来的，不是一张报名表。
而是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高考那天，他走进考场。
手心出汗。
心跳很快。
可当他看见试卷时，心里反而慢慢静了下来。
那些曾经扎实学过的知识。
那些在初中三年打下的基础。
那些在代课岁月里反复温习的内容。
那些在深夜灯下一遍遍背诵的公式。
全都一点点浮现出来。
他握紧笔。
一题一题往下写。
他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