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704章 张云高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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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风从教室窗户的破洞里钻进来，把讲台上的粉笔灰吹成一道白雾。
张云高把那半截粉笔头捏在指间，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 “分数应用题” 五个字。
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又尖又涩。
他写得很慢，也很用力，每个笔画都像是要摁进黑板里去。
底下一共二十三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挤在一间由祠堂改成的教室里。
这叫复式班。
他讲完四年级的题，让四年级写字，再回头讲一年级的拼音。
一节课里，他的嗓子要在四个年级之间来回跑。
下课铃是校长手里那只铁皮哨子，吹三声。
哨子一响，孩子们像被放出去的麻雀，呼啦一下全散了。
张云高没有回办公室。
他蹲在教室后墙的墙根下，后背对着太阳，从怀里摸出一张折了四折的纸片。
纸片上密密麻麻全是他自己抄的东西。
《中国历史纪年简表》，从夏商一直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他的手指在纸面上一点一点地往下挪。
商，约公元前十六世纪。
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二五六年。
秦，公元前二二一年。
他的嘴唇在动，声音压在喉咙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十分钟。
课间只有十分钟。
哨子又响了，他把纸片折回去，塞进怀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冷得早，也冷得硬。
张云高的日子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教书，一半是啃书。
白天，他是公社中学的代课教师。
晚上，他是全县五百多个考生里年纪偏大的那一个。
高中三年的课本，六个学科，摞在桌上有一尺多高。
这些书，他大多是借来的。
有的是从学校仓库里翻出来的旧书，封皮上还印着 “xx 公社中学图书室” 的蓝章。
有的是从往届毕业生家里一本一本淘来的，书角卷得像油炸过的豆皮。
有的干脆是别人抄的，字迹歪歪扭扭，公式却抄得一丝不苟。
张云高把这些书当成命。
他给每一本书都包了牛皮纸的皮。
牛皮纸是从大队部的旧水泥袋上裁下来的，里面还带着 “425 标号” 的黑字。
夜里，他把煤油灯的灯芯挑到最亮。
灯芯挑得太高，火苗会冒黑烟，第二天早上擤鼻涕，纸上都是黑的。
他知道这一点，可他还是一次次把灯芯往上挑。
他舍不得那点黑烟，更舍不得那点时间。
妻子在灶屋里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一下，一下。
“睡吧。” 妻子说。
“再看完这一节。”
“你眼睛不要了？”
“眼睛能撑。”
妻子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把一碗热水端过来，水面上漂着两片姜。
“喝了，暖和。”
张云高接过来，一口气喝完，把碗递回去，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
他看的是一本借来的《社会发展简史》，纸页黄得像烟熏过。
公社的会也多。
有时候是晚上开，有时候是白天开，一开就是两个钟头。
干部在台上念文件，底下的人抽烟、咳嗽、往鞋底上敲烟灰。
张云高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把本子摊在膝盖上。
他做出记笔记的样子。
其实他记的是政治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有哪几点？”
他写得很快，字迹很小，一行能记下二十多个字。
散会的时候，别人的本子上是会议精神，他的本子上是一整页考点。
他不敢让人看见。
有一回，大队的会计从他背后经过，探头看了一眼。
“云高，你这记的啥？”
“记的…… 记的会议精神。”
会计笑了笑，没再问。
张云高的后背出了一层汗。
他这人小心。
从小就知道，凡事不能太显。
他当了两年代课之前，还当过两年多的 “赤脚教师”。
在生产队里，他也干过不少时日的农活。
工分、口粮、布票、返销粮，这些东西他一样一样地都摸过。
他太懂什么叫 “没着落”。
所以他更懂，这次考试，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抓住什么东西的机会。
每一秒对他都金贵。
走路的时候，他在心里默背英语单词。
挑水的时候，他在心里过一遍地理上的山脉河流。
蹲茅厕的时候，他把一张写满年代的小纸条摊在膝头上。
有一回被同村的会计撞见，会计在茅厕外头笑出了声。
“云高啊云高，你这是要考状元？”
“考不上状元，考个饭碗。”
“饭碗？你教着书，不就有饭碗？”
张云高没答。
代课教师不叫饭碗，叫 “临时”。
临时这两个字，说来轻巧，压在身上却是一年到头都不敢咳嗽的重量。
考试的这几天，张云高的情绪反倒是稳的。
不慌。
也不特别紧张。
紧张这东西，在他身上早就磨平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抱着六本借来的旧课本，跟十七八岁的娃娃挤在一个考场里，还有什么可紧张的。
他只担心一件事。
作文题。
语文是第一科。
考前那个晚上，他坐在灯下，把可能出的作文题在脑子里列了一遍。
列了七八个。
“难忘的一天”。
“记一位先进人物”。
“在红旗下成长”。
“谈艰苦奋斗”。
他一个一个地想，一个一个地试。
想着如果真出了这个题，第一段怎么起，中间用什么例子，结尾怎么收。
想着想着，手心就出汗了。
他最怕的，是题出在他准备的范围之外。
那种感觉，就像种了一年的地，眼看要收了，忽然来一场冰雹。
他吹灭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
屋外的风刮过屋檐，把一截松了的瓦片吹得轻轻地响。
妻子翻了个身。
“睡不着？”
“睡着呢。”
“睡着了还说睡着。”
张云高笑了笑。
“脑子里有事，压不住。”
“啥事？”
“怕题出偏了。”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
“你读了那么多书，还能出偏？”
“读的书多，不等于题就不偏。”
天还没亮，妻子就起来了。
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红一块，黄一块。
她煮了两个鸡蛋。
那两个鸡蛋本来是攒着要拿去换盐的。
鸡蛋放在碗里，热气腾腾，蛋壳上还沾着一点锅灰。
“吃了。”
“留着给娃。”
“娃有。”
张云高没有再推。
他把鸡蛋剥了，蛋白又白又嫩，蛋黄噎人。
他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
出了村口，天边刚泛白。
路边的枯草上结着一层白霜，踩上去咯吱一声。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上补过两道。
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
肩上挎着一个用旧布缝的书包，书包里装着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两块橡皮、一支削好的铅笔。
还有那张准考证。
准考证是一张薄纸，上面有他的照片，有考场号，有一个红得发亮的圆公章。
他每隔一段路，就要伸手在书包外面按一按，确认那张纸还在。
考场设在县城中学。
他到的时候，校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那场面，他这辈子只见过一次。
人从校门口一直排到街口，黑压压的，像赶集，又比赶集静。
他站在人群里，往四周看。
有十七八岁的娃娃，脸冻得通红，缩着脖子背书。
有二十出头的知青，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上衣，怀里抱着一摞书。
有三十多岁的汉子，胡子拉碴，手上还是干活磨出的老茧。
也有四十来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还抱着一个旧帆布包。
他看见一对像父子的人站在墙根下，父亲在给儿子讲什么，儿子一边听一边点头。
他也看见一个女的，怀里抱着个孩子。
孩子睡着了，她把棉袄下摆盖在孩子身上。
张云高的嗓子有点发紧。
这一年，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走进了考场。
最后录取的，只有二十几万。
二十几分之一。
这几个数字，他在报纸上看了不止一遍。
每看一遍，心里就沉一下，又提一下。
沉的是那五百万。
提的是那二十几万。
既然有人能被录取，那为什么不能是我。
监考老师拿着名单在门口念。
“考场纪律，都听清楚了。”
“不许交头接耳。”
“不许夹带。”
“发现夹带，立即清出考场。”
有人咳嗽了一声。
有人在搓手。
有人把钢笔帽拧开又拧上，拧上又拧开。
张云高坐在靠窗的位置。
桌椅是旧的，桌面上刻着不知哪一届学生刻的字，还有用小刀划出的深深浅浅的沟。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掌心贴着冰凉的木头。
手背上有一道一道的口子，是冬天冻裂的，红着，还没结痂。
铃响了。
那一声铃，响得人心里一颤。
卷子发下来。
油印的，纸有点薄，字迹黑里透蓝，还带着一股油墨味。
张云高没有先做题。
他把卷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直接翻到最后。
作文题在最后一页。
两道。
任选一道。
第一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第二道，《紧跟华主席，高唱〈东方红〉》。
张云高盯着那两行字，看了足有五秒钟。
然后他乐了。
是那种从胸口底下冒上来的乐。
嘴角压都压不住。
他几乎没有犹豫。
他选定了《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他甚至没有花时间去分清另一道题里写的是 “高唱” 还是 “永唱”。
用不着了。
因为他肚子里，正好装着这个题。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是叶剑英元帅那首《攻关》诗里的两句。
全诗他记得清清楚楚：“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首诗发表的时候，他在报纸上读过，也在学校的政治学习会上听人念过。
他当时就抄在本子上。
抄的时候，手指还有点抖。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这句话，他念了很多遍。
念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
攻城，他攻不了。
攻书，他还攻得动。
同一时期，报纸上登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地质之光》。
他找来读，读得眼睛发涩。
后来又读到陈景润的故事。
一个人在六平方米的小屋里，就着一盏灯，算了几麻袋的草稿纸。
酸到人瘦得脱了形，走路都要扶着墙。
张云高读完那段，坐在门槛上发了很久的呆。
他不是感动，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着了。
他想，人家那是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呢。
我连一个饭碗都还没摘到手。
可这道理是一样的。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所以当他在试卷上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有话可说。
而且话很多。
对语文的知识题，张云高是有底气的。
他按顺序往下答。
拼音，字词，语法，阅读。
一边答，一边脑子里在转作文的架子。
第一段怎么起，第二段举什么例子，第三段怎么拐一个弯。
结尾要收得亮，要让人眼前一亮。
他答得很顺。
那种顺，不是轻飘的顺，是一锄头下去正落在松土上的顺。
答到中间，他停了一下笔。
他从脑子深处翻出一句话。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马克思的话。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两遍。
念第二遍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句要嵌进去。
嵌在文章最吃劲的地方，做那根撑起全篇的梁。
他写下去。
钢笔尖在纸上走，墨水有点涩，写出来的字有一点点洇。
他不计较。
字要正，要清，要让阅卷的人看得舒服。
手背上那几道口子，被纸边刮得有点疼。
疼他不管。
考试结束的铃声还没响，他的作文已经收尾了。
他停了一下，回头看结尾那几句话。
觉得不够亮。
他把最后两句划掉，重写。
写得更紧，更有劲。
“路再陡，脚是自己的。”
“山再高，人是要上去的。”
写完，他把笔放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接着他回头去做那道附加题。
二十分，古文加标点，再直译成现代汉语。
一看到这道题，他心里又是一乐。
古文他不怕。
他读过《古文观止》，也读过《中华活页文选》上的一些文章。
有的是借的，有的是在别人家墙上贴着的报纸上剪下来的。
他读的时候，不全懂。
不懂就硬啃。
啃一句，抄一句，抄完了再回头念。
那些 “之乎者也”，在他嘴里嚼了几年，嚼出了味道。
所以这道题他做得极顺。
哪个地方该断，哪个地方该连，哪个字是虚，哪个字是实，他心里有数。
标点加完，他一句一句地译。
译完，他又从头看了一遍。
没有一个地方含糊。
铃响了。
监考老师喊 “停笔”。
考场里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叹气声。
张云高把卷子理平，扣在桌上，站起来。
走出考场，太阳照在脸上，晒得人有点发晕。
外头已经炸了锅。
“没做完！我作文才写了一半！”
“附加题我压根没看懂！”
“那篇古文是哪儿出的？我一句都断不下来！”
有人蹲在地上，抱着头。
有人靠在墙上，眼睛发直。
有人在骂自己。
张云高从他们旁边走过去，没有说什么。
他心里明白。
这一科，他圆满地做完了。
第一科考完，张云高心里落下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一落，整个人的气势就不一样了。
第一科给了他的，不只是分数，是底气。
底气这东西，比分数还要紧。
第二科是数学。
张云高早有心理准备。
十一年前，他是个高一学生。
高一还没读完，书就断了。
一个只读到高一的人，去考高考的数学难题，那是不作奢望的。
他心里给自己画了一条线。
能考多少算多少。
力争过及格线。
所以考数学的时候，他反倒是最松的。
不紧张。
也不发慌。
遇上难题，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会做就做，不会做就先放着，把能拿的分先捏在手里。
幸好李开银老师给他讲的那些复习重点，基本都考上了。
李开银是他的老同事，教数学的，为人厚道。
复习那阵子，李开银把自己压箱底的一套旧题拿给他。
“这几块，你重点看。”
“函数，方程，几何证明。”
“别的你来不及了。”
张云高就按着这几块啃。
他啃得很苦。
有些题，他白天在讲台上讲完小学的加减法，晚上回来做高中的方程，脑子转得像磨盘。
但他坐下来了。
所以数学这一场，他把自己预期的目标，基本完成了。
政、史、地三科，他考得都满意。
基本都在他准备的范围里，没有留下一道空白题。
政治卷子的最后一道，是二十分的大题。
题目是：谈谈 “十月革命” 的伟大意义。
张云高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几乎要在考场上笑出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正是 “十月革命” 胜利六十周年。
那一天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长篇社论。
那篇社论他找来读了，读了三遍。
社论里总结的六点伟大意义，他早就背得滚瓜烂熟。
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一直到第六点，顺序都不能错。
他背的时候，是把社论抄在一张旧报纸背面的。
抄完了贴在灶屋的墙上。
烧火的时候看一眼，吃饭的时候看一眼，睡觉前再看一眼。
等到试卷发下来，他一打开，先找这道题。
找到了。
然后他一字不落地往下写。
六点，一点不落，一点不乱。
写完，他数了数字数，觉得还单薄。
他就在每一点后面补了两句自己的话。
补得不花哨，实在。
这道题的二十分，他拿得踏实。
说起来，他能押中这道题，也不是全凭运气。
他当了这么多年教师，年年都要琢磨学区内学生出的考题。
琢磨得多了，对命题就有点精准的认识。
什么叫 “精准”？就是知道出题的人会往哪儿想。
所以复习那阵子，他一边看书，一边在心里换一个位子坐。
“如果我是命题人，我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这句问话，他在心里问了自己几十遍。
问完了，他就跟着感觉，去找前前后后两年的报纸来翻。
一份一份地翻，翻到手指发黑。
看到觉得是 “热点” 的，就圈起来。
圈完了，再一条一条誊抄到本子上。
那本子抄得密密麻麻，一页上挤着两三百个字。
进考场之前，他还把那本子翻开，把答案又浏览了一遍。
那时候他心里也没底。
这种猜，谁能说得准。
没想到，果然预感对了。
史地考完，他从考场走出来，人还没走下台阶。
一个学长从人堆里挤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张云高！”
“嗯？”
“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里？”
“堪培拉。”
张云高脱口而出。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胸口是挺起来的。
他心里想的是：这个大洋洲最大国家的首都，我能不记住吗。
“不是悉尼吗？” 学长愣了。
“不是啊。”
张云高笑了笑。
“悉尼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不是首都。”
“坏了！”
学长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
“坏了坏了！我只知道悉尼出名！”
他站在台阶下，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抽了一巴掌。
张云高看着他，忽然有点不忍。
这一分两分，对有些人是一分两分。
对另一些人，是一年，两年，一辈子。
他没有再说什么安慰的话。
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
他只是把书包往肩上提了提，往人群外头走。
世事沧桑。
张云高自己也没想到，四十年后的二〇一八年春节，他的小孩子能带着他们一家，真的到那片土地上去走一走。
站在堪培拉的湖边，他会忽然想起一九七七年冬天这个台阶。
想起那个抓着他胳膊问 “不是悉尼吗” 的学长。
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日子能过到那么远。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考英语。
英语是选考科目。
只有报考外语、外事这一类涉外专业的考生，才非考不可。
昨天还熙熙攘攘的考点，今天上午忽然只剩一个考场。
二十多名考生。
空下来的考场，桌椅排得整整齐齐，一间一间地空着。
风从走廊里穿过去，能听见回音。
张云高坐在里面，觉得有点寂寥，又有点得意。
这一年英语只算参考分。
可他抱着极大的希望。
他是报考英语专业的人。
不考出个模样来，对不起自己。
卷子发下来，他先过一遍。
大部分试题他都熟悉。
包括英译汉。
水到渠成。
他尤其得意的是那两个字。
“山山水水”。
英文是 “mountains and hills，rivers and streams”。
他译的时候，笔尖没有停。
“mountains and hills”，山和丘陵。
“rivers and streams”，大河和小溪。
合起来，就是 “山山水水”。
灵感闪上来的那一刹那，他心里是何等的窃喜。
他几乎想拍一下桌子。
不少人把它译成 “大山和小山，大河和小河”。
何其拙也。
一个 “山山水水”，四个字，气象就全出来了。
他心里美了一阵。
紧接着，最后那两大段汉译音，把他按住了。
他原本估计，汉译英也就是几个单句。
一句一句地译，主谓宾摆清楚就行。
他从来没想到，会出来这么跟文章一样的大段大段的东西。
更没想到，命题人会出内容对他这么生疏的试题。
张云高心里骂了一句。
这真的是在 “烤” 人了。
一段是说数学家陈景润。
说他怎么刻苦攻关，怎么摘取数学皇冠上的璀璨明珠，怎么填补了科学的空白。
另一段是讲周恩来总理。
说他如何勤勉工作，为人民操劳，每天工作到 “东方红”。
“东方红” 三个字，在这里不是歌名，是天亮。
是那种一直工作到广播里响起《东方红》的天亮。
张云高盯着那两段英文，太阳穴上跳了一下。
他先把笔放下。
闭了一下眼睛。
再睁开。
他告诉自己，稳住。
大段不可怕。
大段就是一句一句堆起来的。
他拿铅笔在草稿纸上把大段划开。
一句，一道竖线。
一句，一道竖线。
划完了，他数了数，一共十一句。
十一句，就是十一道门槛。
一道一道地翻。
先找准句型。
是主系表，还是主谓宾。
是从句套着从句，还是并列。
找准了，再找词。
词不够，就换一个意思最近的。
绝不能空着。
他一句一句地攻。
攻到第七局的时候，铃还没响。
攻完第十一句，他把笔一放。
手心全是汗，把草稿纸的边都洇软了。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得极慢。
还有时间。
他把整段通读了一遍。
有几处，他觉得不够顺。
改了。
有两处，词用得不准。
也改了。
考场里陆陆续续有人交卷。
张云高一直坐到铃响。
全卷一百零几分，如果要扣，只能扣在这里。
别的地方，扣不动。
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很亮。
他抬头看了一眼太阳。
心里轻松愉快，像卸了一副担子。
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
张云高说：“不知道别人考得如何。”
这话不是客套。
是真话。
他只知道自己的。
关心他的人都笑了。
“你这个人，就是不吭声。”
“吭声有什么用。”
张云高把书包甩到背上，慢慢地往车站走。
他知道，剩下的，就是静候消息。
消息来得比他想的快。
大概过了半个月。
那天下午，他正在教室里给学生讲一道除法。
校长在门外敲了敲窗。
“云高，你出来一下。”
他出去。
校长手里捏着一张纸。
“初选通知。”
“你上了。”
张云高接过那张纸。
纸很薄。
上面写着，要求他到安庆师范大学老校区参加英语口试。
他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名字。
第二遍，看地点。
第三遍，才敢相信那是真的。
他的手在抖。
抖得纸边都在轻轻地颤。
那天晚上，家里没点灯。
妻子问：“咋不点灯？”
“点了灯，我怕这是做梦。”
妻子骂了他一句。
然后就哭了。
第二天，他得提前一天赶到安庆。
从公社到县城，从县城到安庆，一路要换两趟车。
长途汽车是那种老式的，车厢里挤得人贴着人，汽油味混着烟味。
张云高坐在靠窗的位子上。
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他用袖子擦了一块出来。
看着外头的田，一亩一亩地往后退。
到安庆，天快黑了。
他找了个最便宜的旅社。
一晚上五毛钱，一间屋睡四个人。
床是木板床，铺的褥子薄得能看见底下的板缝。
他把书包枕在头下。
一夜没怎么睡。
不是紧张，是舍不得睡。
他觉得这个夜里，每一分钟都是他挣来的。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
洗了脸。
把头发用手沾着水，抿了两下。
然后把那双鞋从书包里拿出来。
那是一双解放鞋。
是他所有鞋里最好的一双。
旧，但是合脚。
鞋面洗得发白，颜色淡了，反倒恰到好处，比新的还好看。
他一点一点把鞋带系紧。
洗完了，站起来，跺了两下脚。
他觉得脚底下有劲。
走出旅社，安庆的街上已经有人了。
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白汽，油条在锅里翻滚。
自行车铃铛响得清脆。
有人穿着呢子大衣，有人穿着皮鞋。
张云高走在这些人中间。
他的蓝布棉袄旧了。
他的解放鞋褪了色。
可他不觉得矮。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副被压了这么多年的身子，变得高大了。
心里头暖洋洋的，是那种 “一览众山小” 的暖。
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一个代课的、种过地的、三十来岁的人，走在安庆的大街上，居然有了这种心思。
可他就是有。
藏都藏不住。
英语口试在安庆师范大学老校区。
进了校门，他先在人堆里找熟人。
找了一圈。
一张熟悉的脸都没有。
他熟悉的那些考生，没有一个人来。
他不甘心。
他想找一个人。
那个在安庆地区造纸厂工作的考生。
那人的父亲，是上海某所大学的教授。
那人跟他同一个考场。
考英语的时候，就坐在他斜后方。
张云高绕着口试的考生队伍走了好几圈。
从前头走到后头。
从走廊走到院子。
没有。
那人没来。
考前大家都在传说，那人的英语挺好。
说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仰望。
张云高也仰望过。
他当时想，人家是教授的儿子，从小听的就不是本地话。
这一科，人家是有底子的。
现在，高下立判。
到了口试，人没来。
那说明什么，不用说明。
张云高心里没有快意。
只是有点凉。
这一场考试，像一把筛子。
筛下去的，不知道有多少是有本事的，只是没能来。
英语口试是严肃的。
也是严格的。
听说口试的老师，都是从大学里抽调来的。
一个个穿得整齐，说话慢，眼睛很亮。
每个考生抽签，定了内容才能进去。
先是读句子。
再是读一篇短文。
然后老师就着短文提问，考生用英语答。
一个考生一般要二十分钟左右。
轮到他，他进去，鞠了一躬。
抽了签。
签上的号码，他捏在手心里，捏出了一层汗。
读句子。
读短文。
老师提问。
他听得很仔细，答得也稳。
有的词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换一个说法绕过去。
老师没有打断他。
最后，老师点了点头。
那一下点头，张云高记了一辈子。
等最终成绩出来，张云高的英语高考成绩，位列安庆市第一名。
这个结果，和他十二年前中考的英语成绩，一模一样。
十二年前。
那时候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现在，他三十来岁，手背上有冻裂的口子，袖口上补过两道。
十二年前的第一名，中间隔了整整十二年的你。
他站在泥里，居然又把这个第一名，捡了回来。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旅社的木板床上坐了很久。
屋里没有灯，走廊上的灯透进来一点昏黄。
他把两只手摊开，看自己掌心的纹路。
他想起很多事。
想起在生产队里挑粪。
想起赤脚教师那些日子，走在田埂上，裤脚上全是泥。
想起在煤油灯下把灯芯往上挑，第二天擤出来的鼻涕是黑的。
想起妻子把两个本来要换盐的鸡蛋煮给他吃。
辛酸的人啊，也得到了欢乐的体验。
这欢乐是知识给的。
这话他在心里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念到第二遍，眼睛就热了。
他没有哭。
他只是把手掌合起来，又摊开。
填志愿是在高考之后，紧跟着就办。
表格发到手里，别人都在琢磨。
琢磨学校，琢磨专业，琢磨哪个地方将来有出息。
张云高不琢磨。
他想得最简单。
不费脑筋。
只要能被录取就好。
只要能脱离农村就好。
这话说出来，有人说他没志气。
张云高笑笑。
志气这东西，得先有肚子撑着。
肚子空着的人谈志气，那是唱戏。
他当过两年多的 “赤脚教师”。
又当过六年的代课教师。
在生产队里，他还干过一些时日的农活。
这样奇奇怪怪的遭遇，让他最懂现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一纸 “临时”，能压得人十年不敢喘大气。
现实是，一个三十来岁、有家室的人，不能只为自己活。
“我这样的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是饭碗。”
“是有保障的铁饭碗。”
“是吃国家供应的口粮，而不是自己种的口粮。”
他在心里把这几句话摆得清清楚楚。
他以往的 “狂妄” 和 “野心”，早已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
年轻的时候，他也想过一些大的。
想过走出去，想过干一番什么。
现在他不想了。
现在他只想，把一家人的日子，安稳地放下来。
所以填志愿的时候，他的笔很稳。
他一心想进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
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这里离家最近。
离家近，就能兼顾照顾家人。
星期六能回去，星期日能回来。
家里有事，能赶得上。
地里的活，能搭把手。
娃发烧，能抱着去卫生院。
就这些。
别的理由，一条都没有。
他只填报了这所大学的英语和中文两个专业。
其他学校，一概不填。
其他专业，一个不写。
有人劝他多填几个，稳妥。
“万一这个不中呢？”
“不中就不中。”
“不中你不就白考了？”
“白考也是考了。”
他说得很平。
其实他心里不是不怕。
他怕。
怕得晚上躺在炕上，眼睛睁着看房顶。
可他还是只填了这两个。
因为在他心里，除了这两个，别的都不算 “过日子”。
志愿表交上去之前，出了一件事。
他的老师，查文彦先生，听说了他的志愿。
查先生是他念书时候的老师。
头发已经白了，走路有点佝偻，说话还是那么慢。
查先生把志愿表拿在手里，看了半天。
“你就填这一个？”
“就填这一个。”
“云高啊。”
“先生。”
查先生没有再说别的。
他回屋，铺开信纸，拿出一支笔。
他给在安师大安庆教学点担任领导的学生石某，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长。
一笔一画，写得很稳。
信里介绍了张云高的情况。
说了他的经历。
说了他的成绩。
说了他这些年的不容易。
也说了张云高想被录取到该校学习的愿望。
最后，查先生在信里写了一句：
“请在原则范围内，照顾一下他填的志愿。”
写完，他把信封好，贴上邮票。
邮票是他自己抽屉里存的，八分一张。
他把信交给张云高。
“拿去吧。”
“先生……”
“送过去。”
“我该怎么谢您。”
查先生摆了摆手。
“你要是能读出来，就是谢我。”
张云高把信揣在怀里。
那封信的纸有点硬，隔着棉袄，能摸到边。
他往邮局走。
街上风大，他把棉袄领子往上竖了竖。
走到半路，他停下来，把信又摸出来看了一眼。
信封上的字是查先生的笔迹。
一笔一画，都是下了功夫的。
他把信放回去，重新揣好。
这一封信，他不知道能不能顶用。
但他知道，这封信里装的，是一个老先生对一个人的看重。
天很冷。
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走得很快。
张云高也走得很快。
他的解放鞋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前面是邮局。
绿色的邮筒立在路边，筒口被磨得发亮。
他走过去。
在把信投进去之前，他又停了一下。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
灰白灰白的，像要下雪。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想起考场里那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想起他写的那两句：路再陡，脚是自己的；山再高，人是要上去的。
他把信投了进去。
“咚” 的一声，很轻。
可他自己听见了。
那一声，像什么东西，落在了很远的地方。
他转过身，往回走。
后面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那封信会不会被看到。
不知道那个 “原则范围内” 究竟有多大的范围。
不知道自己这三十来岁的年纪，会不会在第一轮就被划掉。
不知道明年三月，他能不能坐在安庆那间教室的最后一排。
他只知道，眼下他要回去。
回去教书。
回去备课。
回去在煤油灯下把灯芯往上挑一挑。
路还在脚下。
风还在往脸上刮。
他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加快了步子。
张云高把那半截粉笔头捏在指间，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 “分数应用题” 五个字。
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又尖又涩。
他写得很慢，也很用力，每个笔画都像是要摁进黑板里去。
底下一共二十三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挤在一间由祠堂改成的教室里。
这叫复式班。
他讲完四年级的题，让四年级写字，再回头讲一年级的拼音。
一节课里，他的嗓子要在四个年级之间来回跑。
下课铃是校长手里那只铁皮哨子，吹三声。
哨子一响，孩子们像被放出去的麻雀，呼啦一下全散了。
张云高没有回办公室。
他蹲在教室后墙的墙根下，后背对着太阳，从怀里摸出一张折了四折的纸片。
纸片上密密麻麻全是他自己抄的东西。
《中国历史纪年简表》，从夏商一直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他的手指在纸面上一点一点地往下挪。
商，约公元前十六世纪。
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二五六年。
秦，公元前二二一年。
他的嘴唇在动，声音压在喉咙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十分钟。
课间只有十分钟。
哨子又响了，他把纸片折回去，塞进怀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冷得早，也冷得硬。
张云高的日子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教书，一半是啃书。
白天，他是公社中学的代课教师。
晚上，他是全县五百多个考生里年纪偏大的那一个。
高中三年的课本，六个学科，摞在桌上有一尺多高。
这些书，他大多是借来的。
有的是从学校仓库里翻出来的旧书，封皮上还印着 “xx 公社中学图书室” 的蓝章。
有的是从往届毕业生家里一本一本淘来的，书角卷得像油炸过的豆皮。
有的干脆是别人抄的，字迹歪歪扭扭，公式却抄得一丝不苟。
张云高把这些书当成命。
他给每一本书都包了牛皮纸的皮。
牛皮纸是从大队部的旧水泥袋上裁下来的，里面还带着 “425 标号” 的黑字。
夜里，他把煤油灯的灯芯挑到最亮。
灯芯挑得太高，火苗会冒黑烟，第二天早上擤鼻涕，纸上都是黑的。
他知道这一点，可他还是一次次把灯芯往上挑。
他舍不得那点黑烟，更舍不得那点时间。
妻子在灶屋里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一下，一下。
“睡吧。” 妻子说。
“再看完这一节。”
“你眼睛不要了？”
“眼睛能撑。”
妻子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把一碗热水端过来，水面上漂着两片姜。
“喝了，暖和。”
张云高接过来，一口气喝完，把碗递回去，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
他看的是一本借来的《社会发展简史》，纸页黄得像烟熏过。
公社的会也多。
有时候是晚上开，有时候是白天开，一开就是两个钟头。
干部在台上念文件，底下的人抽烟、咳嗽、往鞋底上敲烟灰。
张云高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把本子摊在膝盖上。
他做出记笔记的样子。
其实他记的是政治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有哪几点？”
他写得很快，字迹很小，一行能记下二十多个字。
散会的时候，别人的本子上是会议精神，他的本子上是一整页考点。
他不敢让人看见。
有一回，大队的会计从他背后经过，探头看了一眼。
“云高，你这记的啥？”
“记的…… 记的会议精神。”
会计笑了笑，没再问。
张云高的后背出了一层汗。
他这人小心。
从小就知道，凡事不能太显。
他当了两年代课之前，还当过两年多的 “赤脚教师”。
在生产队里，他也干过不少时日的农活。
工分、口粮、布票、返销粮，这些东西他一样一样地都摸过。
他太懂什么叫 “没着落”。
所以他更懂，这次考试，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抓住什么东西的机会。
每一秒对他都金贵。
走路的时候，他在心里默背英语单词。
挑水的时候，他在心里过一遍地理上的山脉河流。
蹲茅厕的时候，他把一张写满年代的小纸条摊在膝头上。
有一回被同村的会计撞见，会计在茅厕外头笑出了声。
“云高啊云高，你这是要考状元？”
“考不上状元，考个饭碗。”
“饭碗？你教着书，不就有饭碗？”
张云高没答。
代课教师不叫饭碗，叫 “临时”。
临时这两个字，说来轻巧，压在身上却是一年到头都不敢咳嗽的重量。
考试的这几天，张云高的情绪反倒是稳的。
不慌。
也不特别紧张。
紧张这东西，在他身上早就磨平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抱着六本借来的旧课本，跟十七八岁的娃娃挤在一个考场里，还有什么可紧张的。
他只担心一件事。
作文题。
语文是第一科。
考前那个晚上，他坐在灯下，把可能出的作文题在脑子里列了一遍。
列了七八个。
“难忘的一天”。
“记一位先进人物”。
“在红旗下成长”。
“谈艰苦奋斗”。
他一个一个地想，一个一个地试。
想着如果真出了这个题，第一段怎么起，中间用什么例子，结尾怎么收。
想着想着，手心就出汗了。
他最怕的，是题出在他准备的范围之外。
那种感觉，就像种了一年的地，眼看要收了，忽然来一场冰雹。
他吹灭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
屋外的风刮过屋檐，把一截松了的瓦片吹得轻轻地响。
妻子翻了个身。
“睡不着？”
“睡着呢。”
“睡着了还说睡着。”
张云高笑了笑。
“脑子里有事，压不住。”
“啥事？”
“怕题出偏了。”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
“你读了那么多书，还能出偏？”
“读的书多，不等于题就不偏。”
天还没亮，妻子就起来了。
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红一块，黄一块。
她煮了两个鸡蛋。
那两个鸡蛋本来是攒着要拿去换盐的。
鸡蛋放在碗里，热气腾腾，蛋壳上还沾着一点锅灰。
“吃了。”
“留着给娃。”
“娃有。”
张云高没有再推。
他把鸡蛋剥了，蛋白又白又嫩，蛋黄噎人。
他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
出了村口，天边刚泛白。
路边的枯草上结着一层白霜，踩上去咯吱一声。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上补过两道。
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
肩上挎着一个用旧布缝的书包，书包里装着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两块橡皮、一支削好的铅笔。
还有那张准考证。
准考证是一张薄纸，上面有他的照片，有考场号，有一个红得发亮的圆公章。
他每隔一段路，就要伸手在书包外面按一按，确认那张纸还在。
考场设在县城中学。
他到的时候，校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那场面，他这辈子只见过一次。
人从校门口一直排到街口，黑压压的，像赶集，又比赶集静。
他站在人群里，往四周看。
有十七八岁的娃娃，脸冻得通红，缩着脖子背书。
有二十出头的知青，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上衣，怀里抱着一摞书。
有三十多岁的汉子，胡子拉碴，手上还是干活磨出的老茧。
也有四十来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还抱着一个旧帆布包。
他看见一对像父子的人站在墙根下，父亲在给儿子讲什么，儿子一边听一边点头。
他也看见一个女的，怀里抱着个孩子。
孩子睡着了，她把棉袄下摆盖在孩子身上。
张云高的嗓子有点发紧。
这一年，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走进了考场。
最后录取的，只有二十几万。
二十几分之一。
这几个数字，他在报纸上看了不止一遍。
每看一遍，心里就沉一下，又提一下。
沉的是那五百万。
提的是那二十几万。
既然有人能被录取，那为什么不能是我。
监考老师拿着名单在门口念。
“考场纪律，都听清楚了。”
“不许交头接耳。”
“不许夹带。”
“发现夹带，立即清出考场。”
有人咳嗽了一声。
有人在搓手。
有人把钢笔帽拧开又拧上，拧上又拧开。
张云高坐在靠窗的位置。
桌椅是旧的，桌面上刻着不知哪一届学生刻的字，还有用小刀划出的深深浅浅的沟。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掌心贴着冰凉的木头。
手背上有一道一道的口子，是冬天冻裂的，红着，还没结痂。
铃响了。
那一声铃，响得人心里一颤。
卷子发下来。
油印的，纸有点薄，字迹黑里透蓝，还带着一股油墨味。
张云高没有先做题。
他把卷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直接翻到最后。
作文题在最后一页。
两道。
任选一道。
第一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第二道，《紧跟华主席，高唱〈东方红〉》。
张云高盯着那两行字，看了足有五秒钟。
然后他乐了。
是那种从胸口底下冒上来的乐。
嘴角压都压不住。
他几乎没有犹豫。
他选定了《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他甚至没有花时间去分清另一道题里写的是 “高唱” 还是 “永唱”。
用不着了。
因为他肚子里，正好装着这个题。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是叶剑英元帅那首《攻关》诗里的两句。
全诗他记得清清楚楚：“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首诗发表的时候，他在报纸上读过，也在学校的政治学习会上听人念过。
他当时就抄在本子上。
抄的时候，手指还有点抖。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这句话，他念了很多遍。
念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
攻城，他攻不了。
攻书，他还攻得动。
同一时期，报纸上登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地质之光》。
他找来读，读得眼睛发涩。
后来又读到陈景润的故事。
一个人在六平方米的小屋里，就着一盏灯，算了几麻袋的草稿纸。
酸到人瘦得脱了形，走路都要扶着墙。
张云高读完那段，坐在门槛上发了很久的呆。
他不是感动，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着了。
他想，人家那是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呢。
我连一个饭碗都还没摘到手。
可这道理是一样的。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所以当他在试卷上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有话可说。
而且话很多。
对语文的知识题，张云高是有底气的。
他按顺序往下答。
拼音，字词，语法，阅读。
一边答，一边脑子里在转作文的架子。
第一段怎么起，第二段举什么例子，第三段怎么拐一个弯。
结尾要收得亮，要让人眼前一亮。
他答得很顺。
那种顺，不是轻飘的顺，是一锄头下去正落在松土上的顺。
答到中间，他停了一下笔。
他从脑子深处翻出一句话。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马克思的话。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两遍。
念第二遍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句要嵌进去。
嵌在文章最吃劲的地方，做那根撑起全篇的梁。
他写下去。
钢笔尖在纸上走，墨水有点涩，写出来的字有一点点洇。
他不计较。
字要正，要清，要让阅卷的人看得舒服。
手背上那几道口子，被纸边刮得有点疼。
疼他不管。
考试结束的铃声还没响，他的作文已经收尾了。
他停了一下，回头看结尾那几句话。
觉得不够亮。
他把最后两句划掉，重写。
写得更紧，更有劲。
“路再陡，脚是自己的。”
“山再高，人是要上去的。”
写完，他把笔放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接着他回头去做那道附加题。
二十分，古文加标点，再直译成现代汉语。
一看到这道题，他心里又是一乐。
古文他不怕。
他读过《古文观止》，也读过《中华活页文选》上的一些文章。
有的是借的，有的是在别人家墙上贴着的报纸上剪下来的。
他读的时候，不全懂。
不懂就硬啃。
啃一句，抄一句，抄完了再回头念。
那些 “之乎者也”，在他嘴里嚼了几年，嚼出了味道。
所以这道题他做得极顺。
哪个地方该断，哪个地方该连，哪个字是虚，哪个字是实，他心里有数。
标点加完，他一句一句地译。
译完，他又从头看了一遍。
没有一个地方含糊。
铃响了。
监考老师喊 “停笔”。
考场里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叹气声。
张云高把卷子理平，扣在桌上，站起来。
走出考场，太阳照在脸上，晒得人有点发晕。
外头已经炸了锅。
“没做完！我作文才写了一半！”
“附加题我压根没看懂！”
“那篇古文是哪儿出的？我一句都断不下来！”
有人蹲在地上，抱着头。
有人靠在墙上，眼睛发直。
有人在骂自己。
张云高从他们旁边走过去，没有说什么。
他心里明白。
这一科，他圆满地做完了。
第一科考完，张云高心里落下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一落，整个人的气势就不一样了。
第一科给了他的，不只是分数，是底气。
底气这东西，比分数还要紧。
第二科是数学。
张云高早有心理准备。
十一年前，他是个高一学生。
高一还没读完，书就断了。
一个只读到高一的人，去考高考的数学难题，那是不作奢望的。
他心里给自己画了一条线。
能考多少算多少。
力争过及格线。
所以考数学的时候，他反倒是最松的。
不紧张。
也不发慌。
遇上难题，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会做就做，不会做就先放着，把能拿的分先捏在手里。
幸好李开银老师给他讲的那些复习重点，基本都考上了。
李开银是他的老同事，教数学的，为人厚道。
复习那阵子，李开银把自己压箱底的一套旧题拿给他。
“这几块，你重点看。”
“函数，方程，几何证明。”
“别的你来不及了。”
张云高就按着这几块啃。
他啃得很苦。
有些题，他白天在讲台上讲完小学的加减法，晚上回来做高中的方程，脑子转得像磨盘。
但他坐下来了。
所以数学这一场，他把自己预期的目标，基本完成了。
政、史、地三科，他考得都满意。
基本都在他准备的范围里，没有留下一道空白题。
政治卷子的最后一道，是二十分的大题。
题目是：谈谈 “十月革命” 的伟大意义。
张云高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几乎要在考场上笑出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正是 “十月革命” 胜利六十周年。
那一天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长篇社论。
那篇社论他找来读了，读了三遍。
社论里总结的六点伟大意义，他早就背得滚瓜烂熟。
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一直到第六点，顺序都不能错。
他背的时候，是把社论抄在一张旧报纸背面的。
抄完了贴在灶屋的墙上。
烧火的时候看一眼，吃饭的时候看一眼，睡觉前再看一眼。
等到试卷发下来，他一打开，先找这道题。
找到了。
然后他一字不落地往下写。
六点，一点不落，一点不乱。
写完，他数了数字数，觉得还单薄。
他就在每一点后面补了两句自己的话。
补得不花哨，实在。
这道题的二十分，他拿得踏实。
说起来，他能押中这道题，也不是全凭运气。
他当了这么多年教师，年年都要琢磨学区内学生出的考题。
琢磨得多了，对命题就有点精准的认识。
什么叫 “精准”？就是知道出题的人会往哪儿想。
所以复习那阵子，他一边看书，一边在心里换一个位子坐。
“如果我是命题人，我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这句问话，他在心里问了自己几十遍。
问完了，他就跟着感觉，去找前前后后两年的报纸来翻。
一份一份地翻，翻到手指发黑。
看到觉得是 “热点” 的，就圈起来。
圈完了，再一条一条誊抄到本子上。
那本子抄得密密麻麻，一页上挤着两三百个字。
进考场之前，他还把那本子翻开，把答案又浏览了一遍。
那时候他心里也没底。
这种猜，谁能说得准。
没想到，果然预感对了。
史地考完，他从考场走出来，人还没走下台阶。
一个学长从人堆里挤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张云高！”
“嗯？”
“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里？”
“堪培拉。”
张云高脱口而出。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胸口是挺起来的。
他心里想的是：这个大洋洲最大国家的首都，我能不记住吗。
“不是悉尼吗？” 学长愣了。
“不是啊。”
张云高笑了笑。
“悉尼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不是首都。”
“坏了！”
学长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
“坏了坏了！我只知道悉尼出名！”
他站在台阶下，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抽了一巴掌。
张云高看着他，忽然有点不忍。
这一分两分，对有些人是一分两分。
对另一些人，是一年，两年，一辈子。
他没有再说什么安慰的话。
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
他只是把书包往肩上提了提，往人群外头走。
世事沧桑。
张云高自己也没想到，四十年后的二〇一八年春节，他的小孩子能带着他们一家，真的到那片土地上去走一走。
站在堪培拉的湖边，他会忽然想起一九七七年冬天这个台阶。
想起那个抓着他胳膊问 “不是悉尼吗” 的学长。
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日子能过到那么远。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考英语。
英语是选考科目。
只有报考外语、外事这一类涉外专业的考生，才非考不可。
昨天还熙熙攘攘的考点，今天上午忽然只剩一个考场。
二十多名考生。
空下来的考场，桌椅排得整整齐齐，一间一间地空着。
风从走廊里穿过去，能听见回音。
张云高坐在里面，觉得有点寂寥，又有点得意。
这一年英语只算参考分。
可他抱着极大的希望。
他是报考英语专业的人。
不考出个模样来，对不起自己。
卷子发下来，他先过一遍。
大部分试题他都熟悉。
包括英译汉。
水到渠成。
他尤其得意的是那两个字。
“山山水水”。
英文是 “mountains and hills，rivers and streams”。
他译的时候，笔尖没有停。
“mountains and hills”，山和丘陵。
“rivers and streams”，大河和小溪。
合起来，就是 “山山水水”。
灵感闪上来的那一刹那，他心里是何等的窃喜。
他几乎想拍一下桌子。
不少人把它译成 “大山和小山，大河和小河”。
何其拙也。
一个 “山山水水”，四个字，气象就全出来了。
他心里美了一阵。
紧接着，最后那两大段汉译音，把他按住了。
他原本估计，汉译英也就是几个单句。
一句一句地译，主谓宾摆清楚就行。
他从来没想到，会出来这么跟文章一样的大段大段的东西。
更没想到，命题人会出内容对他这么生疏的试题。
张云高心里骂了一句。
这真的是在 “烤” 人了。
一段是说数学家陈景润。
说他怎么刻苦攻关，怎么摘取数学皇冠上的璀璨明珠，怎么填补了科学的空白。
另一段是讲周恩来总理。
说他如何勤勉工作，为人民操劳，每天工作到 “东方红”。
“东方红” 三个字，在这里不是歌名，是天亮。
是那种一直工作到广播里响起《东方红》的天亮。
张云高盯着那两段英文，太阳穴上跳了一下。
他先把笔放下。
闭了一下眼睛。
再睁开。
他告诉自己，稳住。
大段不可怕。
大段就是一句一句堆起来的。
他拿铅笔在草稿纸上把大段划开。
一句，一道竖线。
一句，一道竖线。
划完了，他数了数，一共十一句。
十一句，就是十一道门槛。
一道一道地翻。
先找准句型。
是主系表，还是主谓宾。
是从句套着从句，还是并列。
找准了，再找词。
词不够，就换一个意思最近的。
绝不能空着。
他一句一句地攻。
攻到第七局的时候，铃还没响。
攻完第十一句，他把笔一放。
手心全是汗，把草稿纸的边都洇软了。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得极慢。
还有时间。
他把整段通读了一遍。
有几处，他觉得不够顺。
改了。
有两处，词用得不准。
也改了。
考场里陆陆续续有人交卷。
张云高一直坐到铃响。
全卷一百零几分，如果要扣，只能扣在这里。
别的地方，扣不动。
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很亮。
他抬头看了一眼太阳。
心里轻松愉快，像卸了一副担子。
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
张云高说：“不知道别人考得如何。”
这话不是客套。
是真话。
他只知道自己的。
关心他的人都笑了。
“你这个人，就是不吭声。”
“吭声有什么用。”
张云高把书包甩到背上，慢慢地往车站走。
他知道，剩下的，就是静候消息。
消息来得比他想的快。
大概过了半个月。
那天下午，他正在教室里给学生讲一道除法。
校长在门外敲了敲窗。
“云高，你出来一下。”
他出去。
校长手里捏着一张纸。
“初选通知。”
“你上了。”
张云高接过那张纸。
纸很薄。
上面写着，要求他到安庆师范大学老校区参加英语口试。
他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名字。
第二遍，看地点。
第三遍，才敢相信那是真的。
他的手在抖。
抖得纸边都在轻轻地颤。
那天晚上，家里没点灯。
妻子问：“咋不点灯？”
“点了灯，我怕这是做梦。”
妻子骂了他一句。
然后就哭了。
第二天，他得提前一天赶到安庆。
从公社到县城，从县城到安庆，一路要换两趟车。
长途汽车是那种老式的，车厢里挤得人贴着人，汽油味混着烟味。
张云高坐在靠窗的位子上。
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他用袖子擦了一块出来。
看着外头的田，一亩一亩地往后退。
到安庆，天快黑了。
他找了个最便宜的旅社。
一晚上五毛钱，一间屋睡四个人。
床是木板床，铺的褥子薄得能看见底下的板缝。
他把书包枕在头下。
一夜没怎么睡。
不是紧张，是舍不得睡。
他觉得这个夜里，每一分钟都是他挣来的。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
洗了脸。
把头发用手沾着水，抿了两下。
然后把那双鞋从书包里拿出来。
那是一双解放鞋。
是他所有鞋里最好的一双。
旧，但是合脚。
鞋面洗得发白，颜色淡了，反倒恰到好处，比新的还好看。
他一点一点把鞋带系紧。
洗完了，站起来，跺了两下脚。
他觉得脚底下有劲。
走出旅社，安庆的街上已经有人了。
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白汽，油条在锅里翻滚。
自行车铃铛响得清脆。
有人穿着呢子大衣，有人穿着皮鞋。
张云高走在这些人中间。
他的蓝布棉袄旧了。
他的解放鞋褪了色。
可他不觉得矮。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副被压了这么多年的身子，变得高大了。
心里头暖洋洋的，是那种 “一览众山小” 的暖。
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一个代课的、种过地的、三十来岁的人，走在安庆的大街上，居然有了这种心思。
可他就是有。
藏都藏不住。
英语口试在安庆师范大学老校区。
进了校门，他先在人堆里找熟人。
找了一圈。
一张熟悉的脸都没有。
他熟悉的那些考生，没有一个人来。
他不甘心。
他想找一个人。
那个在安庆地区造纸厂工作的考生。
那人的父亲，是上海某所大学的教授。
那人跟他同一个考场。
考英语的时候，就坐在他斜后方。
张云高绕着口试的考生队伍走了好几圈。
从前头走到后头。
从走廊走到院子。
没有。
那人没来。
考前大家都在传说，那人的英语挺好。
说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仰望。
张云高也仰望过。
他当时想，人家是教授的儿子，从小听的就不是本地话。
这一科，人家是有底子的。
现在，高下立判。
到了口试，人没来。
那说明什么，不用说明。
张云高心里没有快意。
只是有点凉。
这一场考试，像一把筛子。
筛下去的，不知道有多少是有本事的，只是没能来。
英语口试是严肃的。
也是严格的。
听说口试的老师，都是从大学里抽调来的。
一个个穿得整齐，说话慢，眼睛很亮。
每个考生抽签，定了内容才能进去。
先是读句子。
再是读一篇短文。
然后老师就着短文提问，考生用英语答。
一个考生一般要二十分钟左右。
轮到他，他进去，鞠了一躬。
抽了签。
签上的号码，他捏在手心里，捏出了一层汗。
读句子。
读短文。
老师提问。
他听得很仔细，答得也稳。
有的词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换一个说法绕过去。
老师没有打断他。
最后，老师点了点头。
那一下点头，张云高记了一辈子。
等最终成绩出来，张云高的英语高考成绩，位列安庆市第一名。
这个结果，和他十二年前中考的英语成绩，一模一样。
十二年前。
那时候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现在，他三十来岁，手背上有冻裂的口子，袖口上补过两道。
十二年前的第一名，中间隔了整整十二年的你。
他站在泥里，居然又把这个第一名，捡了回来。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旅社的木板床上坐了很久。
屋里没有灯，走廊上的灯透进来一点昏黄。
他把两只手摊开，看自己掌心的纹路。
他想起很多事。
想起在生产队里挑粪。
想起赤脚教师那些日子，走在田埂上，裤脚上全是泥。
想起在煤油灯下把灯芯往上挑，第二天擤出来的鼻涕是黑的。
想起妻子把两个本来要换盐的鸡蛋煮给他吃。
辛酸的人啊，也得到了欢乐的体验。
这欢乐是知识给的。
这话他在心里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念到第二遍，眼睛就热了。
他没有哭。
他只是把手掌合起来，又摊开。
填志愿是在高考之后，紧跟着就办。
表格发到手里，别人都在琢磨。
琢磨学校，琢磨专业，琢磨哪个地方将来有出息。
张云高不琢磨。
他想得最简单。
不费脑筋。
只要能被录取就好。
只要能脱离农村就好。
这话说出来，有人说他没志气。
张云高笑笑。
志气这东西，得先有肚子撑着。
肚子空着的人谈志气，那是唱戏。
他当过两年多的 “赤脚教师”。
又当过六年的代课教师。
在生产队里，他还干过一些时日的农活。
这样奇奇怪怪的遭遇，让他最懂现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一纸 “临时”，能压得人十年不敢喘大气。
现实是，一个三十来岁、有家室的人，不能只为自己活。
“我这样的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是饭碗。”
“是有保障的铁饭碗。”
“是吃国家供应的口粮，而不是自己种的口粮。”
他在心里把这几句话摆得清清楚楚。
他以往的 “狂妄” 和 “野心”，早已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
年轻的时候，他也想过一些大的。
想过走出去，想过干一番什么。
现在他不想了。
现在他只想，把一家人的日子，安稳地放下来。
所以填志愿的时候，他的笔很稳。
他一心想进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
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这里离家最近。
离家近，就能兼顾照顾家人。
星期六能回去，星期日能回来。
家里有事，能赶得上。
地里的活，能搭把手。
娃发烧，能抱着去卫生院。
就这些。
别的理由，一条都没有。
他只填报了这所大学的英语和中文两个专业。
其他学校，一概不填。
其他专业，一个不写。
有人劝他多填几个，稳妥。
“万一这个不中呢？”
“不中就不中。”
“不中你不就白考了？”
“白考也是考了。”
他说得很平。
其实他心里不是不怕。
他怕。
怕得晚上躺在炕上，眼睛睁着看房顶。
可他还是只填了这两个。
因为在他心里，除了这两个，别的都不算 “过日子”。
志愿表交上去之前，出了一件事。
他的老师，查文彦先生，听说了他的志愿。
查先生是他念书时候的老师。
头发已经白了，走路有点佝偻，说话还是那么慢。
查先生把志愿表拿在手里，看了半天。
“你就填这一个？”
“就填这一个。”
“云高啊。”
“先生。”
查先生没有再说别的。
他回屋，铺开信纸，拿出一支笔。
他给在安师大安庆教学点担任领导的学生石某，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长。
一笔一画，写得很稳。
信里介绍了张云高的情况。
说了他的经历。
说了他的成绩。
说了他这些年的不容易。
也说了张云高想被录取到该校学习的愿望。
最后，查先生在信里写了一句：
“请在原则范围内，照顾一下他填的志愿。”
写完，他把信封好，贴上邮票。
邮票是他自己抽屉里存的，八分一张。
他把信交给张云高。
“拿去吧。”
“先生……”
“送过去。”
“我该怎么谢您。”
查先生摆了摆手。
“你要是能读出来，就是谢我。”
张云高把信揣在怀里。
那封信的纸有点硬，隔着棉袄，能摸到边。
他往邮局走。
街上风大，他把棉袄领子往上竖了竖。
走到半路，他停下来，把信又摸出来看了一眼。
信封上的字是查先生的笔迹。
一笔一画，都是下了功夫的。
他把信放回去，重新揣好。
这一封信，他不知道能不能顶用。
但他知道，这封信里装的，是一个老先生对一个人的看重。
天很冷。
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走得很快。
张云高也走得很快。
他的解放鞋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前面是邮局。
绿色的邮筒立在路边，筒口被磨得发亮。
他走过去。
在把信投进去之前，他又停了一下。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
灰白灰白的，像要下雪。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想起考场里那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想起他写的那两句：路再陡，脚是自己的；山再高，人是要上去的。
他把信投了进去。
“咚” 的一声，很轻。
可他自己听见了。
那一声，像什么东西，落在了很远的地方。
他转过身，往回走。
后面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那封信会不会被看到。
不知道那个 “原则范围内” 究竟有多大的范围。
不知道自己这三十来岁的年纪，会不会在第一轮就被划掉。
不知道明年三月，他能不能坐在安庆那间教室的最后一排。
他只知道，眼下他要回去。
回去教书。
回去备课。
回去在煤油灯下把灯芯往上挑一挑。
路还在脚下。
风还在往脸上刮。
他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加快了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