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骨 第256章 早干什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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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陈铁柱说，还有十栋。
门在陆深面前合上的声音还在楼道里回响，路灯光已经完全消失了。他站在那扇门前，没有动，黑暗里只有陈铁柱的呼吸声。老人最后那句话还在他耳朵里——那我五年的积蓄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陈铁柱掏出打火机，点着了那根叼了很久的利群，火苗在黑暗里晃了一下，照出他脸上的疲惫。他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楼道里散开，带着一种刺鼻的味道。
陆深点了一下头，转过身，跟着陈铁柱往楼下走。他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从五楼到一楼，每一层楼道的窗户都透着外面的路灯光，但照不进楼道里的黑暗。
他们走出楼道，外面的空气里弥漫着混凝土灰尘的味道，街对面有一栋楼在拆，脚手架上挂着绿色防护网，灰尘从网眼里面飘出来，干涩，呛嗓子。
他们走向下一栋楼的时候，苏晚晴正在城北的那所小学里，走进校门。
安置点就设在这里，操场上已经搭起了几十顶帐篷，那些帐篷在夜色里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
她踩着平底鞋走在操场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帐篷之间的空地上，有人在煮泡面，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发呆。一个小孩在帐篷之间跑来跑去，笑声在夜色里格外清晰。
苏晚晴按下录音笔的开关，咔嗒一声，红灯亮了。她走到一顶帐篷前面，弯下腰，问里面的一对老夫妻：阿姨，你们是哪栋楼的？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她说他们是长宁路17号的。楼不安全了，让他们搬出来。
苏晚晴问他们打算在这里住多久。老太太说不知道，没人告诉他们要住多久。她说她的房子是五年前买的，花了一辈子的积蓄，现在楼不安全了，她的积蓄也没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带着一种已经接受了一切的麻木。
苏晚晴没有再问。她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她想起长宁路17号那个老人——我在这住了五年了，你现在告诉我这楼不安全？那我五年的积蓄呢？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无助。这些居民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套房，现在那套房变成了危楼，他们的积蓄变成了空气。
她继续往里面走。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宿舍，课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被褥。有人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人在角落里打电话，声音很低。
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坐在课桌上，孩子睡着了，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苏晚晴走过去，轻声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摇了摇头，说只要一个答案——她的房子还能不能住人。苏晚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是一个记者，她不能给她答案。
苏晚晴走进另一间教室。这间教室里坐着更多的人，有人在哭，有人在争吵，有人在沉默。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正在跟几个人解释什么。他的声音很大，但没有人听他的。
一个老头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你来跟我们解释？政府和开发商呢？他们怎么都不来？
中年男人被骂得哑口无言，站在那里，手里的文件垂了下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脸上有一种很深的无奈，那是一种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的无奈。
苏晚晴按下录音笔的开关，咔嗒，咔嗒。她走到角落里，靠着墙，开始观察。
她想起了自己写的那些报道——第一篇关于校舍，第二篇关于资金链，第三篇关于资金转移。每一篇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谁在掩盖真相？但现在，真相已经公开了，居民们住进了帐篷里，他们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她知道她能做的有限，但她不能不做。
她必须继续写下去，直到有人给出答案。她想起了父亲。父亲是一个基层建筑监理员，一辈子在工地上跑。他因为拒绝签字放行不合格工程被报复致残。他小时候跟她说的一句话——晚晴，房子是用来住人的，不是用来赚钱的。
现在，那些住在帐篷里的人，他们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套房，现在那套房变成了危楼。他们的房子不是用来住人的，是用来赚钱的——对那些开发商来说。
她必须继续写下去，直到有人给出答案。
晚上八点，居民代表会在学校的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室不大，几十把椅子摆成几排，前面是一张长桌，坐着几个政府工作人员和陆深。苏晚晴坐在最后一排，录音笔放在膝盖上，红灯亮着。
她看着那些居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会议室，他们的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有的愤怒，有的疲惫，有的迷茫，有的已经接受了一切的麻木。这些表情她都很熟悉，她在之前的报道里见过，但每一次看到，她的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感。
陆深站起来，走到前面。他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拉链拉到顶。他手里拿着一份报告，开始介绍情况。他说这十二栋楼存在结构安全隐患，需要暂时疏散。政府已经安排了临时安置点，居民可以先住在这里，等加固完成就可以回去。
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了。她四十多岁，短发，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她指着陆深，声音很大：你们这些人，早干什么去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她。
中年妇女继续说：这楼都住了五年了，现在才说不安全？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我的房子是贷款买的，每个月还贷五千块。现在楼不安全了，我的贷款怎么办？你们谁来管？
陆深没有反驳。他站在那里，看着中年妇女，没有说话。
中年妇女的声音更大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有多难？房子是我们的全部积蓄，现在你们告诉我们楼不安全了，让我们搬出来，住帐篷。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以后怎么办？
会议室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陆深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中年妇女，说了一句话：对不起，我来晚了。
中年妇女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疲惫，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无助。
苏晚晴坐在最后一排，看着这一幕。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按着录音笔的开关，咔嗒，咔嗒。真相已经公开了，楼不安全了，居民被疏散了。然后呢？然后该怎么办？
居民代表会结束以后，苏晚晴走出会议室。
陆深站在操场边上，手里拿着一瓶白开水。他看见苏晚晴，走过来。
你还好吗？苏晚晴问，陆深摇了摇头。
他说他不知道他们的以后该怎么办。
他说那个中年妇女说得对，他们早干什么去了。他说他想了很久，但他找不到答案。他说他只是一个鉴定师，他能鉴定楼安不安全，但他不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已经接受了一切的无奈，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力感。
苏晚晴没有说话。她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她知道，她还能做一件事——继续写报道，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让那些应该负责的人承担责任。
她拿出录音笔，按下开关，咔嗒一声，红灯灭了。她看着陆深，说：我会继续写的。
陆深看着她，点了一下头。他们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帐篷里的灯光。操场上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声音——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夜色里低声说着什么。
门在陆深面前合上的声音还在楼道里回响，路灯光已经完全消失了。他站在那扇门前，没有动，黑暗里只有陈铁柱的呼吸声。老人最后那句话还在他耳朵里——那我五年的积蓄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陈铁柱掏出打火机，点着了那根叼了很久的利群，火苗在黑暗里晃了一下，照出他脸上的疲惫。他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楼道里散开，带着一种刺鼻的味道。
陆深点了一下头，转过身，跟着陈铁柱往楼下走。他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从五楼到一楼，每一层楼道的窗户都透着外面的路灯光，但照不进楼道里的黑暗。
他们走出楼道，外面的空气里弥漫着混凝土灰尘的味道，街对面有一栋楼在拆，脚手架上挂着绿色防护网，灰尘从网眼里面飘出来，干涩，呛嗓子。
他们走向下一栋楼的时候，苏晚晴正在城北的那所小学里，走进校门。
安置点就设在这里，操场上已经搭起了几十顶帐篷，那些帐篷在夜色里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
她踩着平底鞋走在操场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帐篷之间的空地上，有人在煮泡面，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发呆。一个小孩在帐篷之间跑来跑去，笑声在夜色里格外清晰。
苏晚晴按下录音笔的开关，咔嗒一声，红灯亮了。她走到一顶帐篷前面，弯下腰，问里面的一对老夫妻：阿姨，你们是哪栋楼的？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她说他们是长宁路17号的。楼不安全了，让他们搬出来。
苏晚晴问他们打算在这里住多久。老太太说不知道，没人告诉他们要住多久。她说她的房子是五年前买的，花了一辈子的积蓄，现在楼不安全了，她的积蓄也没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带着一种已经接受了一切的麻木。
苏晚晴没有再问。她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她想起长宁路17号那个老人——我在这住了五年了，你现在告诉我这楼不安全？那我五年的积蓄呢？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无助。这些居民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套房，现在那套房变成了危楼，他们的积蓄变成了空气。
她继续往里面走。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宿舍，课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被褥。有人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人在角落里打电话，声音很低。
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坐在课桌上，孩子睡着了，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苏晚晴走过去，轻声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摇了摇头，说只要一个答案——她的房子还能不能住人。苏晚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是一个记者，她不能给她答案。
苏晚晴走进另一间教室。这间教室里坐着更多的人，有人在哭，有人在争吵，有人在沉默。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正在跟几个人解释什么。他的声音很大，但没有人听他的。
一个老头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你来跟我们解释？政府和开发商呢？他们怎么都不来？
中年男人被骂得哑口无言，站在那里，手里的文件垂了下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脸上有一种很深的无奈，那是一种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的无奈。
苏晚晴按下录音笔的开关，咔嗒，咔嗒。她走到角落里，靠着墙，开始观察。
她想起了自己写的那些报道——第一篇关于校舍，第二篇关于资金链，第三篇关于资金转移。每一篇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谁在掩盖真相？但现在，真相已经公开了，居民们住进了帐篷里，他们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她知道她能做的有限，但她不能不做。
她必须继续写下去，直到有人给出答案。她想起了父亲。父亲是一个基层建筑监理员，一辈子在工地上跑。他因为拒绝签字放行不合格工程被报复致残。他小时候跟她说的一句话——晚晴，房子是用来住人的，不是用来赚钱的。
现在，那些住在帐篷里的人，他们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套房，现在那套房变成了危楼。他们的房子不是用来住人的，是用来赚钱的——对那些开发商来说。
她必须继续写下去，直到有人给出答案。
晚上八点，居民代表会在学校的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室不大，几十把椅子摆成几排，前面是一张长桌，坐着几个政府工作人员和陆深。苏晚晴坐在最后一排，录音笔放在膝盖上，红灯亮着。
她看着那些居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会议室，他们的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有的愤怒，有的疲惫，有的迷茫，有的已经接受了一切的麻木。这些表情她都很熟悉，她在之前的报道里见过，但每一次看到，她的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感。
陆深站起来，走到前面。他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拉链拉到顶。他手里拿着一份报告，开始介绍情况。他说这十二栋楼存在结构安全隐患，需要暂时疏散。政府已经安排了临时安置点，居民可以先住在这里，等加固完成就可以回去。
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了。她四十多岁，短发，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她指着陆深，声音很大：你们这些人，早干什么去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她。
中年妇女继续说：这楼都住了五年了，现在才说不安全？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我的房子是贷款买的，每个月还贷五千块。现在楼不安全了，我的贷款怎么办？你们谁来管？
陆深没有反驳。他站在那里，看着中年妇女，没有说话。
中年妇女的声音更大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有多难？房子是我们的全部积蓄，现在你们告诉我们楼不安全了，让我们搬出来，住帐篷。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以后怎么办？
会议室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陆深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中年妇女，说了一句话：对不起，我来晚了。
中年妇女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疲惫，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无助。
苏晚晴坐在最后一排，看着这一幕。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按着录音笔的开关，咔嗒，咔嗒。真相已经公开了，楼不安全了，居民被疏散了。然后呢？然后该怎么办？
居民代表会结束以后，苏晚晴走出会议室。
陆深站在操场边上，手里拿着一瓶白开水。他看见苏晚晴，走过来。
你还好吗？苏晚晴问，陆深摇了摇头。
他说他不知道他们的以后该怎么办。
他说那个中年妇女说得对，他们早干什么去了。他说他想了很久，但他找不到答案。他说他只是一个鉴定师，他能鉴定楼安不安全，但他不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已经接受了一切的无奈，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力感。
苏晚晴没有说话。她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她知道，她还能做一件事——继续写报道，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让那些应该负责的人承担责任。
她拿出录音笔，按下开关，咔嗒一声，红灯灭了。她看着陆深，说：我会继续写的。
陆深看着她，点了一下头。他们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帐篷里的灯光。操场上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声音——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夜色里低声说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