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拍照就能变强 第439章 医疗试点
热门推荐：
天灾末世：童养媳的古代生存日常
遮天记
八零年代：冒牌留子另类报国
什么！我拍照就能变强
透视赌石，我和老板娘疯狂捡漏
城骨
重生85，大冤种变宠妻狂魔
四合院：快乐的傻柱子
次元列车之开局幸运E？
四月中旬，陈森去了四川凉山。流动影像教室的面包车从贵州出发，马师傅开了两天，在昭通停下来歇了一晚，第二天下午到了凉山州东部的那个乡镇。新医疗站的选址在镇卫生院旁边的一排平房里，比贵州和甘肃的站点都大一些，分出了诊室、药房和一间小型的治疗室。周敏提前安排了基础设备安装，但牙科设备还没有到货，暂时只能做基础的问诊和转诊。
驻点的护士叫阿依，彝族姑娘，二十七岁，在州医院工作了四年。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很轻，但做事利落，陈森到的时候她正在诊室里给一个老人测血糖。老人穿着察尔瓦，头帕缠得很厚实，坐在板凳上，手背上的皮肤皱得像干裂的树皮。阿依测完血糖，在登记本上记了一笔，然后用彝语和老人说了几句话，老人点了点头，慢慢站起来往外走。
“他血糖有点高，我让他下个月再来复查。”阿依把登记本合上，转过头来看着陈森，“陈先生，周敏姐跟我说了你要来。我这边有几个孩子的牙需要处理，但设备还没到，只能先开止痛药。”
陈森在诊室里坐下来，翻了翻登记本。阿依的记录很详细，每一页都分了两栏，左边是汉族名字和基本情况，右边是彝语名字和家庭住址。她注意到陈森在看那两栏内容，说了一句：“这边很多老人只记得彝语名字，登记的时候要两个都写，不然找不着人。”
“龋齿的情况严重吗？”
“比较普遍。这边孩子吃糖多，又不太习惯刷牙。有几个已经烂到牙髓了，疼得晚上睡不着，家长才带过来。我只能暂时开药，根治需要去西昌或者成都，路费和治疗费对很多家庭来说负担太大。”
陈森把登记本合上。“牙科设备到了之后，基础治疗可以在站里做。复杂的再去西昌。路费和治疗费的缺口，基金可以补。”
阿依点了点头，在登记本封面写了一行字，大概是提醒自己设备到了之后优先联系哪几个孩子。
当天下午，阿依带陈森去了镇上的小学。学校不大，一栋三层教学楼，操场是水泥地，边缘有几张乒乓球台。校长姓吉克，四十多岁，皮肤黝黑，带他们去了五年级的教室。教室里坐着三十来个学生，大部分穿着校服，也有几个穿着家常衣服。阿依把带相机的消息跟校长说了，吉克校长点了点头，让学生们轮流过来试。
一个男孩第一个举手，接过相机的时候手很稳。他对着教室窗外的山拍了一张，然后对着同桌的女孩拍了一张。陈森站在旁边看取景框，男孩拍的那张同桌的照片里，女孩正低头写字，午后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侧脸和作业本都照得很清楚。陈森说了一句：“这张好。你叫什么名字？”
“吉克小兵。”男孩把相机还给他，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你以前拍过照片吗？”
“没有。但我想拍。”
陈森从包里取出一台相机，递给他。“这台留在这里。你们班轮流用，每周交一次照片给我看。”
吉克小兵接过相机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手指握得很紧。
从四川回到甘肃的时候已经是四月底。会宁的杏树开过了花，山梁上开始泛起一层浅浅的绿色。陈森先去了马强家。院门开着，马强在院子里用相机对着那棵杏树拍，他父亲坐在门槛上，没有盖毯子，腿伸在前面，正在慢慢地站起来。
马强看见陈森进来，喊了一声“陈老师”，然后跑过来把相机递给他看。屏幕上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他父亲站在杏树下面，阳光从树叶缝隙里照下来，把父亲的轮廓勾了一道浅金色的边。陈森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马强父亲。
“能站多久了？”
“站一会儿，走几步。刘护士说比上个月好一些。”马强父亲扶着门框慢慢坐下来，喘了口气，“现在每天做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马强给我数数。”
马强在旁边补充了一句：“我爸现在能走到院子那边了。从门槛到杏树那边。”
陈森点了点头。他从包里取出一只信封递给马强父亲。“这是下一学年的资助。马强和他姐的都在里面。”
马强父亲接过信封，没有立刻收起来。他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那只信封，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陈先生，我编筐编了二十年。等我腿好了，我想给卫生院编几个药筐，放药的那种。刘护士说药房里的药都堆在纸箱里，不好找。”
陈森看着他。“你会编那种带格子的？”
“会。以前给供销社编过。”
“那就编。编好了我让人来拿。”
马强父亲点了点头，把信封收进上衣口袋里。院子里那棵杏树在午后的阳光中轻轻摇着，叶子还没有完全长齐，透下来的光线斑斑驳驳地落在门槛上。
五月初，陈森在上海见到了周敏。她带来了一份完整的项目报告，专项基金从去年秋天成立到现在，已经覆盖了甘肃、贵州、云南、四川四个省份的十四个教学点和四个医疗站，累计资助学生六十三名，接诊当地居民超过一千人次。流动影像教室跑了将近两万公里，在偏远教学点巡回教学四十余次。牙科设备已经在四川凉山和甘肃会宁两个站点安装完毕，首期基础治疗已经启动。
周敏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一张汇总表。“按照目前的运转速度，专项基金的年度支出大约是这个数。”她用笔在页脚圈了一个数字，“你的商业收入增长完全可以覆盖，但如果你以后想扩大规模，需要更多的稳定资金来源。”
陈森看着那张汇总表。“扩大规模的事先不急。先把现有的站点做扎实。每个医疗站至少要稳定运转一年以上，才能看出实际效果。”
周敏点了点头，把报告收进文件夹里。“还有一件事。宋远舟基金会那边想把你这个专项基金的经验整理成一个案例，在今年的公益论坛上分享。他们想请你去做一个简短的发言，讲讲为什么要从摄影延伸到教育和医疗。”
陈森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基金会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新叶在微风中轻轻翻转。“可以。你帮我准备材料。”
周敏站起来准备走，在门口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陈先生，我做公益做了十几年，见过很多捐赠人。大部分人捐了钱就结束了。你是第一个从拍照开始，一路做到医疗站的人。”
陈森没有接话。他坐在椅子上，感觉到精神感知在这间办公室里叠加出一种很轻的信号——周敏刚才站在门口说的那句话、她手里那本翻旧了的项目报告、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新叶，所有这些和地下的节点一样，都是正在发生的、会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上海的五月天，梧桐树的浓荫在人行道上铺成一片深绿色的影子。那些他拍过的地下的结构在各自的深度上持续运行着，那些他帮助过的人在各自的山梁和村寨里继续生活着。而那些正在被拍下来的照片——马强拍的杏树和父亲、杨小梅戴上眼镜时的笑、吉克小兵拍的同桌写字——正在一点点地累积成某种比地下的节点更贴近日常、更直接关乎人的记录。他站在窗前，感觉到一切都在该在的位置上。
五月中旬的公益论坛在上海西郊一个会展中心举行，到场的有两百多人，大部分是国内各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代表、以及几家关注公益领域的媒体。陈森被安排在下午的案例分享环节，发言时间十五分钟，前面还有两位分享人。他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手里拿着一份周敏准备好的发言提纲，提纲上只有几个关键词，没有完整的稿子。
坐在他旁边的是宋远舟基金会的秘书长，一位姓郑的中年男人，戴一副无框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很稳。“你紧张吗？”
“不紧张。讲自己做过的事，没什么好紧张的。”
郑秘书长点了点头，把一瓶水放在他手边。“周敏跟我说你不太喜欢上台，但这个环节很重要。台下坐着几家基金会的负责人，如果你这个模式能推广开，覆盖的规模会比现在大很多。”
陈森把发言提纲放在膝盖上，没有翻开。他坐在那里，听着前面两位分享人讲完各自的项目，然后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走到台上，没有用投影仪，也没有用提词器，只是站在讲台后面，看了看台下那些人。
“我叫陈森，是一名摄影师。去年秋天开始，我和宋远舟基金会合作做了一个专项基金，用于乡村教育和医疗援助。目前覆盖了甘肃、贵州、云南、四川四个省份的十四个教学点和四个医疗站。”他停了一下，把手里的提纲放在讲台上，没有去看它，“这个项目是从拍照开始的。我在那些地方拍照片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学生，他们从来没摸过相机，但拿到相机之后拍出来的东西比我想象中好得多。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家人有病看不起，孩子近视了配不起眼镜，龋齿疼得睡不着只能吃止痛药。这些事情就在镜头前面发生。我不能只是拍下来，拍完就走。”
台下很安静。他继续说：“基金的操作模式很简单。商业收入提供资金，基金会提供执行团队，当地人提供具体信息——哪个村有困难的学生，哪家有病人，他们比任何调研都清楚。三方各做各的事，不交叉。”
他讲完之后，台下有几个基金会的人提了问题。一个做乡村医疗的基金会负责人问了他关于医疗站可持续运营的方案，另一个做教育的问他怎么评估项目的长期效果。陈森逐一回答，没有用行业术语，只是把具体做法说清楚。
论坛结束之后，郑秘书长在走廊里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刚才讲的那些，比很多专业做公益的人都实在。有几个基金会的人跟我说想约你聊一聊，看能不能在别的省份复制这个模式。”
陈森把发言提纲收进包里。“可以聊。但复制之前得先把当地的人找到。基金会派不出人去每一个村，需要当地人帮忙。”
论坛结束后的第三天，陈森在宋远舟基金会的会议室里见到了两位来自云南和广西的基金会负责人。一位叫李岭，做乡村医疗十几年了，在云南有六个医疗点；另一位叫黄芸，做的是乡村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广西覆盖了二十多所学校。三个人围坐在会议桌旁，周敏在旁边做记录。
李岭把一份云南的医疗点分布图铺在桌上。“你的模式我很感兴趣。但云南的情况比甘肃和贵州更复杂，山区面积大，人口分散，一个医疗站覆盖的范围有限。如果要在云南推广，可能需要更灵活的巡诊模式。”
“巡诊车可以配。流动影像教室的车我这边有现成的，可以改一辆做巡诊用。”陈森说，“关键是人的问题。护士招到了，设备买了，但如果没有当地人的配合，巡诊车到了村口也找不到需要看病的人。”
黄芸在旁边接了一句：“我们广西那边有现成的村级联络员网络，每个村都有一个负责儿童营养的联络员。如果你要在广西试点，这个网络可以直接用。”
陈森想了想。“可以先做三个试点。云南两个，广西一个。我出设备和启动资金，你们出执行团队和当地联络员。周敏这边负责协调和培训。”
李岭和黄芸对视了一眼，然后李岭伸出手来。“可以。方案我们回去之后尽快发给你。”
陈森和他握了手。会议结束之后，周敏在走廊里和他走了一段，把手里的记录本合上。“你刚才答应得很快。以前你不这样。”
“以前事情少。现在有人愿意一起做，能快就快一点。”
周敏看了他一眼。“你知道你刚才答应的三个试点，一年下来要多花多少钱吗？”
“知道。商业那边今年增长不错，能覆盖。”
驻点的护士叫阿依，彝族姑娘，二十七岁，在州医院工作了四年。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很轻，但做事利落，陈森到的时候她正在诊室里给一个老人测血糖。老人穿着察尔瓦，头帕缠得很厚实，坐在板凳上，手背上的皮肤皱得像干裂的树皮。阿依测完血糖，在登记本上记了一笔，然后用彝语和老人说了几句话，老人点了点头，慢慢站起来往外走。
“他血糖有点高，我让他下个月再来复查。”阿依把登记本合上，转过头来看着陈森，“陈先生，周敏姐跟我说了你要来。我这边有几个孩子的牙需要处理，但设备还没到，只能先开止痛药。”
陈森在诊室里坐下来，翻了翻登记本。阿依的记录很详细，每一页都分了两栏，左边是汉族名字和基本情况，右边是彝语名字和家庭住址。她注意到陈森在看那两栏内容，说了一句：“这边很多老人只记得彝语名字，登记的时候要两个都写，不然找不着人。”
“龋齿的情况严重吗？”
“比较普遍。这边孩子吃糖多，又不太习惯刷牙。有几个已经烂到牙髓了，疼得晚上睡不着，家长才带过来。我只能暂时开药，根治需要去西昌或者成都，路费和治疗费对很多家庭来说负担太大。”
陈森把登记本合上。“牙科设备到了之后，基础治疗可以在站里做。复杂的再去西昌。路费和治疗费的缺口，基金可以补。”
阿依点了点头，在登记本封面写了一行字，大概是提醒自己设备到了之后优先联系哪几个孩子。
当天下午，阿依带陈森去了镇上的小学。学校不大，一栋三层教学楼，操场是水泥地，边缘有几张乒乓球台。校长姓吉克，四十多岁，皮肤黝黑，带他们去了五年级的教室。教室里坐着三十来个学生，大部分穿着校服，也有几个穿着家常衣服。阿依把带相机的消息跟校长说了，吉克校长点了点头，让学生们轮流过来试。
一个男孩第一个举手，接过相机的时候手很稳。他对着教室窗外的山拍了一张，然后对着同桌的女孩拍了一张。陈森站在旁边看取景框，男孩拍的那张同桌的照片里，女孩正低头写字，午后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侧脸和作业本都照得很清楚。陈森说了一句：“这张好。你叫什么名字？”
“吉克小兵。”男孩把相机还给他，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你以前拍过照片吗？”
“没有。但我想拍。”
陈森从包里取出一台相机，递给他。“这台留在这里。你们班轮流用，每周交一次照片给我看。”
吉克小兵接过相机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手指握得很紧。
从四川回到甘肃的时候已经是四月底。会宁的杏树开过了花，山梁上开始泛起一层浅浅的绿色。陈森先去了马强家。院门开着，马强在院子里用相机对着那棵杏树拍，他父亲坐在门槛上，没有盖毯子，腿伸在前面，正在慢慢地站起来。
马强看见陈森进来，喊了一声“陈老师”，然后跑过来把相机递给他看。屏幕上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他父亲站在杏树下面，阳光从树叶缝隙里照下来，把父亲的轮廓勾了一道浅金色的边。陈森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马强父亲。
“能站多久了？”
“站一会儿，走几步。刘护士说比上个月好一些。”马强父亲扶着门框慢慢坐下来，喘了口气，“现在每天做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马强给我数数。”
马强在旁边补充了一句：“我爸现在能走到院子那边了。从门槛到杏树那边。”
陈森点了点头。他从包里取出一只信封递给马强父亲。“这是下一学年的资助。马强和他姐的都在里面。”
马强父亲接过信封，没有立刻收起来。他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那只信封，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陈先生，我编筐编了二十年。等我腿好了，我想给卫生院编几个药筐，放药的那种。刘护士说药房里的药都堆在纸箱里，不好找。”
陈森看着他。“你会编那种带格子的？”
“会。以前给供销社编过。”
“那就编。编好了我让人来拿。”
马强父亲点了点头，把信封收进上衣口袋里。院子里那棵杏树在午后的阳光中轻轻摇着，叶子还没有完全长齐，透下来的光线斑斑驳驳地落在门槛上。
五月初，陈森在上海见到了周敏。她带来了一份完整的项目报告，专项基金从去年秋天成立到现在，已经覆盖了甘肃、贵州、云南、四川四个省份的十四个教学点和四个医疗站，累计资助学生六十三名，接诊当地居民超过一千人次。流动影像教室跑了将近两万公里，在偏远教学点巡回教学四十余次。牙科设备已经在四川凉山和甘肃会宁两个站点安装完毕，首期基础治疗已经启动。
周敏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一张汇总表。“按照目前的运转速度，专项基金的年度支出大约是这个数。”她用笔在页脚圈了一个数字，“你的商业收入增长完全可以覆盖，但如果你以后想扩大规模，需要更多的稳定资金来源。”
陈森看着那张汇总表。“扩大规模的事先不急。先把现有的站点做扎实。每个医疗站至少要稳定运转一年以上，才能看出实际效果。”
周敏点了点头，把报告收进文件夹里。“还有一件事。宋远舟基金会那边想把你这个专项基金的经验整理成一个案例，在今年的公益论坛上分享。他们想请你去做一个简短的发言，讲讲为什么要从摄影延伸到教育和医疗。”
陈森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基金会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新叶在微风中轻轻翻转。“可以。你帮我准备材料。”
周敏站起来准备走，在门口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陈先生，我做公益做了十几年，见过很多捐赠人。大部分人捐了钱就结束了。你是第一个从拍照开始，一路做到医疗站的人。”
陈森没有接话。他坐在椅子上，感觉到精神感知在这间办公室里叠加出一种很轻的信号——周敏刚才站在门口说的那句话、她手里那本翻旧了的项目报告、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新叶，所有这些和地下的节点一样，都是正在发生的、会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上海的五月天，梧桐树的浓荫在人行道上铺成一片深绿色的影子。那些他拍过的地下的结构在各自的深度上持续运行着，那些他帮助过的人在各自的山梁和村寨里继续生活着。而那些正在被拍下来的照片——马强拍的杏树和父亲、杨小梅戴上眼镜时的笑、吉克小兵拍的同桌写字——正在一点点地累积成某种比地下的节点更贴近日常、更直接关乎人的记录。他站在窗前，感觉到一切都在该在的位置上。
五月中旬的公益论坛在上海西郊一个会展中心举行，到场的有两百多人，大部分是国内各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代表、以及几家关注公益领域的媒体。陈森被安排在下午的案例分享环节，发言时间十五分钟，前面还有两位分享人。他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手里拿着一份周敏准备好的发言提纲，提纲上只有几个关键词，没有完整的稿子。
坐在他旁边的是宋远舟基金会的秘书长，一位姓郑的中年男人，戴一副无框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很稳。“你紧张吗？”
“不紧张。讲自己做过的事，没什么好紧张的。”
郑秘书长点了点头，把一瓶水放在他手边。“周敏跟我说你不太喜欢上台，但这个环节很重要。台下坐着几家基金会的负责人，如果你这个模式能推广开，覆盖的规模会比现在大很多。”
陈森把发言提纲放在膝盖上，没有翻开。他坐在那里，听着前面两位分享人讲完各自的项目，然后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走到台上，没有用投影仪，也没有用提词器，只是站在讲台后面，看了看台下那些人。
“我叫陈森，是一名摄影师。去年秋天开始，我和宋远舟基金会合作做了一个专项基金，用于乡村教育和医疗援助。目前覆盖了甘肃、贵州、云南、四川四个省份的十四个教学点和四个医疗站。”他停了一下，把手里的提纲放在讲台上，没有去看它，“这个项目是从拍照开始的。我在那些地方拍照片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学生，他们从来没摸过相机，但拿到相机之后拍出来的东西比我想象中好得多。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家人有病看不起，孩子近视了配不起眼镜，龋齿疼得睡不着只能吃止痛药。这些事情就在镜头前面发生。我不能只是拍下来，拍完就走。”
台下很安静。他继续说：“基金的操作模式很简单。商业收入提供资金，基金会提供执行团队，当地人提供具体信息——哪个村有困难的学生，哪家有病人，他们比任何调研都清楚。三方各做各的事，不交叉。”
他讲完之后，台下有几个基金会的人提了问题。一个做乡村医疗的基金会负责人问了他关于医疗站可持续运营的方案，另一个做教育的问他怎么评估项目的长期效果。陈森逐一回答，没有用行业术语，只是把具体做法说清楚。
论坛结束之后，郑秘书长在走廊里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刚才讲的那些，比很多专业做公益的人都实在。有几个基金会的人跟我说想约你聊一聊，看能不能在别的省份复制这个模式。”
陈森把发言提纲收进包里。“可以聊。但复制之前得先把当地的人找到。基金会派不出人去每一个村，需要当地人帮忙。”
论坛结束后的第三天，陈森在宋远舟基金会的会议室里见到了两位来自云南和广西的基金会负责人。一位叫李岭，做乡村医疗十几年了，在云南有六个医疗点；另一位叫黄芸，做的是乡村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广西覆盖了二十多所学校。三个人围坐在会议桌旁，周敏在旁边做记录。
李岭把一份云南的医疗点分布图铺在桌上。“你的模式我很感兴趣。但云南的情况比甘肃和贵州更复杂，山区面积大，人口分散，一个医疗站覆盖的范围有限。如果要在云南推广，可能需要更灵活的巡诊模式。”
“巡诊车可以配。流动影像教室的车我这边有现成的，可以改一辆做巡诊用。”陈森说，“关键是人的问题。护士招到了，设备买了，但如果没有当地人的配合，巡诊车到了村口也找不到需要看病的人。”
黄芸在旁边接了一句：“我们广西那边有现成的村级联络员网络，每个村都有一个负责儿童营养的联络员。如果你要在广西试点，这个网络可以直接用。”
陈森想了想。“可以先做三个试点。云南两个，广西一个。我出设备和启动资金，你们出执行团队和当地联络员。周敏这边负责协调和培训。”
李岭和黄芸对视了一眼，然后李岭伸出手来。“可以。方案我们回去之后尽快发给你。”
陈森和他握了手。会议结束之后，周敏在走廊里和他走了一段，把手里的记录本合上。“你刚才答应得很快。以前你不这样。”
“以前事情少。现在有人愿意一起做，能快就快一点。”
周敏看了他一眼。“你知道你刚才答应的三个试点，一年下来要多花多少钱吗？”
“知道。商业那边今年增长不错，能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