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清初：吴周天下 第15章 大港
建兴十年七月，海参崴。
天还没亮透，码头边已经挤满了人。渔行、货栈、车马店都开了门，挑担的、赶车的、扛包的挤在码头入口，等着第一班船靠岸。海面上雾蒙蒙的，几十条船的桅杆从雾里伸出来，像一片没有叶子的树林。汽笛声从雾里传过来，闷闷的，一声接一声。
海参崴不冻，冬天也能通航。这在北方的港口里是独一份。大连冬天要破冰，天津冬天要封港，登州冬天船少。只有海参崴，一年到头船来船往。码头上立着一座灯塔，夜里点着煤油灯，灯光照到十里之外。灯塔下面是一排货栈，青砖墙，铁皮顶，门口挂着各家商号的招牌。有“吉林粮栈”、“盛京木行”、“辽东煤号”，还有几家卖日本货的，卖朝鲜货的。
一个姓赵的商人站在粮栈门口，手里拿着一把大豆。大豆是金黄的，颗颗饱满。他搓了搓，豆皮簌簌地掉，露出里面淡黄的豆仁。他塞进嘴里嚼了嚼，点了点头。
“好豆。”
赵商人叫赵德柱，吉林人，在海参崴做了十年买卖。他从吉林收大豆，运到海参崴，再运到日本。日本人不种大豆，但日本人吃豆腐、喝豆酱，离不开大豆。一石大豆在吉林收五块银元，运到海参崴卖八块，运到日本卖十五块。赚十块。他一年跑十趟，赚一万块银元。
海参崴的商税，去年八十万块，今年预计一百五十万块。翻了一倍。商税从哪里来？从码头上每一条船、每一箱货来。大豆、高粱、木材、煤，从东北来。日本的海带、朝鲜的人参、南洋的香料，从这里进口。一进一出，三十税一。市舶司的院子里，每天排着长队。关员们从早忙到晚，手里的印章盖得发烫。
赵德柱把大豆放回袋子里，走到码头边。一条蒸汽轮船正在进港，船头插着一面旗，旗上写着“大周市舶司”。船靠岸，跳板搭上码头，水手们搬着货箱往下走。货箱上贴着标签：海带、人参、鱿鱼。这些是从日本和朝鲜来的。赵德柱走过去，看了看货。海带是干的，墨绿色，捆成一扎一扎的。人参是白的，装在木盒里，盒盖上贴着红纸。鱿鱼是淡黄的，晾在竹筛上。他拿起一盒人参，打开看了看。参须完整，参体饱满。他点了点头，把盒子盖上。
“赵老板，今年货多不多？”旁边一个年轻商人问他。
赵德柱放下人参。
“多。比去年多一倍。东北的大豆、高粱、木材、煤，从铁路运到海参崴，从海参崴装船运到日本、朝鲜、南洋。日本的海带、朝鲜的人参、南洋的香料，从海参崴卸货，从铁路运到东北。一条铁路，一条海路。两条路都通了，货就多了。”
“赵老板，你跑了十年海参崴，觉得这港怎么样？”
赵德柱想了想。
“十年前，海参崴还是一个渔村。几十户人家，靠打鱼为生。后来朝廷修了铁路，盛京到海参崴，齐齐哈尔到海参崴。铁路通了，海参崴就变成了港口。码头修了，灯塔立了，市舶司设了。渔村变成了城市。城里有三条大街，街两边全是店铺。有茶馆，有酒楼，有客栈。有蒙学，有小学，有技工学堂。码头上一天停靠十几条船，装卸几千吨货。”
他走到出口码头。一条蒸汽轮船正在装货，货箱上贴着标签：大豆、高粱、木材、煤。这些是运到日本的。水手们搬着货箱往船上装，用油布盖好，捆上麻绳。
赵德柱站在码头边，看着船装货。他想起十年前，他第一次来海参崴。那时候码头还是木头的，歪歪斜斜的。他站在码头上，看着帆船出海，心里想：这条船，能不能到日本？现在他站在石砌的码头上，看着蒸汽轮船出海，心里想：这条船，十天就到日本。
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港口比海参崴更大。
大连湾的海面被晨光照得发亮，上百条船停在水面上，桅杆像一片树林。有帆船，有蒸汽船。有官办的，有民营的。船来船往，货进货出。码头上的苦力扛着货箱跑上跑下，号子声混着海风，从早到晚不停。
大连港是建兴六年开的。开港那年，这里还是一个渔村，几十户人家，靠打鱼为生。四年过去，渔村变成了城市。城里有五条大街，街两边全是店铺。有卖布的，有卖米的，有卖油的，有卖铁的。有茶馆，有酒楼，有客栈。有蒙学，有小学，有技工学堂。码头上一天停靠几十条船，装卸几千吨货。
港口的市舶司设在码头北边，是一座四进的大院子。院子里人来人往，有报关的商人，有验货的关员，有收税的吏员。关员们穿着蓝布制服，腰间系着红带，手里拿着货单和印章。货单上写着：大豆、高粱、木材、煤。这些货从东北来，运到大连，再运到山东、江苏、浙江。
一个姓孙的商人站在码头边，看着一条商船正在装货。货箱上贴着标签：大豆、高粱、木材、煤。这些是运到上海的。船是蒸汽轮船，三百吨，铁壳子，烟囱冒着黑烟。孙商人今年五十岁，山东登州人。他原来种地，后来做买卖，从东北收大豆，运到大连，再运到上海。一石大豆在东北收五块，运到大连卖八块，运到上海卖十五块。赚十块。他一年跑二十趟，赚一万块银元。
他站在码头边，看着船装货。他想起五年前，大连还是一个渔村。几十户人家，靠打鱼为生。后来朝廷修了铁路，盛京到大连，齐齐哈尔到大连。铁路通了，大连就变成了港口。码头修了，灯塔立了，市舶司设了。渔村变成了城市。城里有五条大街，街两边全是店铺。有卖布的，有卖米的，有卖油的，有卖铁的。有茶馆，有酒楼，有客栈。有蒙学，有小学，有技工学堂。码头上一天停靠几十条船，装卸几千吨货。
孙商人的铺面就在码头旁边。一间门面，后面是仓库。仓库里堆着大豆、高粱、木材、煤。他雇了十个伙计，四个管收货，四个管装船，两个管账。每个月发工钱，一个人五块银元。伙计们干得卖力，因为年底有红包拿。
大连港的货物，一半是出口，一半是进口。出口的是东北的粮食、木材、煤、大豆。进口的是南方的布匹、瓷器、茶叶、铁器。南方的货从上海、宁波、福州运来，在大连卸货，再转运到东北各地。东北的货从盛京、吉林、齐齐哈尔运来，在大连装船，再运到南方。
而在更南边的北海，港口比大连小，但历史比大连长。
北海港是洪化年间开的。那时候大周还只是西南一个割据政权，当时风雨飘摇，急需银子和物资。大周拿下广西后，北海是最近的出海口，离越南、南洋最近。开港那年，只有几条帆船，几十个商人，一年收几千块银元的税。二十多年过去，北海港变成了南方最大的港口。码头从一条增加到五条，能同时停靠五十条大船。一年的商税，一千三百万块银元。
码头边的茶棚里，坐着一个老商人。他姓黄，叫黄德昌，六十二岁，广东合浦人。他在北海港做了三十年生意，从洪化年间就开始跑南洋。那时候北海港还只是一个小码头，船是帆船，货是蔗糖和八角。他跟着船队去越南、暹罗、马来，一趟要走三个月。回来的时候，船上装着香料、槟榔、燕窝。
他端着茶碗，看着码头上的蒸汽轮船。铁壳子，烟囱冒着黑烟，能装三百吨货。从北海到南洋，只要十天。他年轻的时候，走一趟要三个月。现在十天就到了。
黄德昌放下茶碗，走到码头边。一条蒸汽轮船正在进港，船头插着一面旗，旗上写着“大周市舶司”。船靠岸，跳板搭上码头，水手们搬着货箱往下走。货箱上贴着标签：香料、水果、木材。这些货从南洋来，在北海卸货，再运到云南、贵州、广西。他走过水果摊，摊上摆着金黄的芒果、青绿的榴莲、紫红的山竹。一个妇人正在买芒果，挑了两个，付了钱，拎着走了。
他走到出口码头。另一条蒸汽轮船正在装货，货箱上贴着标签：蔗糖、八角、桂皮、珍珠。这些货从广西、云南、贵州来，运到北海，再运到南洋、印度、阿拉伯。水手们搬着货箱往船上装，用油布盖好，捆上麻绳。
黄德昌站在码头边，看了一会儿。他想起三十年前，他第一次跑南洋。那时候船是帆船，货是蔗糖和八角。风从北边吹来，船往南走。走了十天，到越南。卸了货，换了香料。又走了十天，到暹罗。卸了货，换了槟榔。又走了十天，到马来。卸了货，换了燕窝。回来的时候，船走了一个月。到家的时候，人瘦了一圈。
现在不一样了。蒸汽轮船，十天到南洋。卸了货，换了香料。再十天，回北海。一个月跑两趟。他老了，跑不动了。但他儿子在跑。儿子从广州大学商学科毕业，在北海开了一间商行，专收蔗糖和八角。蒸汽轮船，十天到南洋，一个月跑两趟。一年跑十趟南洋，赚十万块银元。
黄德昌转身回到茶棚，坐下来。茶棚里坐满了等船的商人，有的在喝茶，有的在吃干粮，有的在打瞌睡。茶棚外面，码头上人来人往，扛包的、赶车的、拉货的，挤得水泄不通。一个卖烧饼的小贩推着车子穿过人群，嘴里喊着“烧饼，刚出炉的烧饼”。
黄德昌买了一碗茶，一个烧饼。烧饼是芝麻的，烤得金黄。他咬了一口，嚼了嚼。烧饼又脆又香。他想起三十年前，北海港还没有茶棚，没有烧饼摊。码头上只有几个卖椰子的，几个卖槟榔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茶棚、烧饼摊、客栈、酒馆、钱庄。北海港从一个小码头变成了一个城市。
城里有七条大街，街两边全是店铺。有卖布的，有卖米的，有卖油的，有卖铁的。有卖南洋香料的，有卖欧罗巴钟表的。有茶馆，有酒楼，有客栈。有蒙学，有小学，有中学，有技工学堂。城里有十万人口，一半是做生意的。
黄德昌吃完烧饼，站起来，走出茶棚。他沿着码头边走。码头上停着五十条船，有帆船，有蒸汽船。他看见一条商船正在卸货，货箱上贴着标签：香料。香料是从马六甲来的，运到北海，再运到云南。他看见另一条商船正在装货，货箱上贴着标签：桂皮。桂皮是从广西来的，运到北海，再运到阿拉伯。
他站在码头上，看了一会儿。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他想起一件事，北海港是洪化年间开的。那时候大周还只握着南方十一省，吴世璠刚在衡州即位。二十多年过去，北海港从几条帆船变成了五十条大船，从一年几千块商税变成了两千三百万块。二十多年前，北海港只有蔗糖和八角。现在有香料、水果、木材、钟表、呢绒、玻璃。
大周的海上贸易，北至海参崴，南至北海。沿海有大连、天津、登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北海。九个大港，几十个小港。大周的商品，从这些港口出发，运到日本、朝鲜、南洋、印度、阿拉伯、欧罗巴、非洲。大周赚取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关税成为大周税收的大头，每年达到了两亿银元。
（第九卷 第十五章完）
天还没亮透，码头边已经挤满了人。渔行、货栈、车马店都开了门，挑担的、赶车的、扛包的挤在码头入口，等着第一班船靠岸。海面上雾蒙蒙的，几十条船的桅杆从雾里伸出来，像一片没有叶子的树林。汽笛声从雾里传过来，闷闷的，一声接一声。
海参崴不冻，冬天也能通航。这在北方的港口里是独一份。大连冬天要破冰，天津冬天要封港，登州冬天船少。只有海参崴，一年到头船来船往。码头上立着一座灯塔，夜里点着煤油灯，灯光照到十里之外。灯塔下面是一排货栈，青砖墙，铁皮顶，门口挂着各家商号的招牌。有“吉林粮栈”、“盛京木行”、“辽东煤号”，还有几家卖日本货的，卖朝鲜货的。
一个姓赵的商人站在粮栈门口，手里拿着一把大豆。大豆是金黄的，颗颗饱满。他搓了搓，豆皮簌簌地掉，露出里面淡黄的豆仁。他塞进嘴里嚼了嚼，点了点头。
“好豆。”
赵商人叫赵德柱，吉林人，在海参崴做了十年买卖。他从吉林收大豆，运到海参崴，再运到日本。日本人不种大豆，但日本人吃豆腐、喝豆酱，离不开大豆。一石大豆在吉林收五块银元，运到海参崴卖八块，运到日本卖十五块。赚十块。他一年跑十趟，赚一万块银元。
海参崴的商税，去年八十万块，今年预计一百五十万块。翻了一倍。商税从哪里来？从码头上每一条船、每一箱货来。大豆、高粱、木材、煤，从东北来。日本的海带、朝鲜的人参、南洋的香料，从这里进口。一进一出，三十税一。市舶司的院子里，每天排着长队。关员们从早忙到晚，手里的印章盖得发烫。
赵德柱把大豆放回袋子里，走到码头边。一条蒸汽轮船正在进港，船头插着一面旗，旗上写着“大周市舶司”。船靠岸，跳板搭上码头，水手们搬着货箱往下走。货箱上贴着标签：海带、人参、鱿鱼。这些是从日本和朝鲜来的。赵德柱走过去，看了看货。海带是干的，墨绿色，捆成一扎一扎的。人参是白的，装在木盒里，盒盖上贴着红纸。鱿鱼是淡黄的，晾在竹筛上。他拿起一盒人参，打开看了看。参须完整，参体饱满。他点了点头，把盒子盖上。
“赵老板，今年货多不多？”旁边一个年轻商人问他。
赵德柱放下人参。
“多。比去年多一倍。东北的大豆、高粱、木材、煤，从铁路运到海参崴，从海参崴装船运到日本、朝鲜、南洋。日本的海带、朝鲜的人参、南洋的香料，从海参崴卸货，从铁路运到东北。一条铁路，一条海路。两条路都通了，货就多了。”
“赵老板，你跑了十年海参崴，觉得这港怎么样？”
赵德柱想了想。
“十年前，海参崴还是一个渔村。几十户人家，靠打鱼为生。后来朝廷修了铁路，盛京到海参崴，齐齐哈尔到海参崴。铁路通了，海参崴就变成了港口。码头修了，灯塔立了，市舶司设了。渔村变成了城市。城里有三条大街，街两边全是店铺。有茶馆，有酒楼，有客栈。有蒙学，有小学，有技工学堂。码头上一天停靠十几条船，装卸几千吨货。”
他走到出口码头。一条蒸汽轮船正在装货，货箱上贴着标签：大豆、高粱、木材、煤。这些是运到日本的。水手们搬着货箱往船上装，用油布盖好，捆上麻绳。
赵德柱站在码头边，看着船装货。他想起十年前，他第一次来海参崴。那时候码头还是木头的，歪歪斜斜的。他站在码头上，看着帆船出海，心里想：这条船，能不能到日本？现在他站在石砌的码头上，看着蒸汽轮船出海，心里想：这条船，十天就到日本。
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港口比海参崴更大。
大连湾的海面被晨光照得发亮，上百条船停在水面上，桅杆像一片树林。有帆船，有蒸汽船。有官办的，有民营的。船来船往，货进货出。码头上的苦力扛着货箱跑上跑下，号子声混着海风，从早到晚不停。
大连港是建兴六年开的。开港那年，这里还是一个渔村，几十户人家，靠打鱼为生。四年过去，渔村变成了城市。城里有五条大街，街两边全是店铺。有卖布的，有卖米的，有卖油的，有卖铁的。有茶馆，有酒楼，有客栈。有蒙学，有小学，有技工学堂。码头上一天停靠几十条船，装卸几千吨货。
港口的市舶司设在码头北边，是一座四进的大院子。院子里人来人往，有报关的商人，有验货的关员，有收税的吏员。关员们穿着蓝布制服，腰间系着红带，手里拿着货单和印章。货单上写着：大豆、高粱、木材、煤。这些货从东北来，运到大连，再运到山东、江苏、浙江。
一个姓孙的商人站在码头边，看着一条商船正在装货。货箱上贴着标签：大豆、高粱、木材、煤。这些是运到上海的。船是蒸汽轮船，三百吨，铁壳子，烟囱冒着黑烟。孙商人今年五十岁，山东登州人。他原来种地，后来做买卖，从东北收大豆，运到大连，再运到上海。一石大豆在东北收五块，运到大连卖八块，运到上海卖十五块。赚十块。他一年跑二十趟，赚一万块银元。
他站在码头边，看着船装货。他想起五年前，大连还是一个渔村。几十户人家，靠打鱼为生。后来朝廷修了铁路，盛京到大连，齐齐哈尔到大连。铁路通了，大连就变成了港口。码头修了，灯塔立了，市舶司设了。渔村变成了城市。城里有五条大街，街两边全是店铺。有卖布的，有卖米的，有卖油的，有卖铁的。有茶馆，有酒楼，有客栈。有蒙学，有小学，有技工学堂。码头上一天停靠几十条船，装卸几千吨货。
孙商人的铺面就在码头旁边。一间门面，后面是仓库。仓库里堆着大豆、高粱、木材、煤。他雇了十个伙计，四个管收货，四个管装船，两个管账。每个月发工钱，一个人五块银元。伙计们干得卖力，因为年底有红包拿。
大连港的货物，一半是出口，一半是进口。出口的是东北的粮食、木材、煤、大豆。进口的是南方的布匹、瓷器、茶叶、铁器。南方的货从上海、宁波、福州运来，在大连卸货，再转运到东北各地。东北的货从盛京、吉林、齐齐哈尔运来，在大连装船，再运到南方。
而在更南边的北海，港口比大连小，但历史比大连长。
北海港是洪化年间开的。那时候大周还只是西南一个割据政权，当时风雨飘摇，急需银子和物资。大周拿下广西后，北海是最近的出海口，离越南、南洋最近。开港那年，只有几条帆船，几十个商人，一年收几千块银元的税。二十多年过去，北海港变成了南方最大的港口。码头从一条增加到五条，能同时停靠五十条大船。一年的商税，一千三百万块银元。
码头边的茶棚里，坐着一个老商人。他姓黄，叫黄德昌，六十二岁，广东合浦人。他在北海港做了三十年生意，从洪化年间就开始跑南洋。那时候北海港还只是一个小码头，船是帆船，货是蔗糖和八角。他跟着船队去越南、暹罗、马来，一趟要走三个月。回来的时候，船上装着香料、槟榔、燕窝。
他端着茶碗，看着码头上的蒸汽轮船。铁壳子，烟囱冒着黑烟，能装三百吨货。从北海到南洋，只要十天。他年轻的时候，走一趟要三个月。现在十天就到了。
黄德昌放下茶碗，走到码头边。一条蒸汽轮船正在进港，船头插着一面旗，旗上写着“大周市舶司”。船靠岸，跳板搭上码头，水手们搬着货箱往下走。货箱上贴着标签：香料、水果、木材。这些货从南洋来，在北海卸货，再运到云南、贵州、广西。他走过水果摊，摊上摆着金黄的芒果、青绿的榴莲、紫红的山竹。一个妇人正在买芒果，挑了两个，付了钱，拎着走了。
他走到出口码头。另一条蒸汽轮船正在装货，货箱上贴着标签：蔗糖、八角、桂皮、珍珠。这些货从广西、云南、贵州来，运到北海，再运到南洋、印度、阿拉伯。水手们搬着货箱往船上装，用油布盖好，捆上麻绳。
黄德昌站在码头边，看了一会儿。他想起三十年前，他第一次跑南洋。那时候船是帆船，货是蔗糖和八角。风从北边吹来，船往南走。走了十天，到越南。卸了货，换了香料。又走了十天，到暹罗。卸了货，换了槟榔。又走了十天，到马来。卸了货，换了燕窝。回来的时候，船走了一个月。到家的时候，人瘦了一圈。
现在不一样了。蒸汽轮船，十天到南洋。卸了货，换了香料。再十天，回北海。一个月跑两趟。他老了，跑不动了。但他儿子在跑。儿子从广州大学商学科毕业，在北海开了一间商行，专收蔗糖和八角。蒸汽轮船，十天到南洋，一个月跑两趟。一年跑十趟南洋，赚十万块银元。
黄德昌转身回到茶棚，坐下来。茶棚里坐满了等船的商人，有的在喝茶，有的在吃干粮，有的在打瞌睡。茶棚外面，码头上人来人往，扛包的、赶车的、拉货的，挤得水泄不通。一个卖烧饼的小贩推着车子穿过人群，嘴里喊着“烧饼，刚出炉的烧饼”。
黄德昌买了一碗茶，一个烧饼。烧饼是芝麻的，烤得金黄。他咬了一口，嚼了嚼。烧饼又脆又香。他想起三十年前，北海港还没有茶棚，没有烧饼摊。码头上只有几个卖椰子的，几个卖槟榔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茶棚、烧饼摊、客栈、酒馆、钱庄。北海港从一个小码头变成了一个城市。
城里有七条大街，街两边全是店铺。有卖布的，有卖米的，有卖油的，有卖铁的。有卖南洋香料的，有卖欧罗巴钟表的。有茶馆，有酒楼，有客栈。有蒙学，有小学，有中学，有技工学堂。城里有十万人口，一半是做生意的。
黄德昌吃完烧饼，站起来，走出茶棚。他沿着码头边走。码头上停着五十条船，有帆船，有蒸汽船。他看见一条商船正在卸货，货箱上贴着标签：香料。香料是从马六甲来的，运到北海，再运到云南。他看见另一条商船正在装货，货箱上贴着标签：桂皮。桂皮是从广西来的，运到北海，再运到阿拉伯。
他站在码头上，看了一会儿。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他想起一件事，北海港是洪化年间开的。那时候大周还只握着南方十一省，吴世璠刚在衡州即位。二十多年过去，北海港从几条帆船变成了五十条大船，从一年几千块商税变成了两千三百万块。二十多年前，北海港只有蔗糖和八角。现在有香料、水果、木材、钟表、呢绒、玻璃。
大周的海上贸易，北至海参崴，南至北海。沿海有大连、天津、登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北海。九个大港，几十个小港。大周的商品，从这些港口出发，运到日本、朝鲜、南洋、印度、阿拉伯、欧罗巴、非洲。大周赚取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关税成为大周税收的大头，每年达到了两亿银元。
（第九卷 第十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