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被霸凌,你当我还是初中生? 第559章 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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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凌晨三点打来的。
孟知许在宿舍的床上惊醒,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得刺眼。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深圳老家的座机号码,那一刻,她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攥了一下。
她接起来,那边是她母亲的声音,带着她从未听过的破碎与慌乱,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像是一条被风吹裂的河面,什么都拼不完整。
她只听清了一句话,
“你爸……走了。”
她握着手机,坐在床上,没有动。
窗帘是拉着的,窗外的北京还在沉睡,秋天的夜风吹过窗台,带着一丝凉意。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像是一台坏掉的收音机。
孟知许没有挂断电话,也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像是在等那句话被撤回,被告知那只是一个错误的消息。
她等了很久,那条消息始终没有被撤回。
深圳的秋天来得并不明显,空气里还残留着夏天的潮热,只是风里多了一层若有若无的干涩。
孟知许站在恒瑞精密五金模具厂的车间门口,手里攥着一沓刚从财务室拿出来的报表,纸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
车间里机器停了大半,只剩下几台老旧的冲压机还在运转,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撞击声,像是这座工厂正在缓慢地、艰难地呼吸。
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快二十分钟,目光落在那排停工的机器上,却没有真正在看什么。
脑子里全是那些刚刚从账本里翻出来的数字——应收账款三百多万,应付账款两百多万,银行贷款还有八十万没还,工人工资欠了两个月,供应商的货款也压了好几批。
她父亲在世时,一直在默默扛着这一切,没有跟家里提过一句。
那些年他回家时总是笑呵呵的,问她画了什么新画,问她学校里有什么趣事,问她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他从来不说工厂的事,也从来不让她和母亲为钱发愁。
直到他走后的第三天,财务才把那些被她父亲藏了很久的报表交到她手上。
她当时坐在父亲的办公桌前,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个正在被水流卷走的人,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
她不知道那些数字是怎么被叠加起来的,只知道它们正在以她无法控制的速度压向她,一件接一件,没有尽头。
母亲在那之后几乎没有说过话。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偶尔出来倒水,偶尔看着窗外的阳台发呆,偶尔会对孟知许说一句“你爸以前坐那个位置看报”,然后又沉默下去。
孟知许没有哭,她知道如果她也跟着垮了,就真的没有人能撑住这个家了。
她搬进了父亲的办公室,把画板和颜料收进纸箱,把那些账单和合同一张一张地整理好,开始学着看懂那些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名词——模具寿命、加工精度、冲压工艺、公差范围。
她不懂那些东西,她只是逼着自己去看,去记,去在那些陌生的字眼里,重新拼凑出一个她快要认不出的世界。
师傅姓刘,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头发花白,手上的茧子厚得像一层铠甲。
他走到孟知许旁边,声音压得很低,
“知许,厂里现在这个情况,你爸在的时候也撑得很辛苦。你要是想关,我们都能理解。”
孟知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了一句话,
“不关。”
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她自己也没预料到的平静。
她不知道自己说出口的那一刻,是已经做好了面对这场硬仗的准备,还是仅仅不想让自己和父亲共同撑起的那一间旧厂房,在这一天彻底暗下去。
她只是觉得,如果连她也松手了,那些和他一起撑过这么多年的人,就真的散了。
她不想让那座旧厂房就这样无声地落幕。
那些日子,她像一个在阴天里寻找灯芯的人,四处摸索,浑身湿透,却始终没有松开手。
她把厂里所有订单都重新梳理了一遍,发现还有一些老客户依然在维持着零星合作——可那些订单利润太薄,工期又紧。
她去拜访了那些客户,一家一家地跑,有些在深圳,有些在东莞,有些在广州。
她穿着父亲留下来的旧西装外套,拎着一个没有拉链的公文包,像所有初入行的业务员一样,在写字楼的走廊里等,在茶桌前等,在电话里等。
她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只是坐在那里,把合同推到对方面前。
对方看在她父亲的面子上签了几单,也有人在看清楚那些条款之后,默默收回了手。
她没有追问原因,只是把合同折好,放回包里,然后去下一家。
厂里的老工人们陆续回来上工了。
他们本来已经做好了被遣散的准备。
刘师傅在车间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多问,只是转身把那些停了很久的机器重新擦了一遍,然后开始调试那些已经快要被遗忘的参数。
孟知许看着那些正在恢复转动的机器,什么也没说,像是那些正在落定的尘埃,终于找到了它们该落下的地方。
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沾满灰尘的手,没有再想画画的事,她只是坐在那里,继续看下一份还没读完的合同,等着电话再次响起来。
她不知道那些电话还会带来什么,她只是觉得,能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听着车间里重新响起的机器声,她还能再撑一阵子。
某天黄昏,她整理文件时,无意中翻到了父亲柜子深处的一本旧相册。
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是父亲年轻时写给母亲的一行字:
“撑住,就赢了。”
她的眼泪终于落下来了,滴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账目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她放下相册,擦干眼泪,把那张纸条小心地折好,夹进自己正在看的笔记本里。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住,她只是觉得,既然他撑到了最后一刻,她也应该试一试。
她不知道那些努力会不会有结果,她只知道,如果她什么都不做,那个她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却在用一生保护她的父亲,会以另一种方式彻底消失。
她推开窗户,让风吹进来,然后回到桌前,继续看下一封还没拆开的邮件。
窗外的深圳正在慢慢亮起灯火,像一页正在被翻动的账簿,每一栏都在等待被填入新的数字。
她不知道那些数字会在哪一刻变成答案,她只是觉得,能先翻开新的一页,已经足够。
她低下头,在那一页空白处,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一个日期——2004年9月10日。
孟知许在宿舍的床上惊醒,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得刺眼。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深圳老家的座机号码,那一刻,她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攥了一下。
她接起来,那边是她母亲的声音,带着她从未听过的破碎与慌乱,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像是一条被风吹裂的河面,什么都拼不完整。
她只听清了一句话,
“你爸……走了。”
她握着手机,坐在床上,没有动。
窗帘是拉着的,窗外的北京还在沉睡,秋天的夜风吹过窗台,带着一丝凉意。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像是一台坏掉的收音机。
孟知许没有挂断电话,也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像是在等那句话被撤回,被告知那只是一个错误的消息。
她等了很久,那条消息始终没有被撤回。
深圳的秋天来得并不明显,空气里还残留着夏天的潮热,只是风里多了一层若有若无的干涩。
孟知许站在恒瑞精密五金模具厂的车间门口,手里攥着一沓刚从财务室拿出来的报表,纸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
车间里机器停了大半,只剩下几台老旧的冲压机还在运转,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撞击声,像是这座工厂正在缓慢地、艰难地呼吸。
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快二十分钟,目光落在那排停工的机器上,却没有真正在看什么。
脑子里全是那些刚刚从账本里翻出来的数字——应收账款三百多万,应付账款两百多万,银行贷款还有八十万没还,工人工资欠了两个月,供应商的货款也压了好几批。
她父亲在世时,一直在默默扛着这一切,没有跟家里提过一句。
那些年他回家时总是笑呵呵的,问她画了什么新画,问她学校里有什么趣事,问她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他从来不说工厂的事,也从来不让她和母亲为钱发愁。
直到他走后的第三天,财务才把那些被她父亲藏了很久的报表交到她手上。
她当时坐在父亲的办公桌前,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个正在被水流卷走的人,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
她不知道那些数字是怎么被叠加起来的,只知道它们正在以她无法控制的速度压向她,一件接一件,没有尽头。
母亲在那之后几乎没有说过话。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偶尔出来倒水,偶尔看着窗外的阳台发呆,偶尔会对孟知许说一句“你爸以前坐那个位置看报”,然后又沉默下去。
孟知许没有哭,她知道如果她也跟着垮了,就真的没有人能撑住这个家了。
她搬进了父亲的办公室,把画板和颜料收进纸箱,把那些账单和合同一张一张地整理好,开始学着看懂那些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名词——模具寿命、加工精度、冲压工艺、公差范围。
她不懂那些东西,她只是逼着自己去看,去记,去在那些陌生的字眼里,重新拼凑出一个她快要认不出的世界。
师傅姓刘,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头发花白,手上的茧子厚得像一层铠甲。
他走到孟知许旁边,声音压得很低,
“知许,厂里现在这个情况,你爸在的时候也撑得很辛苦。你要是想关,我们都能理解。”
孟知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了一句话,
“不关。”
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她自己也没预料到的平静。
她不知道自己说出口的那一刻,是已经做好了面对这场硬仗的准备,还是仅仅不想让自己和父亲共同撑起的那一间旧厂房,在这一天彻底暗下去。
她只是觉得,如果连她也松手了,那些和他一起撑过这么多年的人,就真的散了。
她不想让那座旧厂房就这样无声地落幕。
那些日子,她像一个在阴天里寻找灯芯的人,四处摸索,浑身湿透,却始终没有松开手。
她把厂里所有订单都重新梳理了一遍,发现还有一些老客户依然在维持着零星合作——可那些订单利润太薄,工期又紧。
她去拜访了那些客户,一家一家地跑,有些在深圳,有些在东莞,有些在广州。
她穿着父亲留下来的旧西装外套,拎着一个没有拉链的公文包,像所有初入行的业务员一样,在写字楼的走廊里等,在茶桌前等,在电话里等。
她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只是坐在那里,把合同推到对方面前。
对方看在她父亲的面子上签了几单,也有人在看清楚那些条款之后,默默收回了手。
她没有追问原因,只是把合同折好,放回包里,然后去下一家。
厂里的老工人们陆续回来上工了。
他们本来已经做好了被遣散的准备。
刘师傅在车间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多问,只是转身把那些停了很久的机器重新擦了一遍,然后开始调试那些已经快要被遗忘的参数。
孟知许看着那些正在恢复转动的机器,什么也没说,像是那些正在落定的尘埃,终于找到了它们该落下的地方。
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沾满灰尘的手,没有再想画画的事,她只是坐在那里,继续看下一份还没读完的合同,等着电话再次响起来。
她不知道那些电话还会带来什么,她只是觉得,能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听着车间里重新响起的机器声,她还能再撑一阵子。
某天黄昏,她整理文件时,无意中翻到了父亲柜子深处的一本旧相册。
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是父亲年轻时写给母亲的一行字:
“撑住,就赢了。”
她的眼泪终于落下来了,滴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账目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她放下相册,擦干眼泪,把那张纸条小心地折好,夹进自己正在看的笔记本里。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住,她只是觉得,既然他撑到了最后一刻,她也应该试一试。
她不知道那些努力会不会有结果,她只知道,如果她什么都不做,那个她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却在用一生保护她的父亲,会以另一种方式彻底消失。
她推开窗户,让风吹进来,然后回到桌前,继续看下一封还没拆开的邮件。
窗外的深圳正在慢慢亮起灯火,像一页正在被翻动的账簿,每一栏都在等待被填入新的数字。
她不知道那些数字会在哪一刻变成答案,她只是觉得,能先翻开新的一页,已经足够。
她低下头,在那一页空白处,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一个日期——200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