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第303章 杨书记,我给您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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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成田机场的免税店里弥漫着一股甜腻的巧克力味,混杂着香水柜台飘过来的花香。
周扬在登机口附近的硬塑料椅子上坐了二十分钟,手里攥着那张飞往燕京的机票,纸质登机牌的边角已经被指腹搓出了毛边。
候机大厅的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着NhK的午间新闻,主播用字正腔圆的日语念着关于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的进度报告。
周扬没看,他的注意力落在登机口旁边那个公用电话亭上。
他站起身,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百元硬币,塞进投币口。
拨号盘上的数字他闭着眼睛都能按出来,那是杨欣办公室的直线。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通了。
“喂?”杨欣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一种长期处理公务养成的干练。
“我,下午两点的航班,飞燕京。到了之后转火车去西宁,算上中转的时间,大概后天下午能到。”
听筒那头沉默了两秒。
周扬听见了纸张翻动的声音,然后是一把椅子吱呀响了一下,那是她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了。
“几号车次?我去接你。”
“不用专程跑一趟,让司机开车去就行。”
“我去接你。”杨欣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
周扬把听筒换到左手,右手摸了摸风衣口袋里那本硬抄笔记本的边角。
一年半,他往那边寄了十一封信,她回了九封。
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句话:平安即好。没有多余的字。
“行。”周扬说。
挂断电话。广播里开始催促登机。
从成田到燕京首都机场,飞行时间三个半小时。
周扬坐在靠窗的位置,要了一杯热水,把那本笔记本翻到最后几页。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小林副教授最后一堂课讲的内容,关于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
他看了一会儿,合上笔记本,把脸转向舷窗。
三万英尺以下,海面在阳光下泛着碎银子一样的光。
再往西飞两个小时,就是华北平原。
再往西,翻过秦岭,穿过黄土高原,就是那片他用了七年时间去征服的西北荒漠。
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的时候,燕京的天已经擦黑了。
七月的华北闷热潮湿,周扬走出航站楼的瞬间,衬衫后背就湿了一层。
他没有在燕京停留。出了机场直接打车去火车站,买了当晚十一点发车的西行列车硬卧。
售票窗口的大姐看了看他的护照和身份证,抬头打量了他一眼:“同志,软卧还有票,要不要换?”
“硬卧就行。”
绿皮车厢里的气味是周扬极其熟悉的——方便面的调料包、劣质洗衣粉、汗味、以及车轮碾过铁轨接缝时从车底渗上来的机油味。
他爬上中铺,把旅行袋塞在脚底,侧身朝里躺下。
对面下铺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在嗑瓜子,瓜子壳吐了一地。
上铺有个小孩在哭闹,他妈一边哄一边骂。
走道里有人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去接开水,塑料拖鞋啪嗒啪嗒地响。
周扬闭上眼睛。
列车在夜色中穿过华北平原,一路向西。
车窗外偶尔闪过小站台昏黄的灯光,转瞬即逝。
这种绿皮火车的硬卧,他在八年前从燕京去青海的时候坐过一次。
那时候他刚重生不到一个月,右臂还是废的,身上穿着部队发的旧军装,兜里揣着组织关系介绍信和两百块钱。
八年。
车轮声单调地重复着,把人往睡眠的深处推。
周扬在铁轨的颠簸中沉沉睡去,一夜无梦。
第二天傍晚换了一趟车。
第三天中午又换了一趟。
从燕京到西宁,横跨大半个国家,两千多公里的铁路线,他在车上整整待了将近两天两夜。
抵达西宁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出头。
七月的高原日照极烈,站台上的水泥地面被晒得发烫,热气蒸腾上来,扭曲了远处山脊线的轮廓。
周扬提着旅行袋走出出站口。
人群嘈杂,拉客的出租车司机扯着嗓子喊价,卖酿皮的摊贩把铝制推车停在广场边上,醋味和辣油味混在一起飘过来。
他在人流中站定。
杨欣靠在一辆黑色桑塔纳的车门边上,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款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衬衫,头发比他离开时短了些,齐肩,别在耳后。
三十三岁的女人,高原的紫外线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但眼角多了两道极浅的纹路,那是长期高强度工作压出来的。
她看见周扬从人群里走出来,没有跑过去,也没有挥手。
只是把墨镜从鼻梁上摘下来,折好,攥在手里。
周扬走到她面前,两人之间隔着一步的距离。
“瘦了。”杨欣开口,声音很轻,被广场上的噪音盖去了大半。
“国外的饭不好吃。”周扬把旅行袋换到左手,拉开后排车门把袋子扔进去。
杨欣没再说别的,绕到驾驶座坐了进去。周扬上了副驾。
车里开着空调,冷气打在脸上,火车上两天两夜积攒的燥热被一点点抽走。
方向盘转动,桑塔纳汇入西宁市区的车流。
“你爸知道我今天到?”
“知道。晚上家里吃饭,我妈从早上就开始忙活了,炖了羊排。”
周扬嗯了一声,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
西宁的风灌进来,干燥,带着青草味,和东京那种湿漉漉的空气完全不同。
省委家属院还是老样子。
红砖小楼掩映在白杨树的荫凉里,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盛,红红白白地趴在铁栅栏上。
门口站岗的武警换了一茬新面孔,敬礼放行的动作倒是和两年前一模一样。
杨母在门厅里等着,围裙还没来得及解,手上沾着面粉。
五十多岁的女人,保养得体,但眉眼间那种干部家属特有的周正和克制,让她笑起来都带着几分端庄。
“回来了?路上累坏了吧,快进来洗把脸,饭马上就好。”
周扬换了拖鞋,在洗手间冲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比一年半前确实瘦了一圈,颧骨的线条更硬了,但精神头不差,眼睛里那股沉在底下的东西还在。
饭桌上四个人。
杨安邦坐在主位,面前摆着一瓶青稞酒,酒瓶上的标签朴素得像是街边小卖部进的散装货。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polo衫,和两年前相比老了不少,鬓角全白了,但坐在那里的气场还是压得住整张桌子。
菜不复杂,手抓羊排、炝炒土豆丝、凉拌蕨菜、一盆酸辣粉汤。
杨母又端上来一大盘现包的饺子,牛肉芹菜馅的,饺子皮捏得规规矩矩。
吃饭的时候没人聊公事。
杨母问了些樱花国的生活琐事,吃不吃得惯那边的饭菜,住的地方冷不冷。
周扬一一答了,说得简单,吃得认真。
杨欣坐在他旁边,往他碗里夹了两块羊排骨。这个动作极其自然,像是做了一千遍。
饺子吃完,杨母收了碗筷,拉着杨欣去客厅看电视。
马桶台正在放一部家庭伦理剧,两个女人在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剧情。
书房的门关上了。
杨安邦拧开酒瓶,往两个小瓷杯里倒满。
青稞酒的味道冲鼻子,辛辣,带着高原粮食特有的粗粝感。
“喝一个。接风。”
两只杯子碰了一下,周扬一口闷了。酒液滑过喉咙,辣得胃里发热。
杨安邦放下酒杯,靠在藤椅上,手指习惯性地去摸桌角那把紫砂壶。
“张华前几天回国了。在燕京待了两天就南下了,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去处不错。”
周扬给自己又倒了一杯,没急着喝。
“去哪儿了?”
“蜀地,棉阳,市委书记。”
周扬点了下头。
棉阳不算富裕,但也绝不是穷地方,军工底子厚,经济结构稳,是个能出大政绩的盘子。
张华从榆树市市长到棉阳市委书记,平级调动,但从地级市长挪到了市委一把手的位子上,这一步迈得扎实。
“杨欣那边呢?”周扬问。
杨安邦的嘴角动了动,说不上是笑还是什么别的表情。
“张华走之前把摊子交得干净。杨欣也争气,常务副市长干了两年,上上下下都服气。上个月组织部正式下了文,榆树市市长,她接了。”
周扬端着酒杯,手指在杯壁上停了一下。
三十三岁的正厅级女市长,搁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西北官场,这个速度已经快得让人瞩目了。
“所以。”周扬把酒杯放在桌上,抬眼看着对面的杨安邦:“我的去向,岳父大人应该也清楚了。”
杨安邦没有马上回答。
他给自己也满上一杯,端起来抿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
“明东。市长。”
周扬在登机口附近的硬塑料椅子上坐了二十分钟,手里攥着那张飞往燕京的机票,纸质登机牌的边角已经被指腹搓出了毛边。
候机大厅的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着NhK的午间新闻,主播用字正腔圆的日语念着关于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的进度报告。
周扬没看,他的注意力落在登机口旁边那个公用电话亭上。
他站起身,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百元硬币,塞进投币口。
拨号盘上的数字他闭着眼睛都能按出来,那是杨欣办公室的直线。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通了。
“喂?”杨欣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一种长期处理公务养成的干练。
“我,下午两点的航班,飞燕京。到了之后转火车去西宁,算上中转的时间,大概后天下午能到。”
听筒那头沉默了两秒。
周扬听见了纸张翻动的声音,然后是一把椅子吱呀响了一下,那是她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了。
“几号车次?我去接你。”
“不用专程跑一趟,让司机开车去就行。”
“我去接你。”杨欣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
周扬把听筒换到左手,右手摸了摸风衣口袋里那本硬抄笔记本的边角。
一年半,他往那边寄了十一封信,她回了九封。
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句话:平安即好。没有多余的字。
“行。”周扬说。
挂断电话。广播里开始催促登机。
从成田到燕京首都机场,飞行时间三个半小时。
周扬坐在靠窗的位置,要了一杯热水,把那本笔记本翻到最后几页。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小林副教授最后一堂课讲的内容,关于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
他看了一会儿,合上笔记本,把脸转向舷窗。
三万英尺以下,海面在阳光下泛着碎银子一样的光。
再往西飞两个小时,就是华北平原。
再往西,翻过秦岭,穿过黄土高原,就是那片他用了七年时间去征服的西北荒漠。
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的时候,燕京的天已经擦黑了。
七月的华北闷热潮湿,周扬走出航站楼的瞬间,衬衫后背就湿了一层。
他没有在燕京停留。出了机场直接打车去火车站,买了当晚十一点发车的西行列车硬卧。
售票窗口的大姐看了看他的护照和身份证,抬头打量了他一眼:“同志,软卧还有票,要不要换?”
“硬卧就行。”
绿皮车厢里的气味是周扬极其熟悉的——方便面的调料包、劣质洗衣粉、汗味、以及车轮碾过铁轨接缝时从车底渗上来的机油味。
他爬上中铺,把旅行袋塞在脚底,侧身朝里躺下。
对面下铺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在嗑瓜子,瓜子壳吐了一地。
上铺有个小孩在哭闹,他妈一边哄一边骂。
走道里有人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去接开水,塑料拖鞋啪嗒啪嗒地响。
周扬闭上眼睛。
列车在夜色中穿过华北平原,一路向西。
车窗外偶尔闪过小站台昏黄的灯光,转瞬即逝。
这种绿皮火车的硬卧,他在八年前从燕京去青海的时候坐过一次。
那时候他刚重生不到一个月,右臂还是废的,身上穿着部队发的旧军装,兜里揣着组织关系介绍信和两百块钱。
八年。
车轮声单调地重复着,把人往睡眠的深处推。
周扬在铁轨的颠簸中沉沉睡去,一夜无梦。
第二天傍晚换了一趟车。
第三天中午又换了一趟。
从燕京到西宁,横跨大半个国家,两千多公里的铁路线,他在车上整整待了将近两天两夜。
抵达西宁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出头。
七月的高原日照极烈,站台上的水泥地面被晒得发烫,热气蒸腾上来,扭曲了远处山脊线的轮廓。
周扬提着旅行袋走出出站口。
人群嘈杂,拉客的出租车司机扯着嗓子喊价,卖酿皮的摊贩把铝制推车停在广场边上,醋味和辣油味混在一起飘过来。
他在人流中站定。
杨欣靠在一辆黑色桑塔纳的车门边上,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款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衬衫,头发比他离开时短了些,齐肩,别在耳后。
三十三岁的女人,高原的紫外线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但眼角多了两道极浅的纹路,那是长期高强度工作压出来的。
她看见周扬从人群里走出来,没有跑过去,也没有挥手。
只是把墨镜从鼻梁上摘下来,折好,攥在手里。
周扬走到她面前,两人之间隔着一步的距离。
“瘦了。”杨欣开口,声音很轻,被广场上的噪音盖去了大半。
“国外的饭不好吃。”周扬把旅行袋换到左手,拉开后排车门把袋子扔进去。
杨欣没再说别的,绕到驾驶座坐了进去。周扬上了副驾。
车里开着空调,冷气打在脸上,火车上两天两夜积攒的燥热被一点点抽走。
方向盘转动,桑塔纳汇入西宁市区的车流。
“你爸知道我今天到?”
“知道。晚上家里吃饭,我妈从早上就开始忙活了,炖了羊排。”
周扬嗯了一声,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
西宁的风灌进来,干燥,带着青草味,和东京那种湿漉漉的空气完全不同。
省委家属院还是老样子。
红砖小楼掩映在白杨树的荫凉里,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盛,红红白白地趴在铁栅栏上。
门口站岗的武警换了一茬新面孔,敬礼放行的动作倒是和两年前一模一样。
杨母在门厅里等着,围裙还没来得及解,手上沾着面粉。
五十多岁的女人,保养得体,但眉眼间那种干部家属特有的周正和克制,让她笑起来都带着几分端庄。
“回来了?路上累坏了吧,快进来洗把脸,饭马上就好。”
周扬换了拖鞋,在洗手间冲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比一年半前确实瘦了一圈,颧骨的线条更硬了,但精神头不差,眼睛里那股沉在底下的东西还在。
饭桌上四个人。
杨安邦坐在主位,面前摆着一瓶青稞酒,酒瓶上的标签朴素得像是街边小卖部进的散装货。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polo衫,和两年前相比老了不少,鬓角全白了,但坐在那里的气场还是压得住整张桌子。
菜不复杂,手抓羊排、炝炒土豆丝、凉拌蕨菜、一盆酸辣粉汤。
杨母又端上来一大盘现包的饺子,牛肉芹菜馅的,饺子皮捏得规规矩矩。
吃饭的时候没人聊公事。
杨母问了些樱花国的生活琐事,吃不吃得惯那边的饭菜,住的地方冷不冷。
周扬一一答了,说得简单,吃得认真。
杨欣坐在他旁边,往他碗里夹了两块羊排骨。这个动作极其自然,像是做了一千遍。
饺子吃完,杨母收了碗筷,拉着杨欣去客厅看电视。
马桶台正在放一部家庭伦理剧,两个女人在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剧情。
书房的门关上了。
杨安邦拧开酒瓶,往两个小瓷杯里倒满。
青稞酒的味道冲鼻子,辛辣,带着高原粮食特有的粗粝感。
“喝一个。接风。”
两只杯子碰了一下,周扬一口闷了。酒液滑过喉咙,辣得胃里发热。
杨安邦放下酒杯,靠在藤椅上,手指习惯性地去摸桌角那把紫砂壶。
“张华前几天回国了。在燕京待了两天就南下了,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去处不错。”
周扬给自己又倒了一杯,没急着喝。
“去哪儿了?”
“蜀地,棉阳,市委书记。”
周扬点了下头。
棉阳不算富裕,但也绝不是穷地方,军工底子厚,经济结构稳,是个能出大政绩的盘子。
张华从榆树市市长到棉阳市委书记,平级调动,但从地级市长挪到了市委一把手的位子上,这一步迈得扎实。
“杨欣那边呢?”周扬问。
杨安邦的嘴角动了动,说不上是笑还是什么别的表情。
“张华走之前把摊子交得干净。杨欣也争气,常务副市长干了两年,上上下下都服气。上个月组织部正式下了文,榆树市市长,她接了。”
周扬端着酒杯,手指在杯壁上停了一下。
三十三岁的正厅级女市长,搁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西北官场,这个速度已经快得让人瞩目了。
“所以。”周扬把酒杯放在桌上,抬眼看着对面的杨安邦:“我的去向,岳父大人应该也清楚了。”
杨安邦没有马上回答。
他给自己也满上一杯,端起来抿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
“明东。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