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第304章 婚礼一切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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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五个字，落在书房的空气里，比窗外的蝉鸣都安静。
闽东。周扬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那座城市的底子。
东南沿海，山多地少，经济在闽省排倒数，下辖的县区一大半是贫困县。
但地理位置卡在闽浙交界处，有深水港，有侨乡资源，是一块等着被开发的璞玉。
“我一个铁路公安局长，副厅级，升任地级市市长，表面上看只差一级。”
周扬把杯里剩下的半口酒转了转，青稞酒在灯光下泛着微黄：“但公安系统跨到地方行政主官，这一步，多少人卡一辈子都迈不过去。上面能批，岳父出了不少力吧。”
杨安邦把紫砂壶拿起来，指腹在壶身上慢慢蹭了两下。
“我是争取了一下。但你自己心里有数，打铁还需自身硬。组织上能通过这个审批，说明上面认你这几年的成绩。榆树的禁枪模板推成了国策，喀尔县的产业转型被写进了扶贫工作简报，这些东西是实打实的。加上你这一年半海外镀金的履历，档案拿出来，挑不出毛病。”
他把壶放下，目光落在周扬身上。
“闽东那个地方，穷归穷，但穷地方才出政绩。你在西北是用刀子开路，到了东南沿海，换一套打法。那边的水比这里深，宗族势力、侨资关系、省里各派的博弈，比你在格尔木对付那帮矿霸复杂得多。”
周扬举起杯子，青稞酒在瓷壁上挂了一层薄薄的液膜。
“我明白。”
杨安邦也举杯。两个男人隔着半张书桌，瓷杯轻轻一碰，声音极短。
窗外的白杨树叶在晚风里沙沙作响。
客厅那边传来电视剧的背景音乐，杨母的笑声隔着一堵墙飘过来，模模糊糊的。
周扬把酒咽下去。辣意从胃里往上翻涌，他压住了，面色不变。
杨安邦又给两只杯子倒满，青稞酒在瓷壁上挂下一层油亮的液膜。
“还有一件事。”
杨安邦把酒瓶放回桌角，语气从刚才谈论官位的郑重里抽离出来，变得有些家常：“你和欣儿的婚事。”
周扬手里的酒杯顿了一下。
“去年过年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吧。”
杨安邦靠在藤椅上，指腹在紫砂壶的壶盖上蹭了两圈：“文凭拿了，工作也定了。你下个月就得去闽东报到，一上任就是新官三把火，忙起来没头没脸的。欣儿那边也一样，榆树市的摊子才接过来，千头万绪。你们两个人要是再不把这事儿办了，往后凑在一块儿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
周扬没有接话，但手指松开了杯壁。
杨安邦看了他一眼：“你还有一个月的假。趁这个月把事儿办了。”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
窗外的白杨树被晚风吹得哗哗响，叶片拍打在纱窗上，声音细碎。
“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周扬问：“怎么办合适？”
这个问题问得极实在。
没有推脱，也没有表态上的虚与委蛇。
在体制内混了这么些年，他太清楚婚礼这件事对于官员而言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私事。
办得太铺张，是给纪委送素材。
办得太寒酸，又容易让人嚼舌根。
尤其他和杨欣这种身份，一个即将上任的地级市市长，一个在任的地级市市长，省委书记的女婿和女儿，稍有不慎，就会变成官场八卦的发酵池。
杨安邦显然也想过这个问题。
他把壶盖揭开，看了一眼里头已经冷透的残茶，又盖上了。
“我们家不看重那些形式。”
杨安邦说得很慢，像是在跟一个合作了多年的下属敲定某个项目的执行方案，而不是在讨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我的意思是一切从简。当然，你们年轻人如果想热闹一场，大办特办，我也不拦着。”
周扬摇头。
“我没什么家人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像在念一行档案上的个人信息：“也没什么亲戚。从简，我没意见。”
杨安邦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拍。
周扬说的是事实。
父亲周伟在十年风暴前夕带着母亲远走海外，音讯全无。
爷爷周云开早在他重生的那天就入了土。
燕京那个四合院也卖了，换成了六十万现金，全砸在了格尔木无人区那场生死仗里。
他在这个世界上，能称得上亲人的，算来算去，就坐在隔壁客厅那个姓杨的女人。
杨安邦端起酒杯，没喝，在手里转了一圈又放下了。
“那就从简。”他说，声音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不重，但能听出来。
是一个父亲对女婿处境的某种体察，但他不会说出口，说出口就变了味。
“正好，我们家也没什么亲戚了。”
这句话放在别人嘴里可能是客套。
放在杨安邦嘴里，是实情。
一个主政一省的封疆大吏，如果还跟七大姑八大姨保持着密切的走动，那他的政治生命也快走到头了。
亲朋好友意味着利益输送的通道，意味着求官跑路的中转站，意味着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岔子都能顺藤摸瓜牵出一串烂账。
想在这种级别的位子上坐稳，该断的关系必须断得干净。
不是心狠，是活下去的代价。
两个男人在书房里沉默了几秒。
不是尴尬，是一种不需要用语言填充的默契。两个都在官场上杀出过血路的人，对于孤独这件事，早就不需要互相安慰了。
“把她们叫过来吧。”杨安邦说。
周扬站起身，拉开书房的门。
客厅里电视还在放那部家庭伦理剧，女主角在哭，配乐煽情得过分。
杨母半躺在沙发上，手里织着一件毛线背心，已经打了个盹。
杨欣坐在旁边，手里捏着遥控器，电视音量调得极低。
“进来一下。你爸有话说。”
杨欣放下遥控器，轻轻推了推杨母的胳膊。
老太太揉着眼睛站起来，顺手把织了一半的毛线背心搁在沙发扶手上。
四个人重新坐回书房。
杨母多搬了一把椅子进来，书桌前一下子显得有些挤。
杨安邦没有绕弯子，用一种布置工作的口吻把刚才商量的结果说了。
“从简，就咱们自己家里人。下个礼拜天，先去民政局把证领了，然后回家吃顿饭。叫几个人过来坐坐。”
杨母是第一个接话的。她扯了扯老伴的袖子：“几个人是几个？总得有个数吧。桌上的菜我得提前备。”
“十几个吧。”
杨安邦掰着手指头算了算：“省委办公厅那边我不打算通知了，消息传出去，送礼的能排到院子外头。就叫几个关系近的老同志。”
杨母想了想，没有反对，扭头看向杨欣。
杨欣靠在椅背上，双臂交叉搁在腹前。
她的目光从杨安邦脸上移到周扬脸上，停了两秒。
“行。”
一个字。干脆得连标点符号都省了。
杨母有些不满地瞪了女儿一眼：“你就一个行字？好歹也是你结婚，就没什么想法？”
杨欣把目光收回来，看着窗台上那盆蔫头耷脑的仙人掌，嘴角的弧度极浅：“下礼拜天我请一天假就是了。别的没什么想法。”
这话听着冷淡，但周扬听出了底下那层意思。
杨欣是榆树市的市长，上任不到三个月，张华走的时候留下了一摊子没收完尾的项目。
喀尔县的棉纺厂扩建审批还卡在省发改委，经济开发区的第二批招商对接正在节骨眼上。
她能从这堆事务里抽出一整天来领证办婚宴，已经算是挤出来的了。
杨母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被杨安邦一个眼神拦住了。
“就这么定。”
杨安邦一锤定音，手掌在桌面上轻轻拍了一下：“礼拜天。我来列客人名单，你妈负责张罗饭菜。你们两个什么都不用管，到时候人到就行。”
周扬点了一下头。
闽东。周扬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那座城市的底子。
东南沿海，山多地少，经济在闽省排倒数，下辖的县区一大半是贫困县。
但地理位置卡在闽浙交界处，有深水港，有侨乡资源，是一块等着被开发的璞玉。
“我一个铁路公安局长，副厅级，升任地级市市长，表面上看只差一级。”
周扬把杯里剩下的半口酒转了转，青稞酒在灯光下泛着微黄：“但公安系统跨到地方行政主官，这一步，多少人卡一辈子都迈不过去。上面能批，岳父出了不少力吧。”
杨安邦把紫砂壶拿起来，指腹在壶身上慢慢蹭了两下。
“我是争取了一下。但你自己心里有数，打铁还需自身硬。组织上能通过这个审批，说明上面认你这几年的成绩。榆树的禁枪模板推成了国策，喀尔县的产业转型被写进了扶贫工作简报，这些东西是实打实的。加上你这一年半海外镀金的履历，档案拿出来，挑不出毛病。”
他把壶放下，目光落在周扬身上。
“闽东那个地方，穷归穷，但穷地方才出政绩。你在西北是用刀子开路，到了东南沿海，换一套打法。那边的水比这里深，宗族势力、侨资关系、省里各派的博弈，比你在格尔木对付那帮矿霸复杂得多。”
周扬举起杯子，青稞酒在瓷壁上挂了一层薄薄的液膜。
“我明白。”
杨安邦也举杯。两个男人隔着半张书桌，瓷杯轻轻一碰，声音极短。
窗外的白杨树叶在晚风里沙沙作响。
客厅那边传来电视剧的背景音乐，杨母的笑声隔着一堵墙飘过来，模模糊糊的。
周扬把酒咽下去。辣意从胃里往上翻涌，他压住了，面色不变。
杨安邦又给两只杯子倒满，青稞酒在瓷壁上挂下一层油亮的液膜。
“还有一件事。”
杨安邦把酒瓶放回桌角，语气从刚才谈论官位的郑重里抽离出来，变得有些家常：“你和欣儿的婚事。”
周扬手里的酒杯顿了一下。
“去年过年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吧。”
杨安邦靠在藤椅上，指腹在紫砂壶的壶盖上蹭了两圈：“文凭拿了，工作也定了。你下个月就得去闽东报到，一上任就是新官三把火，忙起来没头没脸的。欣儿那边也一样，榆树市的摊子才接过来，千头万绪。你们两个人要是再不把这事儿办了，往后凑在一块儿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
周扬没有接话，但手指松开了杯壁。
杨安邦看了他一眼：“你还有一个月的假。趁这个月把事儿办了。”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
窗外的白杨树被晚风吹得哗哗响，叶片拍打在纱窗上，声音细碎。
“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周扬问：“怎么办合适？”
这个问题问得极实在。
没有推脱，也没有表态上的虚与委蛇。
在体制内混了这么些年，他太清楚婚礼这件事对于官员而言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私事。
办得太铺张，是给纪委送素材。
办得太寒酸，又容易让人嚼舌根。
尤其他和杨欣这种身份，一个即将上任的地级市市长，一个在任的地级市市长，省委书记的女婿和女儿，稍有不慎，就会变成官场八卦的发酵池。
杨安邦显然也想过这个问题。
他把壶盖揭开，看了一眼里头已经冷透的残茶，又盖上了。
“我们家不看重那些形式。”
杨安邦说得很慢，像是在跟一个合作了多年的下属敲定某个项目的执行方案，而不是在讨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我的意思是一切从简。当然，你们年轻人如果想热闹一场，大办特办，我也不拦着。”
周扬摇头。
“我没什么家人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像在念一行档案上的个人信息：“也没什么亲戚。从简，我没意见。”
杨安邦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拍。
周扬说的是事实。
父亲周伟在十年风暴前夕带着母亲远走海外，音讯全无。
爷爷周云开早在他重生的那天就入了土。
燕京那个四合院也卖了，换成了六十万现金，全砸在了格尔木无人区那场生死仗里。
他在这个世界上，能称得上亲人的，算来算去，就坐在隔壁客厅那个姓杨的女人。
杨安邦端起酒杯，没喝，在手里转了一圈又放下了。
“那就从简。”他说，声音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不重，但能听出来。
是一个父亲对女婿处境的某种体察，但他不会说出口，说出口就变了味。
“正好，我们家也没什么亲戚了。”
这句话放在别人嘴里可能是客套。
放在杨安邦嘴里，是实情。
一个主政一省的封疆大吏，如果还跟七大姑八大姨保持着密切的走动，那他的政治生命也快走到头了。
亲朋好友意味着利益输送的通道，意味着求官跑路的中转站，意味着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岔子都能顺藤摸瓜牵出一串烂账。
想在这种级别的位子上坐稳，该断的关系必须断得干净。
不是心狠，是活下去的代价。
两个男人在书房里沉默了几秒。
不是尴尬，是一种不需要用语言填充的默契。两个都在官场上杀出过血路的人，对于孤独这件事，早就不需要互相安慰了。
“把她们叫过来吧。”杨安邦说。
周扬站起身，拉开书房的门。
客厅里电视还在放那部家庭伦理剧，女主角在哭，配乐煽情得过分。
杨母半躺在沙发上，手里织着一件毛线背心，已经打了个盹。
杨欣坐在旁边，手里捏着遥控器，电视音量调得极低。
“进来一下。你爸有话说。”
杨欣放下遥控器，轻轻推了推杨母的胳膊。
老太太揉着眼睛站起来，顺手把织了一半的毛线背心搁在沙发扶手上。
四个人重新坐回书房。
杨母多搬了一把椅子进来，书桌前一下子显得有些挤。
杨安邦没有绕弯子，用一种布置工作的口吻把刚才商量的结果说了。
“从简，就咱们自己家里人。下个礼拜天，先去民政局把证领了，然后回家吃顿饭。叫几个人过来坐坐。”
杨母是第一个接话的。她扯了扯老伴的袖子：“几个人是几个？总得有个数吧。桌上的菜我得提前备。”
“十几个吧。”
杨安邦掰着手指头算了算：“省委办公厅那边我不打算通知了，消息传出去，送礼的能排到院子外头。就叫几个关系近的老同志。”
杨母想了想，没有反对，扭头看向杨欣。
杨欣靠在椅背上，双臂交叉搁在腹前。
她的目光从杨安邦脸上移到周扬脸上，停了两秒。
“行。”
一个字。干脆得连标点符号都省了。
杨母有些不满地瞪了女儿一眼：“你就一个行字？好歹也是你结婚，就没什么想法？”
杨欣把目光收回来，看着窗台上那盆蔫头耷脑的仙人掌，嘴角的弧度极浅：“下礼拜天我请一天假就是了。别的没什么想法。”
这话听着冷淡，但周扬听出了底下那层意思。
杨欣是榆树市的市长，上任不到三个月，张华走的时候留下了一摊子没收完尾的项目。
喀尔县的棉纺厂扩建审批还卡在省发改委，经济开发区的第二批招商对接正在节骨眼上。
她能从这堆事务里抽出一整天来领证办婚宴，已经算是挤出来的了。
杨母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被杨安邦一个眼神拦住了。
“就这么定。”
杨安邦一锤定音，手掌在桌面上轻轻拍了一下：“礼拜天。我来列客人名单，你妈负责张罗饭菜。你们两个什么都不用管，到时候人到就行。”
周扬点了一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