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第320章 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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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冯凌翔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木质楼梯的尽头。
周扬没有急着离开。
他端起那杯早就凉透的大红袍，将剩下的半口茶汤饮尽。
茶叶特有的苦涩在舌根处蔓延，这种粗糙的味觉刺激反而能让大脑保持极度的清醒。
结完账，推开茶馆那扇雕花木门。
闽东市老城区的街头，迎面撞来一阵夹杂咸腥味的热浪。
八月的东南沿海，空气里的湿度高得惊人，每一次呼吸都能体察到水汽在肺叶里凝结。
周扬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往前走。
道路两侧是极具南洋风格的骑楼，斑驳的灰白墙皮脱落了大半，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
头顶上方，横七竖八的电线交织成一张杂乱的网，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挂在竹竿上，水滴砸在满是油污的路面上。
九十年代中期的街景，呈现出一种野蛮生长的粗粝感。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按着刺耳的喇叭，从拥挤的自行车流中蛮横地挤过去。
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外排着长队，一个腰间别着摩托罗拉汉显传呼机的中年男人，正扯着嗓子对着话筒大声吼叫，生怕电话那头的生意伙伴听不清他报出的进货数字。
周扬停下脚步，站在一根粗壮的骑楼石柱阴影里。
他看着那个对着公用电话咆哮的男人，视线穿透了这层喧嚣的市井表象。
前世四十年的记忆闸门无声开启。
华强北。
那个在未来二十年里主宰全球电子硬件生态的庞大帝国，那个被称为夏国硅谷的一米柜台发源地。
成千上万个档口，操着各地方言的倒爷，按吨计算的电路板和芯片，一天之内能组装出几十万台手机的地下流水线。
那是一个连空气里都飘荡着暴富神话的疯狂时代。
而现在是1996年。
深城的华强北还只是一片以售卖电子元器件为主的工业区，赛格电子市场刚刚落成不久。
那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国产手机大佬们，有的还在卖保健品，有的还在倒腾录像机。
这是一片完全未经开垦的蓝海。
在日本埼玉大学留学期间，小林副教授在发展经济学的课堂上讲过一个极其经典的论断：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永远伴随着对先发国家技术壁垒的暴力拆解。
周扬把手插进西裤口袋，指腹摩挲着那块金属打火机的边缘。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的爆发，都必须经历从技术垄断到供应链溢出的必然过程。
他给冯凌翔制定的第一步战略，极其残忍且务实。
不做研发。
在商业逻辑的底层架构中，九十年代末去搞基础通讯技术的自主研发，完全是自寻死路。
国内连最基础的基带芯片和射频模块的生产能力都不具备，所有的核心专利全捏在爱立信、摩托罗拉和诺基亚这些国际巨头手里。
把资金砸进研发实验室，连个水花都听不见就会被彻底耗死。
周扬要做的，是逆向工程与供应链整合。
通俗来讲，就是组装和贴牌。
把爱立信和摩托罗拉的机器买回来，拆成零件。
主板结构、天线排线、屏幕模组、外壳开模。
利用深城特区得天独厚的电子元器件配套优势，把bom成本压缩到极致。
有趣的是，国际巨头吃肉，他就带着冯凌翔去啃骨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被后世鄙夷的山寨模式，恰恰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最血腥、最有效的破局利器。
它不需要承担高昂的研发试错成本，不需要供养庞大的科学家团队。
只需要几条简陋的流水线，一群熟练的电焊女工，外加一个能在南方电子市场里呼风唤雨的采购经理。
周扬的目光扫过马路对面一家挂着长途话吧招牌的破旧门面。
市场定位，这是决定生死存亡的第二环。
爱立信Gh337这种数字手机，目前在国内的售价逼近两万人民币。
在这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几百块的年代，它完全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是金字塔尖那一小撮人的专属玩具。
国际巨头的视线，永远盯着一二线城市的高端商务客群。
他们根本看不见，也不屑于去看那些隐藏在广袤内陆的下沉市场。
这就是周扬的生态位。
农村包围城市。
三四线城市的小老板、乡镇包工头、刚刚富起来的个体户。
这些人同样有着强烈的通讯需求和炫耀心理，但他们买不起上万块的摩托罗拉。
只要冯凌翔能把组装机的成本压到八百块，出厂价定在两千，终端零售价卖到两千八。
利润率高达惊人的百分之二百。
在这个闭环里，周扬甚至连营销的套路都已经替冯凌翔设计好了。
不需要去中央台砸重金打广告，那是外资品牌才玩的烧钱游戏。
把丰厚的利润空间直接让渡给渠道商。
给省代、市代、乃至县城数码店的老板留出每台几百块的提成。
在利益的驱使下，那些站在柜台后面的销售员，会比任何电视广告都卖力地向顾客推销这款廉价手机。
而且，周扬手里捏着领先这个时代二十年的产品洞察力。
在这个年代，老百姓对电子产品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不是什么狗屁的人体工学，也不是什么极简设计美学。
是声音大，是待机长，是砸不坏。
把扬声器的功率加大，装上两个甚至四个大喇叭，来电铃声能在嘈杂的菜市场里震破耳膜。
把电池容量翻倍，搞出双电双充，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
外壳不用昂贵的合金材料，直接上工程塑料，在外面镀一层金灿灿的漆，满足暴发户的虚荣心。
这些在后世看来土得掉渣的设计，在1996年的下沉市场，就是无可匹敌的杀手锏。
通过低价策略和极度迎合底层需求的产品定义，迅速铺开销售网络，用最野蛮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
周扬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无数个商业节点在思维的导图里连接、闭环。
不需要去和爱立信拼技术，也不需要去和摩托罗拉拼品牌。
只要在他们无暇顾及的低端市场里疯狂吸血，完成第一波资本的原始积累。
有了庞大的现金流，就能反哺研发，就能去国外高薪挖角硬件工程师，就能在未来的2G转3G时代，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技术护城河。
这是一场跨越时代的降维打击。
从西裤口袋里抽出手，周扬抬头看了一眼闽东灰蒙蒙的天空。
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一场台风正在海面上酝酿。
秦铭现下多半正坐在宽敞的市委书记办公室里，盯着宁化县锂矿的勘探报告，盘算着怎么把那几十个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他履历上的耀眼政绩。
燕京大院子弟的政治视野，终究被局限在体制内的条条框框里。
他们习惯了用行政指令去调配资源，习惯了用官帽去压制不同的声音。
在秦铭的认知架构里，权力是单向的，是由上至下的垂直碾压。
只要掌控了常委会的多数票，就能决定一座城市的走向。
这种基于古典官僚体制的博弈手段，在八十年代尚可无往不利。
但秦铭根本不明白，当资本的体量膨胀到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格局时，权力本身也会为其让路。
一千五百万的农业投资，只是周扬用来稳住闽东基本盘的障眼法。
用真金白银在沿海几个县砸出大黄鱼和白茶的产业链，用实打实的经济收益去分化那些依附于秦铭的本地官员。
这叫釜底抽薪。
而深城那条即将启动的手机组装流水线，才是他真正刺向燕京权力核心的利刃。
等星火电子厂的转型彻底完成，等冯凌翔带着数以亿计的现金流杀回台面，周扬手里握着的，将不再是简单的政绩，而是一个能够撬动省级乃至国家级资源的庞大经济实体。
到了那个阶段，秦铭引以为傲的燕京背景，在绝对的资本和产业洪流面前，只是一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
街角的垃圾桶旁，两只野猫为了半条发臭的死鱼撕咬在一起，发出凄厉的叫声。
周扬收回视线，抚平衬衫袖口的一处极小的褶皱。
该回去了。
周扬没有急着离开。
他端起那杯早就凉透的大红袍，将剩下的半口茶汤饮尽。
茶叶特有的苦涩在舌根处蔓延，这种粗糙的味觉刺激反而能让大脑保持极度的清醒。
结完账，推开茶馆那扇雕花木门。
闽东市老城区的街头，迎面撞来一阵夹杂咸腥味的热浪。
八月的东南沿海，空气里的湿度高得惊人，每一次呼吸都能体察到水汽在肺叶里凝结。
周扬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往前走。
道路两侧是极具南洋风格的骑楼，斑驳的灰白墙皮脱落了大半，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
头顶上方，横七竖八的电线交织成一张杂乱的网，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挂在竹竿上，水滴砸在满是油污的路面上。
九十年代中期的街景，呈现出一种野蛮生长的粗粝感。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按着刺耳的喇叭，从拥挤的自行车流中蛮横地挤过去。
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外排着长队，一个腰间别着摩托罗拉汉显传呼机的中年男人，正扯着嗓子对着话筒大声吼叫，生怕电话那头的生意伙伴听不清他报出的进货数字。
周扬停下脚步，站在一根粗壮的骑楼石柱阴影里。
他看着那个对着公用电话咆哮的男人，视线穿透了这层喧嚣的市井表象。
前世四十年的记忆闸门无声开启。
华强北。
那个在未来二十年里主宰全球电子硬件生态的庞大帝国，那个被称为夏国硅谷的一米柜台发源地。
成千上万个档口，操着各地方言的倒爷，按吨计算的电路板和芯片，一天之内能组装出几十万台手机的地下流水线。
那是一个连空气里都飘荡着暴富神话的疯狂时代。
而现在是1996年。
深城的华强北还只是一片以售卖电子元器件为主的工业区，赛格电子市场刚刚落成不久。
那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国产手机大佬们，有的还在卖保健品，有的还在倒腾录像机。
这是一片完全未经开垦的蓝海。
在日本埼玉大学留学期间，小林副教授在发展经济学的课堂上讲过一个极其经典的论断：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永远伴随着对先发国家技术壁垒的暴力拆解。
周扬把手插进西裤口袋，指腹摩挲着那块金属打火机的边缘。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的爆发，都必须经历从技术垄断到供应链溢出的必然过程。
他给冯凌翔制定的第一步战略，极其残忍且务实。
不做研发。
在商业逻辑的底层架构中，九十年代末去搞基础通讯技术的自主研发，完全是自寻死路。
国内连最基础的基带芯片和射频模块的生产能力都不具备，所有的核心专利全捏在爱立信、摩托罗拉和诺基亚这些国际巨头手里。
把资金砸进研发实验室，连个水花都听不见就会被彻底耗死。
周扬要做的，是逆向工程与供应链整合。
通俗来讲，就是组装和贴牌。
把爱立信和摩托罗拉的机器买回来，拆成零件。
主板结构、天线排线、屏幕模组、外壳开模。
利用深城特区得天独厚的电子元器件配套优势，把bom成本压缩到极致。
有趣的是，国际巨头吃肉，他就带着冯凌翔去啃骨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被后世鄙夷的山寨模式，恰恰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最血腥、最有效的破局利器。
它不需要承担高昂的研发试错成本，不需要供养庞大的科学家团队。
只需要几条简陋的流水线，一群熟练的电焊女工，外加一个能在南方电子市场里呼风唤雨的采购经理。
周扬的目光扫过马路对面一家挂着长途话吧招牌的破旧门面。
市场定位，这是决定生死存亡的第二环。
爱立信Gh337这种数字手机，目前在国内的售价逼近两万人民币。
在这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几百块的年代，它完全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是金字塔尖那一小撮人的专属玩具。
国际巨头的视线，永远盯着一二线城市的高端商务客群。
他们根本看不见，也不屑于去看那些隐藏在广袤内陆的下沉市场。
这就是周扬的生态位。
农村包围城市。
三四线城市的小老板、乡镇包工头、刚刚富起来的个体户。
这些人同样有着强烈的通讯需求和炫耀心理，但他们买不起上万块的摩托罗拉。
只要冯凌翔能把组装机的成本压到八百块，出厂价定在两千，终端零售价卖到两千八。
利润率高达惊人的百分之二百。
在这个闭环里，周扬甚至连营销的套路都已经替冯凌翔设计好了。
不需要去中央台砸重金打广告，那是外资品牌才玩的烧钱游戏。
把丰厚的利润空间直接让渡给渠道商。
给省代、市代、乃至县城数码店的老板留出每台几百块的提成。
在利益的驱使下，那些站在柜台后面的销售员，会比任何电视广告都卖力地向顾客推销这款廉价手机。
而且，周扬手里捏着领先这个时代二十年的产品洞察力。
在这个年代，老百姓对电子产品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不是什么狗屁的人体工学，也不是什么极简设计美学。
是声音大，是待机长，是砸不坏。
把扬声器的功率加大，装上两个甚至四个大喇叭，来电铃声能在嘈杂的菜市场里震破耳膜。
把电池容量翻倍，搞出双电双充，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
外壳不用昂贵的合金材料，直接上工程塑料，在外面镀一层金灿灿的漆，满足暴发户的虚荣心。
这些在后世看来土得掉渣的设计，在1996年的下沉市场，就是无可匹敌的杀手锏。
通过低价策略和极度迎合底层需求的产品定义，迅速铺开销售网络，用最野蛮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
周扬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无数个商业节点在思维的导图里连接、闭环。
不需要去和爱立信拼技术，也不需要去和摩托罗拉拼品牌。
只要在他们无暇顾及的低端市场里疯狂吸血，完成第一波资本的原始积累。
有了庞大的现金流，就能反哺研发，就能去国外高薪挖角硬件工程师，就能在未来的2G转3G时代，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技术护城河。
这是一场跨越时代的降维打击。
从西裤口袋里抽出手，周扬抬头看了一眼闽东灰蒙蒙的天空。
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一场台风正在海面上酝酿。
秦铭现下多半正坐在宽敞的市委书记办公室里，盯着宁化县锂矿的勘探报告，盘算着怎么把那几十个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他履历上的耀眼政绩。
燕京大院子弟的政治视野，终究被局限在体制内的条条框框里。
他们习惯了用行政指令去调配资源，习惯了用官帽去压制不同的声音。
在秦铭的认知架构里，权力是单向的，是由上至下的垂直碾压。
只要掌控了常委会的多数票，就能决定一座城市的走向。
这种基于古典官僚体制的博弈手段，在八十年代尚可无往不利。
但秦铭根本不明白，当资本的体量膨胀到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格局时，权力本身也会为其让路。
一千五百万的农业投资，只是周扬用来稳住闽东基本盘的障眼法。
用真金白银在沿海几个县砸出大黄鱼和白茶的产业链，用实打实的经济收益去分化那些依附于秦铭的本地官员。
这叫釜底抽薪。
而深城那条即将启动的手机组装流水线，才是他真正刺向燕京权力核心的利刃。
等星火电子厂的转型彻底完成，等冯凌翔带着数以亿计的现金流杀回台面，周扬手里握着的，将不再是简单的政绩，而是一个能够撬动省级乃至国家级资源的庞大经济实体。
到了那个阶段，秦铭引以为傲的燕京背景，在绝对的资本和产业洪流面前，只是一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
街角的垃圾桶旁，两只野猫为了半条发臭的死鱼撕咬在一起，发出凄厉的叫声。
周扬收回视线，抚平衬衫袖口的一处极小的褶皱。
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