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第701章 难得的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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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天。
龙城的干部是双休，这一条写在文件里，周扬到任以来却一天也没用上。
闽东那几年也差不多，周末对他来说只是电话少一些、会议短一些的工作日。
今天不一样。
天刚亮，周扬就起了。
他给司机打了个电话。
“小刘，今天不用你出车。”
“周书记，您要去哪儿？我送您。”
“私事。”周扬说：“钥匙我从车队拿，你在家歇着，跟你媳妇带孩子去公园转转。”
电话那头的人愣了好一会儿，才应了声“哎”。
车是市委车队一辆老桑塔纳，车门的密封条有些老化，关门时得多用点力气。
周扬把座椅往后调了调，又把后视镜掰正。
副驾驶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两串糖葫芦，山楂外头裹着亮晶晶的糖壳，是他天没亮就绕到老城区一条巷子里买的。
卖糖葫芦的老汉刚支起摊子，炭火还没烧旺，周扬就在旁边站着等了二十分钟。
前天晚上，他给杨欣打电话，没说别的，开口第一句就问：“可可爱吃什么？”
杨欣在电话那头半天没出声，后来才说：“酸的。山楂、杏干、酸梅汤，越酸越爱吃。吃完了皱着脸，还要吃。”
“还有呢？”
“你问这么细干什么？”
“你上次说我不知道。”
杨欣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周扬听见她轻轻吸了下鼻子，然后一样一样地说给他听。
可可睡觉要抱一只掉了一只耳朵的布兔子，不许别人洗，洗了就哭；可可怕打雷，打雷的时候要钻到外婆被窝里；可可不爱吃胡萝卜，可是胡萝卜剁碎了包进饺子里，她又吃得挺香；可可喜欢画画，画的人都没有脖子，脑袋直接按在肩膀上。
周扬拿着钢笔，在台历背面记了满满一页。
车出了市区，路两边是成片的庄稼地，麦苗刚返青，薄薄一层绿贴在黄土上。
风很大，卷着沙土往车窗上扑，玻璃上落了一层细灰。
路边的杨树冒出了红褐色的芽苞，一簇一簇挤在枝头，远看像蒙了一层锈。
龙城机场不大，候机楼是一栋两层的灰白色建筑，门口停着几辆出租车，司机们缩着脖子蹲在花坛边上抽烟。
周扬把车停好，进了到达厅，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子屏。
西宁过来的那趟航班，晚点二十分钟。
他找了个靠柱子的位置站着，没坐。
到达厅里人不多，有拎着编织袋的民工，有夹着公文包的生意人，还有一对老两口，举着一块硬纸板，上头用毛笔写着“接王小军”。
周扬站在人群边上，一身运动装，谁也没多看他一眼。
他抬手看了一眼表，又把手放下，来回蹭了几下，又把手揣进衣兜里。
在南疆的阵地上，他趴在堑壕里等过三天三夜；在北冰洋那艘游轮上，他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听左轮手枪的转轮一格一格地响。那些时候，他的手都没有乱动过。
现在却静不下来。
出口那边的玻璃门开了，旅客陆续往外走。
周扬先看见的是杨安邦。
老爷子六十好几的人了，腰板还是直的，穿一件藏青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下巴底下，一手推着行李车，车上摞着三个大箱子，最上面还绑着一个纸箱，纸箱用麻绳捆了好几道，打的是军人那种结。
岳母跟在旁边，一手拎着个布包，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穿着红色的棉袄，头上扎着两个小揪揪，怀里抱着一只灰扑扑的布兔子。
那只兔子少了一只耳朵，剩下的那只耷拉着，垂到她的手腕上。
周扬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住了。
杨安邦先看见他，上下打量了一眼，眉毛往上抬了抬。
“哟，换皮了？”
“爸。”周扬接过行李车：“路上还顺利吗？”
“顺利什么。”
杨安邦哼了一声：“晚点二十分钟，飞机上的盒饭是凉的，你妈吃了两口就放下了。我跟乘务员说，饭凉了，热一下行不行，人家说飞机上没那个条件。你说说，这么大一个航空公司，连热饭的条件都没有。”
岳母在旁边拽了他一下：“行了，你跟孩子说这个干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
“你那叫挑刺。”
周扬没接他们的话。他蹲下来，蹲到和小女孩差不多高的位置。
周可可往外婆身后缩了缩，半个身子躲在外婆的腿后头，只露出一只眼睛和那只兔子剩下的耳朵。她盯着周扬看，看了好一会儿，像在认一张很久没见过的照片。
周扬也没说话，从衣兜里把那个牛皮纸包拿出来，打开，露出两串糖葫芦。
糖壳在到达厅的灯光底下亮得发脆。
周可可的眼睛跟着那两串糖葫芦动了一下，又看了看周扬，没伸手，扭头去看外婆。
外婆笑着推了推她：“看我干什么？这是谁？”
周可可嘴巴抿着，过了一会儿，声音很小地叫了一声：“爸爸。”
周扬应了一声，嗓子里像卡了点什么，只“嗯”出半个音。
他把糖葫芦递过去，周可可伸手接了一串，攥在手里，没吃，先看他。
“酸的。”周扬说。
周可可犹豫了一下，咬了一颗。
糖壳在她嘴里咔嚓一声碎了，紧接着她整张小脸都皱了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鼻子也挤到一块儿去了。
周扬看着她，嘴角动了动。
周可可皱着脸嚼完了那颗山楂，又咬了第二颗。
杨安邦站在旁边，看了一眼周扬，又看了一眼外孙女，没说话，只是把夹克的拉链往下拉了一截，扭过头去看候机楼外头的天。
“走吧。”他说：“站这儿干什么，等着人家给你们照相？”
周扬把三个箱子搬进后备箱，后备箱塞不下那个纸箱，他就把纸箱放到副驾驶上，用安全带勒住。纸箱沉得很，晃一晃，里面哗啦哗啦地响。
“装的什么？”
“花盆。”杨安邦说：“还有花种，土也装了一袋。”
“龙城没有土？”
“龙城的土是黄土，我那是腐殖土。”杨安邦拉开后车门坐进去：“你懂什么。”
周扬没再问，关上了副驾驶的门。
回城的路上，周可可坐在后排中间，一左一右挨着外公外婆。
她把两串糖葫芦都吃完了，竹签子攥在手里不肯扔，布兔子夹在胳膊底下。
周扬从后视镜里看她，她也在看后视镜，两个人的目光在镜子里碰了一下，她马上把脸埋到外婆胳膊上，过了一会儿，又偷偷露出一只眼睛。
“她认生。”岳母说：“在家的时候天天念叨你，见了面又不吭声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杨安邦在后头开口：“你见她几回？”
周扬握着方向盘，没吭声。
岳母拍了拍杨安邦的膝盖：“一下飞机就开始训，孩子还在呢。”
杨安邦看了一眼外孙女，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转头去看窗外的麦田。
“这地种的是冬小麦？”
“是。”
“返青晚了。”杨安邦眯着眼睛：“今年开春冷，墒情也不好，你看那边，苗是黄的，缺水。龙城周边的地，靠天吃饭的多，还是灌溉跟不上。”
周扬说：“农业局那边，您去报到了？”
“下周一去。”杨安邦说：“挂个名，顾问。龙城大学那边请我讲几次课，农村经济和基层治理，一个月四节，不耽误事。”
“谁给您牵的线？”
“你管谁牵的线。”杨安邦说：“我在西宁干了一辈子，退下来了，还不能找个地方发挥点余热？我又没占你龙城的编制，没拿你龙城的工资。”
“我没这个意思。”
“你有没有这个意思，我还不知道？”杨安邦靠在椅背上：“你是怕我在龙城待着，有人借我的名头找你办事。”
周扬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放心。”杨安邦说：“我这个人，退了就是退了。谁要是敢拿我的名头去找你，你直接拿下，不用给我面子。”
岳母在旁边笑出了声：“你听听，退了还这么大口气。”
“我说的是原则。”
“原则原则，饺子皮擀薄擀厚都是原则。”
周可可在中间听着，忽然插了一句：“外公擀的饺子都破了。”
车里安静了一下。
杨安邦的脸僵住了。
周扬握着方向盘，肩膀轻轻抖了两下，没笑出声。
老干部家属区在城东，紧挨着一片老厂区。
院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盖的，一排排红砖楼，四层高，墙皮掉了不少，露出里头暗红色的砖。楼与楼之间种着几棵老槐树，树干有一抱粗，树皮皴裂，枝桠还秃着。
院子当中有个水泥砌的花坛，坛里没种花，只有几簇枯黄的狗尾巴草。
几个老人坐在花坛边上晒太阳，有的捧着搪瓷缸，有的在下象棋。
看见一辆桑塔纳开进来，都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接着下棋。
房子在三号楼二层，三室一厅，七十来个平方。
屋里是老式的水磨石地面，墙刷过白，还能闻到一点石灰味。
家具是原来就有的，一张五斗柜，一张八仙桌，两张木床，床板上铺着报纸。
暖气片刷着银粉，摸上去是热的。
周扬一趟一趟往楼上搬箱子。
杨安邦站在客厅中间，背着手，扫了一圈，开始分派。
“那个大箱子，搬到北屋，那是我的书。中间那个，是你妈的衣服，放南屋。小的那个是可可的东西，搬到朝东那间，那间早上有太阳。”
周扬把箱子放下，又下楼去搬纸箱。
“纸箱放阳台。”杨安邦说：“别放平了，花盆是叠着放的，你放平了，里头的土就撒了。”
周扬把纸箱竖着搬上阳台，解开麻绳。
那个结打得很死，他用手指抠了两下，没抠开，干脆从兜里掏出钥匙，用钥匙尖挑着绳头往外拽，拽了三四下，结才松开。
纸箱里是七八个陶土花盆，一个套着一个，中间垫着旧报纸。
最底下压着一袋黑褐色的土，袋口用铁丝拧着。
土袋旁边是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包一包用信封装好的花种，信封上用钢笔写着字：月季、太阳花、凤仙、指甲草、薄荷、小葱。
周扬看了一眼那包小葱的种子，没忍住，回头问：“小葱也算花？”
“能吃的都算花。”杨安邦说：“你妈煮面条，往上撒一把，比什么花都香。”
岳母在里屋铺床，隔着门喊：“周扬，你过来搭把手，这褥子太沉，我一个人翻不动。”
周扬进了南屋，和岳母一人一头，把褥子抖开，铺在床板上。
褥子是从西宁带来的，棉花絮得很厚，抖开的时候扬起一阵细细的棉絮，在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打着转。
“妈，我原本想给您二老找个保姆。”
周扬说：“家属区这边有家政服务站，我让人打听过，有几个是厂里退休的女工，人老实，手脚也勤快。”
岳母把褥子边角掖好，直起腰，看着他。
“找保姆干什么？”
“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可可上学。”
“那我们干什么？”
周扬一愣。
“保姆把饭做了，地扫了，孩子接了，我和你爸干什么？”
岳母说：“坐在屋里大眼瞪小眼？还是跟楼下那几个老头下棋？你爸那个臭棋篓子，下一盘输一盘，输了还要悔棋，楼下那几个老头不出一个礼拜，就不跟他玩了。”
杨安邦在客厅里喊：“我听见了。”
“听见就听见。”岳母说：“我说的是事实。”
周扬在旁边站着，没插话。
岳母把枕头拍松了，放在床头，又把枕巾抻平。
“周扬，我跟你说。”她说：“我和你爸，这辈子没让人伺候惯。你爸当书记的时候，机关给配了炊事员，他嫌人家做的饭不合口，自己跑去食堂掌勺。”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在牧区蹲点，一个人能做二十个人的饭。我们来龙城，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带孩子的。孩子都让别人带了，我们来干什么？”
“我知道了。”
“你知道就好。”
岳母看了他一眼，语气缓了下来：“你有这份心，我领了。可这种心思，以后用在可可身上，别用在我们俩身上。”
周扬点了点头。
外头客厅里，杨安邦已经搬了一把椅子，站上去换灯泡。
原来那个灯泡是四十瓦的，光线发黄，他嫌暗，从箱子里翻出一个六十瓦的，拧了半天，拧不上。
周扬出来，扶住椅子：“爸，我来。”
“不用。”杨安邦踮着脚：“这螺口锈了，得往里压一压。”
“您下来，我个子高。”
“我还没老到连个灯泡都拧不上。”
杨安邦拧了两圈，灯泡咔哒一声卡进去了。
他从椅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扭头看着周扬，下巴抬了抬。
“看见没有。”
周扬看着他，没说话，嘴角往上牵了牵。
朝东那间屋里，周可可一个人蹲在地上，把小箱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
一盒蜡笔，一个画本，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图画书。
她把布兔子放在床头，摆正了，又歪了歪脑袋看，觉得不对，把兔子往左挪了一点。
周扬走过去，在门口站着。
周可可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他，手里的动作停了。
“我能进来吗？”周扬问。
周可可想了想，点了点头。
周扬走进去，在她旁边蹲下。
他看了一眼那个画本，封面上用蜡笔歪歪扭扭写着“周可可”三个字，“可”字的那一钩写反了。
“能给我看看吗？”
周可可把画本往身后藏了藏，又犹豫着拿出来，递给他。
周扬一页一页翻。
画里有房子，有太阳，有一条河，河边站着几个人，脑袋直接按在肩膀上，没有脖子。
每一页都有一个高个子的人，站在最边上，离其他人很远，有的画里他在一座山后面，有的画里他在一条船上，还有一页，他在一大片白色的地方，旁边画了一只企鹅。
周扬指着那个人：“这是谁？”
“爸爸。”
“为什么站这么远？”
周可可低着头，用手指抠着画本的边角。
“外婆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周扬没说话。他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是空白的。
“这一页怎么没画？”
“还没想好。”
周扬把画本合上，还给她。
“想好了画给我看。”他说：“这回，我离得近。”
周可可抱着画本，看了他一会儿，忽然问：“那只企鹅是我画错了，外婆说北极没有企鹅。”
“你外婆说得对。”
“那北极有什么？”
周扬想了想：“有北极熊，有冰，有很冷很冷的海。”
“你去过吗？”
周扬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了一下。
“去过。”
“好玩吗？”
“不好玩。”周扬说：“太冷了。”
周可可点点头，翻开画本，把那只企鹅用蜡笔涂掉了，涂成一团黑。
然后她在旁边画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四条腿，圆脑袋，也没有脖子。
“北极熊。”她说。
“像。”周扬说。
周可可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翘了一下，又低头去画。
客厅里传来岳母的声音：“吃饭了。”
中午这顿饭是岳母做的。
她进门的时候就在院子门口的小卖部看了一圈，买了一把挂面、一块豆腐、几个土豆，又跟小卖部的老板打听菜市场在哪儿。
周扬说他去买，岳母不让，说她要自己认认路，以后天天要去的。
厨房很小，灶台是水泥砌的，上面贴着白瓷砖，有几块已经裂了缝。
煤气灶是新换的，打火的时候嘭地一声，蓝色的火苗窜起来。
岳母从带来的布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罐，罐里是腌好的羊肉臊子，油凝成白色的一层，封着下面暗红的肉丁。
她挖了一大勺臊子进锅，油化开了，屋里一下子飘起了花椒和羊油的香味。
土豆切丁，豆腐切块，一块儿下锅翻炒，再加水，水开了下面条。
面条出锅前，她从阳台上的纸箱里翻出那袋花种，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
“小葱还没种出来。”她说：“今天就不撒了。”
八仙桌摆在客厅中间，四个人围着坐。
周可可坐在外婆旁边，碗里的面条被外婆用筷子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她用勺子舀着吃，嘴巴上糊了一圈油。
杨安邦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是在机场买的本地高粱酒，瓶子是白瓷的，瓶口缠着红布。
他拧开盖子，给自己倒了一小盅，又拿过周扬的杯子。
“能喝吧？”
“下午还要开车。”
“开什么车？星期天你还要去哪儿？”
周扬想了想：“喝一点。”
杨安邦给他倒了小半杯，酒香一下子冲出来，辣得人鼻子发酸。
“这酒烈。”杨安邦端起酒盅闻了闻：“比青稞酒冲。”
他抿了一口，咂了咂嘴，放下酒盅，夹了一筷子土豆，没急着吃，搁在碗边上。
“说说吧。”
周扬抬眼看他。
“来龙城这些天，干得怎么样？”
杨安邦说：“别跟我说报纸上那些，我看过了。龙城日报头版，‘市委召开常委会，部署华辉集团专项调查’，就那么几行字，写得跟没写一样。”
周扬端着酒杯，没喝，拿在手里转了转。
“您从报纸上看出什么了？”
“看出你又在折腾。”
杨安邦说：“一个新书记，到任不到半个月，就召开常委会部署对本市最大企业的调查。这种事情，换别人来，起码要先熬三个月，把班子摸清楚了，把底子摸清楚了，再一点点往前推。你倒好，人还没到市委大院，先跑到矿上下了四天井。”
周扬放下酒杯：“您也听说了？”
“我能不听说吗？”
杨安邦说：“汾河县矿上出了那么大的事，矿上的队长跳了井，市委书记在筛煤场上开了枪。这种事情，你以为能捂得住？我在西宁都听见风声了。”
岳母在旁边夹了一筷子豆腐放进周可可碗里，头也不抬：“你别跟孩子面前说这些。”
杨安邦看了一眼外孙女。
周可可正埋着头跟面条较劲，一根面条从勺子上滑下去，她又去捞，根本没在听。
杨安邦把声音压低了些。
“周扬，我跟你说句实话。”
他说：“我来龙城，带可可上学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来盯着你的。”
周扬没说话。
“你在闽东那些年，折腾得够可以了。”
杨安邦说：“单枪匹马闯黑帮的老窝，在会所里跟人动手，在海上跟走私船对峙，最后还跑到北极去，跟你爸……”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看了周扬一眼。
周扬的手搁在桌上，指尖碰着酒杯底，没动。
杨安邦把这句话咽了下去，换了个说法。
“一个市委书记，整得跟镁国大片里的超级英雄似的。”
他说：“今天这儿开枪，明天那儿抓人，后天又一个人钻进山沟里。我跟你妈在西宁，每次听说闽东出了什么事，第一反应就是给杨欣打电话，问你人还在不在。”
周扬低声说：“让您二老操心了。”
“你知道就好。”
杨安邦说：“你那套办法，在闽东管用，在榆树管用，是因为那时候你面对的是黑恶势力，是走私集团，是一帮拿着枪的亡命徒。对付那些人，你跟他们讲程序，他们跟你讲子弹。你拿枪顶他们的脑门，他们才知道怕。”
他夹起碗边那块土豆，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嚼完了才继续说。
“可龙城不一样。”
周扬看着他。
“龙城没有拿枪的亡命徒。”
杨安邦说：“龙城的人，拿的是图章，是文件，是财政报表，是几万工人的饭碗。你掏枪对着谁？对着市长？对着省长？对着那几万等着发工资的矿工？”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的槐树枝被风吹得来回晃，影子投在八仙桌上，一晃一晃。
楼下传来下象棋的老头的吆喝声，有人喊“将军”，有人不服气，说刚才那步不算。
周扬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酒很辣，从喉咙一路烧下去，烧得胸口发烫。
“爸，我正想跟您说这件事。”
杨安邦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筷子搁在碗沿上。
这么多年，周扬习惯了一个人拿主意。
在大西北的时候，身边没人可以商量；在闽东的时候，身边的人都等着他拿主意。
可在杨安邦面前，他向来是愿意把话摊开的。
老爷子在西宁那片地方干了一辈子，从牧区蹲点干到省委书记，地方上的门道，人情里的分寸，没人比他更清楚。
“华辉集团的事，查是一定要查的。”
周扬说：“汾河县的证据已经在我手上，账本、放行条、考勤表、冒领死人工资的账纸，一样不少。市委联合调查组也已经进驻了，档案室、财务室、人事部，全部封存。这条线，我心里有底。”
“那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的不是查不出来。”周扬说：“是查出来以后，收不住。”
杨安邦眉头动了动：“怎么讲？”
“前几天，省委开常委会，讨论晋中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周扬说：“省长、常务副省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个接一个，说要搞商业区，搞写字楼，搞国际化。我在会上把华辉的账摆出来，说龙城官商勾结，干部烂了，华辉是寡头。”
杨安邦看着他：“你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华辉是寡头？”
“说了。”
“原话？”
“原话。”
杨安邦端起酒盅，抿了一口，放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然后呢？”
“省长拍了桌子。”
周扬说：“常务副省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说我扣帽子，说我否定晋中的发展成果，说我拿不出证据就是诬陷。梁书记最后拍板，华辉的事还是由龙城市委继续查，查完了报省委常委会讨论。”
“梁启明这个人，我打过交道。”
杨安邦说：“他给你这个口子，不是支持你，是不想自己担这个责任。查出来了，功劳算省委的；查砸了，锅是你龙城市委的。”
“我知道。”
“你知道还往上撞？”
“不撞，这个口子就没有。”周扬说。
杨安邦没反驳，拿筷子尖在碗底点了点。
“继续说。”
“第二件事，是军区。”
周扬说：“我去晋中军区见了刘浮生司令。军区和地方的合作项目，五年里拨了不少钱，训练场没扩成，军用公路修了一半，家属区的供暖管道去年冬天漏了一个多月。钱从市里拨到县里，县里扣一点，镇里扣一点，村里再扣一点，到最后用到工程上的，剩不了几成。”
岳母在旁边听着，手上给周可可擦嘴的动作慢了下来。
“军区没钱，就从枪械和弹药上抽。”
周扬说：“现在晋中军区的枪，是别的军区淘汰下来的旧枪，弹药是各军区积压下来快报废的。编制十二万，实际在编九万。各县的武装部，当兵明码标价，三千块保证在晋中当兵，一期士官两万，二期士官四万。”
杨安邦的脸沉了下来。
“这事你跟省里说了？”
“说了一部分。”
周扬说：“军用公路的承包方，是龙城市政府下属的一家建筑公司，合同在我手里。法人代表叫高志强。”
“姓高？”
“常务副市长也姓高。”周扬说：“叫高建平。有没有关系，我还没查。”
杨安邦没说话，手指在桌沿上一下一下地敲着，敲得很慢。
龙城的干部是双休，这一条写在文件里，周扬到任以来却一天也没用上。
闽东那几年也差不多，周末对他来说只是电话少一些、会议短一些的工作日。
今天不一样。
天刚亮，周扬就起了。
他给司机打了个电话。
“小刘，今天不用你出车。”
“周书记，您要去哪儿？我送您。”
“私事。”周扬说：“钥匙我从车队拿，你在家歇着，跟你媳妇带孩子去公园转转。”
电话那头的人愣了好一会儿，才应了声“哎”。
车是市委车队一辆老桑塔纳，车门的密封条有些老化，关门时得多用点力气。
周扬把座椅往后调了调，又把后视镜掰正。
副驾驶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两串糖葫芦，山楂外头裹着亮晶晶的糖壳，是他天没亮就绕到老城区一条巷子里买的。
卖糖葫芦的老汉刚支起摊子，炭火还没烧旺，周扬就在旁边站着等了二十分钟。
前天晚上，他给杨欣打电话，没说别的，开口第一句就问：“可可爱吃什么？”
杨欣在电话那头半天没出声，后来才说：“酸的。山楂、杏干、酸梅汤，越酸越爱吃。吃完了皱着脸，还要吃。”
“还有呢？”
“你问这么细干什么？”
“你上次说我不知道。”
杨欣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周扬听见她轻轻吸了下鼻子，然后一样一样地说给他听。
可可睡觉要抱一只掉了一只耳朵的布兔子，不许别人洗，洗了就哭；可可怕打雷，打雷的时候要钻到外婆被窝里；可可不爱吃胡萝卜，可是胡萝卜剁碎了包进饺子里，她又吃得挺香；可可喜欢画画，画的人都没有脖子，脑袋直接按在肩膀上。
周扬拿着钢笔，在台历背面记了满满一页。
车出了市区，路两边是成片的庄稼地，麦苗刚返青，薄薄一层绿贴在黄土上。
风很大，卷着沙土往车窗上扑，玻璃上落了一层细灰。
路边的杨树冒出了红褐色的芽苞，一簇一簇挤在枝头，远看像蒙了一层锈。
龙城机场不大，候机楼是一栋两层的灰白色建筑，门口停着几辆出租车，司机们缩着脖子蹲在花坛边上抽烟。
周扬把车停好，进了到达厅，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子屏。
西宁过来的那趟航班，晚点二十分钟。
他找了个靠柱子的位置站着，没坐。
到达厅里人不多，有拎着编织袋的民工，有夹着公文包的生意人，还有一对老两口，举着一块硬纸板，上头用毛笔写着“接王小军”。
周扬站在人群边上，一身运动装，谁也没多看他一眼。
他抬手看了一眼表，又把手放下，来回蹭了几下，又把手揣进衣兜里。
在南疆的阵地上，他趴在堑壕里等过三天三夜；在北冰洋那艘游轮上，他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听左轮手枪的转轮一格一格地响。那些时候，他的手都没有乱动过。
现在却静不下来。
出口那边的玻璃门开了，旅客陆续往外走。
周扬先看见的是杨安邦。
老爷子六十好几的人了，腰板还是直的，穿一件藏青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下巴底下，一手推着行李车，车上摞着三个大箱子，最上面还绑着一个纸箱，纸箱用麻绳捆了好几道，打的是军人那种结。
岳母跟在旁边，一手拎着个布包，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穿着红色的棉袄，头上扎着两个小揪揪，怀里抱着一只灰扑扑的布兔子。
那只兔子少了一只耳朵，剩下的那只耷拉着，垂到她的手腕上。
周扬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住了。
杨安邦先看见他，上下打量了一眼，眉毛往上抬了抬。
“哟，换皮了？”
“爸。”周扬接过行李车：“路上还顺利吗？”
“顺利什么。”
杨安邦哼了一声：“晚点二十分钟，飞机上的盒饭是凉的，你妈吃了两口就放下了。我跟乘务员说，饭凉了，热一下行不行，人家说飞机上没那个条件。你说说，这么大一个航空公司，连热饭的条件都没有。”
岳母在旁边拽了他一下：“行了，你跟孩子说这个干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
“你那叫挑刺。”
周扬没接他们的话。他蹲下来，蹲到和小女孩差不多高的位置。
周可可往外婆身后缩了缩，半个身子躲在外婆的腿后头，只露出一只眼睛和那只兔子剩下的耳朵。她盯着周扬看，看了好一会儿，像在认一张很久没见过的照片。
周扬也没说话，从衣兜里把那个牛皮纸包拿出来，打开，露出两串糖葫芦。
糖壳在到达厅的灯光底下亮得发脆。
周可可的眼睛跟着那两串糖葫芦动了一下，又看了看周扬，没伸手，扭头去看外婆。
外婆笑着推了推她：“看我干什么？这是谁？”
周可可嘴巴抿着，过了一会儿，声音很小地叫了一声：“爸爸。”
周扬应了一声，嗓子里像卡了点什么，只“嗯”出半个音。
他把糖葫芦递过去，周可可伸手接了一串，攥在手里，没吃，先看他。
“酸的。”周扬说。
周可可犹豫了一下，咬了一颗。
糖壳在她嘴里咔嚓一声碎了，紧接着她整张小脸都皱了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鼻子也挤到一块儿去了。
周扬看着她，嘴角动了动。
周可可皱着脸嚼完了那颗山楂，又咬了第二颗。
杨安邦站在旁边，看了一眼周扬，又看了一眼外孙女，没说话，只是把夹克的拉链往下拉了一截，扭过头去看候机楼外头的天。
“走吧。”他说：“站这儿干什么，等着人家给你们照相？”
周扬把三个箱子搬进后备箱，后备箱塞不下那个纸箱，他就把纸箱放到副驾驶上，用安全带勒住。纸箱沉得很，晃一晃，里面哗啦哗啦地响。
“装的什么？”
“花盆。”杨安邦说：“还有花种，土也装了一袋。”
“龙城没有土？”
“龙城的土是黄土，我那是腐殖土。”杨安邦拉开后车门坐进去：“你懂什么。”
周扬没再问，关上了副驾驶的门。
回城的路上，周可可坐在后排中间，一左一右挨着外公外婆。
她把两串糖葫芦都吃完了，竹签子攥在手里不肯扔，布兔子夹在胳膊底下。
周扬从后视镜里看她，她也在看后视镜，两个人的目光在镜子里碰了一下，她马上把脸埋到外婆胳膊上，过了一会儿，又偷偷露出一只眼睛。
“她认生。”岳母说：“在家的时候天天念叨你，见了面又不吭声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杨安邦在后头开口：“你见她几回？”
周扬握着方向盘，没吭声。
岳母拍了拍杨安邦的膝盖：“一下飞机就开始训，孩子还在呢。”
杨安邦看了一眼外孙女，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转头去看窗外的麦田。
“这地种的是冬小麦？”
“是。”
“返青晚了。”杨安邦眯着眼睛：“今年开春冷，墒情也不好，你看那边，苗是黄的，缺水。龙城周边的地，靠天吃饭的多，还是灌溉跟不上。”
周扬说：“农业局那边，您去报到了？”
“下周一去。”杨安邦说：“挂个名，顾问。龙城大学那边请我讲几次课，农村经济和基层治理，一个月四节，不耽误事。”
“谁给您牵的线？”
“你管谁牵的线。”杨安邦说：“我在西宁干了一辈子，退下来了，还不能找个地方发挥点余热？我又没占你龙城的编制，没拿你龙城的工资。”
“我没这个意思。”
“你有没有这个意思，我还不知道？”杨安邦靠在椅背上：“你是怕我在龙城待着，有人借我的名头找你办事。”
周扬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放心。”杨安邦说：“我这个人，退了就是退了。谁要是敢拿我的名头去找你，你直接拿下，不用给我面子。”
岳母在旁边笑出了声：“你听听，退了还这么大口气。”
“我说的是原则。”
“原则原则，饺子皮擀薄擀厚都是原则。”
周可可在中间听着，忽然插了一句：“外公擀的饺子都破了。”
车里安静了一下。
杨安邦的脸僵住了。
周扬握着方向盘，肩膀轻轻抖了两下，没笑出声。
老干部家属区在城东，紧挨着一片老厂区。
院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盖的，一排排红砖楼，四层高，墙皮掉了不少，露出里头暗红色的砖。楼与楼之间种着几棵老槐树，树干有一抱粗，树皮皴裂，枝桠还秃着。
院子当中有个水泥砌的花坛，坛里没种花，只有几簇枯黄的狗尾巴草。
几个老人坐在花坛边上晒太阳，有的捧着搪瓷缸，有的在下象棋。
看见一辆桑塔纳开进来，都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接着下棋。
房子在三号楼二层，三室一厅，七十来个平方。
屋里是老式的水磨石地面，墙刷过白，还能闻到一点石灰味。
家具是原来就有的，一张五斗柜，一张八仙桌，两张木床，床板上铺着报纸。
暖气片刷着银粉，摸上去是热的。
周扬一趟一趟往楼上搬箱子。
杨安邦站在客厅中间，背着手，扫了一圈，开始分派。
“那个大箱子，搬到北屋，那是我的书。中间那个，是你妈的衣服，放南屋。小的那个是可可的东西，搬到朝东那间，那间早上有太阳。”
周扬把箱子放下，又下楼去搬纸箱。
“纸箱放阳台。”杨安邦说：“别放平了，花盆是叠着放的，你放平了，里头的土就撒了。”
周扬把纸箱竖着搬上阳台，解开麻绳。
那个结打得很死，他用手指抠了两下，没抠开，干脆从兜里掏出钥匙，用钥匙尖挑着绳头往外拽，拽了三四下，结才松开。
纸箱里是七八个陶土花盆，一个套着一个，中间垫着旧报纸。
最底下压着一袋黑褐色的土，袋口用铁丝拧着。
土袋旁边是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包一包用信封装好的花种，信封上用钢笔写着字：月季、太阳花、凤仙、指甲草、薄荷、小葱。
周扬看了一眼那包小葱的种子，没忍住，回头问：“小葱也算花？”
“能吃的都算花。”杨安邦说：“你妈煮面条，往上撒一把，比什么花都香。”
岳母在里屋铺床，隔着门喊：“周扬，你过来搭把手，这褥子太沉，我一个人翻不动。”
周扬进了南屋，和岳母一人一头，把褥子抖开，铺在床板上。
褥子是从西宁带来的，棉花絮得很厚，抖开的时候扬起一阵细细的棉絮，在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打着转。
“妈，我原本想给您二老找个保姆。”
周扬说：“家属区这边有家政服务站，我让人打听过，有几个是厂里退休的女工，人老实，手脚也勤快。”
岳母把褥子边角掖好，直起腰，看着他。
“找保姆干什么？”
“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可可上学。”
“那我们干什么？”
周扬一愣。
“保姆把饭做了，地扫了，孩子接了，我和你爸干什么？”
岳母说：“坐在屋里大眼瞪小眼？还是跟楼下那几个老头下棋？你爸那个臭棋篓子，下一盘输一盘，输了还要悔棋，楼下那几个老头不出一个礼拜，就不跟他玩了。”
杨安邦在客厅里喊：“我听见了。”
“听见就听见。”岳母说：“我说的是事实。”
周扬在旁边站着，没插话。
岳母把枕头拍松了，放在床头，又把枕巾抻平。
“周扬，我跟你说。”她说：“我和你爸，这辈子没让人伺候惯。你爸当书记的时候，机关给配了炊事员，他嫌人家做的饭不合口，自己跑去食堂掌勺。”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在牧区蹲点，一个人能做二十个人的饭。我们来龙城，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带孩子的。孩子都让别人带了，我们来干什么？”
“我知道了。”
“你知道就好。”
岳母看了他一眼，语气缓了下来：“你有这份心，我领了。可这种心思，以后用在可可身上，别用在我们俩身上。”
周扬点了点头。
外头客厅里，杨安邦已经搬了一把椅子，站上去换灯泡。
原来那个灯泡是四十瓦的，光线发黄，他嫌暗，从箱子里翻出一个六十瓦的，拧了半天，拧不上。
周扬出来，扶住椅子：“爸，我来。”
“不用。”杨安邦踮着脚：“这螺口锈了，得往里压一压。”
“您下来，我个子高。”
“我还没老到连个灯泡都拧不上。”
杨安邦拧了两圈，灯泡咔哒一声卡进去了。
他从椅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扭头看着周扬，下巴抬了抬。
“看见没有。”
周扬看着他，没说话，嘴角往上牵了牵。
朝东那间屋里，周可可一个人蹲在地上，把小箱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
一盒蜡笔，一个画本，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图画书。
她把布兔子放在床头，摆正了，又歪了歪脑袋看，觉得不对，把兔子往左挪了一点。
周扬走过去，在门口站着。
周可可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他，手里的动作停了。
“我能进来吗？”周扬问。
周可可想了想，点了点头。
周扬走进去，在她旁边蹲下。
他看了一眼那个画本，封面上用蜡笔歪歪扭扭写着“周可可”三个字，“可”字的那一钩写反了。
“能给我看看吗？”
周可可把画本往身后藏了藏，又犹豫着拿出来，递给他。
周扬一页一页翻。
画里有房子，有太阳，有一条河，河边站着几个人，脑袋直接按在肩膀上，没有脖子。
每一页都有一个高个子的人，站在最边上，离其他人很远，有的画里他在一座山后面，有的画里他在一条船上，还有一页，他在一大片白色的地方，旁边画了一只企鹅。
周扬指着那个人：“这是谁？”
“爸爸。”
“为什么站这么远？”
周可可低着头，用手指抠着画本的边角。
“外婆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周扬没说话。他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是空白的。
“这一页怎么没画？”
“还没想好。”
周扬把画本合上，还给她。
“想好了画给我看。”他说：“这回，我离得近。”
周可可抱着画本，看了他一会儿，忽然问：“那只企鹅是我画错了，外婆说北极没有企鹅。”
“你外婆说得对。”
“那北极有什么？”
周扬想了想：“有北极熊，有冰，有很冷很冷的海。”
“你去过吗？”
周扬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了一下。
“去过。”
“好玩吗？”
“不好玩。”周扬说：“太冷了。”
周可可点点头，翻开画本，把那只企鹅用蜡笔涂掉了，涂成一团黑。
然后她在旁边画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四条腿，圆脑袋，也没有脖子。
“北极熊。”她说。
“像。”周扬说。
周可可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翘了一下，又低头去画。
客厅里传来岳母的声音：“吃饭了。”
中午这顿饭是岳母做的。
她进门的时候就在院子门口的小卖部看了一圈，买了一把挂面、一块豆腐、几个土豆，又跟小卖部的老板打听菜市场在哪儿。
周扬说他去买，岳母不让，说她要自己认认路，以后天天要去的。
厨房很小，灶台是水泥砌的，上面贴着白瓷砖，有几块已经裂了缝。
煤气灶是新换的，打火的时候嘭地一声，蓝色的火苗窜起来。
岳母从带来的布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罐，罐里是腌好的羊肉臊子，油凝成白色的一层，封着下面暗红的肉丁。
她挖了一大勺臊子进锅，油化开了，屋里一下子飘起了花椒和羊油的香味。
土豆切丁，豆腐切块，一块儿下锅翻炒，再加水，水开了下面条。
面条出锅前，她从阳台上的纸箱里翻出那袋花种，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
“小葱还没种出来。”她说：“今天就不撒了。”
八仙桌摆在客厅中间，四个人围着坐。
周可可坐在外婆旁边，碗里的面条被外婆用筷子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她用勺子舀着吃，嘴巴上糊了一圈油。
杨安邦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是在机场买的本地高粱酒，瓶子是白瓷的，瓶口缠着红布。
他拧开盖子，给自己倒了一小盅，又拿过周扬的杯子。
“能喝吧？”
“下午还要开车。”
“开什么车？星期天你还要去哪儿？”
周扬想了想：“喝一点。”
杨安邦给他倒了小半杯，酒香一下子冲出来，辣得人鼻子发酸。
“这酒烈。”杨安邦端起酒盅闻了闻：“比青稞酒冲。”
他抿了一口，咂了咂嘴，放下酒盅，夹了一筷子土豆，没急着吃，搁在碗边上。
“说说吧。”
周扬抬眼看他。
“来龙城这些天，干得怎么样？”
杨安邦说：“别跟我说报纸上那些，我看过了。龙城日报头版，‘市委召开常委会，部署华辉集团专项调查’，就那么几行字，写得跟没写一样。”
周扬端着酒杯，没喝，拿在手里转了转。
“您从报纸上看出什么了？”
“看出你又在折腾。”
杨安邦说：“一个新书记，到任不到半个月，就召开常委会部署对本市最大企业的调查。这种事情，换别人来，起码要先熬三个月，把班子摸清楚了，把底子摸清楚了，再一点点往前推。你倒好，人还没到市委大院，先跑到矿上下了四天井。”
周扬放下酒杯：“您也听说了？”
“我能不听说吗？”
杨安邦说：“汾河县矿上出了那么大的事，矿上的队长跳了井，市委书记在筛煤场上开了枪。这种事情，你以为能捂得住？我在西宁都听见风声了。”
岳母在旁边夹了一筷子豆腐放进周可可碗里，头也不抬：“你别跟孩子面前说这些。”
杨安邦看了一眼外孙女。
周可可正埋着头跟面条较劲，一根面条从勺子上滑下去，她又去捞，根本没在听。
杨安邦把声音压低了些。
“周扬，我跟你说句实话。”
他说：“我来龙城，带可可上学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来盯着你的。”
周扬没说话。
“你在闽东那些年，折腾得够可以了。”
杨安邦说：“单枪匹马闯黑帮的老窝，在会所里跟人动手，在海上跟走私船对峙，最后还跑到北极去，跟你爸……”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看了周扬一眼。
周扬的手搁在桌上，指尖碰着酒杯底，没动。
杨安邦把这句话咽了下去，换了个说法。
“一个市委书记，整得跟镁国大片里的超级英雄似的。”
他说：“今天这儿开枪，明天那儿抓人，后天又一个人钻进山沟里。我跟你妈在西宁，每次听说闽东出了什么事，第一反应就是给杨欣打电话，问你人还在不在。”
周扬低声说：“让您二老操心了。”
“你知道就好。”
杨安邦说：“你那套办法，在闽东管用，在榆树管用，是因为那时候你面对的是黑恶势力，是走私集团，是一帮拿着枪的亡命徒。对付那些人，你跟他们讲程序，他们跟你讲子弹。你拿枪顶他们的脑门，他们才知道怕。”
他夹起碗边那块土豆，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嚼完了才继续说。
“可龙城不一样。”
周扬看着他。
“龙城没有拿枪的亡命徒。”
杨安邦说：“龙城的人，拿的是图章，是文件，是财政报表，是几万工人的饭碗。你掏枪对着谁？对着市长？对着省长？对着那几万等着发工资的矿工？”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的槐树枝被风吹得来回晃，影子投在八仙桌上，一晃一晃。
楼下传来下象棋的老头的吆喝声，有人喊“将军”，有人不服气，说刚才那步不算。
周扬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酒很辣，从喉咙一路烧下去，烧得胸口发烫。
“爸，我正想跟您说这件事。”
杨安邦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筷子搁在碗沿上。
这么多年，周扬习惯了一个人拿主意。
在大西北的时候，身边没人可以商量；在闽东的时候，身边的人都等着他拿主意。
可在杨安邦面前，他向来是愿意把话摊开的。
老爷子在西宁那片地方干了一辈子，从牧区蹲点干到省委书记，地方上的门道，人情里的分寸，没人比他更清楚。
“华辉集团的事，查是一定要查的。”
周扬说：“汾河县的证据已经在我手上，账本、放行条、考勤表、冒领死人工资的账纸，一样不少。市委联合调查组也已经进驻了，档案室、财务室、人事部，全部封存。这条线，我心里有底。”
“那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的不是查不出来。”周扬说：“是查出来以后，收不住。”
杨安邦眉头动了动：“怎么讲？”
“前几天，省委开常委会，讨论晋中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周扬说：“省长、常务副省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个接一个，说要搞商业区，搞写字楼，搞国际化。我在会上把华辉的账摆出来，说龙城官商勾结，干部烂了，华辉是寡头。”
杨安邦看着他：“你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华辉是寡头？”
“说了。”
“原话？”
“原话。”
杨安邦端起酒盅，抿了一口，放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然后呢？”
“省长拍了桌子。”
周扬说：“常务副省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说我扣帽子，说我否定晋中的发展成果，说我拿不出证据就是诬陷。梁书记最后拍板，华辉的事还是由龙城市委继续查，查完了报省委常委会讨论。”
“梁启明这个人，我打过交道。”
杨安邦说：“他给你这个口子，不是支持你，是不想自己担这个责任。查出来了，功劳算省委的；查砸了，锅是你龙城市委的。”
“我知道。”
“你知道还往上撞？”
“不撞，这个口子就没有。”周扬说。
杨安邦没反驳，拿筷子尖在碗底点了点。
“继续说。”
“第二件事，是军区。”
周扬说：“我去晋中军区见了刘浮生司令。军区和地方的合作项目，五年里拨了不少钱，训练场没扩成，军用公路修了一半，家属区的供暖管道去年冬天漏了一个多月。钱从市里拨到县里，县里扣一点，镇里扣一点，村里再扣一点，到最后用到工程上的，剩不了几成。”
岳母在旁边听着，手上给周可可擦嘴的动作慢了下来。
“军区没钱，就从枪械和弹药上抽。”
周扬说：“现在晋中军区的枪，是别的军区淘汰下来的旧枪，弹药是各军区积压下来快报废的。编制十二万，实际在编九万。各县的武装部，当兵明码标价，三千块保证在晋中当兵，一期士官两万，二期士官四万。”
杨安邦的脸沉了下来。
“这事你跟省里说了？”
“说了一部分。”
周扬说：“军用公路的承包方，是龙城市政府下属的一家建筑公司，合同在我手里。法人代表叫高志强。”
“姓高？”
“常务副市长也姓高。”周扬说：“叫高建平。有没有关系，我还没查。”
杨安邦没说话，手指在桌沿上一下一下地敲着，敲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