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133章 明楼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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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半，郑耀先提前离开了76号。他没有叫司机，自己开车沿着苏州河边的马路往东开。车窗外的天色阴沉得像一块铅板，苏州河上的雾气很重，对岸的仓库和厂房在雾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他把车停在离经济司两条街的一条巷子里，步行过去。经过街角那家熟悉的五金店时，他扫了一眼橱窗——没有停电通知，没有任何暗号。一切正常。
明诚在一楼大厅等他，两人没有多说话，直接上了楼。明楼的办公室今天没有开大灯，只亮着桌上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把办公桌照出一圈暖黄色的圆斑，房间的其他部分都沉在暗处。明楼坐在灯影里，面前放着那份松本办公室签发的公文。他今天没有穿西装外套，只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背心，袖口挽到手腕以上，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更瘦削一些，但目光依旧沉稳有力。他看到郑耀先进来，没有站起来握手，只是指了指沙发。明诚退出去把门带上。
“松本和汪曼春之间的合作渠道，你有多大把握确定？”明楼开门见山。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坐在对面沙发上的郑耀先能听清。
“八成。”郑耀先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吴天良在操控马国良这件事已经确认了。吴天良是汪曼春最得力的情报分析员，他三次潜入通讯科调阅通话记录，带着马国良去提货现场，让马国良去横浜桥码头送东西——这些动作都不是吴天良一个人能决定的。汪曼春在背后指使他，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吴天良让马国良去码头送的那个牛皮纸包，里面装的东西不是给情报处的人，而是给海军运输部的人。一个情报处的分析员，绕过特高课和76号内部渠道，通过码头暗线给海军送情报——这种跨系统的情报传递如果没有更高层的人授权，吴天良和汪曼春都扛不住。能同时指挥海军运输部和76号情报处的人，只有松本。”
明楼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茶托上，动作很轻，瓷器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脆。“你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汪曼春不是在帮松本，而是在利用松本？她把物资转移的线索透露给海军，是为了制造一场纠纷，让山本和松本之间的关系破裂。一旦山本和松本公开翻脸，汪伪政权内部的权力格局就会被打破。到那时候，情报处就不再受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双重压制，汪曼春可以趁机扩大情报处的权限，把76号变成一个完全独立于日本人的情报机构。”
郑耀先沉默了片刻。这个角度他之前没有深入考虑过，但明楼说出来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可能的方向。汪曼春的野心从来不止于做情报处处长，她从法国回来之后一直想要效仿戴笠那样建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情报帝国。她申请调阅特高课监听权限被山本拒绝，这让她意识到只要特高课压在她头上，她永远只能是一个被日本人使唤的工具。如果她想摆脱这种局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日本人内部先乱起来。物资截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她会利用山本和松本之间的矛盾制造更大的裂缝，而在这个过程中，她可以用“调查泄密”的名义把76号内部所有她怀疑的人一个个清除掉——包括郑耀先，包括明楼。
“如果她是这个目的，那她现在距离成功只差一步。”郑耀先说，声音很冷静，但每个字都像是冰面上被踩出的裂纹，“她已经通过问话排除了梁仲春和童虎的嫌疑，至少表面上把他们从嫌疑名单上划掉了。但她的最终目标不是行动处的人，从来就不是。她的目标是我们两个。她跟梁仲春说‘你最好不是毒蛇’——那句话不是怀疑，是确认。她已经确定明楼就是‘毒蛇’，只是还没有能钉死他的证据。至于‘风筝’——她还在找。那份军统明码电报里说‘风筝仍在76号内部’，这句话够她查到天荒地老。”
明楼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把窗帘拉得更开一些。窗外暮色渐浓，远处有轨电车的铃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他转过身来，逆着窗外的微光，脸上的轮廓在阴影中格外分明。
“这几天我让人查了汪曼春近期对外联络所有可能走松本路线的渠道。经济司在横浜桥码头调度室有一个合作档案，专门记录所有从码头转运的军方物资。昨天下午我发现其中一栏被人为修改过——原来的物资编号被涂掉，换成了另一组编号。负责这份档案的码头调度员姓顾，两天前突然调去了外埠办事处。这个手法和上次顾同和的处理方式几乎一模一样——人在被查到之前就先被调走了。我问了明诚，这个姓顾的调度员在离开之前，最后接触的人就是吴天良。”明楼说。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明楼身边。“那个被涂掉的编号是不是印在二十箱物资签收单上的那组编号？”
“是同一组。”明楼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所以汪曼春不是事后才知道物资被海军截留的。她事先就知道，而且通过吴天良在码头上帮海军完成了物资转运的接收确认。那个被涂掉的编号原本是出库清单上最前面二十箱设备的原始编号，她把编号涂掉改成另一组，是为了让事后追查的人在单子上查不到那批设备到底从哪里来。但她忽略了一点——编号虽然被涂掉了，但涂改痕迹本身在纸的背面对光一照就能看出来。我已经让人把这份档案拍了下来。”
明楼走到保险柜前面，转了几下密码盘，打开柜门，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两张照片。第一张是码头调度档案的那一页，上面用红笔涂掉了原来的物资编号，旁边写了另一个编号。第二张是同一页纸的背面，对着强光拍的，被涂掉的原始编号清清楚楚地透了出来。郑耀先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原始编号和他手里那份装车清单上最前面二十箱的编号完全一致。
“这份档案能不能作为呈堂证供？”郑耀先问。
“不能。因为这份档案是经济司的内部文件，拿到特高课或者宪兵队的法庭上只能作为参考证据，不能作为主要物证。而且这份档案的原始管理权限在经济司——如果松本知道我有这份档案，他可以反咬一口说经济司对码头物资管理混乱，把所有责任推到我头上。”明楼把照片收回信封，但没有放回保险柜，而是把信封放在了桌上，“但它在你手里就有用。你可以用它向山本证明，有人在帮海军提前处理物资转运的书面痕迹。你不需要说出档案的来源——你可以说你通过76号内部排查发现了码头调度记录被人为涂改的线索。山本不会追问细节，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能向松本施压的证据。”
郑耀先把信封拿起来，收进大衣内侧口袋里。他看着明楼，明楼也看着他。两个人在暮色沉沉的办公室里对视了片刻。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没有任何试探、没有任何保留的状态下交换情报。不需要确认对方是不是自己阵营的人，不需要担心对方会把消息卖给不该卖的人。他们都知道对方在为某种共同的利益做事——哪怕这个利益各自的理由不同。
“你手里有没有汪曼春和松本直接联系的证据？”郑耀先问。
“还没有。但有一个间接线索。”明楼从桌上拿起一份电话记录，递给郑耀先，“松本办公室的对外电话记录显示，在梧桐里出事前一天，汪曼春的特高课监听权限申请被山本拒绝的当天下午，松本的秘书室给情报处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时长十二分钟。接电话的不是汪曼春本人，是吴天良。十二分钟之后，汪曼春就离开76号去了松本的司令部。那天晚上梧桐里被炸，第二天汪曼春就开始查你的通话记录。整条时间线恰好吻合——她在被山本拒绝之后立刻找了松本，松本给了她一些东西，然后她马上就有了新的调查方向。”
郑耀先接过电话记录看了一眼，把上面的时间节点全部记在脑子里。“松本给她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怀疑松本给了她一份军统密码本。”明楼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依然平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极慢的速度从水面下浮上来的气泡，带着沉甸甸的重量，“情报处最近截获的军统密电密集程度远超往常，破译率也在提高。汪曼春之前申请调阅特高课监听设备被拒，但军统密电依然在被截获——这意味着她有了另一套监听手段。而军统密电属于加密层级极高的通讯，没有密码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译到这种程度。如果松本给了汪曼春一份从重庆叛逃到汪伪的人手里缴获的密码本，或者是从某种渠道拿到的军统密码片段，那汪曼春手里现在掌握的情报可能已经远超我们想象。”
“那份密码本她知道多少？有没有可能已经被她破译到能锁定代号的对应身份？”郑耀先的问题问得很直接。
“目前不确定。但有一个迹象值得注意——汪曼春过去一周没有再申请过特高课的任何监听设备，也没有再通过任何渠道向山本要技术支援。她安静得不太正常。一个一直在追查内鬼的情报处长，在被拒绝之后突然不追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她放弃了，要么她已经不需要山本了。”明楼说。
“她不是不需要山本。她是不敢让山本知道她手里有松本给的密码本。如果山本知道她在用松本的情报资源绕过特高课监听系统，山本会第一时间向松本抗议，而松本为了避免和山本正面冲突，很可能会撤回给汪曼春的支持。汪曼春现在走的是一根钢丝——她要利用松本给的资源查出内鬼，同时不能让山本知道她脚底下踩的是松本的桥。”郑耀先说。
明楼坐回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天色几乎全黑了，只有远处虹口方向的探照灯依然在准时扫过天空。他抬起头来，目光直视郑耀先。
“你跟我说这些，是因为你需要我帮你把汪曼春的注意力从你身上引开。我可以做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是。不是因为我相信你——我到现在也不完全相信你。但我相信我们的敌人都是一样的。汪曼春的目标不止你，也包括我。松本的目标不止山本，也包括所有不绝对服从他的人。在这盘棋上，你和我都被放在了对面。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就是联手把这盘棋反过来下。”
明楼说到这里，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丝绒盒子。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银色的领带夹。领带夹上的图案是一只鹰，和山本办公室屏风上那只鹰一模一样。
“松本办公室的徽章——一枚鹰。这个图案只有松本直系的人能在公文上使用。这枚领带夹是一个叫伊藤的日本洋行经理在密谈时遗落在经济司会客室的。伊藤的洋行就是签收那二十箱物资的那家洋行。他是松本的直接手下，负责把海军截留的物资通过洋行进行洗白转售。这个领带夹就是物证。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它交出去——不是现在，现在交会打草惊蛇。等山本和松本之间矛盾再激化一步，我就会让人把它送到山本手里。到那时候，汪曼春的靠山就会变成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她自己也不一定能站得住脚。”明楼把丝绒盒子关上，放回抽屉里，“你有底牌，我也有。”
郑耀先从明楼的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明诚在大厅里等着他，送他到门口的时候压低声音说了一句：“郑副主任，明先生让我转告您——马国良安全转移之后，吴天良失去了人证。汪曼春如果想咬人，她最可能咬的下一个人是童虎。因为童虎是提货负责人，钥匙在他身上。您得提前给童虎做一个坚不可摧的不在场证明。”郑耀先拍了拍明诚的肩膀，说了声谢谢。
回到住处之后，郑耀先没有开灯。他把明楼给他的两张照片摊在桌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路灯光，又把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重新看了一遍。码头调度档案上那组被涂掉的编号，与松本办公室签发的公文上那组编号遥相呼应。明楼说得对——有了这份档案的照片，他就能向山本证明那二十箱物资从一开始就是被计划好要转移到海军手里的。山本可以把责任完全推给海军，而松本为了不刺激海军和特高课之间的裂缝过大，会选择牺牲汪曼春这颗棋子。
但汪曼春不会坐以待毙。如果她察觉到松本正在抛弃她，她最可能的反应是孤注一掷，在垮台之前把她已经查到的所有线索全部抛出，用自己最后的权力把包括郑耀先在内的所有嫌疑人一并端掉。她的孤注一掷将异常危险。
郑耀先把照片锁进铁盒里，走到窗前。万祥的黄包车已经停回了门槛旁边，车篷上的新补丁在月光下依然显眼。苏州河下游的方向，梁仲春和童虎应该已经把马国良安全转移到浦东了。横浜桥码头的冷风吹过河面，把河水拍岸的声音送进弄堂。郑耀先脑子里浮现出那包牛皮纸包着的东西被递到灰布长衫手里的画面——那是汪曼春通过吴天良送出去的东西，那东西的内容至今没有人知道。也许那是一个暗杀名单，也许那是一份代号清单，也许那是一封发给松本的告密信。无论它是什么，它现在都不在马国良手里了。它已经在码头接头之后流入了一个比海军仓库更难以追踪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许就是汪曼春最终摊牌时打开的那道暗门。
明诚在一楼大厅等他，两人没有多说话，直接上了楼。明楼的办公室今天没有开大灯，只亮着桌上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把办公桌照出一圈暖黄色的圆斑，房间的其他部分都沉在暗处。明楼坐在灯影里，面前放着那份松本办公室签发的公文。他今天没有穿西装外套，只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背心，袖口挽到手腕以上，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更瘦削一些，但目光依旧沉稳有力。他看到郑耀先进来，没有站起来握手，只是指了指沙发。明诚退出去把门带上。
“松本和汪曼春之间的合作渠道，你有多大把握确定？”明楼开门见山。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坐在对面沙发上的郑耀先能听清。
“八成。”郑耀先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吴天良在操控马国良这件事已经确认了。吴天良是汪曼春最得力的情报分析员，他三次潜入通讯科调阅通话记录，带着马国良去提货现场，让马国良去横浜桥码头送东西——这些动作都不是吴天良一个人能决定的。汪曼春在背后指使他，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吴天良让马国良去码头送的那个牛皮纸包，里面装的东西不是给情报处的人，而是给海军运输部的人。一个情报处的分析员，绕过特高课和76号内部渠道，通过码头暗线给海军送情报——这种跨系统的情报传递如果没有更高层的人授权，吴天良和汪曼春都扛不住。能同时指挥海军运输部和76号情报处的人，只有松本。”
明楼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茶托上，动作很轻，瓷器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脆。“你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汪曼春不是在帮松本，而是在利用松本？她把物资转移的线索透露给海军，是为了制造一场纠纷，让山本和松本之间的关系破裂。一旦山本和松本公开翻脸，汪伪政权内部的权力格局就会被打破。到那时候，情报处就不再受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双重压制，汪曼春可以趁机扩大情报处的权限，把76号变成一个完全独立于日本人的情报机构。”
郑耀先沉默了片刻。这个角度他之前没有深入考虑过，但明楼说出来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可能的方向。汪曼春的野心从来不止于做情报处处长，她从法国回来之后一直想要效仿戴笠那样建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情报帝国。她申请调阅特高课监听权限被山本拒绝，这让她意识到只要特高课压在她头上，她永远只能是一个被日本人使唤的工具。如果她想摆脱这种局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日本人内部先乱起来。物资截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她会利用山本和松本之间的矛盾制造更大的裂缝，而在这个过程中，她可以用“调查泄密”的名义把76号内部所有她怀疑的人一个个清除掉——包括郑耀先，包括明楼。
“如果她是这个目的，那她现在距离成功只差一步。”郑耀先说，声音很冷静，但每个字都像是冰面上被踩出的裂纹，“她已经通过问话排除了梁仲春和童虎的嫌疑，至少表面上把他们从嫌疑名单上划掉了。但她的最终目标不是行动处的人，从来就不是。她的目标是我们两个。她跟梁仲春说‘你最好不是毒蛇’——那句话不是怀疑，是确认。她已经确定明楼就是‘毒蛇’，只是还没有能钉死他的证据。至于‘风筝’——她还在找。那份军统明码电报里说‘风筝仍在76号内部’，这句话够她查到天荒地老。”
明楼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把窗帘拉得更开一些。窗外暮色渐浓，远处有轨电车的铃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他转过身来，逆着窗外的微光，脸上的轮廓在阴影中格外分明。
“这几天我让人查了汪曼春近期对外联络所有可能走松本路线的渠道。经济司在横浜桥码头调度室有一个合作档案，专门记录所有从码头转运的军方物资。昨天下午我发现其中一栏被人为修改过——原来的物资编号被涂掉，换成了另一组编号。负责这份档案的码头调度员姓顾，两天前突然调去了外埠办事处。这个手法和上次顾同和的处理方式几乎一模一样——人在被查到之前就先被调走了。我问了明诚，这个姓顾的调度员在离开之前，最后接触的人就是吴天良。”明楼说。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明楼身边。“那个被涂掉的编号是不是印在二十箱物资签收单上的那组编号？”
“是同一组。”明楼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所以汪曼春不是事后才知道物资被海军截留的。她事先就知道，而且通过吴天良在码头上帮海军完成了物资转运的接收确认。那个被涂掉的编号原本是出库清单上最前面二十箱设备的原始编号，她把编号涂掉改成另一组，是为了让事后追查的人在单子上查不到那批设备到底从哪里来。但她忽略了一点——编号虽然被涂掉了，但涂改痕迹本身在纸的背面对光一照就能看出来。我已经让人把这份档案拍了下来。”
明楼走到保险柜前面，转了几下密码盘，打开柜门，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两张照片。第一张是码头调度档案的那一页，上面用红笔涂掉了原来的物资编号，旁边写了另一个编号。第二张是同一页纸的背面，对着强光拍的，被涂掉的原始编号清清楚楚地透了出来。郑耀先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原始编号和他手里那份装车清单上最前面二十箱的编号完全一致。
“这份档案能不能作为呈堂证供？”郑耀先问。
“不能。因为这份档案是经济司的内部文件，拿到特高课或者宪兵队的法庭上只能作为参考证据，不能作为主要物证。而且这份档案的原始管理权限在经济司——如果松本知道我有这份档案，他可以反咬一口说经济司对码头物资管理混乱，把所有责任推到我头上。”明楼把照片收回信封，但没有放回保险柜，而是把信封放在了桌上，“但它在你手里就有用。你可以用它向山本证明，有人在帮海军提前处理物资转运的书面痕迹。你不需要说出档案的来源——你可以说你通过76号内部排查发现了码头调度记录被人为涂改的线索。山本不会追问细节，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能向松本施压的证据。”
郑耀先把信封拿起来，收进大衣内侧口袋里。他看着明楼，明楼也看着他。两个人在暮色沉沉的办公室里对视了片刻。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没有任何试探、没有任何保留的状态下交换情报。不需要确认对方是不是自己阵营的人，不需要担心对方会把消息卖给不该卖的人。他们都知道对方在为某种共同的利益做事——哪怕这个利益各自的理由不同。
“你手里有没有汪曼春和松本直接联系的证据？”郑耀先问。
“还没有。但有一个间接线索。”明楼从桌上拿起一份电话记录，递给郑耀先，“松本办公室的对外电话记录显示，在梧桐里出事前一天，汪曼春的特高课监听权限申请被山本拒绝的当天下午，松本的秘书室给情报处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时长十二分钟。接电话的不是汪曼春本人，是吴天良。十二分钟之后，汪曼春就离开76号去了松本的司令部。那天晚上梧桐里被炸，第二天汪曼春就开始查你的通话记录。整条时间线恰好吻合——她在被山本拒绝之后立刻找了松本，松本给了她一些东西，然后她马上就有了新的调查方向。”
郑耀先接过电话记录看了一眼，把上面的时间节点全部记在脑子里。“松本给她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怀疑松本给了她一份军统密码本。”明楼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依然平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极慢的速度从水面下浮上来的气泡，带着沉甸甸的重量，“情报处最近截获的军统密电密集程度远超往常，破译率也在提高。汪曼春之前申请调阅特高课监听设备被拒，但军统密电依然在被截获——这意味着她有了另一套监听手段。而军统密电属于加密层级极高的通讯，没有密码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译到这种程度。如果松本给了汪曼春一份从重庆叛逃到汪伪的人手里缴获的密码本，或者是从某种渠道拿到的军统密码片段，那汪曼春手里现在掌握的情报可能已经远超我们想象。”
“那份密码本她知道多少？有没有可能已经被她破译到能锁定代号的对应身份？”郑耀先的问题问得很直接。
“目前不确定。但有一个迹象值得注意——汪曼春过去一周没有再申请过特高课的任何监听设备，也没有再通过任何渠道向山本要技术支援。她安静得不太正常。一个一直在追查内鬼的情报处长，在被拒绝之后突然不追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她放弃了，要么她已经不需要山本了。”明楼说。
“她不是不需要山本。她是不敢让山本知道她手里有松本给的密码本。如果山本知道她在用松本的情报资源绕过特高课监听系统，山本会第一时间向松本抗议，而松本为了避免和山本正面冲突，很可能会撤回给汪曼春的支持。汪曼春现在走的是一根钢丝——她要利用松本给的资源查出内鬼，同时不能让山本知道她脚底下踩的是松本的桥。”郑耀先说。
明楼坐回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天色几乎全黑了，只有远处虹口方向的探照灯依然在准时扫过天空。他抬起头来，目光直视郑耀先。
“你跟我说这些，是因为你需要我帮你把汪曼春的注意力从你身上引开。我可以做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是。不是因为我相信你——我到现在也不完全相信你。但我相信我们的敌人都是一样的。汪曼春的目标不止你，也包括我。松本的目标不止山本，也包括所有不绝对服从他的人。在这盘棋上，你和我都被放在了对面。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就是联手把这盘棋反过来下。”
明楼说到这里，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丝绒盒子。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银色的领带夹。领带夹上的图案是一只鹰，和山本办公室屏风上那只鹰一模一样。
“松本办公室的徽章——一枚鹰。这个图案只有松本直系的人能在公文上使用。这枚领带夹是一个叫伊藤的日本洋行经理在密谈时遗落在经济司会客室的。伊藤的洋行就是签收那二十箱物资的那家洋行。他是松本的直接手下，负责把海军截留的物资通过洋行进行洗白转售。这个领带夹就是物证。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它交出去——不是现在，现在交会打草惊蛇。等山本和松本之间矛盾再激化一步，我就会让人把它送到山本手里。到那时候，汪曼春的靠山就会变成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她自己也不一定能站得住脚。”明楼把丝绒盒子关上，放回抽屉里，“你有底牌，我也有。”
郑耀先从明楼的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明诚在大厅里等着他，送他到门口的时候压低声音说了一句：“郑副主任，明先生让我转告您——马国良安全转移之后，吴天良失去了人证。汪曼春如果想咬人，她最可能咬的下一个人是童虎。因为童虎是提货负责人，钥匙在他身上。您得提前给童虎做一个坚不可摧的不在场证明。”郑耀先拍了拍明诚的肩膀，说了声谢谢。
回到住处之后，郑耀先没有开灯。他把明楼给他的两张照片摊在桌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路灯光，又把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重新看了一遍。码头调度档案上那组被涂掉的编号，与松本办公室签发的公文上那组编号遥相呼应。明楼说得对——有了这份档案的照片，他就能向山本证明那二十箱物资从一开始就是被计划好要转移到海军手里的。山本可以把责任完全推给海军，而松本为了不刺激海军和特高课之间的裂缝过大，会选择牺牲汪曼春这颗棋子。
但汪曼春不会坐以待毙。如果她察觉到松本正在抛弃她，她最可能的反应是孤注一掷，在垮台之前把她已经查到的所有线索全部抛出，用自己最后的权力把包括郑耀先在内的所有嫌疑人一并端掉。她的孤注一掷将异常危险。
郑耀先把照片锁进铁盒里，走到窗前。万祥的黄包车已经停回了门槛旁边，车篷上的新补丁在月光下依然显眼。苏州河下游的方向，梁仲春和童虎应该已经把马国良安全转移到浦东了。横浜桥码头的冷风吹过河面，把河水拍岸的声音送进弄堂。郑耀先脑子里浮现出那包牛皮纸包着的东西被递到灰布长衫手里的画面——那是汪曼春通过吴天良送出去的东西，那东西的内容至今没有人知道。也许那是一个暗杀名单，也许那是一份代号清单，也许那是一封发给松本的告密信。无论它是什么，它现在都不在马国良手里了。它已经在码头接头之后流入了一个比海军仓库更难以追踪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许就是汪曼春最终摊牌时打开的那道暗门。